「捕食者」無人機的駕駛艙不僅是飛行員操控飛機的場所，而且是讓現代戰爭所需要的人員（程序員、飛行員、傳感器操作員、地面部隊等）與信息產生聯繫的節點。
從美國西部炎熱的沙漠中走出來，走進拖車裡幽暗的「捕食者」無人機控制室，你立刻就會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遠程戰場。顯示屏閃爍著微弱的光，各種設備的風扇發出「嗡嗡」聲。與飛機駕駛艙一樣，這間控制室裡也有兩個重要的座位，一個是指揮行動的飛行員座椅，另一個是負責觀察的傳感器操作員座椅。飛行員監視附近的友軍和敵軍動態，通過無線電、聊天室、電話等設備與外界聯絡；傳感器操作員負責控制「捕食者」無人機上的攝像頭，搜索並鎖定目標。控制室裡的第三個人是任務協調員，他坐在飛行員和傳感器操作員的後面，負責與作戰區域的地面部隊、情報分析人員和指揮鏈上的其他人員保持密切聯繫。
在開始執行任務之前，駐紮在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戰場裡的發射回收小組，負責將跟通勤飛機差不多大的無人機準備好。然後，他們就會通過全球網絡將控制權交給遠程小組。在自主駕駛儀駕駛無人機飛往戰場的同時，操控人員要做好執行任務的準備。「捕食者」的速度比較慢，飛行過程需要耗費好幾個小時。在這期間，遠程小組的很多工作與我們日常在辦公室裡的工作非常相似，比如註冊、登錄、設置屏幕和菜單等。
圖4–1 「捕食者」無人機的地面控制室。飛行員坐在左前方，傳感器操作員坐在他的右側。請注意LCD液晶顯示器的數量。還請注意，在控制小組左右兩側各有一塊白板，這是用來調配數據和行動的
圖片來源：布萊恩·W·瓊斯。
圖4–2 「捕食者」遙控無人機。注意觀察懸掛在機頭下方左側的感應球和機翼下方懸掛的「地獄火」導彈
圖片來源：美國空軍萊斯利·普拉特中校。
系統設置與檢查的工作量非常大。儘管這些工作從性質上看平淡無奇，卻可以在控制小組與無人機，以及他們準備觀察、參與的遠程戰場之間建立聯繫。在佈置工作場所、配備工具、調試顯示器、養成個人喜好的過程中，他們形成了一種沉浸感和存在感。他們會問：「誰在互聯網聊天室裡？戰場上的情況怎麼樣？網上有什麼？」
交接班的時間與任務的起始時間常常不吻合，因此來接班的控制小組會提前幾分鐘到來，觀察上一個控制小組的操作，瞭解任務的進展情況。在任務特別密集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推遲交接班的時間。一名曾任F–16戰鬥機飛行員的「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說：「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當我走進駕駛艙時，那裡已經有一個小組在執行任務了。」過去，他坐進戰鬥機駕駛艙之後，飛機才會從地面起飛，任務才正式開始。
「捕食者」無人機在關鍵時刻經常發生的計算機崩潰和鎖死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但各控制小組從困難中學到了應對之策：避免敲擊某些組合鍵，降低發送指令的速度，不能混淆相鄰的兩個按鍵。
即使是簡單任務，也需要分幾步完成。比如，僅僅是打開飛機的自主駕駛儀，就需要敲擊鍵盤20多次。一位操作人員說：「我們都在想，是不是工程師覺得我們太笨了？他們肯定認為我們是白癡，就喜歡不停地敲擊鍵盤、做傻事，所以他們才會把每一個環節都設計成分兩步完成。」
操作指南冗長難懂，意思模糊不清。有些重要內容被隱藏在系統的編碼之中，而操作指南中卻沒有提及。操作人員只能轉而求助於口口相傳的傳統方法，才讓系統正常運轉起來。操作人員掌握的所有技術都旨在讓該系統按照設計意圖完成相應的任務，不會越雷池半步。
「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要完成哪些「飛行」操作呢？在飛機起飛之後，控制權便立即交到飛行員的手中。飛機沿著GPS（全球定位系統）生成的航點自動飛行，飛行員的任務則是監控飛行。雖然是遠程連接，飛行員仍然可以通過操縱桿進行手動飛行。不過，由於缺少重力和轉彎的感覺，也感受不到引擎的聲音、震動和氣味，因此手動飛行是一個難度極大的挑戰。
「捕食者」的設計使遙控飛行的難度進一步加大。無論是賽斯納練習機還是戰鬥機，為飛機配平（將控制器設置在某個點位上，使飛機始終保持某個俯仰角和空速）都是一個最基本的操作。在操控配平後的飛機時，飛行員只需輕輕觸碰控制器。但是，要配平「捕食者」的控制器，使飛機保持平穩，卻需要通過顯示器——操縱桿——操縱按鈕的多步驟程序，整個過程非常繁複，而且極不自然。
更糟糕的是，操縱桿上按鈕的位置讓人難以適應。一直以來，美國空軍飛機的投彈按鈕都位於操縱桿的上部左側位置。但是，在「捕食者」無人機上，如果按下這個位置上的按鈕，就會關閉飛機的增穩系統，導致飛機發生翻轉並失去控制。
在發送指令到收到響應之間有一個1.8秒的時滯，這也使手動遙控飛行變得更加複雜。根據邏輯推理，人們可能會認為這個時滯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指令傳送要通過空間衛星完成，並且需要跨越半個地球的距離。不過，由於指令是以光速傳送的，因此所需時間僅約為半秒。剩餘的時滯是視頻壓縮工具、路由器以及處理數據的其他設備造成的。通信系統的設計目的是優化圖像質量，而不是加快響應速度。
飛行員可以控制無人機沿著某個方向飛行，並且保持航向，還可以通過操縱桿控制自主駕駛儀實現某些變化（與今天許多航班採用的電傳控制技術非常相似）。新款「捕食者」無人機增加了新功能，比如點選式留待模式（飛行員確定一個點，然後圍繞這個點畫一個圓圈，就可以讓無人機自動繞著該點飛行）。這個特色在快速安排無人機執行觀察任務時十分有用。
不過，在自主駕駛儀的控制下，「捕食者」無人機只能完成左右傾斜14度的飛行，轉彎速率受到限制。為了實現極端操作，飛行員有時需要控制飛機完成20度或30度的傾斜飛行，因此他們會切換到手動控制模式。傾斜角度的問題，與飛機本身關係不大，而是由負責把機載衛星天線向上豎起的伺服系統造成的。如果傾斜角度過大，飛機的信號鎖定就會失敗（在現代航班轉彎時，衛星電視信號同樣會中斷）。如果飛行員控制飛機完成的傾斜角度過大，有可能導致與無人機失去聯繫，在自主駕駛儀自行修正並再次獲得信號鎖定之前的幾秒鐘時間裡，他們無法得到任何圖像回饋，還會失去對無人機的控制權。
在公眾面前和自己的回憶錄中，「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往往會強調，在避讓惡劣天氣、障礙物或者其他飛機等特殊情況下，他們需要不斷地使用手動飛行技術。但是，空軍內部人士把無人機的操縱桿稱作「信心提振桿」，認為通過衛星鏈路手動操作捕食者是一種「愚蠢的行為」。美國空軍前參謀長邁克爾·萊恩說：「我們就不應該讓飛行員手動操控無人機。」萊恩認為，飛行員應該利用自主駕駛儀，沿著航點以更抽像的方式控制無人機。
與之不同的是，生成影像與視頻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但這項任務完全由傳感器操作員負責，而不是飛行員。這些傳感器操作員發現，他們需要使用與航空沒有任何關係的新技術，比如，他們根據即時溫度、環境和當日時間來校準攝像頭和紅外探測儀。他們與飛行員合作，讓飛機飛到最佳觀察點，然後調整焦距、增益係數和平衡攝像頭，以便建立一個「具有統計學顯著性的鏡頭」（也就是說，可以得到有價值的信息）。傳感器操作員把這項工作稱作「培養」強大的「視頻跟蹤系統」。在他們的眼中，視頻跟蹤系統「就像有生命的事物，需要定期照料」。而且他們認為，如能拍攝出高質量的視頻，是值得驕傲的。
成像系統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動化，可以自行完成這些調整工作。但是由於人類操作員更瞭解人類的環境，因此他們取得的效果常常優於計算機。比如，他們可以區分正在運行的引擎和未啟動的引擎，辨別人與牲畜，或者依據時間和沙漠熱浪做出相應調整。傳感器操作員可以根據從無線電和聊天室獲取的信息統籌處理所有數據和圖像。衛星鏈路的帶寬是有限資源，所以操作員可以放棄某些數據，把帶寬用來處理其他重要數據。在關鍵時刻，他們可以把資源向視頻內容傾斜，以獲取最佳成像效果。
由於漂浮在地面上方，居高臨下地觀察目標，因此「捕食者」無人機的傳感器操作員越來越「覺得自己變成了傳感器」。傳感器是指懸掛在機頭下方，由攝像頭、激光裝置和伺服系統構成的小圓球。飛行員和傳感器操作員坐在拖車裡，伸著脖子，還不停地變換身體姿勢，以便俯視或從不同側面觀看屏幕上的物體。在緊張的時候，他們有時會把自己的聲音壓得很低。事實上，就算他們大喊大叫，聲音也不會傳到他們正在觀察的遠程戰場。教練認為，這種存在感有助於傳感器操作員把注意力集中在畫面上，更關注觀察對象，迅速探測動態，並對異常情況做出快速反應。
戰鬥機飛行員承認，儘管他們真的駕駛飛機從戰場上空飛過，但他們的存在感不如無人機傳感器操作員強烈。由於多種因素（包括顯示器的大小，是否有其他人在場等）的綜合作用，無人機傳感器帶給他們的「身臨其境」的感覺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戰爭是國家支持的有組織、有傷亡的作戰活動，因此管理戰爭風險、應對道德困境必然會催生一些令人敬重的職業。如果人不親臨戰場，那麼這些職業的性質以及相關體驗的重要意義都會發生變化，還會引發公眾熱議。本章主要描述無人機的發展歷程，討論「捕食者」無人機的誕生過程、操作特點，並把那些見證、影響並且深度參與整個過程的遠程操作人員介紹給讀者。與遠程操作的深海探險者一樣，這些操作人員的經驗不僅來自機械本身，還來自各種社會關係。此外，飛機與飛行員的身份認同一起演變，都在為國家安全而不斷努力。這種情況與航空業非常相似。
美國空軍的「捕食者」和「死神」遙控飛機已經成為無人機的典型代表。「捕食者」無人機在結束試驗階段之後，截至2010年完成了100萬個小時的戰鬥飛行；截至2013年，這個數字又翻了一番。美國空軍投入了大量經費，購置了數百架「捕食者」無人機，用來執行60多次「戰鬥空中巡邏」任務（結果，有70多架「捕食者」無人機墜毀）。2012年，美國空軍安排更多的無人機操控人員接受初級資格培訓，其人數甚至比戰鬥機和轟炸機飛行員的總數還多。
每次戰鬥，空中巡邏任務需要4架無人機在目標上方進行24個小時連續不斷的巡邏。同時還需要150多人，因此遠達不到「無人」的標準。截至2009年，「捕食者」無人機的操作佔用了美國空軍全部人力資源的近4%，涉及的飛行員佔全體飛行員的比例超過9%。「捕食者」A型無人機於2011年停產，但是「捕食者」B型無人機（被稱為「死神」，裝甲更厚實，飛行速度與高度均增加了一倍，有效載荷更是A型無人機的10倍）被源源不斷地從生產線上生產出來。
「捕食者」無人機的機頭體積龐大，位於與普通飛機駕駛艙相對應的位置，機翼細長，向下傾斜的飛機尾部裝有一個推進式螺旋槳，這個獨特的外形已經成為矛盾不斷的機器人時代的典型形象。「捕食者」無人機可以切換到留待模式，悄無聲息、長時間地「隱身」於遠程戰場上空，通過紅外攝像頭密切關注戰場動態，然後發射精確瞄準的小型炸彈或者導彈。關於這項技術，人們的觀點大相逕庭。有人認為這是未來戰爭的前沿技術，還有人認為這是美國技術力量誤入歧途的象徵，預示著機器人自主監控時代即將到來。無論你站在哪個立場，「捕食者」無人機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焦點。
然而，儘管媒體長篇累牘地報道，不同意見和爭論甚囂塵上，但是對於「捕食者」無人機操控人員真正的職責、這項技術對他們的戰爭體驗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卻知之甚少。「捕食者」無人機經常被人們拿來與有人駕駛的戰鬥機和轟炸機進行對比，但它並不是簡單地模仿這些飛機，它的飛行員也不是普通飛行員的翻版。「捕食者」無人機走過一條不尋常的道路，在歷經曲折之後，終於演化成一種新型飛機，由專業人員操控，執行新任務。站在這些演變過程前列的引領者中有很多人都是「捕食者」無人機的使用者，包括操縱飛機從地面起飛的人、得到無人機支持的作戰人員和在戰爭中指揮這些無人機的軍官。
通過這些創新活動，「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有了深刻的親臨戰場感，儘管這種體驗是通過技術實現的。面對無人機戰爭是一種「看似冷靜的電腦遊戲式」戰爭的批評，一位操作人員說：「任天堂的玩家有一種超脫於遊戲之外的心態。而無人機是真實的，我擊斃的是真人，使用的是真實的武器，而且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捕食者」無人機接到任務後，不是由一名飛行員獨自操縱一架飛機孤零零地飛往任務地點，也不是由無人機自主地完成這項任務。事實上，「捕食者」無人機是全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不同地點，還有眾多相關聯的用戶和消費者正在操控無人機。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它代表戰爭中的一次革命；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它就是軍火庫中的一件新式武器；還有一些人則認為它越過了道德底線，成為一件令人不安的遠程殺人利器。但是，「捕食者」無人機絕不是一個自主型系統，它無法自主地做出決策，它的操控也離不開人。
幾十年以來，無人機一直是美國軍事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航空發展史的每個階段，都會有一些遠見卓識者，認為無人機是不可避免的前進性演變。不過，用歷史學家托馬斯·艾哈德的話來說，直到世紀之交，無人機仍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系統，被鎖在一個似乎永不停止、默默無聞的循環圈裡」。要瞭解「捕食者」無人機，我們必須先瞭解那個默默無聞的循環圈，以及從這個循環圈破繭而出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無人機的歷史要追溯至航空業剛剛起步的時候。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軍方就已經展開這方面的實驗了。1936年，為了把美國飛機與綽號為「蜂后」的英國飛機區分開，美國空軍少校德爾瑪·法爾尼自創了「drone」（無人機）這個表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開展了無數次實驗，製造出各種各樣的無人駕駛飛機和導彈，有的堪稱傑出發明，有的則是失敗之作。
1944年6月，D日[1]剛剛過去，德軍就把他們研發的V–1型飛行炸彈投在了戰場上。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們把將近10 000枚炸彈投到了倫敦，其中約23%的炸彈擊中目標，奪走了6 000多人的生命。用今天的技術術語來說，V–1型飛行炸彈幾乎沒有「智能性」，但是基本的自動化裝置和反饋電路卻可以讓炸彈保持在固定高度上平直飛行。德軍沒想到的是，這些自動化裝置的操作過於精確，炸彈沿著筆直的路線飛行，很容易被新式雷達和電子計算機捕捉到。不過，這些炸彈還是賺取了「自動導航導彈」的名聲。
毫無疑問，受到攻擊的人肯定認為攻擊自己的是一種目的明確的、邪惡的智能性導彈。這種感覺沒有錯，但智能性並非源自那些自動操作，而是來自製造這些炸彈的德國工程師，以及下令攻擊平民的德國軍隊領導人。V–2型彈道導彈是V–1型飛行炸彈的「同胞兄弟」，體型更大，造價更高，也是一種「自動導航導彈」。V–2型彈道導彈的問世，激起了火箭與無人機之間的技術對抗，並對隨後幾十年的技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戰後，美國軍方全身心地投入到制導導彈的研發之中。1945年，因為描繪未來50年的技術發展藍線圖而在美國空軍界享有盛名的「新視野」（New Horizons）報告，用了一個章節的篇幅討論「無人裝置」。第二年，美國軍方就把包括「天獅星」導彈在內的近50個制導導彈項目列入了計劃。「天獅星」是由火箭發射、噴氣動力、無線電制導的巡航導彈，攜帶一枚大小與重量都相當於一架戰鬥機的核彈頭。現在，這種導彈已經被人們遺忘了。當時的研究計劃還包括「鬥牛士」和「納瓦霍」巡航導彈，但這兩個耗資巨大的項目最後都以失敗告終。試圖將有人駕駛轟炸機改造成無人駕駛作戰平台的努力，最終收效甚微。
20世紀50年代盛行的「制導導彈」一詞提醒我們，無論「捕食者」無人機是軍事機器人技術發展到哪個階段的產物，在我們這個世界，人們早就將某種形式的自動制導技術應用到武器研發之中了。制導系統使導彈在自動控制方面達到了不亞於同時代所有機器的水平。儘管受限於預設的彈道，但是制導導彈可以從周圍環境中獲取大量回饋信息，並應用到控制鏈路中。例如，它在空中飛行的短暫過程中通過觀察恆星的位置精確調整制導系統，來準確命中目標。
我們肯定在其他地方見過這樣的說法，在前數碼時代，人們可以利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技術，讓無人駕駛飛機的自動化和自主性超過現在的無人機。與這些早期系統相比，「捕食者」無人機上的人類控制成分更多一些。
從技術方面看，無人機受到有人駕駛飛機和制導導彈（尤其是洲際核導彈）的夾擊。後兩者都是任務明晰的平台，公眾形象好，有確定的支持者。隨著衛星在監控方面的應用，無人機又迎來了一個新的競爭對手。
20世紀60年代，蘇聯擊落了弗朗西斯·加裡·鮑爾斯（Francis Gary Powers）駕駛的U–2間諜飛機。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人的反應不是製造無人機，而是選擇用更成熟的技術研發出飛得更快、更高的有人駕駛飛機（外形奇特的3馬赫SR–71間諜飛機），並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衛星偵察領域。同時期，美國還投入了大量經費，研發從SR–71飛機發射的超聲速無人機。但是，在執行了4次作戰飛行之後，由於故障頻發、成本超高，再加上衛星傳回來的影像效果更好，因此這項計劃被取消了。當然，今天的衛星其實也是由自動化裝置與地面控制台共同操控的。
20世紀末，無人機終於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定位——充當火炮瞄準訓練的可回收無人駕駛靶機。這些靶機要麼是定制的小型飛機，要麼是由計算機和制導系統取代人類駕駛員的無人機。比如，「萊恩–火蜂」無人機（該飛機的製造商也是查爾斯·林德伯格的「聖路易斯精神」號飛機的製造者）可以按照預定路線飛行，然後用降落傘回收。「火蜂」無人機在1971年之前完成了4 000多次飛行任務，由此積累的豐富經驗幫助人們發現了無人機在戰鬥中的更多應用。
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閃電蟲」無人機可以從C–130運輸機發射，是由「火蜂」無人機衍生的偵察飛機。大多數無人機都是假目標或者電子干擾發射機。有的可以記錄數據，特別是防空雷達發射的電磁波。大多數無人機需要沿著預定的航線飛行，有的則可以由發射飛機上的飛行員遠程操控並實時回收數據。1964~1974年，美國實施了3 000多次針對越南等國的飛行任務，共損失578架飛機。2003年，還有為數不多的無人機前往伊拉克執行飛行任務。儘管飛行記錄比較豐富，但是這些飛機仍然操作不便、易損毀，而且起飛和控制都需要借助專門的支持飛機。
針對人們在無人機應用方面猶豫不決的態度，有人把責任歸咎於飛行員，認為他們擔心自己的工作被精準的自動化裝置搶走，因而採取了抵制態度。但是，專家學者們沒有發現證明存在這種「白圍巾綜合征」（飛行員因不願放棄英雄形象而採取的傳統抵制行為）的證據。如果這種現象真的存在，那麼在飛行員佔據重要地位的空軍內部，抵制的力度應該是最大的。但事實上，有記錄表明，飛行員們不斷採取措施，積極嘗試研發、使用無人機。不過，飛行員都深愛他們的飛機，捨不得離開飛機，而無人駕駛飛機缺少有激情的支持者。「只有因機械上取得的成就而滋生的模糊的新奇感，以及減少傷亡的前景，起到了一些推動作用。」
無人機的發展還遇到了其他障礙。站在經濟角度，人們在銷售無人機時一般是以有人駕駛飛機作為比較對象的，但是如果降低無人機的成本，就難以保證它具有與有人駕駛飛機相當的性能。無人機的任務常常並不明確。條約（尤其是旨在限制核武器的《中程核力量條約》）的限制規定並不區分技術上的微妙差異，寬泛定義的巡航導彈將無人駕駛飛機也囊括其中，這對無人機的合法使用產生了一定的限製作用。
技術局限性也是一種阻礙。在GPS於20世紀80年代問世之前，無人駕駛飛機的導航幾乎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難題；導彈與無人機所依賴的慣性測量系統體重過大，不適用於小型飛機。數據傳輸器十分笨重，而且能力有限，並不可靠。此外，機載計算設備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無人駕駛飛機自始至終都要與資金支持力度更大的成熟系統（尤其是飛機與衛星）展開競爭，這可能是無人機面臨的最大困難。這些系統都已經有了完備的人力、物力支持體系。對無人駕駛飛機有益的所有技術進步（計算、導航、電子控制武器等），對那些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為人們熟知的系統幾乎同樣有效。
由於技術上不夠成熟，還要面對其他技術的競爭，因此無人駕駛飛機的發展一直處於落後地位。
在這些代價巨大的失敗之作、技術方面的重重限制，以及難以推廣的冷門應用的背景之下，「捕食者」無人機終於艱難地問世了。艾哈德說：「它的問世充滿了難以想像的偶然性。」「捕食者」無人機的研發遠稱不上是一種顛覆性突破，也不是顯而易見的線性演化，而是一種斷斷續續的演變過程。今天，這個獨特的問世過程又對操作人員的身份認同與體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捕食者」項目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特殊計劃。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啟動該計劃的目的是，建造一種可以用作巡航導彈的長航時偵察車。一家名叫「領先系統有限公司」（LSI）的小型公司，在其創始人、以色列天才設計師亞伯拉罕·卡裡姆的指導下，製造出樣機——「琥珀」無人機。20世紀80年代末，「琥珀」無人機第一次升空，為它提供動力的是一台用於雪地機動車和娛樂型飛機的小型活塞式發動機。1988年，「琥珀」無人機創造了無人駕駛飛機的一項紀錄——空中停留時間超過38個小時。
1987年，由於面臨效率低下、重複研究和無人駕駛程序故障等問題，美國國會下令合併多個相關研究項目。於是，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將「琥珀」無人機研發計劃移交給美國海軍，而後者立刻取消了這項計劃。領先系統有限公司破產，於1991年被通用原子公司收購。後者在航空領域幾乎沒有任何經驗，於是他們聘請了卡裡姆和他的大部分工程技術人員。在卡裡姆的帶領下，通用原子公司繼續推進領先系統有限公司的項目，研發「琥珀」無人機的衍生產品——GNAT–750。
今天，作為「捕食者」無人機的發明者，卡裡姆和他的團隊在新聞界享有盛名。的確，他們製造的飛機機身非常輕，續航時間長，而且質量比競爭對手的更結實。在最近接受採訪時，卡裡姆說：「我希望無人機在安全性、可靠性和性能等方面可以與有人駕駛飛機相媲美。」但是，卡裡姆和他的團隊成員都是飛機設計師，他們從未想過他們設計的飛機會成為一個更大型的人機交互系統的組成部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1993年，通用原子公司向土耳其出售了幾架GNAT–750無人機。隨著巴爾幹半島的衝突逐漸升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需要使用長航時無人機監視塞爾維亞境內的目標。不久後，這些GNAT–750無人機就飛到了波斯尼亞的上空。飛行員來自各個軍種，但陸航直升機飛行員佔其中的大多數。他們在阿爾巴尼亞操控這些飛機，通過中繼衛星將視頻資料傳送到美國。在巴爾幹半島進入冬季後，這些飛機就無法繼續執行任務了，於是飛行員們悄悄地整理行裝，回國等待天氣轉好。由於結冰問題久久無法解決，再加上地面火災和事故導致兩架飛機損毀，這項任務因此終止。
由於美國軍方缺少「戰術偵察」（近距離觀察地面部隊動態）的資源，GNAT無人機引起了美國駐歐洲空軍司令約翰·傑普將軍的注意。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國軍隊難以定位並摧毀飛毛腿導彈發射架的問題，凸顯了追蹤移動目標的必要性。有了GNAT無人機後，傑普將軍就可以通過實時視頻回饋監視敵軍武器的調動情況，協助實施搜救工作，還可以監督人道主義行動的實施（其中一次行動是為教皇保羅二世1997年訪問波斯尼亞的活動保駕護航）。儘管GNAT無人機也發生過故障和墜毀事故，但不間斷的「持續偵察」能力仍然讓它聲名鵲起。
通用原子公司增大了GNAT–750無人機的體型，並對它進行了升級，增加了一條衛星鏈路，使其具備了遠程操控的性能。1994年，通用原子公司把「GNAT」這個暱稱改為充滿殺氣的「捕食者」。由於該機型並沒有配備武器，因此這個名字有點兒出人意料。最初的機型不能離開地面站的視線範圍（約192千米），但是加裝了衛星鏈路之後，它的飛行範圍可延伸至衛星應答器覆蓋地區的每一個角落（半徑約為640千米）。
「捕食者」無人機用它標誌性的碩大機頭裝載衛星天線，機頭下方的圓形外罩裡裝有頗具特色的傳感器攝像頭和其他傳感設備。新研發的GPS讓「捕食者」無人機如虎添翼。（早期的無人駕駛飛機由於缺乏精確定位的能力而舉步維艱，「捕食者」無人機成為第一批使用GPS的作戰無人機。）此外，「捕食者」無人機還可以在傳統飛機跑道上起降，而且不需要專門的支持飛機，這是它的前輩們無法比擬的。
在隨後的試飛與演習中，「捕食者」無人機都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1995年，「捕食者」無人機在匈牙利完成了它的第一次戰鬥任務——飛越科索沃上空。由於飛行速度較慢，僅抵達目標區域就耗費了8個小時的時間。但是，等到身在匈牙利的操作員從無人機上下載的實時視頻飛越大西洋、源源不斷地傳送至美國五角大樓辦公室後，開始感受到視頻回饋的好處且食髓知味的將軍們紛紛給「捕食者」控制小組打來電話。小組成員驚奇莫名，他們把這個現象稱為「『捕食者』引發的關注熱潮」。
1996年，這種從空中監視敵軍的新技術引起了美國國防部部長威廉·佩裡的關注，他正式將「捕食者」計劃交給美國空軍。此後，為了將這個研發計劃轉化為正式的採購行動，美國空軍開始了一系列進展緩慢、單調乏味的工作。1998年，由於缺乏程序和文件的支持，美國空軍又將這個計劃轉交給其內部的一個叫作「Big Safari」的機構。
通常情況下，這個秘密組織通過商業途徑購置一些尖端部件，然後悄悄地組裝成可以執行獨特任務的新設備，而且建造的系統平台數量通常比較少。Big Safari機構以創新聞名，但在起草文件這種官場技能方面表現平平。
Big Safari機構將這項計劃標準化，導致與通用原子公司的工程師們頻頻發生衝突。這些工程師自視為顛覆性創新者，不願意理睬軍方官僚們的各種要求。通用原子公司研發「捕食者」無人機所用的經費大多是內部籌集的資金，因此工程師們不願意將研究資料交由政府部門實現標準化。儘管有些工程師也是飛行員，但他們大多來自通用航空領域，只在週末駕駛一下小型飛機，而不是那些需要與大型系統展開密切合作的軍方飛機。
通用原子公司的工程師們並不認同美國空軍飛行員和計劃管理人員所強調的文件證明、可預測性和一致性等原則，因此他們之間矛盾不斷。Big Safari機構的領導人威廉·格賴姆斯說：「通用原子公司希望悄悄進入這個領域，在不讓任何人知道的情況下，僅憑一己之力就讓這個領域發生某種變化。但是，在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們）終於明白這個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2000年，「捕食者」無人機的「基本機型」終於面世了。它擁有功能更強大的引擎和可以在敵占區空域與友軍飛機通信的無線電設備，據稱可以為美國空軍的作戰行動隨時執行持續偵察的任務。
為了降低「琥珀」、「GNAT」和「捕食者」無人機的造價，使其結構更簡單、重量更輕，卡裡姆和他的團隊想出了諸多妙招，但令他們想不到的是，這些捷徑大大增加了飛機的操控難度。細細長長的機翼使飛機難以在大風天降落，而且對冰凍天氣十分敏感。飛機上的系統無法給出確切的機載燃油的剩餘數量，只能通過監測燃料流量表給出不準確的數據。由於沒有任何指示說明飛機是停在地面問題還是已經升空，這常常讓操作人員摸不清情況。許多其他問題也讓人為之頭疼多年。
造成這些麻煩的主要原因不是工程結構的設計過於草率，而是機器的定位在不斷發生演化。卡裡姆和他的工程師們最關注的問題就是設計一架自主型飛機。研發工程師們醉心於飛機外殼的改造，而卡裡姆等人關注的則是減輕重量、增強續航能力、提高可靠性，但對於如何滿足用戶需要或者融入更大的網絡等問題卻興趣不大。
因為重視無人機的自主性，所以他們削弱了地面控制台的作用。他們認為，對於一架應該自主工作的飛機而言，設計一個花裡胡哨的操作界面沒有任何意義。事實上，他們認為，人類輸入的數據越少，無人機的可靠性就越高。此外，建造一個可以自行工作的自治系統，與建造一個必須依靠人類才能工作的系統相比，前者似乎是一個更簡單、更容易完成的任務。
從「琥珀」無人機到「捕食者」無人機，在這個過程中基本保持不變的地面控制台，卻因為這架樣機的特點而吃盡苦頭。「捕食者」操作員使用的用戶界面是工程師針對自身特點設計的。例如，重要的飛行數據大多僅以數字的形式顯示在屏幕上，而沒有採用刻度盤或飛行員熟悉的其他形式。儘管飛行員可以使用傳統的操縱桿，但主要的互動工具是鍵盤和鼠標（或跟蹤器），還有一個多達五級的複雜菜單系統。如果在錯誤的時間敲擊錯誤的鍵，就很有可能導致軟件鎖死或者引擎熄火。
Big Safari機構用比較小的代價，很快將樣機研發成一個可以列裝部隊的系統，但直到很多年之後，「捕食者」無人機才真正被美國空軍與後勤保障系統接受。「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指南長達1 500多頁，其中還遺漏了一些關鍵信息。適合飛行員閱讀的標準清單包含198張索引卡。
美國空軍需要為操作「捕食者」無人機尋找合適的飛行員來源。1995年，美國空軍重新激活了一個處於休眠狀態的機構——第11偵察中隊（該中隊曾經在越南操縱無人機完成偵察任務，直到20世紀70年代任務終結），在一名有等級的飛行員（「有等級」是美國空軍的行話，指有資質的機組人員，包括飛行員和導航員等專業人員）率領下，學習操作「捕食者」無人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11偵察中隊的駐紮地是內華達州的內利斯空軍基地，它在美國空軍的地位就相當於美國海軍戰鬥機武器學校在美國海軍中的地位。
與那裡的精英飛行員不同，第11偵察中隊大多是「捕食者」無人機的空中加油機和運輸機飛行員。他們孤零零地躲在沙漠裡，感覺自己被飛行員的圈子遺棄了。在接受任務之前，很多人甚至根本沒聽說過「捕食者」無人機。他們沒有從通用原子公司那裡拿到使用手冊、說明書或者操作指南，而且他們發現為他們做培訓的陸航直升機飛行員，也是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學會操控這套系統的。
由於缺少正式文件和程序說明，整個中隊陷入了一片混亂，進而導致士氣低迷。第11偵察中隊的成員在拉斯韋加斯城外基地的入口處張貼了一張「被拋棄者隔離區」的標語。
非武裝戰術監視與偵察任務在美國空軍內部的地位本來就不高，「捕食者」的無人駕駛飛機這個身份使他們的社會威望更低。「捕食者」無人機仍然像一個玩具。第11偵察中隊的大多數飛行員最大的願望就是這個任期早點兒結束，以便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之前駕駛的飛機上。空軍只能誘之以利，比如許諾為他們的下一個任期安排滿意的工作，以此哄騙他們操控「捕食者」無人機。即便如此，許多飛行員寧願終止職業生涯，離開空軍，也不願意操控「無人駕駛飛機」。同意操控「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後來去擔任有人駕駛飛機飛行員的寥寥無幾。
人員安排問題最終演變成角色與身份的矛盾，以及飛行體驗模式衝突的問題。「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是否會繼承美國空軍以技術、勇敢和指揮聞名的高貴傳統呢？他們是不是躲在一個偏僻的位置，坐在舒適的椅子上，眼睛盯著計算機，點擊按鈕，換言之，他們承擔的是不是系統監控員的工作呢？
這些不僅僅是心理問題，它們對飛行員的職業發展和工資收入有實質性影響。「捕食者」控制小組成員的培訓和職業標準拖延了幾年時間才被制定出來，這是因為在這些人員應該被定義為「機組人員」還是「空中載具操作人員」的問題上，人們的意見無法統一。在美國空軍，機組人員指的是飛行員，可以拿飛行津貼，戰時甚至可以拿到更多的津貼，而「空中載具操作人員」則不享受這樣的待遇。在軍隊的社會結構中，在前線作戰的「真正」的戰士，與成千上萬的支持人員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捕食者」無人機為軍隊新增了遠程作戰的戰士，從而減少了這種涇渭分明的區別。
飛行員把軍用飛機的計算機化和技術變革看作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事實上，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王牌飛行員」這個形象被創造出來並得到大肆宣傳，他們的工作就沒有安穩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自主駕駛儀、計算機控制投彈瞄準器和無線導航應運而生。在20世紀50年代，噴氣式飛機催生了大量發明，偏航阻尼器、增穩系統以及戰鬥機截擊地面控制台等電子元器件，把飛行員的任務分派給了其他人員和機器。20世紀70年代，F–15戰鬥機的高端雷達和數字計算機把飛行員從操縱桿控制人員轉變為認知信息處理人員。如果F–15戰鬥機的飛行員可憑肉眼看到敵軍飛機，這只能說明他與敵軍的距離太近了，而且這是一場異常危險的戰鬥。
在1991年兩伊戰爭中，F–117隱身攻擊機的飛行員因為對重兵防守的巴格達實施了空襲而被奉為英雄。事實上，在這些轟炸航路中，F–117隱身攻擊機的飛行員們選擇了自動飛行模式，由計算機控制飛機按照事先設計的航線飛行，以躲避敵軍雷達的探測，而飛行員的主要任務則是監視飛行時間和航徑。他們緊緊地盯著顯示屏，通過虛擬鼠標點擊電子圖像，讓激光瞄準器瞄準目標。從認知角度來看，這些任務與後來「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所完成的任務非常相似，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就在於F–117隱身攻擊機飛行員身在駕駛艙中。
早些年，「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有三個來源。這些飛行員絕大多數都受過飛行員本科訓練，有的飛行員畢業之後飛過其他機型，有的飛行員則直接開始操縱「捕食者」無人機。「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也有可能來自從事其他空勤工作的人員，例如導航員、電子戰軍官或武器系統軍官（陸軍和海軍陸戰隊都安排士兵操控「捕食者」無人機。他們的「捕食者」無人機在其他方面與空軍一樣，除了自動化程度略高）。沒有定級的飛行員則需要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為其評定民用航空飛機飛行員等級，主要目的是讓他們可以在靠近民用空域的美國本土操控「捕食者」無人機。
當然，這三種不同的來源也決定了他們的駕駛技術水平與態度有所不同。評定過等級的飛行員可能對航空文化和程序都非常熟悉。此外，依據所接受飛行訓練的等級水平，他們還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一些手動飛行的技術。但是，他們也可能因為自己操控的是無人機而感到內心憤憤不平，渴望回到「真正」的駕駛艙中。
以一位典型的飛行員為例（我們姑且稱他「約翰」）。約翰曾經是F–16戰鬥機的飛行員，但出於身體原因停飛了。要想繼續擔任飛行員，操控「捕食者」無人機是他唯一的選擇，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被問及訓練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是什麼時，約翰明確地答道（許多民航飛行員也有同樣的感覺）：「是人機交互的界面……我感覺自己就像重新開始學習飛行一樣。」
在這個階段，許多「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對自己的工作並無熱情，他們仍然希望可以回到以前的飛機上。遙控駕駛肯定不會給他們帶來從戰場上空飛掠而過的那種刺激感，也不會帶來很高的社會聲望。
一些最成功的「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之前都是有等級的非飛行軍官。被調去操控無人機之後，他們可以擁有飛機的控制權，而在非飛行員的傳統崗位上，他們永遠無法得到這個權力。這些「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可能飛行經驗不足，對飛機的熟悉程度不高，但由於他們的飛行體驗沒有比較對象，因此他們可能會更好地適應這種不尋常的遙控駕駛飛機體驗。
機組人員身份的不穩定性反映出「捕食者」無人機的身份也不穩定。「捕食者」無人機是作為ISR系統（美國空軍術語，意思是「情報、監視和偵察」）來構思設計的，這意味著它的操作與間諜飛機相似，需要拍攝航空相片。的確，U–2間諜飛機就是效仿了捕食者的數據處理方法，把拍攝到的照片和雷達影像傳送至基地進行數據分析，再將分析報告轉化成適合情報工作的形式。
但是，「捕食者」無人機與傳統的偵察機有一個明顯區別。傳統偵察機是通過靜止圖像觀察目標，包括建築物、建築場地和部隊的集結等。與之不同的是，「捕食者」無人機拍攝的視頻可以動態地展現人類的行為。
「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發現，他們駕駛無人機跟在卡車後面穿過擁擠的街道，那些毫無戒心的卡車駕駛員就有可能把他們帶到藏匿武器或者人員的地方。他們圈出一些建築物，然後密切監視進進出出的那些人。他們認真地觀察戰鬥中的部隊，並實時採取支援行動。
處理偵察照片的傳統社會結構不能滿足實時解讀和儲存信息以備後期分析的需要。一位早期的「捕食者」飛行員發現情報分析人員把視頻畫面打印成2厘米×2.5厘米的照片時不由得大吃一驚。儘管情報人員的做法是航空偵察的標準程序，但在這位飛行員看來，該數據最核心的意義就是其動態特徵。
在「捕食者」無人機剛被允許使用的時候，美國國防部不同意它們直接接入保密網。因此，操作人員建立了一個獨立的「任務操作單元」（其實就是在「捕食者」無人機拖車的外面搭建了一個帳篷），用來接收並對視頻內容進行數字化處理，然後接入安全網絡，傳輸給情報分析人員（但這會大大降低視頻的質量）。
在被部署到巴爾幹半島後，不僅是這些視頻內容，連整個「捕食者」無人機系統都要通過一個「空中網閘」與全球網絡分開。目標坐標通過軟盤傳送至控制室，或者由一些穿運動鞋的人走進去報出讀數。在接收端，觀看視頻的人看到的是支離破碎的內容，幾乎不可能向無人機及其傳感器做出回饋和發送指令信息。同樣，飛行員和傳感器操作員也不知道自己在整個偵察活動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在這種早期結構中，為了與前線飛機建立通信聯繫，「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只能通過一系列語音中繼，費力地報出目標坐標或者對目標進行口頭描述。傑普將軍嘲笑地說這是「聾子之間的對話」。
「捕食者」無人機操作人員必須克服無人機早期身份認同的各種後遺症，改變無人機的形象。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不是無人機駕駛方面的創新，而是無人機融入全球軍事體系這個事實。
最早的創新是在無人機的機身上添加新硬件。巴爾幹半島的所見所聞給傑普將軍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回國擔任空軍空中作戰司令後，他便開始推動「捕食者」無人機的改良工作。
「捕食者」起初的傳感器裡有三個攝像頭，可以發現並非常細緻地觀察目標，但是，機組人員必須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讓畫面保持靜止不動。通過某種方法，機組人員可以從影像中提取地圖坐標，但得到的數字可能有多達800米的誤差。在操控十字準線「飛行」幾個小時之後，傳感器操作員就會感到腰酸背疼，需要休息一會兒才行。
「捕食者」無人機還具有我們在「傑森」機器人身上發現的那個微妙優勢。與載人系統相比，「捕食者」無人機不需要載人級別的安全認證，因此改造和擴建工作耗時少、成本低。1999年，根據傑普將軍的命令，Big Safari機構和通用原子技術公司用了幾周時間，為「捕食者」安裝了一個最先進的傳感器，裡面的光學儀器性能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新的傳感器可以結合無人機的導航數據，使攝像頭自動鎖定一組地面坐標，即使在無人機運動、轉向時也不會跟丟目標。計算機追蹤模式可以將一幅圖像鎖定在屏幕中心位置，然後將準確的地圖坐標發送給其他飛機。由於傳感器操作員每次當班的時間比以前長，因此他們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術，通過微調敏感的多功能攝像頭，在多變的條件下捕捉到理想的畫面。
新式傳感器還有兩個激光頭。其中一個激光頭可以照亮目標，確定與目標之間的距離，從而在系統從影像中提取地圖坐標時使其精度提高一倍。它還可以制導武器，例如制導另一架飛機投放的炸彈。另一個激光頭可以向感興趣的目標「閃光」，從而與地面的友軍部隊建立通信聯繫，讓戴紅外眼鏡的地面部隊可以精確地發現「捕食者」無人機「盯住」的物體。「捕食者」操作人員還可以通過另外一些創新舉措，將視頻資料直接傳送至其他飛機或地面部隊的移動顯示器上，也可以通過無線電鏈路同他們直接交談。
進入新世紀之後，無人機的發展歷程同本·拉登的命運，以及美國的新型戰爭交織在一起。1998年，本·拉登的恐怖組織襲擊了美國駐非洲大使館，美國為了反擊而實施的一系列巡航導彈打擊都未能擊斃本·拉登。這件事引起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注，他們開始追蹤本·拉登的行蹤，為將來對其發動突然襲擊做準備。
「捕食者」無人機似乎是秘密觀察本·拉登在阿富汗的訓練基地的理想工具，但是「捕食者」無人機的巨大天線，以及與飛機一起前往匈牙利的影像分析小組肯定會引起敵方的注意，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因此，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國空軍做出了將「捕食者」無人機控制小組「化整為零」的決定。
一個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空軍和承包商人員組成的小隊，攜帶「捕食者」無人機，在烏茲別克斯坦開了一家商店。他們將操控飛機從當地起飛，在飛往目的地的路上將「捕食者」無人機的通信頻道切換至衛星鏈路，使位於德國拉姆斯泰因美國空軍基地的另一個地面站也可以控制這架飛機。在擁有控制權之後，機組人員就可以操控飛機，指揮傳感器，接入加密通信網，同位於弗吉尼亞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直接交換視頻和進行語音通信。
從2000年夏天開始，「捕食者」無人機飛到了阿富汗的上空。2000年9月27日，在第7次飛行過程中，他們發現了一個穿白袍的高個子男人，還有一些身高不及他的人圍在周圍，應該是警衛或者隨從。這個人就是本·拉登（後來，視頻資料分析表明，「捕食者」無人機實際上在一個月之前就已經發現本·拉登了）。儘管本·拉登自稱對美國開戰，儘管美國軍方前期有過擊斃本·拉登的努力，但這一次美軍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同一年，約翰·傑普接任了美國空軍空中作戰司令一職。他對於「捕食者」無人機在科索沃只能眼看著事態發展卻無法採取行動的往事仍然耿耿於懷，因此下令Big Safari組織為「捕食者」無人機裝備武器。這道命令從根本上改變了「捕食者」無人機的特點。
工程師們最終選擇了陸軍的「海爾法」機載反坦克導彈，這是因為這款導彈最初是為直升機打擊坦克設計的，體型很小，可以懸掛在「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翼下方，而且不會對飛機造成太大的影響。這些45千克重的超聲速導彈（本身就是由人操控瞄準的無人駕駛飛行器）可以在激光指示器的引導下，以非常高的精度瞄準目標，然後引爆一枚不大（4.5千克）但是致命的彈頭。2001年2月，人們第一次嘗試用「捕食者」無人機發射「海爾法」機載反坦克導彈，相關設計改進工作一直持續到年底。
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前，美軍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擔心這種遠程觸發「捕食者」無人機發射導彈，奪取他人生命的做法不道德，甚至違法。於是工程師們一度在「捕食者」操控台上安裝了一個紅色的遙控開關，由指定的中央情報局人員而不是空軍飛行員，根據特定的合法授權打開開關（但是，這個遙控開關從未發揮作用）。2001年夏，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不使用武裝型「捕食者」無人機追蹤本·拉登。
而且，他們認為不通知德國政府就在該國執行這種戰鬥任務，將會在政治上、法律上引發麻煩。為了克服這個制約因素，Big Safari組織的工程師們通過跨大西洋光纖電纜，增加了「捕食者」無人機地面控制站與衛星上行鏈路之間的有效距離。現在，通過「遠程分工」操作，操作人員在美國境內就可以完成所有工作。這個辦法至少消除了一部分政治影響。「捕食者」的最終配置是調動了一系列技術潛能和社會關係之後取得的成果。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到了恐怖襲擊。此時，激光發射器、導彈和遠程分工剛剛形成合力，幫助「捕食者」無人機跌跌撞撞地走過了「懵懂的青春期」。
「捕食者」無人機被迅速部署到中東地區。2001年9月15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支著陸與回收小分隊來到烏茲別克斯坦境內，與阿富汗邊境線比較接近的一個地方。9月18日，一架武裝型「捕食者」無人機率先進入阿富汗的空域。10月7日，在美國對塔利班實施空中打擊的第一個晚上，一架武裝型「捕食者」無人機在戰鬥中發射了第一枚導彈，目標是美國軍方認為塔利班領導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可能藏身的一些建築物。不過，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空軍都不清楚如何操控這種全球分佈式武器，導致這次作戰行動出了差錯，奧馬爾則乘機逃之夭夭。
不過，「捕食者」無人機拍攝的視頻再一次被證明具有令人著迷的魔力。這一次，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成了它的熱心觀眾之一。在隨後不久發生於阿富汗境內的戰爭，以及後來在伊拉克境內發生的戰爭，都證明了「捕食者」無人機有能力為美國地面部隊提供支持。從此以後，人們再也不能把這套系統只看作一個實驗項目了，它的後續升級必須由參戰部隊和「捕食者」無人機研發團隊完成。整個研發團隊在操控節奏不斷加快、影像需求不斷增長的壓力下只好馬力全開，把升級工作做到極致。
激光發射器、導彈和遠程分工把「捕食者」無人機從「左顧右盼的眼睛」變成了全球性武器，對它的機組人員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再也不是只能看著飛機按照預定航線盲目飛行的操作人員，而成了可以衝鋒陷陣、英勇殺敵的「戰士」。由於軍隊在戰時非常看重參戰經歷，可以使用「戰士」這個詞，說明他們的地位提升了。但是，這些變化也讓他們的職業認同變得更加複雜。在操作時，他們不僅要進入有空調、不見光的拖車裡，還要離戰場遠遠的，這與人們普遍認可的戰場英雄的概念不太吻合。
隨著任務從戰場觀察轉變為打擊敵人，他們的專業水準也得到了提升。對於這個變化，這些身份複雜的機組人員是持歡迎態度的。不過，要想取得成功，他們必須在軍隊中找到一個新位置，用他們手中的機器去完成新任務，並與身邊的戰友締結更加密切的關係。在美國領土上有安全保證的空軍基地中找到新陣地後，「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可以獲得大量數據和帶寬資源。事實證明，「駕駛」半自動化飛機所需要的技術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排在它前面的還有網絡、數據認知和視頻內容解讀技能等。
為了研究人們在遠程操作中到底是如何分工合作的，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小組的另一名成員、博士生蒂姆·卡倫針對「捕食者」和「死神」無人機操作人員，以及他們的社會網絡、組織文化、工作經驗等進行了一項人口研究。通過總耗時近160個小時完成的180次採訪，他與50名飛行員、26名傳感器操作員、16名工程師，以及包括影像分析師、程序管理人員和政策制定人員在內的近50名其他人員進行了交流。他還觀摩了訓練任務的實施情況，操作了「捕食者」無人機模擬飛行器，參觀了無人機的工廠裝配線。卡倫本人曾是空軍軍官、F–16戰鬥機飛行員（在波斯尼亞參加過戰鬥），因此他既可以融入「捕食者」文化，還可以比較「捕食者」文化與有人駕駛飛機文化的異同。
卡倫的研究目的是瞭解「捕食者」無人機操作人員對這份工作的認識和看法，以及這些飛機和系統是如何在一個整體中發揮各自的作用的。過去，人們普遍以為這些操作人員都是各自為戰，一個個埋頭處理顯示器上的抽像符號。但是，研究結果表明，我們有必要改變這種看法了。
卡倫發現，無人機操作人員都不願意充當「躲在黑房子裡操控按鈕的隱形機器人」，而迫切希望自己能成為「受人尊重的武器系統當中具有掌控權而且適應能力很強的一部分」。他們的社會關係遠遠超出了地面控制站的範圍，並且建成了龐大的人際關係網。他們克服了手中系統的嚴重局限性（這些系統是針對另一個時間和另一個任務設計的），努力學習遠程作戰的方式。這些帶給他們的戰爭臨場感是任何高清傳感器都無法提供的。
卡倫的研究讓我們把注意力重新投向「捕食者」無人機的控制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捕食者」無人機散發著高科技的光芒，但它也是一場人因噩夢，集中體現了無人機操作人員由來已久的身份認同問題。兩名飛行員在集裝箱或者建築物中操控「捕食者」無人機，他們使用的控制台看上去完全不像新式軍用硬件，而更像一位工程類本科生在學期研究項目截止日期到來的前一天晚上胡亂拼湊成的一套設備。
在操控「捕食者」無人機時，兩名主要操作人員必須監控16台顯示器，利用4台觸摸屏進行人機交互，在4個鍵盤上輸入指令，此外還要操控兩個跟蹤器、兩個操縱桿和8個操作手柄。主操縱桿和油門在控制台上的位置非常高，長時間使用會讓操作人員疲憊不堪。多年來，有人駕駛飛機的駕駛艙已經變得非常簡潔了，而「捕食者」無人機控制台上則鱗次櫛比地排列著各種各樣的顯示器和控制裝置，令人眼花繚亂，就像20世紀90年代的人在面對個人電腦和下拉菜單時表現得無所適從一樣。
「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下達一個指令之後，需要經過接近兩秒鐘的時滯才能看到飛機執行這條指令。機組人員的工作台在設計之初沒有考慮舒適度的問題，長時間執行任務會讓他們感到十分疲勞。2011年的一項研究認為，「捕食者」無人機糟糕的界面甚至比戰鬥壓力更讓機組人員感到疲憊。
人們常常認為「捕食者」駕駛艙是低劣工程技術的產物，忽視了人類工程學，而且政府選擇的承包商能力不足。但實際上它代表了一個了不起的革新過程所取得的成果：無人機最初是為完成一項完全不同的任務而設計的，而使用者和操作人員成功地把它改造為一個可以遠程作戰的全球性系統。
在「捕食者」的控制室裡，坐在飛行員旁邊的傳感器操作員一度相當於一名副飛行員。傳感器操作員由士兵擔任，軍銜比軍官出身的飛行員低，但卡倫發現很多操作員對這份工作非常滿意，彷彿他們從事的是美國空軍最好的工作。在稍加培訓之後，他們就得到了操控昂貴裝備、發射高科技武器的機會。
空軍的副飛行員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歷史。戰鬥機飛行員的神秘感有一部分源自他們可以獨立駕駛飛機、擁有完全指揮權這個特點。多年來，空軍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款戰鬥機設有專門操作雷達和傳感器的後座人員（如越南戰爭時期的F–4「鬼怪」戰鬥機）。副飛行員的地位一直比較低，被人嘲諷為「坐在後座上的傢伙」。20世紀70年代，在F–15戰鬥機問世之後，這個「坐在後座上的傢伙」被踢出了駕駛艙，操作雷達的工作由飛行員一併完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問世的F–15戰鬥機的後續機型——F–15E中又恢復了這個後座人員的位置，他的任務與「捕食者」無人機傳感器操作員十分相似。但是，F–15E戰鬥機的後座人員由軍官擔任，而「捕食者」無人機傳感器操作員通常是幾個月前才走出中學校門的士兵。
單座戰鬥機瞄準吊艙的紅外成像傳感器是通過飛行員右手操縱桿上的幾個按鈕控制的，圖像顯示在一個小型顯示器上。被調去駕駛「捕食者」無人機的戰鬥機飛行員有時會感到奇怪，美國空軍為什麼要花費寶貴的資源，訓練他們「用大拇指和小拇指完成他們已經無比熟悉的工作」。不過，擔任傳感器操作員的士兵卻有很強的沉浸感，而且還能培養解讀圖像的專業技能。2001年，有一個說法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同：「每有一名心懷不滿、期盼兩年後可以再次駕駛有人駕駛飛機的『捕食者』飛行員，就有10名感覺生活非常美好的傳感器操作員。」
說到遠程分工操作所需要的新技能，一位由駕駛F–16戰鬥機改為駕駛「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說：「我的周圍到處都是顯示屏——準確地說，有6台……還有電話。」他必須自行摸索如何一邊駕駛無人機，一邊接電話，還要記錄進攻命令。他回憶說：「在駕駛F–16戰鬥機時，我可以從座艙罩上沿觀看當時的戰鬥情況。在駕駛『死神』戰鬥機時，我可以將坐標輸入傳感器，然後轉動吊艙，對準這些坐標。」
在完成遠程分工操作時，無人機停在戰區之內。大約50人的「著陸與回收小隊」負責維護飛機，地面控制室裡的一名飛行員利用操縱桿，通過本地無線電鏈路操控飛機完成滑行和起飛等動作。不過，在起飛之後，飛機很快就打開自主駕駛儀，然後按照預設的一組航點飛行。接下來，機組人員通過文本信息或者電話與後方協調，將控制權通過衛星鏈路轉交給在美國境內（剛開始時在內華達州的印第安泉，2005年更名為克裡奇空軍基地，後來搬至其他地點）的遠程操作人員。
遠程「任務控制小隊」大約有50人，其中包括10名飛行員和10名傳感器操作員。還有一名「任務情報協調員」坐在附近的一個拖車裡負責觀看鏈路連接的顯示器，幫助機組人員瞭解他們在更大規模的行動中所處的位置。
通過遠程分工節點，「捕食者」無人機拍攝的視頻可以在網絡上廣泛傳播，有時甚至可以從地球的另一端傳送回美國。雖然已經擁有這些高科技鏈路，但還需要近百名其他人員來完成數據的處理、檢查和分發等工作。此外，很多地方（例如，弗吉尼亞州蘭利空軍基地的「分佈式通用地面站」）都安排了大量分析師擠在一個個房間裡，為一天24個小時洶湧而來的數據和視頻資料編製目錄，並進行分析處理。與將所有人手部署到戰場的做法相比，遠程分工肯定可以節省人力、物力、財力。儘管如此，美國空軍還是很快放棄了「無人駕駛」這個表達，轉而用「遙控飛機」這個詞來表示「捕食者」系統，其中的原因並不難理解。
遠程分工同樣讓機組人員的工作內容發生了變化。進入交戰地帶的「捕食者」機組人員曾經是將新科技應用於戰爭的先鋒部隊，現在卻成了執行重複性任務的常規操作人員（儘管他們仍然會處理一些本地任務，例如監控他們所在基地的安全狀況）。有經驗的機組人員只需修改網絡地址，就可以在克裡奇基地（或者是位於美國密蘇里、美國關島、韓國等地的其他基地）執行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遠程任務。
此外，由於遠程操作需要的傳統飛行技術相對較少，因此機組人員發生了一些變化。截至2004年，那些參與遠程分工操作的人員再也不需要學習無人機的起飛和著陸技術了。這兩項技術對於飛行員的技術水平和身份認同來說至關重要，在之前的訓練大綱中幾乎佔據了1/3的比例。不要求飛行員掌握這兩項技術相當於降低了訓練要求，也有利於空軍為「捕食者」無人機安排飛行員（現在，遙控飛機飛行員的培訓成本大約是有人駕駛飛機飛行員培訓成本的1/10）。但是，摒棄這些經典手動飛行技術的做法，進一步加大了「捕食者」機組人員與傳統「飛行員」的職業差異。
戰爭壓力也會減弱機組人員對改裝整個系統的顧慮。伊拉克戰爭開始後，他們著手對地面控制台進行了改造。2003~2006年，地面控制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通用原子技術公司對「捕食者」無人機擁有專利權，因此操作人員不能進入軟件內部，大部分的創新工作都是給系統添加新內容，例如安裝開源軟件、加裝顯示器，或者在設備機架上添加新設備等，而不是改變生產商提供的核心編碼。到了2005年，「捕食者」控制台上除了原廠顯示器以外，又增加了6台LCD液晶顯示器。
新加裝的設備包括一些台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其中裝有虛擬電子白板和連接加密軍網的窗口。例如，在美國空軍內部得到廣泛應用的FalconView任務規劃系統，是戰鬥機飛行員編寫的開源軟件，用於任務的計劃與跟蹤。最初，「捕食者」機組人員添加FalconView任務規劃系統是為了給身在另一個房間的任務情報協調員的顯示器提供鏡像服務。但最後，他們安裝了兩台分別配有鍵盤和跟蹤器的FalconView任務顯示器，一台供飛行員使用，另一台供傳感器操作員使用，把他們的任務顯示在顯示器的屏幕上。「捕食者」機組人員還編寫了FalconView插件，可以把「捕食者」拍攝的視頻內容或者導航航向添加到地圖和衛星圖像上。
開源軟件mIRC，亦稱mIRC–chat，是另一項關鍵的用戶創新（同時使控制室中的顯示器的數量又有所增加），可以在軍網上通過安裝有Windows系統的個人電腦完成簡單的基於文本的聊天任務。隨著美國軍方朝著「網絡中心戰」的方向發展，開源軟件mIRC在美國軍隊中流行起來，影響力甚至觸及野戰環境中的地面部隊。事實證明，開源軟件mIRC可以通過網絡，在參加遠程分工操作的「捕食者」無人機機組人員與情報分析人員，以及其他人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聯絡通道。
滾動文本信息的聊天形式不像語音電話那樣需要人們一直關注，還能保留交談記錄，非常適用於「捕食者」無人機。聊天室發揮的作用非常重要。「捕食者」無人機組人員在執行任務時通常會同時監視8~12個對話，有時甚至多達20個。通過這些對話，他們可以與空中或者地面上的影像分析人員、指揮官、律師、將軍等建立聯繫。
對「捕食者」無人機的多個演化過程實施監控的美國空軍的戴維·德普圖拉將軍說，遠程分工「從根本上幫助遙控飛機把指揮分析中心和法律顧問納入了有效載荷」。如果機組人員忙於執行其他任務，他們就可以暫時不管這些對話，等到工作負荷允許時再予以關注。機組人員經常說的一句話非常有道理：「『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但是，這種聊天方式也有我們都非常熟悉的網上對話的通病。在網絡聊天中人們都會使用用戶名，而不是真實姓名。用一位操作人員的話來說，由於這種匿名性，「大家都變成了尖酸刻薄的網絡惡霸」。而且，網上聊天的速度比較慢，還有一定的時滯。一名操作人員說：「看到從房子裡走出來的那個傢伙手上拿著AK–47突擊步槍，我就知道這是一個有效目標，但我需要花點兒時間才能在mIRC裡輸入：『嘿，夥計，他拿的肯定是AK–47突擊步槍。趕緊呼叫JTAC（聯合終端攻擊控制員），在這個傢伙開車逃跑前抓住他。』」此外，在情況瞬息萬變時，聊天室的文本信息會滾動很快，讓機組人員來不及接收信息。
儘管有許多局限性，但聊天可以增強「捕食者」無人機機組人員的存在感，雖然這種存在感會產生一些不同尋常的效果。多少有點兒匿名味道的信息往往會消除軍銜等級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對話雙方的社會地位。不過，這個特點可以推動機組人員更深入地閱讀這些信息。
匿名用戶有可能在關鍵時刻發表評論。例如，在機組人員準備發射導彈時，用戶報告說他們看到「同意」「立刻發射」「終止行動」「兒童」等信息。這就好像網絡上的所有人都對最後是否行動擁有表決權。在戰鬥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捕食者」無人機機組人員不僅需要解讀十字瞄準線鎖定的畫面和人物的行為，還要分析從網絡上傳輸過來的社交信號。
遠程分工可以幫助「捕食者」無人機的操作人員融入廣泛的網絡，但無法解決他們的孤立感問題。事實上，遠程分工讓這些操作員遠離戰區，而不是與他們的戰友並肩作戰、共擔危險，這有可能讓他們徹底喪失臨場感。不過，這些新的通信方式確實可以促使社會組織結構發生變化，使這些遠離戰場的機組人員產生一種新的臨場感。
「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大多沒有去過伊拉克和阿富汗，即使有人去過，活動範圍也大多局限在空軍基地附近。但是，他們細緻地觀察過這些地方。一位飛行員回憶說：「一旦大家知道如何使用『捕食者』（或者『死神』）無人機，知道它們可以完成哪些任務，他們就會把無人機用到極致。他們希望我們觀察友軍部隊；希望我們監控FOB（前方作戰基地）以策安全；希望我們全天候盯著某個山口，看是否有人從那兒經過；希望我們盯著某個市場，確保沒有可疑行為出現；希望我們掃瞄他們第二天要走的那條道路，確保沒有埋設簡易爆破裝置。」
這個新定位明顯認為無人機無所不能（雖然這僅僅是一種錯覺），還可以窺探秘密。因此，機組人員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在監控叛亂者和平民目標時需要求助於新技術。他們發現，在紅外線攝像頭下，點燃的香煙會發出明亮的光，因此一片明亮的光點往往表明這個地方正在進行某種集會。至於哪些行為有威脅性、哪些行為是不正常行為，這些都屬於判斷問題，是對行為和意圖的評估與猜測。機組人員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培訓，目前的自動化系統也都無能為力。
在得出判斷結果時，遠程分工操作員不僅希望瞭解無人機中繼信息，還希望瞭解地面局勢，因為他們不僅需要瞭解屏幕上顯示的情況，更需要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這些信息只能通過分析出現在網絡上的人來萃取，分析對像包括他們所支持的或者說以虛擬方式並肩作戰的地面部隊。不過，與戰鬥關係最密切的那些人並不關心這些，他們只希望瞭解他們周圍正在發生的情況。
在伊拉克戰爭持續了幾年之後，一名飛行員（下文稱「史密斯中校」）接任了「捕食者」飛行中隊的中隊長一職。史密斯中校駕駛過A–10「疣豬」攻擊機，這是美國空軍用來攻擊地面目標的噴氣式飛機，外形非常難看。史密斯發現，他所率領的「捕食者」飛行中隊是一個「令人沮喪壓抑的團隊」，操作人員的士氣十分低迷。幾年來，操作無人機的節奏加快了一倍，機組人員疲憊不堪。更麻煩的是，機組人員常常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在執行什麼任務。地面部隊不願意解釋他們正在採取什麼行動，也不願意說明他們尋找某個目標的原因。他們只是讓「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操控飛機，跋山涉水飛到某個遙遠的地方，調整好傳感器，盯著某個建築物或某個人。在隨後的幾個小時裡，他們有可能徹底忘記這件事。於是，「捕食者」無人機組人員覺得自己就是「以聊天方式激活的傳感器」，而且頭腦中的那個「大大的問號」得不到解答。史密斯發現，他們需要「為信息背景而戰」。
史密斯來到伊拉克，希望說服那裡的部隊，讓他們相信「捕食者」無人機機組人員的專業知識可以讓這套系統發揮最佳效用。他說，這些機組人員可以接入美國的網絡，獲取大量地面部隊無法獲得的信息，而且他們可以通過飛機上的無線電裝置與地面部隊分享其中的部分信息。史密斯認為，如果他的機組人員可以更深入地瞭解進行中的任務，就能提供更高質量的支持。史密斯呼籲地面部隊指揮官要信任「捕食者」機組人員，為他們提供必需的信息。
通過這次伊拉克之行，史密斯與「捕食者」團隊未來支持對象的指揮官建立了私人關係。他接觸的那支部隊從伊拉克回到美國之後，造訪了「捕食者」飛行中隊，與機組人員見面並觀摩他們的操作。從此以後，該部隊開始提供更多的信息，並對行動目的做出詳細說明。之後，「捕食者」無人機機組人員的士氣有所改觀。
2004年前後，「捕食者」B型無人機（即「死神」無人機）問世，截至2015年，該機型已經在所有「捕食者」無人機中占近半數的比例。在這個過程中，「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變得更積極、更專業。「死神」無人機是「捕食者」無人機高度改良後的產物，體型更大。儘管這種無人機的地面控制台仍然像之前一樣受到各種限制，但它們飛行的高度、距離與速度都增加了一倍，攜帶武器的數量與種類也比以前多了。
技術變化再一次引發了職業變化。「捕食者」無人機的操作人員與運輸機飛行員比較相似，而「死神」無人機機組則主要由戰鬥機飛行員組成。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更講究戰術，使用的是「戰術思維」，這意味著他們與戰場上的士兵之間建立了一種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死神」無人機飛行員希望改變他們的工作內容：他們的任務不是「操控傳感器」，而是「使用瞄準吊艙瞄準目標」；他們不是在完成「情報、監視和偵察」任務，而是與戰鬥機和轟炸機機組人員一樣，在用飛機完成「非傳統」的情報任務。
「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與JTAC（聯合終端攻擊控制員，是空軍派駐陸軍部隊的人員，可以為「捕食者」無人機與其他飛機指示攻擊目標）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友軍不再將「捕食者」無人機看作懸浮在天空中為幕後情報機構提供情報的「空洞的眼睛」，而是戰場支持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作戰環境中，利用語音結合圖像的方式與聯合終端攻擊控制員建立聯繫，同樣有助於「捕食者」無人機機組人員產生臨場感。在戰鬥中，他們能聽到槍炮聲；在部隊跑向掩體時，他們能聽出士兵說話聲音中的緊張情緒。在隱蔽時，聯合終端攻擊控制員說話的聲音很輕，「死神」無人機的機組人員在交談時也會不由自主地壓低聲音。「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經常反映，與地面部隊（特別是聯合終端攻擊控制員）交流是最能給他們帶來滿足感的工作。
不過，這種臨場感有其局限性，會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人工自然。這種臨場感是通過美國人的鏡頭獲得的，這可能是最明顯的一個原因。在「捕食者」無人機操作員同戰場之間建立聯繫的視頻、聊天室和語音鏈路都是一種單向觀察世界的方式。另外，從鏡頭中看出當地人的意圖、身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年齡和性別有時也難以判斷，這是「捕食者」無人機造成平民傷亡的主要原因。
有一次，「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草率地判斷一個凌晨出行的卡車車隊運載的是暴亂分子。事實上，卡車裡的人是一家人，打算前往某地出席一個婚禮。結果，這個錯誤導致了23名平民喪生、16人受傷。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並不是顯示屏的分辨率不夠高，以至於機組人員難以看清這些人拿著的是槍還是鐵鍬，而是因為他們在觀察和判斷時有一種心理預期，而且他們把這種預期與事實混為一談。
監督調查這一事故的美國空軍少將詹姆斯·O·波斯認為：「有時，技術會給我們一種錯誤的安全感，讓我們誤以為自己能看清一切、聽清一切、瞭解一切。」事後，美國空軍禁止「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使用「參軍適齡男子」的說法，因為這個表達暗示所有成年男子都是他們的敵人。
友軍的意圖有時也難以捉摸。一次，一群暴亂分子從著火的建築物裡跑出來，其中一人縮成一團，倒在路邊。美國地面部隊的士兵做出了響應。「捕食者」無人機操作人員看到一名美國士兵走向這名暴亂分子，然後他後退幾步，端起槍，將這名暴亂分子擊斃了。於是，「捕食者」無人機飛行中隊提交了一份申訴報告，指責這名士兵違反了戰爭法。但是，調查結果發現，這名暴亂分子當時正準備引爆他身上穿著的自殺式炸彈背心，這名士兵才開槍打死了他。一名「捕食者」無人機的飛行員意識到：「你眼前看到的是一個二維世界，而且你只有一個20度的視場。如果忘記這一點，你就會自以為對周圍的情況瞭如指掌，但實際上你連指揮官下達的命令都聽不見。」
當然，這些錯誤，包括對生命的漠視，親赴戰場的士兵也會犯。雖然遠程分工作戰造成平民傷亡的準確數字難以統計，但做過這方面研究的人發現，這個數字與其他武器誤傷的平民數量相仿。但是，「捕食者」無人機造成的這些錯誤都被以視頻的形式記錄下來，從而引發人們對機器人攻擊人類的擔心。
已經有大量的論述和著作討論了「捕食者」飛行員未親臨戰場的問題。每天，這些飛行員上班的任務就是打仗，下班回家後則過著正常的生活。這種現象並不新奇。事實上，長期以來，空軍機組人員的生活起居一直遠離戰場，而且生活環境比正在戰場上作戰的戰友們更加舒適。當然，「捕食者」無人機的機組人員與一般的機組人員有一個不同點：他們不用以身犯險，親自駕駛飛機飛到戰場上空。
但是，「捕食者」無人機的操作人員與傳統的機組人員還有一個不同點：他們常年採用輪班制。這樣的工作節奏會導致一些心理和社會問題。一位「捕食者」無人機飛行員說：「這是一份全年無休的工作。週五晚上，你可以去中隊的酒吧休閒，但有的傢伙還在工作呢。」操作人員的工作性質與節奏意味著「整個中隊無法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出去玩，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針對「捕食者」無人機操作人員的疲勞和壓力問題的一項研究發現，導致這些問題的最主要原因是連續不斷的快節奏操作、數據信息龐雜的用戶界面和職業發展的不確定性，而不是因為親眼看見、親手操作無人機進行遠程殺戮而承受的道德壓力。
不過，為數不多的幾名「捕食者」無人機操作員與圖像分析員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談到了他們通過攝像頭觀察戰爭的感受。2013年，圖像分析員希瑟·萊恩博在《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文章裡說：「我看到年輕的士兵倒在路邊，渾身是血，正在慢慢地死去。有的士兵我甚至能叫出他們的名字。我沒有去過阿富汗，但是我連續好多天都在通過顯示器密切關注那裡的衝突。我知道親眼看著某個人死去時的感受。」她說，她做的身份鑒別有可能導致某些人丟掉性命，因此她的心裡常會產生一絲疑慮，擔心自己的鑒別並不準確。
2007~2012年擔任「捕食者」無人機傳感器操作員的布蘭登·布萊恩特告訴《智族》雜誌，夥伴們嘲笑他是「坐在輪椅上的戰士」，他對此奮力反駁，並「用監視器上顯示的畫面回擊他們的玩笑」。布蘭登·布萊恩特還談及他在「捕食者」無人機飛行中隊服役期間感受到的無助感、與外界社會的割裂感、無力感以及類似於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感覺。朋友們在他的臉譜網上嘲笑他的經歷，布萊恩特反問道：「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曾經殺死過一群人，在人們收拾、埋葬這些屍體的時候冷眼旁觀，然後將這些人也全部殺死呢？」
2013年，美國空軍的一項研究發現，遙控飛機機組人員的心理健康診斷結果同親臨戰場的飛行機組人員一樣，也有創傷後應激障礙、抑鬱、焦慮性障礙等問題。這樣的結果令人驚訝，因為比較的一方是在作戰地區冒險的機組人員，另一方則是在家裡與家人待在一起的機組人員。2014年4月，美國聯邦政府問責辦公室（GAO）的一項研究報告稱，遙控飛機機組成員之所以面臨人員不足、士氣低落、工作條件糟糕、職業前景不確定等問題，是因為他們被烙上了一個「恥辱的標記」：他們操控的是無人駕駛飛機。無人機飛行員們則認為，不清楚自己何時可以重新駕駛有人駕駛飛機，以及在美國境內軍事基地「部署就位」的說法模稜兩可，這些是讓他們備感壓力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說，他們寧願被部署到作戰地區，接受為期6個月但是結束時間明確的戰鬥任務，也不願意在三年甚至更長時間裡處於部署就位狀態，而且每週6天都在輪班。美國聯邦政府問責辦公室稱，同時期內遙控飛機飛行員退出空軍的人數是有人駕駛飛機飛行員的3倍。
美國空軍對這個問題也做出了回應，他們指出，遙控飛機飛行員並不是最優秀的飛行員。一名空軍發言人在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新聞節目中說：「坦白地說，人們都夢想能在藍天上翱翔，而不是『我想操控遙控飛機』。」在「捕食者」無人機及其機組人員的重要性已經得到承認的情況下，美國空軍卻仍然發表了這種侮辱性言論，這說明對於這種通過技術手段獲得的新型戰爭體驗，美國空軍還無法確定應該將它擺在什麼位置上。
他們擊落了一架「捕食者」，讓我駕駛無人機的可能性減少了一點兒
他們擊落了一架「捕食者」，我感到無比驚喜
空軍仍在忙個不停，製造這種糟糕的玩意兒……
他們擊落了一架「捕食者」，我想知道人們有什麼感想
在那位操作員看來，他失去了他的夥伴
它是那樣無助，彷彿一隻待宰的羔羊
他們擊落了一架「捕食者」，我想知道人們有什麼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