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從宏觀的結構以及廣袤的時間尺度開始的。但是它的焦點卻逐漸縮小——最初是一個星球，然後是一個物種，最後是這個物種歷史上的一個世紀。現在我們在展望未來的時候必須再回到原先的時空範圍。
思考未來
我們所處的情形完全就像在黑夜裡駕駛一輛汽車，高速行駛在高低不平、溝溝坎坎的地界，不遠處還有峭壁懸崖。即便是微弱和閃爍不定的照明燈光，也能夠幫助我們避免最糟糕的後果。[1]
討論未來也許有些愚蠢。畢竟未來不可預言。
不僅因為我們的知識不夠。某些19世紀科學家相信現實世界是決定論的、可以預言的。他們認為如果我們對於周圍每一個事物的位置和運動有足夠的知識，我們就能明確地預言未來。現在清楚了，情況並非如此。量子物理學表明，現實的本質就是不可預言的。從最小的層次看，現實總有不甚明確的地方。似乎我們總是不能明確地測定亞原子粒子的運動。似乎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從時間和空間上被抹去了似的，因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測度它在某個特定時間和空間上的可能性。這種類型的不可預言我們經常描述為混沌，因為混沌理論表明，數以億計的微小的不確定性能夠通過漫長的因果鏈而逐漸累積起來，以至於在人類所生活的大範圍歷史上創造大範圍的不可預言性。在20世紀90年代，初步的數學證明發現，混沌的行為方式還不僅是出於無知或者不確定性：它就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即使變遷是按照明確的、決定論的規則而發生，我們也根本不能以足夠的準確性知道變遷的起點，從而精確地預告未來的動向。因此，即使現實是決定論的，也未必能夠預言未來。
但是還有第二種不確定性。理解了一種特定事物如何工作，也許無助於我們預言當它與其他事物結合在一個更大的系統裡面之後它的行為方式。即使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統似乎是按照某種必然的法則發生作用的，我們也不能通過瞭解它們的各組成部分如何工作，而簡單地推演出此種作用如何發生。瞭解氫氣和氧氣並不增加我們更多關於由兩者結合形成的水的知識。[2]理查德·索萊（Richard Sole）和布賴恩·古德溫（Brian Goodwin）評論道：「由於混沌性，初始條件的敏感性使得對其動力學難以做出預言；由於突變性，觀察者一般不可能根據對其部分和相互作用來理解非線性系統的行為方式。[3]
我們已經看到，這兩種類型的不可預言性在進化和人類歷史上起到的作用。多種可能的未來與同樣自然選擇和文化變遷的規律都是可以與其相協調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變遷的最終結果總是開放的。
圖15.1 從月亮上看地球升起
這張著名的照片於1968年12月攝於阿波羅8號宇宙飛船。這成為我們逐漸意識到人類的統一性和脆弱性的有力象徵。威廉·安德斯（William Anders）當時是執行此次飛行的三名宇航員之一，可能實際上就是他拍攝了這張照片。1998年，他在一次採訪中說：「從月亮看地球，看到的各種景象都會導致人類、其政治領袖、環境領袖以及公民認識到，我們真的擁擠在一個晶瑩透徹的小星球上，我們應當善待它，也應當善待我們自己，否則我們就不能長久地待在這裡。」正如弗雷德·施皮爾所指出的那樣，地球升起的圖片還提供了人類描述現實的脆弱性的反諷式象徵，因為究竟是誰、什麼時候拍攝的這張照片，三名宇航員的說法實際上是自相矛盾的。〔弗雷德·施皮爾，《阿波羅8號地球升起照片》，2000，http: //www.i20.uva.Nl/inhoud/gig/Apollo%208%20US. pdf（accesed April 2003）〕。該照片獲美國宇航局惠允使用
過去和未來之間存在真正的差別，這就使得預言成為一種危險的遊戲。彼得·斯特恩斯列出了某些美國在20世紀所做的驚人的失敗的預言，提醒我們預言是多麼的危險：「超聲波鬧鐘發出電脈衝直接進入大腦，叫醒你起床（1955年）；電子大腦決定誰跟誰結婚，締結美滿婚姻（1952年）；只有10%的人需要工作，其餘的人領工錢卻不工作（1966年和現在）；在不到數十年的時間裡，傳染病和心臟病都會消失（又是1966年，顯然這一年是樂觀的技術專家年）。」[4]因為這些原因，歷史學家一般都完全拒絕思考未來。R. G.柯林伍德（Collinwood）曾嚴肅地寫道：「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知道過去而不是未來，不管什麼時候歷史學家宣稱能夠在未來還沒有發生之前就決定未來，我們就會肯定知道，歷史的基本觀念搞錯了。」[5]
我們雖然要小心謹慎，但是不能完全拒絕嘗試預言未來的挑戰。至少有兩種情形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嘗試預告。首先，當我們在探討那些緩慢的或簡單變遷的實體時。存在不同層級的開放性結局，因為即使混沌一般而言其不可預言性也是局限在一定範圍裡的。因而在某些過程、在某些範圍內，變遷是足夠簡單的、容易預見的。這是從前決定論者認為一切變遷所具有的那些變遷類型。例如，化學家一般能夠準確預見一定量的簡單化學品在一定溫度下混合會造成怎樣的結果。這並不意味著預言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非常認真地思考，有時候我們做出預言還是有可能的。我們發射一顆炮彈，炮彈軌跡大致上是可以預測的；對於射手而言，應當掌握彈道數學，因為這將決定戰鬥成敗。決定論思維在變遷比較緩慢的時候也是極為有效的。對於這些過程而言，此刻似乎是在延伸，一直達到我們所思考的未來。一次呼吸的起伏可能持續不過一兩秒鐘，但是滄海變桑田卻要幾百萬年。因此，我們多少可以確切地說，珠穆朗瑪峰在未來1000年的時間裡仍然會聳立在那裡。
當我們要處理某些複雜過程，其後果對於我們至關重要並且我們還能夠對其施加某種影響的時候，也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未來。購買哪只股票、投注哪匹賽馬，就是很好的例證。這些都不是決定論過程，因此，我們不能像槍手預言其彈道一樣確切地做出預言。但它們的解決絕非完全開放的。如果結局果真是隨意的，那麼嘗試預言就是徒勞無功；擲硬幣就是最合乎理性的決定方式。但是，在我們關注的系統中只要有哪怕一點點的可預測性，也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未來將會怎樣——我們身邊不乏這類情形。在處理這類情形的時候，預言就成了一個百分比的遊戲。那些仔細思考各種類型的可能變遷的人們經過一段時間就會發現，與那些根本不做任何努力的人們相比，他們的預測多少有一些成功。有些賭博確實贏了錢。在此情形下，為預測付出的努力確實重要而且相當重要。動物必須不斷預測發現某個特定地方躲藏著危險的捕食者的可能性。那些預測成功的動物就存活下來，不成功的就被淘汰了；通過這種方式，大多數物種的基因遺傳裡就植入了這種預測的技能。我們一直需要做出一些重大選擇，即使這些選擇的結果既非決定論也非完全隨意的。因此，毋庸驚奇，全部人類社會的許多職業都是以預測為基礎的——想想看，星相家、股票經紀人、職業賭徒、氣象預報員，還有……政治家。
做出這兩類預測，並且盡可能做出預測，乃是動物一貫的做法，不管是捕食的老鷹還是購買股票的投資者。實際上，沒有預測就沒有行動。對預測有正確的認識，那麼它就像呼吸一樣不可或缺。
從大歷史的尺度思考未來，我們會面臨著這兩種類型的預測。本章將開始討論大約100年以後的近期未來。在這個尺度內，變遷是複雜的、不穩定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它是任意的。此外，我們必須在這個尺度內進行預測，因為我們的預測將影響到我們的行為，而我們的行為又將影響到我們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的生活。因此，嘗試預測下一個世紀的狀況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在「中期未來」，也就是數百年到數千年過程中，要真正預測我們人類這個物種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們對這個時間尺度很難發生影響，而且未來存在諸多可能性。我們所能預言的極為有限，以至於不值得做很多努力。然而我們轉而考察遙遠的未來，轉而考察更大的時間尺度和更大的對象，例如整個星球或者銀河系甚至整個宇宙的時候，預言又變得比較容易了。這是因為在這些尺度裡，我們是在研究比較緩慢、比較可預測的變遷，因此，決定論思維再度進入這個範圍。即使在這裡也沒有什麼確定性可言，但是可能性的範圍縮小了。
近期未來
「事情發展得很慢，我們起先都沒有注意到。」讓——瑪麗解釋道，「在一開始生病的時候，你不知道它會傷人。只是到你不會走路的時候你才意識到自己真的生病了。當我們看見土地乾涸了，我們才知道需要做一些什麼。但是我們不知道怎樣去做。」〔讓——瑪麗·薩瓦多哥（Jean-Marie Sawadogo，55歲，住在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附近的一家之長）〕
我們現在稱之為斐利烏斯（Pheleus）平原（柏拉圖的阿提卡家鄉）的地方曾經一度為肥沃的土壤所覆蓋，山上林木繁茂，至今還殘存一些遺跡。我們現在有的山坡只能養蜂。但是不久以前人們還能砍伐樹木，適合於建造大量建築屋頂，木材漂流工還有活兒干。當時還有許多人工種植的高大喬木可供野獸棲息，土地每年都從「來自宙斯的水」獲益，而不是像今天這樣任雨水沖過貧瘠的大地流入海洋。豐富的養分為土壤所吸收，儲存在地層裡。地勢高的地區吸納濕氣，滲入山谷，因而各地都有豐富的泉水和河流。直到今天還能看見泉水旁邊遺留的聖地。與從前的土地相比，現在剩下的就像一具久病纏身的骷髏。肥沃的柔軟的土地已經被帶走了。只剩下這個地區的一個骨架。
一個世紀的尺度是策略性的，因為它將是由我們現在還在世的人一起參與完成的，還將影響到我們的孩子一輩和孫子一輩。如果我們還想將這個世界傳遞到我們後代手中，那麼我們必須在這個尺度內認真思考。此外，20世紀日益加速的轉型使我們要是不去按照這樣的尺度思考未來，那麼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就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因為事物會很快發生變遷。除此之外，在這個尺度內，政治意願和創造性與預測一樣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們的預測本身就會創造未來。我們必須離開現代的創造故事一會兒，讓我們都去做其下一篇章的集體作者。
但是在這個尺度內的預測是極其困難的，就像預測天氣而不是預測一顆導彈的軌道一樣。為了更好地進行這個百分比的遊戲，我們必須首先回顧前幾章所述的若干大趨勢，因為就像地質學過程一樣，這些趨勢很可能影響到至少不遠的將來。不過，我們同樣也必須認識到這些趨勢可能也會改變方向，或者出現突然的、隨意的逆轉。我們需要訓練我們的思維方式，以便我們對未來的描述接近事實。現在出現了一門學科叫未來學，最早是為了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技術發展，現在則試圖展示未來的景觀，主要集中於研究技術、軍事產品〔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1966年的著作，《論熱核戰爭》〕以及生態的影響〔正如多內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和她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在1972年所著《增長的極限》〕。[6]但是，某些模式不可不謂老到，但是構建這些模型的人，從股票經紀人到氣象學家都知道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比他們對手的猜測的百分比略微高一點兒。因此，真正未來學的基本規則是（1）尋找最主要的趨勢，分析它們的走勢；（2）構建模型，說明不同的趨勢如何相互作用；（3）警惕各種相反的趨勢或者其他因素，防止它們可能篡改或阻礙長期趨勢和簡單模式所啟發的預測。除此之外，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要做好準備，很可能我們的許多預測都會落空。這倒不見得是對未來學提出太多要求，但是預測總比無所事事要好，就像在跑道邊研究賽馬體形總比拋硬幣要好。從長遠看，如果你研究體形，那麼到頭來賺的錢就會更多。
我們在前一章描述的某些趨勢，包括變遷本身提速加快，是令人擔憂的。克萊夫·龐廷在其名著《世界的綠色歷史》（1992年）[7]中一直為這些焦慮所困擾。在該書第一章裡，龐廷講述了全部人類歷史的一個驚人的寓言，那是從拉帕努伊島，一個地球上遙遠的地方的歷史上得到的一個寓言。該島位於太平洋，智利以西3500千米；離它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是皮特卡恩島，距離它的西面有2000千米。西方人又稱之為復活節島，因為第一次遇到該島的歐洲人是1722年復活節那天一艘艾倫娜號荷蘭船上的水手。艾倫娜的船員在該島發現了3000人，住在簡陋的小屋子或者洞穴裡。他們似乎不斷為爭奪島上稀有的食物資源而爭戰。總之，似乎那是一個極為貧瘠的地方。然而造訪者也發現了大約600多尊石像，每尊都高達6米以上。這些石像精雕細琢，十分美麗，許多頭頂上還有髮髻（Topknot，有的重達10噸）。雕刻、運輸和安裝這些雕像肯定需要極為熟練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但是沒有跡象表明在18世紀復活節島上的居民懂得這些技巧。此外，很難理解在如此貧瘠的環境下如何能夠養活一個從事如此重大工程的社會。在18世紀，島上僅有一種野生樹木，一種野生灌木。（野生樹木到20世紀已經滅絕，但是後來從保存該樹種的瑞典植物園中重新引種。）唯一的動物食品似乎只有雞，因為島上居民沒有船，無法捕魚。
運用現代技術，例如研究花粉遺存，幫助考古學家重構古代環境地貌，我們部分解開了復活節島之謎，一個悲哀的故事從此得以披露。人類移居復活節島發生在全新世時代人類向太平洋，也就是第四世界區的最後階段。（或許還有更早來自南美的居民，但是尚未得到證明。）大約1500年以前，有二三十位船民來到該島定居，他們來自馬爾奎薩斯（Marquesas）島，也就是今天的法屬波利尼西亞。復活節島面積小，資源有限，要在島上殖民並非易事。該島長僅22.5千米，寬不過11千米。沒有原產的哺乳動物，周圍海域的魚群也很有限。定居者帶來了雞、鼠。他們不久發現，他們習慣食用的農作物，如薯蕷科塊莖、芋頭、香蕉和椰子等，只有甘薯一種能夠在島上生長茂盛。因此雞和甘薯就成為他們的基本食物。好消息是靠這些基本食物生活無須花費太多的精力。該島森林茂盛，有肥沃的火山灰。
過了一段時間，人口增加了，一些各自獨立的村莊出現了，遍佈於整個島上。村莊和村莊首領之間的競爭曾經採取戰爭方式，但是也有很現代的方式：競相建造紀念性建築。早在公元700年，村民們開始建造巨大的石頭庭院或叫奧胡斯（ahus），樹起了雕像。它們可能是紀念活著的或者死去的地方首領，因為有的還有墳墓。類似的紀念物在波利尼西亞各地也有發現，但是都沒有復活節島那樣高大。隨著這些社會的繁榮，經濟的和政治的貴族制度形成了，島民的管理和技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奧胡斯似乎與星星結成了某種關係，這表明他們懂得天文學知識，可以推斷他們是海洋民族的後代。這些島民甚至創造了某種簡單的文字。
考古學家要解答的謎團主要是，這些雕像是如何運輸並安置到位的。似乎它們是放在樹幹做的滾木上運送來的。到大約500年前，島上居民增加到了大約7000人，村莊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建造和運輸越來越多的雕像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樹木遭到砍伐——直到最後一棵樹木被砍倒。社會很快就崩潰了。島上的採石場還遺留一些未完成的雕像，其火山岩才雕琢到一半，顯然這場災難是不期而至的。森林消失造成了破壞性後果，因為木材不僅用於運送雕像，而且用於建造漁船和房屋，織網織布（取自構樹纖維），用於烹調和取暖的燃料。人們再也不能捕魚、製衣、造屋，他們的食物也斷絕了，開始住在山洞或茅棚裡。森林消失還導致土壤遭受侵蝕，地力和作物產量都下降了。雞成了菜譜中的頭等美味。人們落得為雞營造石頭堡壘而費盡心機，他們畸形地捍衛雞捨，甚至不惜為之流血打仗。因為動物蛋白缺乏而吃人的情況時有發生。由於不再圍繞建造雕像舉行儀式，政治結構也被摧毀了。實際上古老的傳統徹底消亡了，以至於兩個世紀後，居民們已經不知道島上的過去以及雕像的意義了。總之，在政治和經濟競爭的驅動下，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從而導致環境和社會的突然崩潰。
這個故事最為可怕的一面是島民及其領袖肯定是目睹了這一切的發生。他們肯定知道，他們砍掉最後一批樹木的時候，他們正在毀滅他們自己的未來，毀滅他們兒孫的未來。但是他們還是把樹砍倒了。在我們思考人類歷史的更大的軌跡時，拉帕努伊島是否是一個合適的比喻呢？畢竟在一定時期的迅速變遷造成了環境退化，不論是因為石器時代巨型土壤動物的滅絕，還是因為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或者1000年前瑪雅土地過度灌溉所導致的，都是人類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主題。
前一章所描述的趨勢與拉帕努伊島歷史有著令人堪憂的相似之處。隨著全球不平等的加劇，資源消耗的數量直線上升，以支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等級結構。現代社會有自己的競爭性紀念物。從水到樹木的資源消耗的速度比再生的速度更快；從塑料到碳排放的垃圾隨意處置的速度比它們能夠為生態循環所吸收的速度更快。然而人口持續增長，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在論證必須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甚至要加速增長，以便能夠減低貧困國家的貧困程度，保持富裕國家的生活水平。但是增長實際上是可持續的嗎？如果現在的消費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個危險的程度，那麼世界上全部人口都要達到像富裕的工業國家那樣消耗資源、生產垃圾的速度，這種觀念是極其可怕的。甘地早在1928年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神禁止印度步西方的後塵走工業化道路……如果一個3億人口的國家進行類似的經濟開發，就會像蝗蟲一樣掠奪整個世界。」[8]儘管如此，資本主義，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就是靠著增長而繁榮昌盛起來的；掌握最大權勢的政界、商界領袖回應地方選民提出的各種短期項目和計劃的要求，就像拉帕努伊島上建造雕像的首領一樣。與在拉帕努伊島上一樣，我們似乎沒有能力制止威脅我們子孫輩未來的過程。
但也許我們能比復活節島居民做得更好一些。[9]之所以如此希望，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現在的集體知識可以在大範圍內比以前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如果存在著有待為人類和整個生物圈解決問題的辦法，那麼現代人類的全球信息網絡就肯定能夠找到它們。這些網絡曾經提供各種技術手段，有助於我們按照我們所希望的那樣重塑生物圈，而現代電子驅動的集體知識網絡也將有助於我們認識到我們日益增長的生態力量的危險性。大體言之，挑戰是明白無誤的。為了避免全球重蹈復活節島的災難，我們必須找到更加可持續的生存之道。我們必須用一個能夠養活我們數世紀而不是數十年的速度使用水、樹木、能源以及原材料；我們必須讓我們產生的垃圾數量能夠被安全地吸收而不破壞我們的環境和周邊的生物。我們能做到這些嗎？
如果人口繼續以20世紀末的速度增長，那就毫無希望了。在這裡，雖然我們有理由抱樂觀態度，因為世界人口增長似乎正在放緩，不僅富裕國家如此，就是相對貧困的國家也是如此。人口變化是非常明顯的。在大多數農耕時代，人口增長率取決於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這就使父母盡量多生孩子，因為他們知道有的孩子在未成年時就會死去。在當今富裕國家人口增長受到一個迥然不同的規則所制約，即它取決於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以及逐漸改善的福利服務。越來越多的孩子存活下來，人們期望更加長壽，但是由於孩子不再是養老的唯一資源，就不需要生孩子作為一種長期保險。因此，出生率降低了，人口增長也下降了——在某些國家甚至為零。最近數十年以及數世紀人口迅速增長是處在兩個極端的中間所致，一方面死亡率下降（由於更好的醫療條件和食品生產），一方面出生率居高不下。下一個世紀穩定全球人口的關鍵在於降低那些出生率最高的貧困國家的人口出生率。要達到這樣的結果需要具備若干因素，其中可能包括日益增加的財富、城市化、提高兒童健康水平，以及改善教育，尤其是改善第三世界的婦女（在避孕和健康方面）的教育。投資改善貧困國家的健康護理和婦女教育的水平，對於將來數十年的出生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出生率在許多貧困國家已經大大下降，因此下一個世紀全球出生率極有可能穩定下來。到1998年，33個國家的人出生率為零。[10]最為樂觀的預測表明，全球人口將穩定在90億——100億。多為30億——40億人口提供食品、服裝和住房將是一個巨大挑戰，尤其是大多數人將出生在最不能提供這些基本保障的國家裡，但是由於20世紀富裕國家的食品生產迅速增長，而且能夠獲得大量資源，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圖15.2中的數字表明下一個世紀人口增長的情況。
能源消耗同樣也能夠保持穩定嗎？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採取兩個步驟，這兩個步驟都要從小事做起。首先是要從使用天然資源轉到使用再生資源。其次是要更多依靠可持續無污染的能源供應。我們已經具備了利用太陽能、風能以及氫電池的必要技術，雖然在當今（並不考慮不同能源環境耗費的）全球市場上還不能與仍在為現代革命提供動力的礦物燃料進行商業競爭。但是，由於在20世紀末的電子技術革命，我們已經擁有各種廉價的信息交換技術。原則上，我們已經擁有建設可持續的全球經濟而不極大降低富裕國家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種技術。但是，正如我們在拉帕努伊島上所見，最困難的問題看來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而不是在技術方面。
政治問題實際上是巨大的。在這些問題上擁有決策權的政界和商界領袖完全只考慮定區域的或經濟上的利益集團，政治過程只考慮很短的時間尺度內的事情，不能有效地處理全球性的生態和社會問題。他們得到了富裕國家大量人口的支持，抗拒改變現狀，對於這些人而言，生態危機仍然是遙遠的不確定的威脅，而不是已經降臨到許多貧困國家的大災難。除此之外，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依靠持續增長而生存的。這是不是意味著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呢？可悲的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表明，推翻資本主義是一場極具破壞性的計劃，絕無可能創造出顯然平等和具有生態意識的社會。
圖15.2 1750—2100年，現代「馬爾薩斯循環」？
該圖包含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未來人口增長的估計。如今，大多數人口學家一致同意最近兩個世紀人口急劇增長將有所放緩，世界人口應在2100年達到穩定。但是，正如此圖所示，在一定時期內，在那些最無力養活大量人口的地區，人口仍將繼續增長。采自保羅·肯尼迪，《為21世紀做準備》（倫敦：豐塔納，1994年），第23頁
但是同樣在政治方面的某些跡象也帶來了希望。一個積極的跡象就是，生態問題及其與社會經濟問題的相互關聯性，這種新的全球意識迅速崛起。20年以前，幾乎沒有政府設立處理環境問題的部門——如今大多數政府以及選擇它們的選民都嚴肅地關注這些問題。「地球峰會」——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是一個走向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的象徵性姿態，會議達成一個共同協議，即富裕國家必須幫助貧困國家通過「環境無害的」方式謀求發展。這是首次在國際上達成協議，提出增長必須與可持續性達成平衡。在這裡至少取得了修辭學的勝利。10年以後，在約翰內斯堡召開了第二次會議。
也有一些國際合作的事例，尤其是在一些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的問題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20世紀70年代，臭氧層因為使用全氯氟烴產品（CFCs）而變薄。[11]此類產品廣泛用於冰箱、空調，以及清潔劑和溶劑。1977年，一些發達國家促使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考慮這個問題，在當年召開的一個會議上採納了一項全球行動計劃。當時既沒有人嚴肅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也沒有採取行動，一部分原因是科學證據還不明確。20世紀80年代初，佔整個排放量30%的美國在減少使用全氯氟烴產品方面領先一步，一部分原因是找到了替代品，一部分原因是國內環境遊說的壓力。但是其他一些國家——包括一些歐共體國家，它們佔整個排放量40%——卻反對相關規定。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也抵制該項規定，因為它們正計劃增加全氯氟烴產品的生產。顯然，沒有這些當前的或者潛在的主要生產國合作，這樣一個國際協議是沒有意義的。某些貧困國家主張，它們需要國際資助以幫助它們擺脫對全氯氟烴產品的依賴。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科學證據變得更加明確了，一些「領袖國家」推動一項包含關於這個問題的特定的、具有約束性的條款的國際公約。1985年，《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協議》簽署，但是它只不過要求國際監測全氯氟烴產品排放。此後，198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召開蒙特利爾會議，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國家的壓力下，經過與內部分裂進行鬥爭、與卓越的談判對手交鋒，歐共體同意到1999年削減50%的排放量。《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允許發展中國家在一定時間內增加生產，但是為最終排放設置了上限。不幸的是，美國和日本的否決使得幫助發展中國家調整生產的資金無法到位。然而數月之後，新的科學發現，包括在南極洲上空發現巨大臭氧層空洞，令這個問題變得更為急迫。到1999年5月，有80個國家出來支持到2000年徹底消除全氯氟烴產品。1990年，設立了一個基金會幫助發展中國家調整生產，32個工業化國家為該項基金貢獻了10億美元。這些協議仍然有空子可鑽，但是整體上它們是極為成功的。全氯氟烴產品的生產從1986年的大約110萬噸下降到1996年的16萬噸，有明顯證據表明臭氧層的空洞有收縮跡象。
對臭氧危機的反映表明，國際合作是有可能的。國家就像個人一樣，有時候也能走到一起解決共同問題。凡是在問題嚴重性有了非常明確證據的地方，就能夠非常迅速和有效地組織合作，即使它只是威脅到局部的地區利益。現有的國際合作機制還剛剛蹣跚學步，卻在危機中已經發揮了作用。應對臭氧層變薄不是國際有效合作的唯一事例，正如萊斯特·布朗所指出的，「例如歐洲的空氣污染由於1979年的跨境空氣污染條約而急劇下降。全球全氯氟烴的排放自1987年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議定書及其修正案簽訂後，即從1988年的峰值下降了60%。在1990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約束下，象牙貿易遭到禁止，非洲獵殺大象的行為隨之驟減。」[12]
但是仍存在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是現代世界創新的動力，資本主義經濟所依賴的正是日益增長的產品和銷售。增長與可持續是不可兼容的嗎？答案是不明確的，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可設法與至少像可持續發展的某些初級階段共存。第一，資本主義需要增長的是利潤而不是生產——而利潤是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的，其中有些是能夠與可持續經濟相協調的。原則上，資源循環利用或者信息和服務的銷售比商品銷售與開發自然資源能同樣有效地產生利潤。如果政府對非可持續性生產方式稍微增加稅收，投資就很快會轉向更具有可持續性的行為，從那裡獲取大量利潤。資本主義和可持續性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場是可以操控的，自從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這個觀點後，政府就已經瞭然於心了。有一些最有效的方法操控市場，包括通過稅收和補貼改變成本，引導經濟行為朝向一個新的方向。正如布朗有力論證的那樣，當代資本主義之所以會破壞生態，部分原因是它無從計算其生態成本。例如現代財會方法不能準確統計森林在防洪、吸收過量二氧化碳、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樣性方面所提供的服務。因而運用稅收和補貼的手段將這些成本計入經濟交易在原則上是完全可行的。實際上，政府如今在日常工作中已經開始運用這些機制了。政府如何管控市場，使之走向比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其中一個明顯例證就是在礦物燃料的使用上引入稅收機制——也許通過降低所得稅加以補償。這些稅收能夠改變當前在礦物燃料和較少破壞性能源資源如風能和燃料電池之間的利潤平衡，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價格的信號燈能夠迅速改變數百萬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行為方式。
但是採取這些行動的政治意願是否存在呢？如果要讓答案成為「是」，那麼必須發生兩件事：那些在現代世界的掌權者看到生態危機已經變得十分明顯（一旦危機無疑達到嚴重和巨大的地步，政府就會迅速應對），以及，尤其在富裕國家裡，大眾的態度必須有所改變。態度決定一切。持續不斷的生產總歸是一件好事，這個流傳甚廣的信念正是改革的障礙之一。只要我們仍用消費資本主義——就是永無止境地消費更好的商品——所教導的方式去理解所謂的美好生活，那麼這種信念就不會消退。改變對於美好生活的定義也許是邁向與環境保持更加可持續關係的重要一步。
其他的重大挑戰既是倫理的也是政治的。現代世界的巨大不平等是可以容忍的嗎？它們難道不會造成最終使用我們已經掌握的毀滅性軍事技術的衝突嗎？畢竟，現代世界的信息網絡能夠傳播太陽能電池的知識，同樣也能夠傳播製造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知識。因此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在以後的數十年間，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會擁有毀滅性武器，而像基地組織那樣的恐怖組織，其數量也將持續上升。在這裡很難做出預測，因為政治變化取決於個人的決策和行為。富裕國家的政府是否認為，減少全球貧困能夠增加它們的安全呢？也許不大明顯的但是決非無足輕重的力量將促使政治家著手處理最貧窮國家的貧困問題。資本主義經濟需要市場，我們已經看到消費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的初級階段判然有別，其生產能力之大，以至於必須向馬克思稱之為無產階級的勞動者、依附階層推銷產品。同樣的壓力肯定最終也會導致提高甚至在最貧困國家裡依附階層的生活水平。通過這種方式，全球資本主義就將採取較少掠奪式的方式，提高工業化中心以外的人們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一個成熟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能夠避免甘地提出警告並且加以反對的全球過度消費的危險性，那麼，即使相對不平等依然增長，在其他許多國家的依附階層的生活水平在下一個世紀能夠得到提高，產生新的市場並減少全球政治軍事衝突也是大有希望的。採取如此行動固可降低全球最淒慘的貧困現象，但是，只要資本主義仍然是經濟變遷的主導形式，則總體上的不平等必然繼續存在。
中期未來：下一個世紀和下一個千年
當我們思考更加遙遠的未來，例如下一個千年或兩千年時，歷史變遷的開放性就會擊敗我們。彼得·斯特恩斯正確地將「千年預報」描述為「不切實際的想法」。[13]在這個尺度裡，各種可能的未來迅速增殖，以至於任何事情都屬於猜測。除此之外，千年的尺度與百年的尺度有所不同，在這個尺度裡我們塑造未來的能力幾乎微不足道，因此我們預測的壓力就小了許多。
不難想像一場核戰爭或生化戰爭，或者生態災難或者也許甚至巨大小行星碰撞所帶來的災難景象。如果是由人類的行為造成的，那麼這些結局對於人類歷史而言或許表明，我們這個物種因為冒進而自毀，我們如今所認為的進步實際上正是終結的開始。伊卡洛斯（Icarus）[14]便是對人類野心和創造性的恰如其分的隱喻。同樣也很容易想像烏托邦的景象，即大多數現代世界的問題都被解決了——人類學會了建構生態上可持續的經濟，不同群體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大致消除，人類巧奪天工的技術被運用於為全世界人類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越來越多的物質產品。這樣的結局倒是證明那些把歷史視為進步過程的人是正確的。
但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景像是最有可能的，但也是最難以想像的。在這裡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考察某些造就了現代世界的大趨勢，並且假定它們還將繼續造就未來。
如果當前人口趨勢維持一個世紀或者更長時間，那麼人口增長將會戛然而止；人口數量將保持穩定甚至下降，而平均年齡有所提高。但是另外一個趨勢，技術發明卻並無放緩跡象。未來很可能出現一個技術停滯不前的時代，但是現在技術創造的大爆炸似乎將繼續保持幾個世紀。穩定的人口以及信息技術、遺傳工程以及新能源（也許還有氫聚變）控制的加速創新意味著生產能力的日益提高，不僅確保一直提高的人口最低生活標準，而且能夠提高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過去5000年社會和經濟的大趨勢表明，幾乎沒有希望降低社會和政治的不平等。相反，表明財富的梯度反而將有所加大，最弱者和最強者的差別將會增加。但是正如我們所見，過去一個世紀的消費資本主義表明，那些生活在這個梯度最底層的人，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會有所提高，只不過是因為窮人為數眾多，能夠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寶貴的市場，而隨著人口趨穩而生產能力有增無減，資本主義經濟需求新消費者的努力將會變得更加瘋狂。
如果自然環境的限制沒有摧毀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的話——相反，如果資本主義設法找到了新的市場而將產品銷售給窮人，就像銷售給富人一樣，在生態可持續生產中尋求利潤，並且進行信息服務而非物質產品的交易——那麼我們就能夠預見，現在我們只是看到萌芽的技術在未來將造成怎樣的轉型。生物技術可以創造新的食品、衣料並且供應一個100億——120億人口的世界。還可以使越來越多的人更加長壽健康。納米技術和新型的更快速的微電子技術可能會讓我們身邊充滿大大小小的智能機器人，他們的行為方式與人類的智能幾無分別。與此同時，新能源會使我們獲得更多能量。最後，俄羅斯學校教師康斯坦丁·喬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kovsky）曾經預想的空間技術已經使得人類在1961年4月12日離開地球，1969年6月21日首次登陸其他天體，而這些空間技術最終將導致人類移民史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當今世界網絡將會被再次撕破，並且形成幾個區域網絡。這些想法並不是科幻小說，因為我們知道，500年前誰也料想不到將北美這個食物採集者和小規模農業社會轉型成為一個超級大國的變遷是多麼迅速和意義重大。
向其他世界殖民也許可從月球、周邊的行星以及其他小行星的工業開發開始。然後繼續到太陽系內的其他星球定居。在一個世紀之內對小行星進行工業開發，以及開始向火星殖民都是可行的。而更加值得思考（在理論上也更加複雜）的乃是將火星「地球化」——也就是改變火星的大氣層和溫度，使之適宜於地球人類和生物有機體居住。[15]已經制定了好幾種類似的計劃，但是它們預期的變化將會持續1000年才能實現。如果它們獲得成功，人類就將學會如何將「馴化」所有星球，就像他們馴化大型食草動物一樣。如果人類果真向其他行星大量移民，那麼本書迄今所描繪的人類歷史只不過是某個發生在地球以外的歷史篇章中的第一章。在某種程度上，向另外一個星球移民將會令人想起石器時代的重大移民運動，當時好幾個我們這樣的物種大量進入非洲的其他地區，然後進入尚未開發的澳大利亞、西伯利亞以及美洲。或許更好的比喻是向太平洋殖民的重要航海活動。但是，到我們地球之外繼續生活將要求人類聚集各種技術智慧。未來移民將不得不在也許是完全人工環境裡創造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如同復活節島上的居民一樣，他們不一定獲得成功。甚至在最近的天體月球上，他們將居住在一片荒蕪的沙漠裡，在完全的黑暗天空下承受可怕的極端溫度的考驗。
到我們的太陽系之外旅行是另外一個問題，由於距離實在太過遙遠，而且愛因斯坦的規律是任何事物的運動都不能比光更快。[16]光要用4年時間才能夠抵達最近的恆星半人馬座比鄰星，而要旅行到銀河系中心則需30 000光年。目前我們不知道如何建造一艘速度僅及光速1/10的宇宙飛船，而這個速度是適合人在一生中能夠往返地球的最低速度。而且甚至最樂觀的提議也不能預言在今後幾個世紀裡就可以進行這樣的旅行。像波利尼西亞殖民者那樣並不指望返回家鄉的殖民之旅也許比較現實。這些人就可以搭乘更大、更慢的太空飛行器，用數百年時間到達他們的目的地。與波利尼西亞人不同的是，「太空方舟」將成為永久的家園，比他們途中巧遇的星球更舒適、更有吸引力（參見圖15.3）。與我們今天的宇宙航行，登陸我們不能控制其運動的天然星球不同，未來的人類能夠在可操控的人造星球上旅行。在這種情形下，人類的未來將不是向數千個其他星球殖民，而是創造數千個甚至數百萬個太空方舟，定期降落到附近的星球補充燃料和原材料。人們預計，接連不斷的星際殖民浪潮，以相對較慢的速度，用數百萬年時間到達我們自己銀河系最遙遠的地方；我們現有的知識還幾乎無法使我們預想到其他銀河系的旅行方式。
圖15.3 太空殖民的設計是人類在宇宙中的未來嗎？
從今以後二三世紀中大多數人類將如此生活下去嗎？人類將重複舊石器時代史詩般的移民活動，只是現在是在太陽系範圍進行嗎？此圖是根據普林斯頓物理學家傑拉德·K.奧尼爾（Gerard K. O』Neil）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設想的為探索太陽系而進行空間殖民活動的設想繪製。每個圓筒30千米長，容納數千人或者上萬人。每三條地帶（「國家」？）將享受殖民地「一天」中三分之一的陽光。采自尼科斯·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人類在宇宙中的命運》（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2頁
如果人類開始太陽系之外的旅行，人類社會就會分裂成幾個不同的世界，就像太平洋上的許多世界一樣，各有自己的歷史，因為相互之間的聯繫是斷斷續續的、緩慢的。阿瑟·C.克拉克認為，「有限的光速將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從時間和空間上將人類割裂。我們有共同的遠祖，他們居住在與我們相隔遙遠、無法企及的地方，因為我們正在向一個比我們所能夠夢想的更大的宇宙前進。」[17]如果分裂時間足夠漫長，在歷史上大多數時期曾經將人類聯繫在一起的網絡就會被拆散。文化網絡將首先扯斷，但是接著還有規定了作為獨特物種的現代人的基因紐帶將會變弱，並在某個臨界點上斷裂。人類就像加拉帕戈斯島上的雀鳥一樣進化成無數各不相同的種類，每一種都適應於某個特定的環境。
進化變異不可避免，不管人類是否殖民其他世界。很少有哺乳類延續數百萬年而不進化為另外一個物種的。人類作為新物種，擁有成千上萬年甚至數百萬年的未來。但是現代基因技術能夠很快使人類開始有意識地操縱其自身的基因結構。隨著20世紀末人類基因組的解碼，我們已經知道人類構造的藍圖，即使我們還不知道這份藍圖的不同部分相互作用的方式。很有可能在今後數世紀中，人類將開始設計自己的身體，而不需要等待漫長的自然選擇發生作用。[18]我們把這些人想像成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後代還有任何意義嗎？
這些後代會遇到其他智慧的、聯結成網絡的生物嗎？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不會，至少在我們的銀河系中不會。對於圍繞附近恆星運行的行星進行觀察，以及對那些我們曾經認為不可能存活的惡劣環境——如海洋內的火山口或者岩石深處的冰點以下的地區——中的生命有機體的觀察表明，至少在行星和恆星存在的地方，生命是常見的現象。此外，在地球上生命形式首次出現的速度表明，只要條件合適，生命將很快形成。但是能夠像人類那樣分享信息的智慧生命形式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在地球上，進化成聯結成網絡的、大腦容量的生物用了將近40億年，而且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本來還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導致大腦容量的進化路徑似乎十分狹窄。因此，不能肯定經過漫長時間的進化就會形成任何像我們這樣的物種。此外，即使智慧的、分享信息的生物是常見的現象，沒有任何清晰的證據表明它們的存在，這本身就令人十分困惑。1950年物理學家恩裡科·費米訪問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以一個簡單的問題提出了這種觀點：「但是他們在哪裡呢？」如果這些物種是常見的，那麼就應該有許多智慧的、聯結成網絡的社群，他們的技術要比我們先進許多，我們應該接收到他們中間的某些物種發出的某些信號。[19]如果人類能夠到達其他相鄰恆星的行星，他們也許會像橫渡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旅行者那樣，發現並沒有像他們那樣複雜的、熟練掌握技術的生物。
但是至此我們就進入純粹的猜想，就像我們猜測任何關於1000年的時間跨度內人類社會性質那樣，我們只能猜想而已。如果我們還記得恐龍作為一個種群，似乎在6500萬年前因為一次小行星造成的生態瞬間而毀滅前曾經似乎繁榮一時，我們就能夠提醒自己這些觀念只能是猜想性質的。
遠期未來：太陽系、銀河系以及宇宙的未來
奇怪的是，在最大的時間尺度內模糊性反而消失了，因為天文學家與歷史學家相比，他們研究的對象更大、更簡單，這些對像在漫長的階段變化十分緩慢。天文學家確信，關於行星和恆星，甚至宇宙本身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有很好的想法。
生物圈的最後命運取決於地球和太陽的演化。雖然這些都是巨大的體系，但是它們比生物圈或者人類社會更簡單，因此它們未來的演化是可以預測的。我們的太陽處在生命週期的中期，還將有40億年左右的生命。但是地球上的生命將在太陽死去之前全部滅絕。當太陽進入老年時將會更熱，最終令地球表面更熱，生物圈會進化，以減緩這些變化造成的影響，但是最終地球上那些仍然存活的有機生命將喪失選擇的機會。在30億年的時間裡，地球將吸收太陽的熱量，就像如今金星那樣；海洋將沸騰，產生的蒸汽將促使全球變熱。地球將變得無法居住。[20]最後它將像今天的月亮那樣一片荒蕪。
太陽燃燒掉全部氫，就將變得不穩定。它將從表面噴射物質，將膨脹到地球如今所在的位置。然而太陽密度和引力的減少也將把地球推向更遠的軌道，也許6000萬千米以外。尼科斯·普蘭佐斯描述了從地球上觀察到的景象：「如果有一個觀察者還能夠生活在溫度接近2000℃的地球表面熾熱的爐膛裡，他將看見與但丁筆下的地獄相類似的景象。太陽將會佔據整個天空的3/4。」[21]如果有誰看見太陽吞噬地球，他們可能是來自太陽系以外的訪客；那時，木星和土星的衛星——木衛二和土衛六會變得可以居住。然後太陽會再度收縮，因為它開始燃燒內部的氦，但是僅持續一億年。當氦燃燒完畢，太陽將會再度不穩定，開始產生氧氣和碳。在這個階段，即使外層行星也不能居住了。然後，太陽中心的燃燒將最終熄滅並收縮成為一顆白矮星——一種密度極高、極熱的星體，由於沒有內部的熱動力，將在一個比它聚變時期長好幾倍的晚年逐漸變冷、變暗。
銀河系中數千億顆恆星不會注意到它的死去——不過也許它們應當注意到，因為它將為銀河系的未來提供一個小小的不祥的徵兆。恆星所能生產的物質90%已經耗盡，因此恆星的形成時代已經走向尾聲。從今以後的數百億年中，將不再形成恆星，然後，當現有的恆星開始死亡的時候，光明將會減弱並消失。在一個寒冷、黑暗的宇宙裡，能量的梯度將不再增加到足以創造複雜星體的地步；宇宙將變得越來越簡單，第二熱力學定律將越來越有效地展示其昏暗的權威。但是這不會很快發生，也不會逆向發生：較小的恆星就像曾經強大的游擊軍隊的殘餘分子那樣，其壽命比現有的宇宙年齡長好幾倍。然後，再過數萬億年，甚至這些小恆星也會再度變暗，就像它們早年那樣。但是此刻的宇宙就像一個垃圾場，充滿冷卻的、黑暗的物質，如褐矮星、死亡的行星、小行星、中子星以及黑洞等。[22]
接下去還會發生什麼呢？我們不能斷定，但是我們知道一些片爪只鱗。未來主要取決於推動宇宙分離的膨脹和將宇宙聚攏的重力平衡。如果有足夠的密度／能量減慢宇宙膨脹以至於停止，那麼也許數萬億年之後，它就會開始收縮。收縮並非如同人們曾經想像的那樣是一個逆向的膨脹階段。甚至有一段時期人們假設一次新的大爆炸之後出現「大擠壓」（Big Crunches）這種活力再現的宇宙場景，有些人將其視為現代版本的宇宙循環論，就像瑪雅人心中的宇宙一樣。[23]這些觀念激勵著天文學家試圖詳細地統計宇宙物質／能量的量。一開始，似乎物質的量很少，不足以停止宇宙膨脹，但是逐漸弄清楚了，我們還有無數看不見的宇宙物質／能量。隨著各種間接的方法用於估算暗物質的量，似乎引力和膨脹極微妙地達成了平衡，這表明宇宙最後的命運還不清楚。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所謂真空能量的發現為這些爭論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真空能量自身能夠說明消失的物質／能量，還有部分原因是它似乎確保了宇宙膨脹不會變慢，而是加速，因為真空能量似乎在緩慢地提高宇宙膨脹的速度。
目前，大多數天體物理學家相信，宇宙將持續地、永遠地膨脹下去。用他們的行話說，就是它是「開放」而不是「關閉」的。隨著宇宙越來越大，銀河系的空間還會增加，宇宙在變弱的過程中將變得越來越簡單、寒冷和孤獨。美好時光將一去不返。隨著熱物體和冷物體之間的溫差降低，熵就會增加，令複雜實體的形成更加困難，不過繼續膨脹的宇宙將使自己無法徹底達到熱力學動力平衡。隨著宇宙進入老年，光只能來自太空中為數不多的突然爆發，那是由於冷物質團偶然碰撞而形成一些新星。這些孤獨的發光的燈塔將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巨大的銀河墳場，周圍是數十億顆恆星屍體。引力將推動某些星體進入空間，在那裡每一個星體都將孤獨地忍受煉獄的煎熬，因為它將一直旅行下去，與任何其他物體距離越來越遠，最終消亡在自己的宇宙裡面。那些仍然待在從前銀河系裡的恆星屍體將在引力作用下聚集在一起，最後形成巨大的黑洞。黑洞外的其他任何物質都會消失，如果（像某些現代理論所想像的那樣）甚至質子也不是永恆的。也許從宇宙大爆炸之後1030年，宇宙將成為一個黑暗的、寒冷的地方，只有黑洞和飄零的亞原子粒子充斥其間，它們相互之間的距離以光年計。
但是斯蒂芬·霍金在20世紀70年代證明，甚至黑洞也會喪失能量，在經過無數難以想像的時期之後消失。它們因量子蒸發而導致的死亡將持續一段時期，比所有以前經歷時間還要長10多億倍，與這段漫長時期相比，10億年相當於海灘上的一粒沙子（參見表15.1）。普蘭佐斯認為，按照這個比例，黑洞開始統治宇宙之前的1030年，「看上去甚至比今天我們看普朗克時間還要短！」[24]黑洞背後還會留下一些什麼嗎？絕無僅有：保羅·戴維想像那是「一盤難以設想的稀湯，由數量逐漸減少的光子、核子以及電子和正電子組成，它們逐漸地、緩慢地遠離對方。就我們所知，再也不會發生更進一步的物理過程了。沒有任何重大事件打擾這個宇宙的淒慘貧瘠，這個宇宙氣數已盡，終將直面永生的宇宙——也許永死是一個比較確切的描述。」[25]
表15.1 開放的宇宙未來年表
資料來源：選自尼科斯·普蘭佐斯《我們宇宙的未來：人類在宇宙中的命運》（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63頁
設想存在一個目睹最後黑洞面臨死亡之煩惱的觀察者，對於他而言，本書所考察的數十億年不過是時間在開始時的一次創造性的耀眼閃光，是巨大的混沌的能量挑戰第二宇宙熱力學定律並且將構成我們世界的稀奇古怪的複雜實體的大雜燴聯合在一起的那一剎那。在這春光乍現之際，在尚未冷卻變黑之前，宇宙的創造性正在大爆發。而至少在一個無名的銀河系裡出現了一個聯結成網絡的、智慧的物種，能夠把宇宙當作一個整體進行思考並且重構它的過去。[26]
我們不禁要想，這道創造性的閃光是為人類特意安排的——也許這就是宇宙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終極理由。現代科學絕沒有為這樣一種人類中心論的信仰提供充足理由。相反，看來我們只是宇宙在其漫長生命中最年輕、精力最旺盛、最具生育能力的階段上一個比較稀奇古怪的創造。雖然我們不再將自己視為宇宙的中心，或者其存在的終極原因，但是對於許多人而言，這種想法仍然是非常崇高的。
本章小結
預測未來是要冒風險的，因為宇宙在本質上不可預測。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必須有此一試。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下一個世紀，因為我們今天所做的，可能對生活在下一世紀的人們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我們的預測不那麼離譜，並且根據這些預測採取合乎理智的行動，那麼我們就能夠避免災難。這些災難或許會採取多種形式不期而至，包括嚴重的生態退化和由於所得資源的巨大不平等而導致的軍事衝突。這兩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而在理智的安排下，也有可能推動人類世界與環境建立更具可持續性的關係，創造一種提高窮人生活條件的全球經濟，即使這種經濟對於富人不無偏見。從數世紀的尺度來看，可能性迅速增加以至於不大值得做出預測的努力。但是，尤其是在技術方面的一些大趨勢，可能提示我們未來的某些特徵。人類可能遷移到太陽系的行星或者月亮上去，也許甚至到更遠的地方；他們可能精確地控制基因過程。但是，任何特定的預測都有可能因為不論是人為的還是地質學的或者小行星碰撞等天文現象所導致的始料未及的危機而發生偏差。從宇宙學的尺度看，我們的預測又再次變得更加有信心了。太陽和太陽系將在40億年以後消亡，但是宇宙將存在很久。最近有證據表明，宇宙膨脹將永遠持續下去。即便如此，我們也能夠根據現代基礎物理學和天文學過程的理解，來描述宇宙在膨脹過程中如何消亡。從不可想像的遙遠的未來觀點看，當宇宙被壓縮到稀薄的光子和亞原子的時候，本書所涵蓋的130億年似乎只是春宵一刻罷了。
延伸閱讀
彼得·斯特恩斯的《第三個千禧年，21世紀》（1996年）討論了未來學的歷史，而約裡克·布盧門菲爾德的《未來掠影》（1999年），收集了一部分關於未來學的論文。關於未來生態，某些比較容易找到的有萊斯特·布朗的《生態經濟》（2001年）〔不過布約恩·龍伯格（Bjorn Lomborg）在《懷疑論的環保主義者》（2001年）中、保羅·肯尼迪在《為21世紀做準備》（1994年）從統計學上對該書提出嚴厲批評〕。有許多小說描寫了中期未來。布賴恩·斯塔布福德和戴維·朗福德在《第三個千年》（1985年）對於下一個千年的「歷史」做了令人心馳神往的、比較樂觀的描繪，而沃爾特·米勒（Walter Miller）的《萊博維茨頌歌》（1959年）則是冷戰達到頂峰時期創作的，書中描繪了人類的創造性和理性導致週期性核戰爭大屠殺。從更大尺度看，科學又一次進入了預測的視野。尼科斯·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2000年）討論了空間旅行的可能性，探討了最遙遠的宇宙未來，而保羅·戴維的《最後三分鐘》（1995年）也是如此。
[1] 章首詞：默裡·蓋爾——曼（Murray Gell-Mann）：《朝向更加可持續的世界轉型》，載約裡克·布盧門菲爾德（Yorick Blumenfeld）編：《未來掠影：20位著名思想家論明日世界》（倫敦：泰晤士和哈得孫出版社，1999年），第79、471頁；保羅·哈里森：《第三次革命：人口、環境和可持續世界》（倫敦：企鵝出版社，1993年），第149頁；柏拉圖：《克利蒂亞斯篇》111-A-D，轉引自哈里森：《第三次革命》，第115頁。
[2] 此例以及在這兩種不可預言的差別，均引自理查德·索萊和布賴恩·古德溫：《生命的跡象》，第20頁。
[3] 索萊和古德溫：《生命的跡象》，第20頁。
[4] 彼得·N.斯特恩斯：《第三個千禧年，21世紀：未來展望》（博爾德，科羅拉多：西景出版社，1996年），第158頁。
[5] R. C. 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6年），第54頁；轉引自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歷史的景觀：歷史學家如何描繪過去》（牛津：牛津學出版社，2002年），第58頁。
[6] 參見約裡克·布盧門菲爾德為自己主編的《未來掠影》所做的導論，第7—23頁。亦可參見赫爾曼·卡恩：《論熱核戰爭》（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0年），以及多內拉·H.梅多斯等主編《增長的極限：向羅馬俱樂部研究項目提交的關於人類困境的報告》（紐約：大學書店，1972年）。最近關於某些我們面臨的可怕可能性的討論，參見馬丁·裡斯：《我們最後的日子：科學家警告，恐怖、錯誤和環境災難如何在21世紀威脅人類的未來——論地球及其他》（紐約：基本圖書，2003年）。
[7] 克萊夫·龐廷：《世界的綠色歷史》。
[8] 甘地語，轉引自約翰·R. 麥克尼爾：《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第330頁。
[9] 萊斯特·R. 布朗最近在全面思考構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經濟方面做了很好嘗試，參見所著《生態經濟：為地球建構的經濟學》（紐約：W. W. 諾頓，2001年）；亦可參見蓋爾——曼的短論，《朝向一個更加可持續性的社會的轉型》，第61—79頁。
[10] 萊斯特·R. 布朗和詹妮弗·米切爾（Jannifer Michell），《構築一種新經濟》，載於布朗等主編的《1998年的世界狀況：世界觀察研究所關於朝向可持續社會的進步的報告》（倫敦：全球概覽出版社，1998年），第174頁。
[11] 加雷思·波特（Gareth Poter）、珍妮特·韋爾什·布朗（Janet Welsh Brown）和帕梅拉·S. 查賽克（Pamela S. Chasek）：《全球環境政治學》，第3版（博爾德，科羅拉多：西景出版社，2000年），第87—93頁。
[12] 萊斯特·R. 布朗等：《1995年的世界狀況：世界觀察研究所關於向一個可持續社會發展的報告》（倫敦：全球概覽出版社，1995年），第172頁。
[13] 斯特恩斯：《第三個千禧年，21世紀》，第74頁。
[14] 伊卡洛斯，希臘神話人物之一。伊卡洛斯是代達羅斯的兒子，代達羅斯為他做了一對人工翅膀，逃離克里特，由於離太陽太近，粘翅膀用的蠟熔化而掉進了愛琴海。——譯者注
[15] 尼科斯·普蘭佐斯（Nikos Prantzos）：《我們的宇宙未來：人類在宇宙中的命運》（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6，73頁；關於將火星地球化的計劃，參見第75—80頁。
[16] 關於星際旅行，參見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第2章。
[17] 阿瑟·C. 克拉克，轉引自布盧門菲爾德主編：《未來掠影》所做的導論，第19頁。
[18] 布賴恩·斯塔布福德（Brian Stableford）和戴維·朗福德（Dvid Langford）在《第三個千禧年：公元2000—3000年的世界史》（倫敦：希德威克和傑克遜，1985年）這部創作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關於未來眼花繚亂的歷史著作裡，探索了基因工程某些可能性，令人頗感興趣。
[19] 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第162—169頁；正如普蘭佐斯所指出的（第164頁），費米的問題早在18世紀已經由法國科學家豐特奈爾（Fontenelle）提出來了。關於宇宙其他地方存在智慧的比較樂觀的評估，參見阿爾曼·德爾塞默：《我們的宇宙起源：從大爆炸到生命和智慧的出現》（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36—244頁。
[20] 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第209頁以下。
[21] 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第214頁。
[22] 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第225—229頁。
[23] 宇宙創造週而復始的觀念最早是物理學家約翰·惠勒（John Wheeler）提出的；參見肯·克羅斯韋爾（Ken Croswell）：《天體的煉金術》（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16頁；斯蒂芬·霍金滿腦子在想，時間之矢隨著宇宙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逆轉在宇宙收縮階段也會逆轉，但是後來放棄了這種想法，認為是錯誤的；參見《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洞》（紐約：矮腳雞出版社，1988年），第150—151頁。
[24] 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第263頁。
[25] 保羅·戴維：《最後三分鐘》（倫敦，菲尼克斯，1995年），第98—99頁。
[26] 宇宙之春的想像借鑒了阿瑟·C.克拉克：《未來概說》（1962年），轉引自普蘭佐斯：《我們的宇宙未來》，第2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