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時代這個觀念是一種有力的方式，我們可以據此思考在 20 世紀所見到的加速變化的深層意義。我們在第 4 章和第 10 章已經討論過，荷蘭氣候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認為，我們在 1800 年以後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時代，即人類世，在這個時期，我們這個物種開始成為生物圈的主宰。2008 年，一群傑出的科學家聲稱，國際地層委員會（正式鑒定地質年代的機構）應當考慮在地質時間表上採用這個新的時期。他們宣稱，人類世與此前全新世的顯著區別在於，人類在沒有充分理解自己所作所為的情況下，已經開始改變大氣的化學成分；動植物的活動範圍、多樣性和分佈；水循環的本質；以及侵蝕和沉降的重要進程。在近 40 億年時間，我們成為第一個有能力獨自改變生物圈的物種。
現在看來，人類很可能使用了通過光合作用進入生物圈的總能量的 25% 到 40%。換言之，生物圈全部能量預算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按照一個物種的怪念頭分配。所有這些意味著，我們物種的出現是一道門檻的標誌，這道門檻不僅對我們很重要，而且對地球史也相當重要。約翰·麥克尼爾在他的 20 世紀環境史作品中宣稱：「在不知不覺之中，人類已經在地球上進行了一次巨大的、不受控制的試驗。我認為，這種試驗終有一天會成為 20 世紀歷史最重要的內容，其重要性超過二戰、共產主義事業、大眾識字率的增長、民主體制的擴大或者婦女的不斷解放。」４
有人對以上數據做出了悲觀主義解釋，他們認為，我們已經啟動了不再受我們控制的變化。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聲稱，一切已經太晚。事實上，拉夫洛克多年來一直主張，我們不能把生物圈當作消極的客體；它是一種複雜的、不斷演化的超級有機體，它會對人類的行為做出反應，而採用的方式可能並非總是讓我們感到高興。用擬人化的方式來說，在必要時，它會保護自己、反抗我們。
如果悲觀主義者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現在處於某種全球交通事故之中；事件發生得太快，政府、商業公司和消費者來不及對它們做出適當的反應，也來不及就如何做出反應達成全球共識。這意味著發展本身不再是可持續的嗎？如果這樣，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和印度之類的國家——它們的更多人口開始享受到現代革命的好處——需要對創造這種好處的發展做出限制呢？或者率先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即對這些生態問題負主要責任的國家，應當為此付出代價（甚至通過部分去工業化的辦法）？或者整個世界都放棄現代革命的好處，返回農業時代——那時的可用資源十分有限，最有希望的「發展」形式就是通過戰爭奪取鄰邦的資源？
另一方面，或許集體學習——我們物種的明確特徵——使人類能夠創造新技術和新策略來避免生態災難。遺傳工程允許我們生產直接將煤炭轉變為天然氣或將垃圾變成能量或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的細菌嗎，或者通過核聚變反應生產廉價能源嗎？與工業革命創造的大型機器相比，納米技術可以創造出更強大、運行成本更低的微型機器嗎？政治家會提出新的全球合作形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嗎？會出現某種與人口轉型（人口增長變慢）相應的「消費轉型」（消費變慢）嗎？
樂觀主義者指出，與以前相比，人類現在擁有更好的知識和更好的裝備來處理他們面臨的問題。甚至在 50 年前，人們很少意識到環境問題的緊迫性。今天，這種意識已經遍及全球，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很清楚，全球合作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必然途徑。這種合作的諸多困難尚有待克服，不過意識已經出現了。如果有一個物種可以解決我們製造問題的一部分，那麼，它必定是地球上具備集體學習能力、能夠在超過 70 億人口的全球共同體中分享觀念和知識的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