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工業革命帶來的其他影響是什麼，世界總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以往任何時代，從 1700 年 6.1 億增加到 1900 年 16 億，在短短 200 年時間裡增長了兩倍。人口的這種驚人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飲食營養價值（全球動植物交換讓飲食變得更豐富）的增加，另一部分原因在於免疫力的分享，這樣一來，淋巴腺鼠疫這類疾病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不再具有那麼大的破壞性。
史學家很難對工業革命做出清晰的分析，因為我們仍然生活在工業革命進程中，根本不知道結果會怎樣。我們可能邁向全球範圍的工業化，也可能走到不可持續發展時代的邊緣。不清楚結果就很難評估影響。在後面兩部分內容中，我們將先後考察 20 世紀之前工業革命在工業國家（英國、北歐大部分地區、美國、俄國和日本）及它們的殖民地（即非工業國家）產生的社會、性別和環境影響。
工業革命對工業化國家產生的影響
前文對工業革命的描述，強調了它的政治和經濟層面：要賺取的金錢、資本家和中產階級日益增強的力量、與世界新地區的聯繫和貿易。這部分內容將關注工業國家的社會和性別問題以及環境影響。
社會問題
不管在哪裡發生，工業革命都會引起社會生活的巨大轉變。這種轉變的標誌為：工廠代替農場和田野、時鐘代替季節、小家庭代替大家庭、變化代替穩定性。與以往不同，許多人在其一生之中都能夠感受到這種社會和技術變革。
工業化的衡量標準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的比例。僅僅從 1821 年到 1831 年十年時間，英格蘭的工廠中心，比如利茲、伯明翰和謝菲爾德的人口就增加了 40%。到 1899 年，倫敦成為世界最大城市，人口從 1801 年 100 萬增長到 600 多萬。1850 年，整個英格蘭有 50%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德國城市人口達到相同水平是在 1900 年，美國是在 1920 年，日本是在 1930 年。
工業化對工業化國家的民眾產生的影響，並不完全一樣。在英國，相對於商業企業家、製造商和銀行家來說，土地貴族階級衰落了，不過，到 19 世紀中期，幾千個家族仍然控制一半可耕土地，這些土地通常被租賃給佃農。中產階級從工業化中獲得的好處最多，《1832 年改革法案》頒布之後，許多中產階級男性獲得了選舉權。工人階級因工業化而遭受最多的苦難，但所得卻是最少的，1830 年之前的早期階段尤其如此，那時，他們生活的城市環境煙霧瀰漫、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差、用水匱乏、單調乏味，並且受到嚴密監視，工作稍有懈怠就會被剋扣工資。沒有養老金，一旦湧入城市之後，也不再有一小塊可耕種的土地（參見圖 11.5）。
圖 11.5 懷特查珀爾的溫特沃斯街，倫敦。
法國插圖畫家古斯塔夫·多爾繪製的這幅素描，展現了工業化早期以及 19 世紀大部分時間倫敦的城市貧困和過度擁擠特徵
查爾斯·狄更斯（1812—1870）的暢銷小說十分形象地刻畫了英國的上述狀況，通過作品創造的一系列人物，狄更斯描述了工業化帶來的令人心碎的代價，這類作品包括：《霧都孤兒》（1837—1839）、《聖誕頌歌》（1843 年）、《大衛·科波菲爾》（1848—1850）和《艱難時世》（1854 年）。狄更斯的寫作源於個人經歷：在 12 歲時，父親因債務問題入獄，狄更斯只得去工作，他一度作為童工為盒子貼標籤。
因工業革命而遭受苦難的一些人實施抵制和反抗。僱主想盡各種辦法來充分使用昂貴的機器；一些紡織廠每天開工 16 個小時，星期六也不例外。1810 年到 1820 年間，在從伯明翰開始的一系列騷亂中，英格蘭手工工人打砸和破壞紡織機器。他們被稱為盧德派，這個名字取自一位虛構的領袖，即內德·盧德，據說他的辦公室位於捨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這位傳奇的羅賓漢式人物就是在那裡代表窮人打擊富人。盧德派希望取締機器的使用，但是他們最終失敗了。
還有其他許多人反對工業化。英格蘭浪漫派詩人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認為，工廠的黑煙是對「綠意盎然和快樂的」英格蘭的侵蝕。蘇格蘭資本家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以人道的環境經營著他的新拉納克紡織廠，修建了社區建築、一所幼兒學校和一家綜合商店。歐文被視為社會主義和合作運動的奠基人。
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面臨的最長期挑戰，不是來自暴亂，而是來自卡爾·馬克思（1818—1883）及其終生合作者弗裡德裡希·恩格斯（1820—1895）的筆頭。他們兩人都來自德意志地區（普魯士）。馬克思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拉比（rabbi），父親為了保持律師工作而皈依新教，恩格斯的父親與其他人共同經營曼徹斯特一家紡織廠。恩格斯年輕的時候在那裡工作，親眼目睹了工廠的恐怖環境。1844 年，24 歲的恩格斯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同一年，恩格斯在巴黎遇見了馬克思，四年之後，也就是 1848 年 2 月 21 日，他們發表《共產黨宣言》，在書中向歐洲資本家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我們的時代……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資本家階級〕和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５
在這本小冊子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陳述了他們的基本思想。他們認為，階級矛盾推動了歷史變化過程，社會永遠不會把它的財富分給工人，阻礙因素在於財產私有、競爭和階級對立。這意味著，貧富之間的差距會不斷擴大，直到發生一場革命。因此，他們斷言，資本主義注定會滅亡，共產主義會隨之出現，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工業技術所創造的財富將為所有人分享，窮人和富人之間具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也會終結。
《共產黨宣言》發表第二天，巴黎就爆發了遊行示威和騷亂。兩天之後，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退位。法國人制定了一部新憲法，法國再次成為一個共和國。
在 1848 年的幾個月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預言似乎正在變成現實。在工人群眾的反抗下，意大利各邦國、哈布斯堡帝國以及瑞士的政府紛紛瓦解。起義威脅到了西班牙和丹麥的現有政權，震撼了愛爾蘭、希臘和英國。起義的根本原因複雜多樣。民族主義激勵了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尋求政治統一，哈布斯堡帝國的各民族渴望自治。自由主義政治家要求頒布限制君主和廢除封建權力的憲法（從而建立現代國家）、選舉改革以及（在法國）工作權保證。經濟狀況加劇了社會苦難——馬鈴薯出現了枯萎病、1846 年西歐穀物歉收、19 世紀 40 年代早期蓬勃發展的鐵路建設到 1847 年也一蹶不振。食物價格和失業率上升。
「1848 年革命」被徹底擊敗了。君主政體得以恢復，因為中產階級和財產所有者感受到了威脅，他們支持對起義的鎮壓，士兵仍然忠於俄國沙皇、奧地利帝國的皇帝和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兒，即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他在那一年當選為總統，不過，他很快宣佈自己為拿破侖三世皇帝。君主與財產所有者和商業巨頭達成妥協，革命者的一些目標大約 20 年後才實現——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統一、法國的第三共和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為後來的一些政黨（比如社會民主黨）提供了靈感，它們最終會激發 20 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
移民為歐洲的一些窮人提供了一個逃生出口。汽船和鐵路誘發了一波巨大的殖民潮，歐洲移民主要前往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見地圖 11.2）。這些移民減輕了本國政府的壓力，鞏固了世界各地的新歐洲。同時，這些移民對他們定居地的土著居民和動物產生了災難性影響（參見環境問題，第 380 頁）。
與此同時，歐洲的政府制定了新的政治和社會法律，它們最終促使這些政府轉變成民主政體，減少了馬克思所認為的會引發革命的一些張力。工人的工會合法化，勞動法開始調節工作環境和工資，童工法防止對孩童的濫用，選舉權逐漸擴大，或許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小學教育變成了義務教育。
美國先後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來確定最低工資、限制童工和女工的使用、控制工作時間、規範公共衛生以及規定小學義務教育。不過，這些法律是在各州而不是國家層面通過的，各州之間差異很大。1859 年，馬薩諸塞州通過了第一個義務教育法案。
在俄國和日本，絕對君主統治下的社會立法非常有限。1906 年之前，俄國沒有議會，也沒有代議制政府；1861 年之前，60% 的人口是農奴。1897 年之前，工廠中 13 小時工作制很常見。日本變成了工業國家，但是沒有改變它那種傳統的寡頭式和絕對主義政治結構。在 1883 年到 1884 年間，攻擊政府機構的反抗活動達到高潮，但是，鎮壓法令摧毀了處於萌芽狀態的勞工運動。直到一戰之後，日本才實現選舉權的擴大和工會的合法化。
性別問題
工業化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性別不平等呢？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存在多種形式的性別不平等，它們的重要性隨時間流逝而發生變化。
在農場和手工作坊，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婦女過去通常依附於男性，不過，在實踐上，兩性常常是相對平等的。隨著一些婦女在工業化進程中上升為中產階級，她們也就成了家庭主婦，與男子分離開來，主要任務就是把家打造成遠離資本主義殘酷競爭的寧靜港灣。她們成為道德和善行的核心，也是消費的管理者。然而，到 19 世紀後期，一些中產階級婦女開始想方設法擺脫封閉而刻板的家務勞動，投身於教學、神職和醫護工作。這樣一來，她們就承受了雙倍的工作負擔，但是，與男性相比，她們在相同職位上的報酬更低、陞遷機會更少。
在歐洲工人階級當中，有許多女孩和年輕婦女在工廠工作或成為女傭。一旦結婚後，她們就離開了有薪工作，不過，她們常常通過提供食宿、洗衣或縫紉工作來補貼家用。
在日本，早期工業化的結果被證明是有害的，它們是日本從武士社會向中央集權的工業國家轉變的組成部分。許多鄉村農民家庭陷入貧困、被迫殺嬰、賣掉女兒以及面臨飢餓的威脅。許多城市紡織工人是來自農村的婦女，她們忍受著可怕的環境，通常在身患絕症時被解雇。
隨著時間推移，工業化提高了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水平，因為可支配資源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口增長速度。在歐洲，早期的苦難到 19 世紀中期已經有所減少。當孩童變成開支而不是資產時，生育率也開始下降，這對婦女有好處。當其他國家進行工業化時，它們也經歷了相似的過程。
環境問題
作為工業世界的首都，倫敦典型地體現了工業革命帶來的環境影響。在 19 世紀，大倫敦地區的人口增長了三倍。工人上班乘坐由三匹馬拉的公共馬車。每匹馬每年排出的糞便為 2700~3600 公斤。1859 年開始修建的第一條地鐵解決了這個問題。
倫敦的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但是，大潮又讓污水倒流回來，潮水退後，垃圾留在淤泥中，惡臭難聞。1858 年是倫敦的「奇臭年」，國會被迫休會一個星期。1832 年、1848 年和 1865 年，飲用水中的排泄物引起了霍亂。到 1891 年，倫敦改善了城市下水道和供水系統，從而避免了另一次席捲歐洲大陸的霍亂疾病。
倫敦的每個家庭都使用多個壁爐取暖，到 1880 年，大約有 350 萬個壁爐在燃燒煤炭，此外還有工廠冒出來的黑煙。倫敦為煙霧籠罩；有一年的 12 月份，死亡率達到正常水平的 220%。雨水夾雜煙塵落在樹木和灌木上，把它們變成了黑色。
工業革命在殖民地的影響
19 世紀發生於歐洲、美國、俄國和日本的工業化，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在 19 世紀，汽船、鐵路和電報已經開始建構 20 世紀的全球體系。沒有工業化的國家成為工業國家的原料生產者。
社會問題
工業國家需要廉價原料，因此，它們鼓勵或者迫使它們的殖民地開採礦產、生產用來銷售的經濟作物，而不是提高它們傳統的、各種各樣的口糧作物的產量。所需礦產包括金、銀、銅、錫和鑽石；所需經濟作物包括更多的咖啡、茶葉、糖、棉花、可可、花生、棕櫚油、熱帶水果、橡膠以及大麻。種植這些作物導致土地的重新分配、地方性饑荒和森林砍伐以騰出土地耕作（參見環境問題，第 380 頁）。歐洲人資助的大種植園發展起來，遠道而來的窮困工人在那裡種植甘蔗、橡膠、茶葉、煙草和大麻，這些人染上疾病的概率是殖民地發病率的兩倍。
隨著歐洲人直接或間接接管殖民地，暴力在征服期間和征服之後成為一個顯著特徵。不過，也存在合作，因為歐洲人不得不依靠當地精英作為中間人來貫徹執行政府的職能。印度王公、非洲酋長和穆斯林埃米爾設法保留他們的地位和特權，由此也強化了傳統的階級結構。
通過政府職員、傳教士以及志願者的工作，歐洲人也帶來了他們的價值體系。政府和教會學校為當地人提供了機會，他們由此可以接受西方教育，以及在政府、傳教機構和商業公司獲得薪酬更好的工作。在 19 世紀，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傳道工作有了顯著增長。英格蘭廢除奴隸制的運動一開始激發了西非的傳教活動，然後擴展到整個英帝國。1815 年之後，羅馬天主教恢復了在法國的傳教活動，1850 年之後，天主教傳教士力圖保護亞馬孫流域的土著民。到 1910 年，湧入非洲的傳教士超過了 1 萬名。
然而，在歐洲人試圖激發殖民地教育時，他們也因為種族恐懼而限制它。在東非，歐洲人往往稱呼非洲男子為「男孩」。他們甚至不允許哪怕受過高等教育的亞洲人和非洲人擔任殖民地行政機構的高級職務。在具有永久性白人定居點的地區，比如南非，歐洲人確立了嚴格的種族隔離制度，他們建立了單獨的「家園」、公共設施以及教育和居住區。在印度，英國人強化了傳統的種姓制度，輕蔑地將那些在歐洲受過教育的印度新興精英階層稱為「非印度人」，並認為這是更平等的看法。
許多殖民地民眾拒絕與殖民者合作，有時候也爆發公開的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反抗是印度民族大起義（1857—1858）和中國的兩次起義，即前面提到的太平天國起義（1850—1864）和義和團運動（1899—1901）。
印度大起義（英國人稱之為印度兵變）的導火索是英國人使用了塗有牛油和豬油作為潤滑劑的新子彈。印度教視牛為神物，穆斯林則不吃豬肉；這兩派信徒認為，這種創新是在勸導他們皈依基督教。孟加拉的印度軍隊率先嘩變，起義很快傳播到其他地區和社會階層。英國政府摧毀了起義，然後直接控制印度，從而結束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統治。
非工業世界也出現了移民活動，它們在規模和時機上非常類似於跨大西洋移民活動。印度和中國南部的許多人移居東南亞、環印度洋地區以及南太平洋地區。許多人從東北亞和俄國前往滿洲（中國東北——編者注）、西伯利亞（俄國——編者注）、中亞和日本。19 世紀 20 年代以來，遠距離的和跨洋的移民活動逐漸增加，在鐵路和汽船發展的刺激下，這種活動在 19 世紀最後 25 年顯著增長。非歐洲人和歐洲人同樣深深捲入到世界經濟擴張和一體化進程中（參見地圖 11.2）。
性別問題
歐洲人與他們殖民地民眾的接觸，讓人們意識到了不同的性別標準和期待，由此導致更多的張力、對標準的修改和（或）對這種修改的抵制。依照歐洲人的即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觀，婦女應當待在以丈夫為主的家庭裡，完成各種家庭職責。這種價值使得歐洲男性在男性統治問題上與他們殖民地的男子合作，不過，這也帶來了一些複雜問題。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發生的事件證明了這種複雜性。
在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傳統都不允許離婚、不允許妻子在丈夫死後再婚，也不允許婚姻以外的女性擁有財產權。歐洲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理想，主張丈夫死後妻子可以再婚。這一條被寫入 1853 年頒布的《再婚法》，對這一法案的抵制推動了 1857 年的印度民族大起義。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歐洲人希望婦女待在家裡，不要參加她們以往的農業勞作。這種要求與以下事實相悖：許多男子離家前往礦山和種植園工作，留下婦女承擔更多的農活。在南非，大約 40% 到 50% 的強壯勞動力離開了鄉村，婦女成為大多數家庭的一家之主。
非洲婦女採取各種方式來應對這些趨勢。她們與娘家保持更緊密的聯繫；她們成立自助協會並且設法出售糧食和衣料。有時候，她們會利用學校教育來擺脫農村的家長制。非洲男子做出反應，他們呼籲制定法律來懲罰通姦、把婦女限制在村子裡。非洲人非常重視性生活，歐洲人對此深感恐懼，他們強迫非洲人接受歐洲人的穿衣習慣，但基本上遭到拒絕，因為這在非洲的氣候環境中一點也不實用。
環境問題
在 19 世紀，三種全球性損失變得越來越明顯，即森林、動物和原住民（指那些沒有生活在明確的國家結構中的土著居民）的損失。到 19 世紀中期，除了土著居民對當地問題的認識之外，一些歐洲科學家也認識到，這些都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國家的介入。
工業國家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導致大片森林的砍伐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單一栽培（連續多年在同一片土地上種植某一種作物）取代了它們，比如印度的咖啡和茶葉種植園；許多單一作物是引入物種。比如，在 19 世紀，為了種植咖啡樹，巴西損失的森林面積超過 30000 平方千米。土壤的變化致使恢復原貌變得不可能。對出口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巴西在 20 世紀 30 年代之前一直沒有出現對這種狀況的反對意見，20 世紀 70 年代之前，政府也沒有出台相應政策。
在 18 世紀晚期，南大西洋聖赫勒拿島和印度洋毛里求斯島上的森林砍伐行為，就已經引起人們對環境破壞的早期批評。島上的英國、法國植物學家觀察到了森林砍伐帶來的引人注目的影響，他們也開始進行早期實驗以保護森林、魚類以及控制水污染。英國東印度公司聘請的蘇格蘭科學家在 1852 年提交了一份報告，內容涉及熱帶雨林破壞的後果，也提到整個地球正受到森林砍伐、饑荒、物種滅絕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在這些早期保護主義者對殖民統治狀況做出的回應中，他們十分準確地預見到了今天的環境問題。
世界範圍的動物損失與森林損失一樣引人注目。1710 年到 1914 年間，俄國稀樹大草原和美洲大草原上的毛皮哺乳動物幾近絕種。南部海洋的魚類和鯨魚數量大幅減少。由於棲息地的破壞和人類狩獵行為，非洲、印度和太平洋島嶼上的動物和鳥類大量減少。在非洲，英國狩獵者射殺了數千羚羊、大象、長頸鹿和犀牛。英國人最初向非洲本地人提供槍支，誘使他們加入殺戮者行列；後來想方設法自我限制槍支的使用。在印度，英國人坐在大象上射殺老虎，1857 年之後才禁止這種獵殺行為。到 20 世紀初，印度的獅子和老虎數量所剩無幾；印度豹在當時已經絕種。
人們採取了一些行動。19 世紀 70 年代，印度的英國人頒布一些條例來保護大象。1900 年，位於倫敦的英國外交部舉辦了第一屆非洲野生生物國際討論會，儘管這次會議沒有達成有效的協議，不過，它為 20 世紀更多的保護努力創造了一個先例。1874 年，美國外交官和語言學家喬治·帕金斯·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出版了一本開創性著作，即《被人類行為改變的地球》，這本書在 10 年前以《人與自然》的名字出版（2003 年出版——編者注）。
除樹林和動物之外，原住民在 19 世紀也遭受了巨大挫折，因為殖民人口的大肆擴張他們被關進了圍欄。在美國，殖民者於 1830 年通過了《印第安人移民法》，決定把所有印第安人遷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 1838 年到 1839 年間長達 1300 千米的移民路線，即著名的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它從東部森林一直延伸到俄克拉荷馬州。此後，白人殖民者侵佔了密西西比河兩岸的土地。蘇族、科曼奇族、波尼族和阿帕奇族印第安人以火器和騎術進行抵抗，儘管也取得一些勝利，但是，使用大炮和快速射擊的加特林機槍的美國軍隊最後大獲全勝。
移居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歐洲人，最開始主要以天花和麻疹之類的疾病來毀滅原住民。澳大利亞原住民人口數量從 1800 年大約 65 萬下降到 1900 年的 9 萬；在新西蘭，毛利人從 1800 年大約 20 萬減少到 1900 年的 4.5 萬。到 1900 年，英國人取代了絕大多數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整個大陸驅趕他們。在新西蘭，19 世紀中後期一直戰亂不斷；到 19 世紀末期，英國人把許多毛利人趕到與歐洲社會分離的貧窮鄉村。
我們在下一章將繼續討論工業化，那時，發展和變化的速度在世界各地都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