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導讀
從這一章開始，作者用5章的篇幅，敘述「技術元素」在發生、演化、交互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哪些獨特的屬性，以及這些屬性對自然界、對人類產生了何種影響。
從根本上來說，凱文·凱利是一位虔信技術進步的樂觀主義者。不過他的樂觀主義並非建立在對技術的盲目崇拜上，而是對技術內在秉性的深度挖掘和思考。
這一章裡，凱文·凱利列舉了5個方面的證據（前兩個較為細緻），來證明這些「技術元素」「每天都讓我們相信社會在進步」。
這一章也是深入瞭解作者價值觀和立場的重要一章。比如，通過比較全世界製造產品的種類，從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時期（1547年）的18000餘種，到現代全球擁有數千萬種物品，作者認為即便科技有負面的內容，科技的陰暗面「占技術元素的比例甚至有可能接近一半」，但技術元素帶給人們更多的選擇是毋庸置疑的。
凱文·凱利認為，「進步的發生與科技的產生同步」。對這一觀點的疑惑，也許會消失在後續4章的閱讀中。其實，更重要的內容還在後面：人們與科技相處的方式，將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新生事物在如今的生活中是如此基本的組成部分，以至於我們忘記了在古代它多麼罕見。過去大多數變化都是循環性的：人們伐林造田，接著棄田而去；軍隊來來往往；洪水剛退，乾旱又至；甲國王退位，乙國王——或善或惡——繼位。多數時候，多數人幾乎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變化。確實出現過很少的變化，不過要經歷幾個世紀。
當變化突然發生時，人們想的是逃避。如果說人們對歷史變化有過預測，那也是預測它會向壞的方向演變。某個歷史時期是黃金時代，當時老有所依，夜不閉戶，人們懷有敬畏上帝之心。在古代，當先知預言未來時，消息通常很糟糕。近代之前，未來將會產生進步的觀念從未得到廣泛傳播。即使現在，這種觀念也遠遠談不上廣為接受。文化發展通常被視為例外，也許不知何時就會退回到過去的困境中。
任何關於時間帶來發展的斷言都被認為無視這樣的現實：數十億人的不平等、惡化的區域環境、局部戰爭、種族滅絕以及貧窮。任何理智的人都不能忽視不斷出現的新疾病，這些疾病的罪魁禍首是我們的發明和活動，包括由解決老問題的善意嘗試導致的新問題。對美好事物的持續破壞和對人的持續殺戮似乎無休無止。
但是，美好事物的湧現也是無止境的。誰能否認抗生素的功效——即使它們被濫用？還有電力、紡織品和收音機？值得擁有的事物數不勝數。儘管其中一些有缺陷，可是我們利用的是它們的優點。為了治療當前已知的疾病，我們創造出更多新事物。
這些新的處理手段中有一些比它們試圖解決的問題還要麻煩，但有證據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平均來說，新的解決辦法創造的價值要超過新問題造成的困難。嚴肅的技術樂觀主義者也許會爭辯道，大多數文化、社會和科技變化基本上是積極的——每年技術元素的變化有60%（也有認為70%和80%的）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不知道實際百分比，但我認為平衡點偏正向，比50%高，即使只是略高一點。正如扎爾曼·沙克特-夏洛米拉比[1]所說的：「世界上善多過惡——但只多一點。」但是，在復利借款中，這「一點」正是關鍵——對於技術元素也是如此。世界不需要像烏托邦一樣完美才算是進步。我們行為的某些部分，例如戰爭，就是破壞性的。我們製造的東西有一大批——也許接近一半——毫無用處。可是，只要我們創造的正面事物比破壞的事物多出1%或2%（甚至0.1%），我們就會進步。這個差值可能細微到幾乎無法察覺，這也許是進步沒有被普遍承認的原因。與人類社會的大量缺點相比，1%的改善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正是這個單薄、羞怯的小差距與文化的防倒退棘輪聯手推動進步。時光流逝，百分之幾的「微小進步」匯聚成文明。
但是，長期來看，確實存在每年1%的改善嗎？我認為有5類跡象可以證明這種趨勢。其一是普通人的壽命、教育、健康和財富的持續改善。這是我們可以評估的。總體而言，人們生活的歷史時期越靠近現代，他們的壽命越長，獲取知識的渠道更加豐富，享有更多的工具和選擇。這是平均狀況。由於戰爭衝突短期內會損害局部地區的安樂，10年期健康和財富指數會出現波動，世界各地也不均衡。不過，長期通道（我所謂的「長期」指的是數百年，甚或數千年）呈現穩定可測的上升形態。
長期進步的第二個指示燈是我們一生中所見證的科技發展的明顯正面趨勢。這種連續的浪潮也許比其他信號更具說服力，每天都讓我們相信社會在進步。各種設備的質量不斷改進，同時價格也在下降。我們透過歷史的窗戶，回顧過去，意識到那時沒有窗戶玻璃，還缺乏機織製品、電冰箱、鋼鐵、照片以及倉庫中堆滿即將運往本地超市的貨物。對這種物質豐富的狀況追根溯源，我們可以沿著一條越來越狹窄的曲線回到新石器時代。古人手工藝的精巧令我們吃驚，但論數量之大、種類之多和複雜程度，現代文明使其黯然失色。證據顯而易見：我們買新換舊。如果要從舊式和新式兩種工具中選擇，大多數人——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會抓住新式的。有極少數人收集舊工具，但與新工具市場無法相提並論，後者如eBay一樣龐大，還包括世界各地的跳蚤市場。不過，如果新工具確實沒有改進，而我們還不停購買，那麼我們要麼一直受騙上當，要麼就是天生愚笨。購買新工具更說得通的理由是新產品的確物有所值，而且新產品有更多款式可供選擇。
典型的美國超市出售3萬種商品。每年僅在美國就有2萬種嶄新的包裝精美的商品——例如食品、肥皂和飲料——問世，廠家希望這些產品能在擁擠的貨架上佔有一席之地。這些現代產品大都有條形碼。發佈條形碼序列號的機構估計，世界各地使用中的條形碼至少有3000萬個。全世界的製造品種類肯定達到數千萬，不確定是否過億。
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1547年去世時，他的財務主管們整理了一份有關其財產的詳細清單。在計算總數時，他們尤為仔細，因為亨利八世的財富也就是英格蘭的財富。會計人員把他的傢俱、勺、絲綢、盔甲、武器、銀盤以及其他財物相加，最終得出亨利國王的家產（英格蘭的國家財富）為18000件物品。
我住在美國的一所大房子裡，同住的有我妻子、三個孩子、弟媳和兩個侄女。有一年夏天，我和小女兒廷（Ting）清點家中物品。我們手持計算器和剪貼板，走遍所有房間，在廚房碗櫃、臥室壁櫥和多年未打開的抽屜裡翻箱倒櫃。
我感興趣的主要是估計家中物品的種類，而不是總數，因此我試著統計技術「種類」的數量。每種類型我們選一個代表記錄。特有的著色（例如黃或藍），或者表面飾品及裝飾圖案不作為分類依據。我只統計了書的代表類型：例如，一本平裝書，一本硬皮書，一本大畫冊等。所有光盤和家用錄像帶各自記為一種種類。內容基本上不作為依據。不同材料製成的物件記為不同類型。陶制盤和玻璃盤記為兩種。同一種機器製造的物品算為一類。食品櫃中所有罐裝食品是一類。所有壁櫥是一類。大部分衣物製造工藝相同，但纖維類型不同。棉質牛仔褲和棉質襯衫記為兩種類型，羊毛褲是一種，合成材料女式襯衫是一種。如果某件物品需要不同類別的製造技術，我會把它歸為一種技術類型。
除了車庫（那又是另外一個工程），其他房間都走遍了，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家中總共有6000種物品。由於我們把某些類型又進行了拆分，例如書本、光盤、紙板、勺、短襪等，我估計，加上車庫裡的，總物品數達到近1萬。
我這個典型的現代家庭沒有付出多麼艱苦的勞動，但財物卻相當於一個國王的遺產。而事實上，我們比亨利國王更富有。其實，麥當勞收入最低的漢堡師傅在很多方面的富有程度勝過亨利國王或者任何生活年代不是太過久遠的頂級富豪。儘管漢堡師傅的收入幾乎不夠支付房租，可是他（或她）買得起亨利國王買不起的很多東西。
亨利八世國王的財富——英格蘭的全部財富——買不到室內抽水馬桶或者空調，也無法完成一次500公里的乘車旅行，而這是現在任何出租車司機都有財力實現的。僅僅100年前，約翰·洛克菲勒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其龐大資產不能為他帶來手機，而現在孟買任何一個環衛工人都在使用手機。19世紀前半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納森·羅斯柴爾德，而他的數百萬財產不足以買到抗生素。羅斯柴爾德死於膿瘡感染，今天一劑3美元的新黴素就可以治癒。的確，亨利國王有一些漂亮的服裝和一大群僕人，可是假如今天讓某人像亨利國王一樣生活，沒有自來水管，住在黑暗漏風的房間裡，因道路不暢而與世隔絕，通信聯繫很少，即使是有償的，也沒有人願意。雅加達一位住在昏暗宿舍裡的貧困大學生在大多數方面也要好過亨利國王。
最近，攝影家彼得·門澤爾組織了一次活動，在世界各國尋找一些家庭，讓他們把全部家產堆放在身體四周，然後拍照。共有39個國家——包括尼泊爾、海地、德國、俄羅斯和秘魯——的家庭允許門澤爾和他的代表將家中全部物品拖到街上或院子裡拍照。門澤爾整理了這些照片，編成圖書出版，書名為《物質世界》（Material World）。幾乎每個家庭都會對自己的所有物感到驕傲，他們快樂地站在住所前面，四周是五顏六色的傢俱、罐子、衣服和小玩意兒。其中單個家庭擁有的物品平均數量為127件。
關於這些不同的財產照片，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確定，還有一件不能確定。可以確定的是，20世紀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家庭擁有的物品數大大少於127件。今天即使最貧窮國家的家庭所擁有的也要多於兩個世紀前最富有國家的家庭。在殖民地時期的美洲，當房屋所有者死亡時，官員通常會清點其遺產。從那時起，歷史上典型的已故房屋所有者財產清單所統計的全部財物為40件，也許是50件，通常少於75件。
不能確定的是：如果我們拿出兩張主人和財產的合影，一張是危地馬拉的一個家庭，身邊堆放著飯鍋和織布機，其他的物件不多；另一張是冰島的一個家庭，身邊是洗衣機、烘乾機、大提琴、鋼琴、3輛自行車、馬以及其他1000件物品，我們無法分辨出哪個家庭更加快樂。是擁有各類財物的一家人，還是那個窮困的家庭？
過去30年間，常見的睿智觀點是，一旦某人達到最低生活標準，更多的錢不會產生更多的快樂。如果生活在某個收入水平以下，財富增加會帶來不同感受，但在那之後，錢買不到快樂。這是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進行的現代與傳統對照研究的結論。不過，最近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研究表明，在世界範圍內，富裕能夠增加滿足感。收入更高的人的確更快樂，平均而言高收入國家的公民往往更加滿意。
對於這一最新研究成果——它也符合我們的直覺印象，我的解釋是金錢帶來的是更多選擇，而不只是更多物質（儘管更多物質也是結果）。我們不會因為更多器具和閱歷而快樂，讓我們真正感到快樂的是能控制時間和工作，有機會享受真正的休閒，逃離戰爭、貧困和腐敗導致的不確定性，以及抓住時機追求個人自由——這一切都伴隨財富增長而發生。
我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最貧窮和最富裕的地區，最古老和最現代的城市，節奏最快和最慢的文化，我的觀察結果是，如果有機會，走路的人會買自行車，騎自行車的人會買電動自行車，騎電動自行車的人會升級至駕駛小汽車，而汽車一族則夢想坐上飛機。各地農場主賣掉牛犁，買入拖拉機，還有葫蘆碗換錫碗，涼鞋變草鞋。總是如此。少數不重要的物件有時重新出現。如果嚴格審視，諸如著名的阿米什人這樣的例外並不是絕對例外，因為他們的團體也採用精心挑選的技術，而不是躲避。
科技的這種單向吸引力要麼是魔法般的誘惑，引誘頭腦簡單的人進行某種消費，而這種消費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要麼是我們無法推翻的暴政。或者，科技會提供十分稱心的、間接引發更大滿足感的事物。（也許這3種可能性都存在。）
科技的陰暗面不能避而不談。它占技術元素的比例甚至有可能接近一半。在我的房子裡，隱藏在1萬種耀眼的高科技產品背後的是偏遠的危險礦山，它們不斷被開採以獲取珍貴的稀土元素，散發出含重金屬的有毒氣體。為了讓我的電腦有電可用，需要建設大壩。木材被送去製作書架，樹樁被留在叢林裡。還需要長長的汽車隊伍和道路，以運輸和銷售我家購買的和商店儲存的一切商品。每一個小發明都來自地球、空氣、陽光和其他的工具。我們統計的1萬種物品只是一棵深深扎根的參天大樹的頂部。也許幕後需要10萬種實實在在的工具才能把自然元素轉化為我家的1萬種成品。
但是，技術元素一直在增加其核心的透明度，製造出更多攝像機眼睛、通信神經元和追蹤技術，用以揭示它的複雜過程。如果我們留意各種技術的真正成本，就會有更多選擇可供研究。這些通信和監控系統可以給不加掩飾的消費主義降溫嗎？有可能。技術元素的實際代價及其與現實生活的平衡顯而易見，高度透明，不過，這不會減緩它的發展。人們認識到它的負面作用，可以通過從非必需消費那裡分流資源，使之轉向等級更高的有意義的發展方向，這樣甚至可能會優化科技的進化過程，加速它的發展。
第三個表明存在穩定的、細微的長期進步的證據與道德領域有關。在這個領域，評估標準很少，而反對聲音很大。一直以來，我們的法律、習俗和道德倫理在緩慢擴大人類的共識。普遍而言，人類的自我認同最早主要來自家庭。家族成員是「我們」。這一宣告將親人之外的任何人定位為「其他人」。對於「我們」圈內和圈外的人，過去我們有（現在仍然有）不同的行為準則。漸漸地，「我們」這個圈子從家庭成員擴展到部落成員，接著從部落到民族。現在這種擴展超越了民族，還未結束，甚至也許會包括種族，不久將穿越物種界限。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其他靈長類動物應該像人類一樣擁有權利。如果道德倫理的金科玉律是「對待他人就像你希望他人對待你一樣」，那麼我們正在不斷擴展「他人」的概念。這就是道德進步的證據。
第四個證據不能證明進步這一事實，但能夠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一大批數量仍在不斷增加的科學文獻讓大眾注意到生命40億年的漫長歷程——從極為簡單的有機組織發展到極其複雜的社會動物。我們文化的變遷可以被視為40億年前開始的進步過程的延續，我將在下一章深入探討這個關鍵性的類比。
第五個證據是大規模城市化。1000年前，只有很小比例的人住在城市中，現在有50%。人們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遷入城市，這裡充滿選擇和機會。每週有100萬人從鄉村搬遷到城市，這段旅程的空間距離小於時間距離。這些移民事實上前進了數百年，從中世紀的鄉村移居到隨意擴展的21世紀城市地區。貧民窟的悲慘生活被公之於眾，但不能阻擋人們的到來。就像所有人一樣，滿懷希望的人持續湧入，追逐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選擇機會。我們住在城市和郊區的理由和移民相同，都是為了從更多選擇中獲得邊際收益。
總是有人選擇回歸原始狀態。實際上，回到過去從來不是易事。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居民只能乘坐公共汽車回到他們的山村，在那裡他們生活在古老的傳統和有限的選擇中。他們不會餓肚子。在相似的選擇精神感召下，如果你相信新石器時代就達到了生命的頂峰，可以在亞馬孫叢林中選擇一塊空地暫住。如果你相信19世紀90年代就是黃金時代，可以去阿米什人那裡覓得一片農田。我們有大量重訪過去的機會，可是很少有人真正希望生活在過去。相反，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任何歷史時期，任何文化中，數以十億計的人都盡可能快地湧入「選擇略多」的未來生活。他們向城市移民，用腳選擇進步。
城市是科技的產物，是我們發明的最大科技產品。它的影響與城市居民數量不相稱。如圖5-1所示，大部分有記錄的歷史時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平均比例為1%或2%。可是我們提到「文化」時所想到的幾乎所有事物都誕生於城市。（城市和文明這兩個英語單詞具有同樣的詞根。）但是今天作為技術元素特色產物的大規模城市化是非常新鮮的現象。像其他大多數描述技術元素的圖表一樣，圖5-1中兩個世紀之前沒有太多變化。然後人口猛增，創新飛速湧現，信息爆炸，自由增加，城市成為主宰。
大發展（加了個大字）帶來的一切希望、悖論和折中，都在城市中體現。事實上，我們一般可以通過觀察城市狀況來觀察科技進步的概念和真實性。城市也許是創新的發動機，但不是所有人都認為它是美麗的，特別是今天的特大城市，它們隨處擴張，對能源、物資和關注度貪得無厭。它們就像吞噬自然資源的機器，很多人擔心自己是否也會遭此厄運。城市復活了我們對技術元素的持久憂慮，比工具導致的緊張心理尤甚：我們購買最新發明，是因為需要，還是因為被迫？近期的大規模城市移民是自願選擇還是必要行為？人們被城市裡的機會吸引，還是被絕望情緒推動？為什麼除了那些被逼無奈的人，還有人願意選擇離開家鄉，棲身於城市貧民窟中臭氣烘烘、四處漏風的小屋？
嗯，每一個美麗的城市都是從貧民窟發展起來的。開始它是季節性宿營地，是人們常見的隨遇而安的結果。物質匱乏、污穢不堪是常態。這裡是獵人、探路者、生意人和拓荒者過夜的好住處。接下來，如果他們認為這塊營地合乎心意，就會將它擴展為凌亂的村莊、令人不適的城堡，或者陰冷的官方前哨站，建有永久性樓房，四周是臨時小屋。如果村莊位置有利於發展，私自圈地的人會聚集起來，他們的房屋呈同心圓式分佈，直到這個村莊跌跌撞撞地成長為城鎮。隨著城市的繁榮，市中心——或者用於市政事務或者用於宗教事務——得以建立，城市邊緣則繼續在無計劃無管理的混亂中擴張。這個過程在什麼年代和什麼國家發生，無關緊要。城市的大片邊緣地區會讓固定居民感到震驚和擔憂。對新來者的持久蔑視自第一個城市建成時就出現了。羅馬人對城市邊緣的租屋、窩棚和小屋多有抱怨，認為它們「臭氣熏天，濕漉漉，鬆鬆垮垮」。有時羅馬士兵會將擅自佔地者的定居點夷為平地，只為了看到它們幾個星期內被重建或者搬走。
巴比倫、倫敦和紐約都有大片不受歡迎的定居者組成的貧民區，他們搭建衛生狀況糟糕的劣質住所，從事危險的買賣。歷史學家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描述道：「貧民窟構成中世紀巴黎的一大城市風景。」甚至到了18世紀80年代，巴黎發展到鼎盛時期，近20%的居民仍然沒有「固定住所」，也就是說，他們住在窩棚裡。中世紀一位先生對當時的法國城市進行了一番抱怨，聽來耳熟：「好幾個家庭共住一所房子。紡織工的家庭也許擠在一間屋子裡，圍著火爐縮成一團。」這種壓抑的生活在整個歷史上屢見不鮮。一個世紀前，曼哈頓是2萬名自建住房的擅自佔地者的家園。19世紀80年代，布魯克林（在使用從木材廠偷來的木板後如此命名）的斯萊布城一地在高峰時有1萬居民住在貧民窟。據1858年《紐約時報》報道，紐約貧民窟中「90%的簡易房只有1個房間，平均面積不超過12平方英尺，滿足住家一切需求」。
舊金山是擅自佔地者修建的。根據羅布·諾伊維爾特在他那本很有啟發性的著作《影子城市》（Shadow Cities）中的描述，1855年一項調查估計「（舊金山）95%的房產所有人不具備真實合法的土地所有權」。擅自佔地者隨處可見，濕地、沙丘和軍事基地都有他們的身影。一名目擊者說：「今天這裡有一塊空地，第二天上面就搭起了6個帳篷和棚屋。」費城主要居民是當地報紙所謂的「佔地定居者」。1940年，上海1/5的市民是擅自佔地者。這100萬佔地者留下來，不斷擴展改善他們的貧民窟，在一代人的時間裡這個陋屋小城變身為第一批21世紀城市中的一員。
這就是城市化發揮作用的方式。所有科技產生效果的過程是：新發明開始是無價值的樣品，經過改進後，勉強有效。貧民窟中交叉縱橫的住所隨時間流逝而不斷改善，基礎設施得到擴展，臨時性公共機構最終轉變為官方機構。曾經是窮人棲息地的所在，經歷數代人後，成為富人的家園。貧民窟的傳播是城市所為，貧民窟的生活是城市的發展過程，幾乎所有現代城市的大多數街區以前都是貧民窟。今天由擅自佔地者建造的城市將成為明天的高貴城區，這一現象正發生在今日的里約熱內盧和孟買。
過去的貧民窟和今天的貧民窟給人相同的印象，第一印象都是污物橫流，過度擁擠。1000年前的貧民窟和今天的貧民窟，住屋隨意搭建，殘破不堪，臭氣熏天。可是也存在生機勃勃的經濟活動。每個貧民窟都有餐館和酒吧，大部分有可租房或者出租床位。還有動物、新鮮牛奶、百貨商店、理髮店、診所、修理鋪和提供「保護」的帶武器的強壯男子。擅自佔地者建造的城市是——並且一直是——影子城市，是官方許可之外的平行世界，但終歸是城市。
與任何城市一樣，貧民窟是個高效運轉的場所——甚至也許高於城市官方機構，因為沒有可供浪費的資源。拾荒者、分銷商和清潔工都住在貧民窟，他們走遍城市的其他區域，尋找廢棄品作為住所材料和生活資料。貧民窟是城市的皮膚，是它的開放性邊緣，隨城市發展而膨脹。作為整體的城市是令人驚歎的科技發明，它匯聚能量流和觀念，密度與計算機芯片相似。在相對小的區域內，城市不僅用最小空間提供生活區和工作區，而且還是理念和發明的最大來源地。
斯圖爾特·布蘭德在其著作《地球新規》（Whole Earth Discipline）的「城市星球」一章中評論道：「城市是財富創造者，一直都是。」他引用宣稱世界40個最大城市居住著地球上18%人口的城市理論學家理查德·佛羅里達的話：「（城市）擁有全球2/3的經濟產出和近9/10的新專利發明。」一位加拿大人口統計學家估算出「80%～90%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發生在城市」。每座城市破舊的新區——被非法佔用的土地和露營場所——經常是生產力最強的市民之家。邁克·戴維斯在《佈滿貧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一書中指出：「印度馬路居民的傳統形象是剛從鄉村遷入的貧苦農民，像寄生蟲似的乞討生存。可是對孟買的研究表明，幾乎所有（97%）家庭都有至少一名養家餬口者，70%在城市至少居住了6年。」貧民窟居民通常在鄰近高房租街區從事低報酬的服務工作。他們有錢，但住在貧民區，因為離工作地點近。一份聯合國報告發現住在曼谷老貧民窟的家庭平均擁有1.6台電視機、1.5部手機和1台冰箱；2/3的家庭有洗衣機和CD播放機；一半家庭有1部固定電話、1台錄像機和1台小摩托車。在里約熱內盧的貧民區，第一代擅自佔地者識字率僅為5%，而他們的後代有94%具備讀寫能力。
取得這樣的進步是要付出代價的。儘管城市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但邊緣地帶可能令人不適。要進入貧民窟，必須在滿是狗屎的小路上穿行。糞便在路邊腐臭，小便在陰溝裡流動，垃圾成堆。我多次到過發展中國家雜亂無章的陋屋區，沒有絲毫樂趣，對那裡的居民來說更是如此，他們每天都必須忍受這種環境。與外圍的污染和醜陋形成對比的是，貧民窟住屋內部經常呈現出人意料的溫馨。回收利用的材料掛在牆上，色彩繽紛，小飾品被收集起來佈置舒適的空間。當然，一間屋子所容納的人遠比你能夠想像到的多，可是對很多人而言，貧民窟這個家園提供的慰藉超過山村小屋。偷電使用也許不穩定，但至少有電。去唯一的自來水龍頭也許路程不短，但在家鄉，從房子到水井可能更遠。藥品很貴，但可以買到。還有學校，老師會按時來上課。
這不是烏托邦。下雨時，貧民窟變成泥沼城市。無止境的賄賂令人沮喪。陋屋居民感覺自己的住所地位低下，這是令人難堪的時刻。《極大之城：失而復得的孟買》（Maximum City）的作者蘇克圖·梅塔問道：「為什麼有人要離開在東部鄉村的磚房，離開門前栽著兩棵芒果樹、可以看見小山丘的老家，到這裡生活？」他接著回答：「為了某天大兒子能夠在這個城市北部邊緣的米拉路買到兩間屋子，也為了小兒子可以更上層樓，移居到新澤西。不舒適的生活是一種投資。」
梅塔繼續寫道：「對於印度鄉村的年輕人，孟買的吸引力不只是金錢，還有自由。」斯圖爾特·布蘭德記錄了社會活動家卡維塔·拉姆達斯關於城市魔力的總結：「在農村，婦女所要做的就是服從她的丈夫和親屬、搗碎小米以及唱歌。如果她搬遷到城市，可以找到工作，開始自己的事業，為孩子們提供教育。」阿拉伯半島的貝都因人曾經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在廣袤的空域沙漠隨意遊蕩，以星空為帳篷，不受人控制。但是他們很快放棄遊牧生活，前往海灣國家迅速膨脹的貧民區，一頭鑽入單調的由混凝土築成的住所。根據多諾萬·韋伯斯特在《國家地理》雜誌中的報道，貝都因人將駱駝和山羊關進古老村莊的畜捨裡，因為他們依然保留牧民生活帶來的收入，這樣的生活對他們仍具有吸引力。貝都因人受到誘惑進入城市，而不是被迫，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因為：「我們隨時可以進入沙漠，感受傳統生活。但這種（新的）生活比傳統的更好。過去沒有醫療衛生，孩子們沒有學校。」一位80歲的貝都因老首領比我總結得好：「孩子們的未來將有更多選擇。」
移民不是必須要來。可是數百萬的移民仍然從鄉村、沙漠或者灌木林地湧來。如果問他們來城市的原因，答案幾乎總是與貝都因人和孟買貧民窟居民的相同。他們為機會而來。他們本可以待在家鄉，就像阿米什人選擇的那樣。青年男女本可以留守農村，按照愜意的農業節奏生活，繼承小地方的手藝，這些是他們的父母經歷過的。季節性的乾旱和洪澇年年發生。鄉村田園難以置信地美麗，家庭和族群的熱情支持，這些是永恆不變的。同樣的工具仍在使用，同樣的習俗傳遞同樣的美好事物。季節性勞作、大量閒暇時光、緊密的家庭紐帶、令人安心的團結以及能獲得回報的體力勞動帶來巨大的滿足感，總是讓我們心馳神往。如果所有條件都相同，誰願意離開希臘的島嶼、喜馬拉雅的山村或者中國南部蔥翠的田園？
但選擇權不同等。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有電視機和收音機，去城市看電影，他們知道什麼是適合自己的。城市給他們的自由讓家鄉看上去像監獄。於是他們選擇——完全自願、非常熱切——湧入城市。
有人爭論道，他們無可選擇。這種觀點認為，進入貧民窟的人是被迫壓制慾望而移居到城市的，因為他們的家鄉不再能夠支持農民。他們是非自願離開的。也許經歷了幾代人賣咖啡的生活之後，他們發現全球市場已今非昔比，他們的咖啡價格跌到毫無利潤可言，使得他們要麼回去以耕作為生，要麼擠上開往城市的公共汽車。或者也許科技發展——例如採礦——正在污染他們的農田，使地下水位降低，最後引發大批人員遷離。此外，牽引機車、冷藏技術和公路技術的進步可以將貨物運輸到最遠的地區，導致農民數量下降，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如此。為獲取建房所用木材而進行大規模森林砍伐，或者開墾土地建設新農場、為城市提供食物，也迫使本土居民放棄他們的自然家園和傳統生活方式。
的確，沒有什麼像看到原住民部落——例如亞馬孫盆地、婆羅洲或者巴布亞新幾內亞叢林中的部落——揮舞鏈鋸砍伐自己的森林那樣令人沮喪的事了。當森林家園被推倒後，他們被迫開始宿營，接著是小鎮，最後進入城市。一旦進入營地，漁獵採集技能無用武之地，只能選擇周圍唯一的付費工作——砍倒鄰居的森林，這將產生一種奇怪的意義。砍光原始森林被認為是文化領域的愚蠢行徑，有幾個理由，最主要的是因家園被毀而遭驅逐的部落居民無法返回。經歷1～2代的流浪生活就會使他們喪失關鍵的生存技能，這會阻止後代回歸故里，即使他們的家鄉將被賦予新的活力。他們的離去是一場非自願的單程旅行。同樣，美洲白人定居者對原住民部落的卑劣行為確實迫使後者遷入保留地，接受不急於使用的新技術。
然而，砍光森林從科技角度說沒有必然性。任何類型的毀壞家園行為都是可悲的，是技術含量極低的愚蠢行徑，而且並不是大多數移民現象的根源。與閃爍的交通信號燈的光柱引力相比，採伐森林只是次要的推動力，前者在過去60年間促使25億人進入城市。今天，與過去一樣，大多數城市移民運動——每10年數億人——的主流是這樣一批定居者，他們願意忍受生活不方便、環境污濁的代價住在貧民窟中，只為獲得機會和自由。窮人移居城市的理由與富人跨入未來科技時代的理由相同，都是追逐機會和更多的自由。
在《進步的悖論》（The Progress Paradox）一書中，格雷戈·伊斯特布魯克寫道：「如果你拿著鉛筆和方格紙坐下，繪製美國和歐洲自『二戰』結束以來的生活發展趨勢圖，你要標出很多點並將它們連接起來。」雷·庫茲韋爾收集了一車庫的圖表，這些圖表描繪了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科技領域的急速上升趨勢。所有關於科技發展的圖表都是從低值域開始，幾百年前經歷細小變化，在過去的100年間開始向上彎曲，最後的50年一飛沖天。
上述圖表給我們一種感覺，即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科技也在加速變化。新事物眨眼間出現（與早期相比），新變化之間的間隔似乎越來越短。在我們邁向未來的過程中，科技越來越先進，價格越來越低廉，速度越來越快，重量越來越輕，操作越來越簡單，更加普遍，更加強大。而且不只是科技在變化。人類壽命延長，嬰兒死亡率下降，甚至連平均智商每年也在緩慢上升。
如果這一切是真的，那麼很久以前又是什麼情況？沒有很多證據表明許久之前存在進步，至少按照我們現在對進步的設想來看是如此。500年前，每隔18個月，科技水平不能提高1倍，價格也不會減半。水車的價格沒有逐年下降。10年內錘子的使用依然不方便。鐵的強度保持不變。穀物收成隨季節氣候變化，而不是逐年增加。12個月內牛軛並沒有改進多少。成年人和兒童的預期壽命幾乎與父輩相同。戰爭、饑荒、暴風雨和奇妙事件來了又去，可是不曾出現朝著任一方向的穩定運動。總之，看起來有變化，但無進步。
一個關於人類進化的常見誤解是，歷史上的部落和現代智人的史前氏族達到了平等、公正、自由、自主、和諧的社會水平，自那以後情況江河日下。這種觀點認為，人類製造工具（和武器）的偏好只是引來麻煩。新發明釋放出新力量，人們可能匯聚這種力量，任意揮霍，或者使之弱化，於是文明的歷史成為長期退化的歷史。按照這種論述，人類本性是固定不變的，不屈從於外界。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改變人類本性的嘗試只會導致邪惡的產生。因此在這種觀點看來，新科技通常會腐蝕人類固有的神聖品性，只有依靠嚴格的道德警覺將科技限制在最小狀態，才能予以控制。因此，創造新事物的強烈傾向是一種物種層面的嗜好，也是自毀性的愚蠢行為，我們必須時刻警惕不要受它的魔咒擺佈。
事實恰好相反。人類本性是可塑的。我們通過思維改變自己的價值、預期和自我認知。從類猿人時期開始我們就在改變本性，而一旦發生改變，我們將繼續深入地改造自己。我們的發明，例如語言、文字、法律和科學，推動了新的進步，這種進步作為現代社會的基礎，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我們現在天真地以為過去也能看到類似的事物。可是我們現在認為「文明的」甚至「人道的」事物，有許多是很久以前所沒有的。早期社會並不是一派和平景象，而是戰爭肆虐。部落社會中導致成人死亡最常見的原因之一是被宣佈為女巫或邪靈，這些迷信的指控不需要任何理性的證據。氏族內部違法的致命暴行是常見行為，公正——我們定義的公正——只針對親近的部落居民。性別間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強壯者的身體優勢形成一種獎懲制度，很少有現代人會願意接受這種制度的判決。
但是，所有這些價值觀適用於第一代人類群體。早期族群的適應能力和韌性不可思議。他們製造藝術品，感受愛情，表達思想。他們非常成功地適應了生活環境，因為他們的社會準則是成功的，即使這些準則在我們看來不堪忍受。如果這些原始社團不得不依賴現代的公正、和諧、教育和平等理念，他們也許會滅亡。然而所有社會——包括今天的原住民文化——都在進化並且適應環境。他們的進步也許無法感知，但的確存在。
17世紀之前的幾乎所有文化都把當時不引人注目的漸進式發展歸功於天神，或者說唯一的造物主。直到人們不再把社會進步視為神跡，而歸功於人類自己，進步的正向循環才開始出現。衛生設施讓我們更加健康，因此可以更長時間地工作。農具使我們可以用更少的勞動換取更多的食物。小器具使我們的家更適合成為新想法的實驗室。發明越多，生活越好。這裡存在一個緊密相連的反饋環：知識增多，有助於我們發現和製造更多工具，這些工具幫助我們發現和學習更多知識，而工具和知識共同讓我們的生活更加輕鬆，壽命更長。知識、安逸生活和選擇——以及幸福感——的總體增加被稱為進步。
進步的發生與科技的產生同步。但又是什麼推動科技？人類文明走過的歲月如果沒有數萬年，至少也有數千年，在這期間人類不斷學習，把信息一代代傳遞下去。可是，沒有進步。無疑，人們偶爾能發現新事物並慢慢傳播，或者在獨立條件下重新發現該事物，但是，任何進步——過去也許需要幾個世紀才可以對此作出評價——都是非常細微的。事實上，1650年的普通農民的生活和公元前1650年甚至公元前3650年的普通農民幾乎沒有區別。在某些流域（例如埃及尼羅河流域、中國長江流域）以及特定時期的特定地區（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市居民的命運強於同期歷史平均水平，只是在朝代滅亡或者氣候變遷時才會轉壞。300年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普通人生活水平幾乎完全相同：人們長期忍饑挨餓，壽命不長，選擇有限，為了繁衍生息而極度依賴傳統。
這種慢節奏的生命循環進行了數千年，突然，崩！複雜的工業技術出現了，一切開始飛速前進。是什麼首先引發了這場爆炸？人類進步的起源是什麼？
古代世界——特別是它的城市——從很多絕妙發明中受益。各個社會慢慢地積累了一些非凡成果，包括拱橋、溝渠、鋼刀、吊橋、水車、紙、植物染料等等。這些創新都是以試錯的形式實現的。某些成果可能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傳播到其他國家。這種幾近隨機的進步方式被科學這項工具改變了。通過系統地記錄觀念的論據，研究事物發生作用的成因，並且謹慎傳播已證實的創新，科學很快成為世界前所未見的最偉大的新事物製造工具。對於一種文化而言，科學的確是更加出色的學習方法。
科學有助於快速產生很多發明，一旦它降臨世間，人們就擁有了優良工具推動自己飛速前進。這就是大約從17世紀開始西方所經歷的事情。科學像投石機一樣將社會拋入快速學習的軌道。到18世紀，科學引發了工業革命，城市在擴張過程中取得顯著成就，人們的壽命增加，文化水平提高，新發明的速度加快。
但是有一個疑問。科學方法的必需要素是概念性的，技術性相當低，它被用於記錄、分類以及通過試驗檢測理論的論據和時間。為什麼希臘人和埃及人沒有想到？今天一位時間旅行者可以回到那個時期，在古代亞歷山大或者雅典傳授科學方法，困難不大。但那時的人們會接受嗎？
也許不會。對個人來說科學是有代價的。如果主要是尋找改善目前境況的更好工具，那麼與人分享成果帶來的只是邊際收益。因此，對於個人，科學的收益既不明顯，又不會馬上顯現。科學需要一定密度的空閒人口，他們願意為了光明的未來而共同面對失敗，承擔失敗的代價。這種空閒的產生來自前科學時期的發明，例如犁、磨坊、畜力馴養和其他為大量人口帶來穩定的食物盈餘的技術。換句話說，科學需要繁榮和人口。
沒有科學技術的主導，不斷增長的人口遇到「馬爾薩斯制約」時將自行崩潰。而引入科學作為指導，不斷增長的人口將產生正反饋環，其過程為：更多的人參與科技創新，購買成果，推動更多創新，這會提高人們的營養水平，帶來更多盈餘，增加人口，從而使循環擴大。
正如發動機控制燃料燃燒、將內部激增的能量用於驅動機器一樣，科學控制人口增長，將它引發的爆炸性能量用於推動社會繁榮。人口增長，社會也隨之進步，反之亦然。兩種發展顯示出緊密聯繫。
現代社會人口增加同時生活水準下降的例子有很多，目前非洲部分地區就在發生這樣的現象。另一方面，縱觀歷史，很少見到人口減少推動長期的財富增長，相反，幾乎總是伴隨著財富下降。即使在黑死病造成人口大幅減少的時期，當一個地區30%的人口死亡時，生活水準也沒有出現相應變動。在歐洲和中國很多人口過多的農業地區，當競爭減少時，繁榮程度上升，但是商人和上等階層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這個時期存在生活水平的再分配，但沒有淨增長。黑死病的例子表明，人口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顯然，進步的根基深植於科學和技術的結構化知識。不過這種正向發展似乎還需要大規模增加人口。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相信，就全球範圍而言，社會進步的根源就在於人口增長。根據這個理論，為了使人口增長超越馬爾薩斯制約，我們需要科學，但最終驅動科學並導致繁榮的是人口數量的增加。在這個良性循環中，人類經過思考創造更多發明，相應地也購買這些發明，包括工具、技術和方法，這又支撐了更多人的生存。因此，更多的人類思想等於更多的進步。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把人類意識稱為「最大的資源」。按照他的統計，更多的思想是深層次進步的主要源泉。
不管是作為主要成因，還是僅僅作為一個因素，人口增長在兩個方面有助於社會進步。其一，100萬人的大腦思考一個問題強過1個人的大腦。單個人也許能想到解決之策，但更有可能的是100萬人當中的某人找出解決辦法。其二，也是更重要的，科學是集體行為，共享知識帶來的靈光一現經常優於100萬個單獨的大腦。個體的科學基因是個謎。科學既是個人也是集體認識世界的方法。一種文化的集體力量越大，科學就越能發揮作用。
人口以相似的方式對經濟產生作用。我們目前的經濟財富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人口增長。過去幾個世紀美國人口穩定增加，確保了穩步擴張的創新市場。同時，世界人口數量也在上升，保證了全球經濟增長。數十億農民從自給自足的生活轉入市場經濟，導致全世界物資供應增加，需求也在膨脹。不過如果世界市場或者美國市場逐年萎縮，試著想像過去兩個世紀是否會出現同樣的財富增長。
如果人口增加引發社會進步加速是真實情況，那麼我們應該擔憂。你也許看過聯合國的人口峰值官方圖，其數據來源是我們從當前全球人口普查中掌握的信息。過去10年間，每個版本估計的地球人口峰值不斷變化（向下），但是末端形狀不變。聯合國繪製的未來40年左右的典型曲線圖如圖5-3所示。
這種預測提出了一個有助於理解科技進步根源的問題，即曲線圖總是在2050年處終止，那是最高點。它不敢預測峰值以後的情況。那麼人口達到頂點後會發生什麼？向下，水平浮動，還是再次上升？為什麼曲線圖從不顯示之後的預測？大多數製圖者完全忽視了這個問題，而且從不認錯。只顯示一半曲線的現象非常普遍，時間太長，以至於另一半無人問津。
我找到的對2050年左右人口峰值之後的可靠預測的唯一來源是聯合國發佈的2300年——也就是未來300年——世界人口狀況系列報告。
記住，世界範圍內生育率低於人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名婦女生育2.1個孩子，意味著全球人口的長期減少，或者說人口負增長。聯合國的樂觀預測認為平均生育率將保持在1995年的水平，也就是每名婦女生育2.35個孩子。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預測與實際不符。全世界100多個國家中只有幾個保持那麼高的生育率。謹慎的預測認為未來100年平均生育率將低於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之後200年內因為某種原因重新回到更替水平。報告暗示，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完全不可能提高。悲觀的預測數字是1.85。今天歐洲所有國家都低於2.0，日本為1.34。即使是「悲觀」預測認定的今後200年的生育率，也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當前水平。
發生了什麼事？國家發展了，生育率下降了，每個正在現代化的國家都經歷了這個過程。這種普遍的生育率下降被稱為「人口轉型」。問題在於人口轉型沒有底線。在發達國家，生育率持續下降。一降再降。看看歐洲和日本（見圖5-5），它們的生育率趨近於零。（不是零增長，多年前它們已經達到了零增長，而是零生育。）事實上，多數國家——甚至包括發展中國家，生育率都在下降。世界上有近半數國家的生育率已經低於人口更替水平。
換句話說，人口增加導致財富增長後，生育率下降，人口減少。這也許是嚴格控制指數級發展速度的動態平衡反饋機制。也有可能是錯誤的。
聯合國對2300年的前景描繪是可怕的，但是這組300年預測報告的問題是可怕程度還不夠。專家推測，即使是最悲觀的前景，生育率也不可能低於歐洲和日本這些地區的低生育率。為什麼他們這樣推測？因為此前從未發生過。可是，這樣的繁榮水平自然也從未出現過。迄今為止，所有證據表明，財富增長會降低生育率。如果全球生育率持續降低，發達國家達到每名婦女生育2.1個孩子的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發展中國家達到2.3以下，會出現什麼情況？更替水平僅僅是維持零增長，也就是保證人口不減少所必需的。2.1的平均生育率意味著很大一部分婦女為了抵消無子女和只有1～2個孩子的婦女造成的損失，不得不養育4個或5個子女。怎樣的反文化力量能夠促使10億以上受過教育的現代職業女性生育3個、4個或者5個孩子？你的朋友當中有多少人有4個或者3個孩子？從長遠來看，「多生多育」的措施發揮不了作用。
注意，即使長期的全球生育率只比人口更替水平略低，比如1.9，最終也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世界人口數變為零，因為每年出生的嬰兒越來越少。不過我們不必擔心人口歸零。在人類數量還遠未降至零時，門諾教和摩門教將用他們的高生育率和大家族拯救人類。問題是，如果財富增長取決於人口增加，那麼連續幾個世紀人口緩慢減少時，深層次的科技進步將如何實現？
下面是5種預測前景，分別包含5種關於進步屬性的不同假設。
前景1
也許科技使得養育孩子更加容易，或者說花費更少，儘管難以想像科技能以某種方式降低撫養3個孩子的難度。也許社會壓力要求維持人類物種，社會重視養育多個小孩。也許機器人保姆改變一切，社會流行家中有兩個以上的孩子。設法維持現狀不是不可能的。不過即使全球人口穩定，保持固定數量，我們沒有先例證明人口不變可以帶來進步。
前景2
雖然人類大腦統計數量可能減少，但我們可以發明人造大腦，甚至可以達到數十億的數量。或許這些人造大腦就足以保持財富增長。要實現這個目標，它們不僅需要產生思想，還需要付諸實踐，就像人類那樣。既然它們不是人類（如果想要人類大腦，生個寶寶吧），那麼這樣的繁榮和進步很可能不同於今天的情形。
前景3
要保持社會進步，與其依靠增加人腦數量，不如提升人類平均智力水平。也許在永遠在線技術、基因工程或者藥物的幫助下，個人大腦的潛力將被釋放出來，推動進步。也許我們可以增加自己的注意廣度，縮短睡眠時間，延長壽命，消費更多，生產更多，創造更多。數量更少但更加強大的人腦將加速這個循環。
前景4
也許前面的結論全都錯了，繁榮與人腦數量增加毫無關聯，也許消費對進步毫無幫助。我們只需理解如何在人口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同時壽命越來越長）提高生活質量、增加選擇機會，就可以了。這是非常不成熟的設想，也是與我們當前體系格格不入的。如果每年能夠成為我的潛在讀者或客戶的人越來越少，那麼，除了增加讀者或客戶，我還必須因為其他原因而進行創造。無增長的經濟不可想像。不過更奇特的事件也曾發生過。
前景5
我們的人口突然銳減，只剩下一小部分人，他們不顧一切地瘋狂生育，並走上興盛之路。世界人口劇烈波動。
如果繁榮僅僅來自人口增長，那麼在下一個世紀，進步將自相矛盾地自我減速。如果進步的成因並非人口增長，我們有必要確定它的成因，這樣當人口峰值過去後，我們能夠繼續繁榮。
我將社會進步歷程描述為人的意識推動的結果，不過還沒有提到這樣的關鍵事實，即人類對能源的使用按照同樣的向上曲線而變化。近200年來的加速進步無可置疑的驅動力是指數級增長的廉價豐富的能源。工業時代露出曙光時，社會發展開始起飛階段，此時恰逢人類發現如何利用煤炭動力來取代——或者說補充——畜力，這絕不是巧合。人們可以觀察20世紀的3條上升曲線，即人口、科技進步和能源產量，然後得出結論：人和機器都在使用石油。這3條曲線非常完美地相互對應。
廉價能源的開發是技術元素的重大突破。可是如果發現高密度分佈的能源就是掌握了關鍵知識，那麼中國將會是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因為在歐洲人之前中國人已經計算出他們豐富的煤炭資源可以燃燒至少500年。廉價能源是巨大紅利，但是大量儲備能源還不足以推動進步。中國缺乏釋放能源的關鍵科學知識。
假設人類誕生在一個沒有礦石燃料的星球。會發生什麼情況？僅靠燃燒木柴，文明能取得長期進步嗎？有可能。也許高效的木柴和木炭技術優於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技術，可以支撐人口增長，使其密度大到足以產生科學。於是，從只用木柴作為能源，發展到發明太陽能板，或者核能，或者任何形式的能源。另一方面，沒有科學，漂浮在油海上的文明不會取得任何進步。
社會進步跟隨思維進化的步伐，隨之而來的是能源產量的同步增長。地球上不難發現的充足而又便宜的能源引發了工業革命和當前科技發展的提速，但首先技術元素需要科學揭開煤炭和石油能量轉化的奧秘。在共同進化的舞蹈中，人類思維成為廉價能源的主導者，使之為數量不斷增加的人腦提供足夠的養分。這催生了更多科技發明，反過來消耗更多的廉價能源。這種自我放大的循環產生了3條上升曲線，分別代表技術元素的3個方面：人口、能源使用和科技進步。
科技進步呈現上升曲線的證據廣泛而且深入。這方面的數據汗牛充棟，成百上千的學術論文記錄了我們關注的全部事物的實質性進步。這些測量數據的曲線一般指向同一方向：向上。10年前朱利安·西蒙從它們的集合中引出下面這些著名預測：
這些是我最重要的長期預測，前提是沒有全球性戰爭或政治動盪：（1）人類壽命會超過現在，年輕人死亡人數下降；（2）世界各地的家庭收入將增加，生活水平提高；（3）自然資源的成本會低於現在；（4）農用土地繼續減少，相對於其他經濟資產的總價值，它的重要性下降。這4項預測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歷史上各時期出現的完全一樣的預測被證明是正確的。
他的理由值得複述：他打賭有一種歷史性力量很多世紀以來保持著同樣的運行軌跡。
不過，有些專家揮動著三個論點來反駁進步觀念。第一，我們自認為正在評估的那些事物完全是錯覺。按照這樣的思維，我們正在評估的對象是錯誤的。懷疑主義者看到的是人類健康的大面積惡化和人類精神的迷失，更不用說其他一切事物的退化。但是對社會發展這一現實的任何反駁必須面對一個簡單事實：美國的預期壽命從1900年的47.3歲升至1994年的75.7歲。如果這還不是進步的例子，那麼什麼才是？至少在一個方面，進步不是幻覺。
第二種反對觀點認為，進步只有一半是真實的。也就是說，物質方面的進步的確發生了，但重要性沒有那麼大。無形的事物，例如有意義的幸福感，才是重要的。意義很難度量，因此也很難改善。迄今為止我們可以量化的任何事物長期來看都在進步。
第三種觀點是現在最常見的。該觀點認為，物質進步是事實，但付出的代價太大。面對現在更加美好的生活，進步觀念的批評者會贊同人類的狀況確實在不斷改善，但這是通過以不可持續的速度破壞和消耗自然資源實現的。
我們應該嚴肅對待這種觀點。進步是事實，而進步導致的負面後果也是事實。科技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但這種破壞不是科技的內在元素，現代科技不一定產生這樣的破壞。當現有技術造成負面後果時，我們可以研發更好的技術。
「如果我們保持現有模式，就很難維持生存，」科普作家馬特·裡德利（Matt Ridley）說，「可是我們不會這麼做，絕不。我們總是改變，總是大幅提高物質——能源、資源等——使用的效率。我們只利用陸地就能供養世界。如果像過去那樣成為漁獵採集者，我們需要大約85個地球才能供養60億人。如果回歸早期刀耕火種的農業生活，養活人類需要整個地球，包括所有海洋的資源。如果延續1950年時不需要太多化肥的綠色耕作方式，我們需要世界陸地面積的82%作為耕地，而不是現在的38%。」
我們不會一成不變。我們處理明天的問題，用的不是今天的工具，而是明天的工具。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進步。
明天也會有問題，因為進步不代表烏托邦。人們很容易把進步主義誤解為烏托邦理想，因為除了烏托邦，不斷增加的永無止境的進步還能發生在哪裡？遺憾的是，這種誤解混淆了方向和目標。科技盡善盡美、不受玷污的未來是達不到的，而作為機會持續增加這一過程的終點，未來不僅是可以達到的，而且正是我們現在前進的方向。
我更欣賞生物學家西蒙·康韋·莫裡斯的總結：「進步不是絕對樂觀主義者製造的某種有害副產品，它就是我們實際生活的一部分。」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創造物質世界的可能是能量流和無形思維的擴張，而進步則是物質世界的重構。雖然現在是人類在推動進步，但這個重組過程很久之前就開始了，其形式為生物進化。
[1] 拉比是猶太教祭師的稱呼。——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