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劇作家本·瓊森（Ben Jonson）曾撰文寫道：「我確實熱愛此人，狂熱程度不亞於任何一種偶像崇拜。」「此人」指的正是瓊森的良師益友——威廉·莎士比亞。瓊森和莎士比亞都是卓有成就的劇作家。瓊森是一位飽學之士，頗有學者氣質；而莎士比亞則是個天才，不拘小節。所謂的「文人相輕」在他們之間根本不存在。莎士比亞比瓊森年長9歲，在瓊森開始創作前，他的經典名劇就已經登上了倫敦各大舞台。正如瓊森所言，莎士比亞「待人真誠，率性坦然」，不僅對他這位年輕的文友鼓勵有加，還不吝獎掖後進。莎士比亞對瓊森最有力的扶持就是在1598年瓊森的第一部戲劇《人各有癖》（Every Man in His Humour）首演時，他親自擔綱主演。這部戲轟動一時，瓊森就此開始了劇作家的職業生涯。那年，瓊森25歲，莎士比亞34歲。在這之後的歲月裡，瓊森繼續創作詩歌和劇本，他的許多劇本都交由莎士比亞的劇團演出。瓊森憑自己的努力成為一位蜚聲於世的詩人和學者，身後得以入葬威斯敏斯特教堂。但是他從未忘懷老朋友對他的提攜之恩。莎士比亞去世後，瓊森寫了一首輓詩，「致我最敬愛的大師——威廉·莎士比亞」，詩中有這樣的名句：
「他不屬於某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世紀。」
「儘管你不大懂拉丁，更不通希臘文， 我不到別處去找名字來把你推尊， 我要喚起雷鳴的埃斯庫羅斯， 還有歐裡庇得斯、索福克勒斯，…… 也喚回人世來，聽你的半統靴登台。」
「天籟本身以他的心裁而得意， 穿起他的詩句來好不歡喜，…… 然而我決不把一切歸之於天成： 溫柔的莎士比亞，你的工夫也有份。 雖說自然就是詩人的材料， 還是靠人工產生形體。誰想要 鑄煉出體筆下那樣的活生生一句話 就必須流汗，…… 團為好詩人靠天生也是靠煉成。」
瓊森和莎士比亞的故事跟理查德·費曼有什麼關係嗎？答案很簡單——我可以照搬瓊森的原話：「我確實熱愛此人，狂熱程度不亞於任何一種偶像崇拜。」由於命運的眷顧，我有幸拜費曼為師。1947年，我從英國來到康奈爾大學求學，自以為學識淵博，頗有學者風範，可是費曼這個不拘小節的天才立馬讓我心悅誠服並甘願拜在其門下。仗著年少輕狂，我自比為瓊森，將費曼比作莎士比亞。我不曾指望在美國遇到莎士比亞那樣的導師，但是這樣的人一旦出現在我面前，我就會一眼把他認出來。
在遇到費曼之前，我已經發表過許多數學論文，這些論文淨賣弄些小聰明，含金量不高。當我一遇到費曼，我就知道自己已經置身另一重境界。費曼對發表華而不實的論文毫無興趣。能讓他為之奮鬥的事業是：通過徹底重建物理學來理解大自然的工作機理。我還從未見過任何人能像他那樣孜孜探索、不懈奮鬥。我很幸運，在他八年的奮鬥接近尾聲之時遇見他。七年前，當他還是約翰·惠勒（John Wheeler）的學生時所設想的新物理學，這時終於初見雛形，他稱之為「時空方法」（the space-time approach）。在1947年，這套學說還尚顯粗糙，有些問題還沒有解釋清楚，還有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一眼就斷定它必定是正確的。我抓住每一個機會用心聆聽費曼講話，努力去理解他恣肆汪洋的科學見解。他喜歡侃侃而談，也歡迎我這個聽眾。我們成了終生摯友。
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裡，我見證了費曼不斷完善他那一套用圖形和圖表解釋大自然的方法，最終將遺留問題一一解決，並捋順了所有前後矛盾的說法。然後，他開始利用這些圖表計算數值。他可以用驚人的速度計算出完全可與實驗結果相媲美的數值，也就是說，實驗得到的結果跟他計算出的數值完全吻合。1948年夏天，我們親眼見證瓊森的話變成現實：「天籟本身以他的心裁而得意，穿起他的詩句來好不歡喜。」
也正是在那一年，我一邊和費曼散步、聊天，一邊研究物理學家朱利安·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和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的理論，他們走的是一條更傳統的路子，得出的結論卻與費曼的類似。施溫格和朝永振一郎各自獨立開展研究，他們運用更費力也更複雜的方法，成功計算出了一些數值，而這些數值跟費曼利用他的圖表中輕輕鬆鬆直接得到的數值如出一轍。施溫格和朝永振一郎並沒有重建物理學，他們在傳統物理學的框架內引入了一些新的數學方法從而得出那些數值。當我發現他們的計算結果顯然與費曼的數值一致時，我知道老天賜予我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可以對這三種理論進行研究對比。我寫了一篇論文，標題為《朝永振一郎、施溫格和費曼的輻射理論》，文中我闡釋了這三種理論為何看似不同而實質上卻是一樣的。我的論文發表在1949年的《物理評論》上，就此開啟了我的職業生涯，其意義正如《人各有癖》之於瓊森。那一年我25歲，和當年的瓊森同齡；而費曼才31歲，比1598年時的莎士比亞還年輕3歲。我努力以同樣尊崇的態度對待這三位物理學家的理論，但我心裡明白：這三人中最偉大的還得數費曼，而我寫那篇論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讓世界各地的物理學家更容易接受他那些革命性的思想。費曼非常支持我發表他的思想，從未抱怨我搶了他的風頭。而他才是我這齣戲裡的領銜主角！
我從英國帶到美國來的一件心愛之物是J．多佛·威爾遜（J. Dover Wilson）所著的《莎士比亞傳略》（The Essential Shakespeare）。這是莎士比亞的一本小傳，我文中引用的瓊森的話大部分都摘自此書。威爾遜的書既不是虛構的小說，也不是歷史文獻，而是介乎兩者之間。威爾遜以瓊森等人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將其與珍稀的歷史文獻相結合，努力還原莎士比亞的生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亞出演瓊森劇目的最早證據來自一份1709年的文獻，其時距此事件已有100多年了。我們知道，莎士比亞既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員。我認為人們沒有理由去質疑威爾遜筆下的這個老故事。
幸運的是，記錄費曼生平和思想的文獻並非為數寥寥。這本書就是這些文獻資料的一個合集，它記錄了費曼演講和接受採訪時的音容笑貌，還有他的幾篇隨筆。這些文獻資料都是非學術性的，面向的對象是普通大眾而不是從事科研的圈內人。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費曼——他一直在玩著思想的遊戲，但是對自己看重的東西卻始終抱著嚴肅認真的態度。他看重的是誠實、獨立以及坦然承認自己無知。他討厭把人分作三六九等，樂於跟各行各業的普通人交朋友。在人生這個舞台上，他跟莎士比亞一樣，也是一位有喜劇天賦的演員。
除了對科學抱有異乎尋常的熱情，費曼還喜歡跟朋友開玩笑並樂此不疲；他對各種俗世的樂趣也興致盎然。我認識費曼一周之後，在寫給父母的信中這樣描述他：「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滑稽演員。」在傾心盡力探究自然規律之餘，費曼喜歡與朋友們一起娛樂消遣：他喜歡打他的邦戈鼓，喜歡惡作劇或者講故事來逗每個人開心。在這方面，他與莎士比亞也很相似。我從威爾遜的書中摘抄了瓊森的這段記述：
「他會夜以繼日專心寫作，一刻也不放鬆，直至累到虛脫才罷休；而一旦停下工作，他就會沉迷於各種運動和娛樂之中，這時想將他拉回到書桌前根本沒戲；但是當他徹底放鬆後重新拿起筆時，他的創作慾望就會變得更強烈，更熱切。」
莎士比亞是這樣，我頂禮膜拜的偶像——我熟知和熱愛的費曼也是這樣。
弗裡曼·戴森 於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