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100年的大部分時候，社會科學的共識就是人類的演化很久以前就停止了。按照最新的版本，演化在大約5萬年前人類開始擴張並走出非洲前就停止了。這意味著世界各地人類的頭腦都該是一樣的，即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致性」。這要是真的就好了。可惜，如果演化在那時就停止了，那麼世界各地人類的體質也應該是一樣的，但事實明顯不是這樣。共識明顯是錯的，人類的演化一直在持續，依照現代的進化理論，很難想像還有別的解釋。
看起來社會科學（尤其是人類學）沒給自己增光添彩，我們決定用一種新的方式寫這本書，認真對待進化理論的種種提示，同時歡樂地摒棄未經證明的人類學教條。我們的方法很大程度上依靠遺傳學。由於當下的分子生物學革命，遺傳信息的積累速度極為驚人，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方法將卓有成效。同時我們也應用古生物學、考古學和經典歷史學來支持我們的論點。我們認為不應該忽視任何相關信息。
我們的許多工作可被稱作「遺傳歷史學」。這是一種新型史學：我們承認這些平常的事實，但我們用一種非常不同的框架來解釋。傳統史學述說關於戰爭、王國和偉人的故事，同時有觀念史和科技史的研究。計量歷史學家研究商業和人口發展趨勢。我們則特別關注影響人類自然選擇的歷史因素，特別是那些有利於創造和傳播新的等位基因的因素。打個比方，如果一個國家僱用外國軍隊，我們感興趣的是僱傭軍的數量，他們來自何方，以及僱傭軍定居和與本地人口混合的程度。只要僱傭軍活下來並繁衍生息，我們不會太關心他們打贏了仗沒有。同時我們也不理會他們帶來的文化，除非這些文化改變了自然選擇的壓力或影響了基因流。
傳統社會科學，比如歷史或人類學，主要關注頭腦的軟件，意思是無形的文化的演變，比如習俗、神話或社會結構。遺傳歷史學關注的是關於基本硬件的變化，即身體和大腦的變化，這些也很重要。如果這些硬件的變化不重要，狗都可以玩撲克了。
對人類學家來說，觀察一個地方的農民在一段時間內如何生活大概是很重要的；但對遺傳歷史學家來說，真正有意思的是自然選擇為何會允許農業出現，以及在這以後，農業生活方式形成的新選擇壓力如何確立和傳播群體基因組成。我們用同樣的方法考慮無論是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還是1萬年前的農業演化，又或是歐洲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現代演化——這一猶太人群體經歷了中世紀特殊的自然選擇壓力後，一躍到了西方智力階梯的頂端。
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同樣的研究方法。格雷戈裡·柯克倫（Gregory Cochran）是物理學家，而我們將要展示的理論，無論看起來有多奇怪，對物理學家來說都是很自然的。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博士畢業後曾熱情地投入社會科學事業，但多年的理想幻滅經歷和社會科學諸研究領域的現狀都促使他轉向人口學和遺傳學。他相信這兩個學術領域有真正的理論，能和其他自然科學學科密切聯繫起來。
許多學者同人對這本書的內容提出了建議、想法或者異議。我們對他們的幫助和批評深表感激。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威斯康星大學的約翰·霍克斯（John Hawks），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羅伯特·莫迪斯（Robert Moyzis）和埃裡克·王（Eric Wang，王先生目前在昂飛申科上海有限公司），猶他大學的艾倫·羅傑斯（Alan Rogers）、道格·瓊斯（Doug Jones）和蕾妮·彭寧頓（Renee Pennington）。我們也受益於在史蒂夫·賽勒（Steve Sailer）主持的人類生物多樣性網絡討論群上與網友們的討論。
我們也受惠於猶他大學的克裡斯滕·霍克斯（Kristen Hawkes）、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ell）、丹尼斯·奧偌克（Dennis O\'Rourke）和喬恩·賽格爾（Jon Seger），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格雷戈裡·克拉克（Gregory Clark），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艾倫·菲克斯（Alan Fix），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蒙哥馬利·斯拉特金（Montgomery Slatkin），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金·希爾（Kim Hill），芝加哥大學的布魯什·萊恩（Bruch Lahn），埃默裡大學的梅爾·康納（Mel Konner），「觸媒外交」（Catalytic Diplomacy）組織的傑裡米·斯通（Jeremy Stone），「基因表達頭版」（GNXP）網站的雷姿比·卡恩（Razib Khan），哈佛大學的詹姆斯·李（James Lee），倫敦國王學院的羅莎琳德·阿登（Rosalind Arden），西安大略大學的菲兒·拉什頓（Phil Rushton），以及斯坦福大學的巴拉伊·斯裡納文賽（Balaji Srinavasan）。本書中的部分研究得到了Unz基金會的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