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有句著名的台詞：「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一個人如果在那裡獲得成功，那麼紐約就是天堂；如果失敗，紐約就是地獄。紐約許諾給所有人以同等的機會，但並不兌現給他們同等的成功。
其實就做學問來說，美國是廣義的紐約，它給你機會。雖然這些機會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充滿玫瑰色，但畢竟是存在的。只不過由此要承受的巨大壓力，也可以將一個人毀滅。這裡我談一個問題，足以說明現實不容樂觀的一面。在美國，年輕人從做研究生開始，就要面對「發表或者滅亡」（publish or perish）。發表不僅僅是簡單的發表，你選擇研究的課題必須是第一流研究單位裡第一流學者所引導的，否則發表得再多，面對的還可能是「發表也得滅亡」（publish and perish）。如此一來，研究的跟風效應在美國就變得特別明顯，而跟風就得找個風頭上的人作為標桿。英語中有個說法是「bandwagon effect」，我翻譯成「花車樂隊效應」——在花車樂隊中，那個領頭的吹鼓手，往往是個著名的人，是潮流製造者。毫無疑問，美國科研領域不乏這種浩浩蕩蕩的花車。
作為在美國混過的人，我深為壓力所害，當時沒少寫過垃圾文章，有的文章現在簡直羞於再看。離開美國後，這種壓力大大減少了，才開始在中國做一些自己真正感興趣的研究，有時這些研究被同行忽略，有時也得到一些關注。得到關注的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覺得在做自己真正喜歡的研究，而不是迫於壓力跟風。
但好景不長，中國這塊自由研究的樂土開始被「西風東漸」，有些領域慢慢美國化了，甚至和美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風氣的愈演愈盛和近十年來中國各個單位以及評價系統過度強調SCI論文以及引用數有關。為什麼我這麼說？其實很簡單，當某個領域的某個具體問題或某個單篇研究論文形成花車樂隊效應時，跟風寫一篇論文是相對容易的，這樣的文章也不難發表。更加不健康的是，一些理論研究領域形成一種風氣（包括整個國際同行領域），任何一篇新文章總要引用花車樂隊中的所有文章。因為如果作為作者的你不這麼做，後果可能有兩個：一是大多數跟上花車樂隊的作者會寫電子郵件給你，要求你引用他們的論文；二是如果你堅持不引用，那麼後續的花車樂隊作者們也不引你的文章。這就造成了有趣的現象，不論論文本身的質量甚至內容的正確與否，任何一篇論文都會有很多的引用頻次。
舉一個例子。兩年多前哈佛某著名教授寫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有一定新意，但可以看出並不屬於那種帶來新概念或者有重大潛在前途的文章，但該論文很快得到跟風研究，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被引用了60餘次。更為有趣的是，所有最早跟上的40篇文章都被引用了50次以上。所以，你很難根據被引用的次數來判斷這些文章的優劣。只有那些不錯的文章被引了100次以上。最早跟風的50篇文章之後，其他跟風文章被引用的次數開始低於50次，而且衰減得厲害。而最近這個方向的25篇文章，不是沒有被引就是引用次數只有一兩次。這位哈佛著名教授在被問起這件事的時候，自嘲地說，他的文章廣泛被引用的原因是文章題目起得好。
僅僅三個月前，花車樂隊效應在我研究的領域再次出現。這回，一些人發現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彼得·霍扎瓦（Petr Horava）教授2009年一月份寫的一篇論文很有意思，於是開始將他的想法用到宇宙學以及其他方面，很快，花車樂隊應運而生了。效應最明顯的時候，每天有一篇或數篇文章出現。我的學生注意到這個情況，跟我說他想在這方面做點研究。我很快嗅出其中味道，並且在博客上寫了兩篇博文談這件事。寫博文的主要原因在於想指出，這次和上次一樣，是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加劇了花車樂隊的效應。
當然，博文幾乎完全沒有效果，跟風還是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我於是決定和另一位學生站出來批評一下這個方向。很快，我們找出了霍扎瓦工作的漏洞，寫了一篇論文。巧合的是，我們的論文在網上出現前一天，另一組人找到這個方向的另一個漏洞。兩篇論文雙管齊下，的確給這個花車樂隊狠狠澆了兩盆冷水，於是效應被抑制，最近一個月來，這個方向上的論文已經不多見了。我知道，即使我們不寫那篇批評論文，遲早會有別人來寫，但是如果晚寫一段時間後果將是什麼呢？可以想像，會有更多的垃圾論文被製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