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中，我們見到的很多人最後都提到教育（成人教育或兒童教育）是一種「根本行為」，對所有人都會產生影響。如果問題的根源來自於我們內部、我們的精神失衡、我們的傷口，那麼我們就應該從這些地方開始行動，最終讓我們的文明可持續地改變。
正如皮埃爾·拉比告訴我們的那樣：「我認為，我們對某一情況的意識，在改變中有著決定性作用。增強每個人的這種意識，這已經是一種教育行為。我覺得，如果人類沒有深刻改變，那麼社會就不會有真正的改變。只做政治和軍事抉擇顯然不夠：我們可以一邊吃綠色食品、進行反核能遊行、回收垃圾、回歸土地，一邊剝削同類，不幸的是，這兩者並非不相容……我們自己就是烏托邦精神的體現。如果工具和物質創造只是原始的自由意識的作品，並受到權力、恐懼和暴力的限制，那麼它們就永遠也不會是改變的因素。我們這個時代經歷的深刻危機，不是由物質不足造成的。危機源於我們自己，源於決定我們的世界觀、我們同他人和自然的關係、我們所做選擇和我們奉行的價值的內在核心。我認為，讓理想國變為現實，首先需要塑造一種不同的存在。一種有意識和同情心的存在，一種通過智慧、想像和雙手，向生命致敬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本身就是生命最精緻、最靈活、最富責任感的表達方式。為了塑造這樣的存在，兒童教育至關重要……」
馬利克是底特律城市農業的種植者之一，在走上有機蔬菜這條路之前，他擔任過多年小學校長。他認為：「美國的教育模式和工廠、工業革命的模式如出一轍。這種模式讓孩子們做重複的任務，讓他們遵守紀律。教育是一種等級結構，批判精神在其中沒有任何地位。我認為，教育和讓兒童接受學校教育之間有著實實在在的差異。有時，教育在學校進行……但也僅僅是有時而已。『教育』這個詞源於拉丁語『educare』，意為『使出來』『引導出來』。教育應該旨在讓我們天生的優勢顯示出來，而不是把我們當成空罐子，給我們填塞知識。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天賦、才能，我們必須承認和發展這些長處，最終讓它們為人類做貢獻。學校的責任之一是辨識每個兒童的長處……」
穆罕默德·雲努斯也很同意這一觀點。他坐在酒店的紅沙發上接待了我們。當我們提到教育這個話題時，他整個人的身體就開始活躍起來：「我們的教育系統完全是個錯誤。我們能教授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卻不幫助年輕人去發掘自己是誰或者他們在這個世界可以扮演的角色。如今，學校那些不言而喻的目標可以總結成以下幾點：努力學習，取得好成績，不斷奮鬥，獲得最好的工作。這個目標對於一個人來說，似乎有些狹隘。人出生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他人工作、賺錢，他也是充滿創造物的世界裡獨一無二的創造物。而這獨一無二的特性卻被排斥、壓碎、模式化。教育應該對孩子說：你是充滿潛力的存在，你有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在這裡，你有幾萬種選擇。你想生活在哪種世界？你想參與建設什麼樣的社會？現在的教育，就好像是我們給每個學生一個劇本，要求他們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我們大部分教育機構讓學生變成了機械和機器人。我們應當改變這一切。」
在我主管蜂鳥行動的時候，我們在2012年總統選舉之前，和IFOP一起做了一項民意調查[1] 。我們提出了和典型民意調查不一樣的問題。對於「你認為，學校的作用是什麼？」這個問題，41%的被調查者認為學校應該「能讓每個人在完成學業後找到工作並融入社會」，39%的被調查者認為它的作用在於「向所有人傳授基礎知識（讀、寫、算）」，只有20%的被調查者認為：「不管學生學業成績如何，學校能讓所有人根據自己才能和優點的不同，得到自我發展。」傑裡米·裡夫金認為：「我們（在學校裡）真正教授的東西，是對一個時代的認識[2] 。」也就是說，學校是社會的反映。我們在學校裡培養兒童，讓他們成為自己所在世界的利益相關者，在這個世界裡，他們同他們的信仰、信條和社會組織一起演變。我們調查的人，受到了20世紀的學校教育。也就是受到了20世紀所隱含的事物的影響。
幾個世紀間，歐洲主要進行精英教育，以穩固階級系統。當教育對平民階層開放時，教堂就控制了大量的學校，把學校變成保持平民基督教世界觀的工具。1881～1882年，茹費裡對世俗學校進行制度化，推行免費義務教育，這也是法國的一場民主化大運動，它讓教育向大眾開放，崇尚「意識自由」。初看上去，這場變革似乎是真正的進步。而19世紀末的社會正熱衷於「進步」。裡夫金強調過：「歐洲和美國建立公立學校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激發每個人的潛能，創造有效率的勞動力，推動工業革命[3] 。」眾多批判學校的人，如伊萬·伊裡奇，在他的著作《沒有學校的社會》中提到，學校作為一種工具更多的是為社會體系培養優秀小兵，而非培養自由精神和不墨守成規的精神。馬利克和穆罕默德也十分贊成這一觀點。然而，150年來，世界已經深刻改變，我們對曾經被稱為「進步」的事物也有了不同看法。21世紀的兒童，出生於網絡時代、自然資源枯竭時代，他們不再像長輩一樣看待地球或公民身份。然而，他們所受的大部分教育，不管是在教學方法還是教育內容方面，仍然以過往的知識為基礎（或許斯坦福、伯克利這樣的學校除外）。
那麼21世紀的學校可以是什麼樣的呢？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參與進工業時代，20世紀的學校給出了制度方面的回答，它與工業模式緊密結合：在極少的時間內，培訓出極多的學生，學校不考慮多樣性因素，只是將知識模式化，也就是讓思想模式化。
在20世紀的學校裡，老師是固定理論知識的某種參考，他的任務是將固定的理論知識傳達給每一個學生。正如紐約城市大學學者和教師肯尼斯·布魯菲所說：「學生必須遵守課堂基本規則，通過各自的方法吸收老師所講知識。而老師應該和學生分享他的知識，並測評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4] 。」學習是一種孤獨、機械、標準化的行為，受到教師的監督和「教學大綱」的獨斷控制。知識一旦被學生正確吸收，就會成為他融入社會的通行證。拒絕配合這些傳統規則（首先是高中畢業會考），也就意味著，不管學生掌握知識的真實水平如何，他都被學業和職業的多種可能性拒之門外。我們有一句俗語：「如果你在學校不travailles[5] ，你就找不到travail[6] 。」因此，我們可以說20世紀的學校，是一種向模式低頭的機構，它推行的教育，就是讓人學會遵從。整個社會中，尤其是父母與兒童間，教育理念也是如此。
但2015年的學生卻不一樣。從某種程度來說，2015年的教師也有了改變，尤其是在年輕一代教師當中。所以，我們面對著一種非常不適的中間狀態。我們有一批越來越意識到重塑系統的必要性的教師，他們和一群越來越不受長輩權威和機構權威束縛的年輕人並肩同行，但這兩者卻都處於一種相對於世界發展非常過時的體制中心。這種體制的複雜程度已經超過了一定界限，以至於造成了自身的癱瘓，自己無法進行任何改變。因此，確定學校的真正作用、確定我們希望建立哪種推動兒童發展的社會模式，已經是非常緊急的需求。
伊萬·伊裡奇認為，學校是對社會需求給出的制度上的回應：「保證所有人的平等教育權。」但是，他還說：「把這個目標和義務教育混淆，等同於將宗教儀式和教堂混淆。[7] 」我們可以說，學校是一種習得一定知識、常識和社會準則的方式。如果我們需要按照當今世界的要求去改造學校，那麼我們就應當停止讓學校機構來承擔教育兒童的所有責任，我們必須為每個孩子找到最適合的發展途徑。
我們需要讓自己的孩子做什麼樣的準備呢？
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應對我們給他們製造的危機：修復並照料公共生物圈；建立和平、多樣化、公平的經濟和社會體系。
他們需要的資源，不僅會由理論知識創造，也會由一種新的意識產生：將地球和人類看作一個互相依賴的整體。這就要求我們在年輕一代人中，發展他們共情和合作（而不是競爭）的能力，以及和自己的本源——大自然建立聯繫的能力。然而，阻止這些能力發展的最大障礙，通常是生存的不適和生活的不幸。因此，為了讓我們的孩子能夠找到資源，創建一個生態的、合作的、公平的社會，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形成讓自己幸福、讓自己發展、讓自己獲取知識的能力，也必須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才能和興趣，以及將自己的才能和興趣用於服務人類集體、服務他們所在的社會的方式。
某些機構正在開始實施這樣的項目，比如我們去探訪的芬蘭科爾科加爾文小學……
[1] www.colibris-lemouvement.org/agir/campagne-tous-candidats/ etude-ifop-pour-colibris-ce-que-veulent-les-fracais.
[2] Jeremy Rifkin, La Troisieme Revolution industrielle, F. et P.Chemla譯, LLL, 2012。
[3] 同上。
[4] 同上。
[5] travailles為動詞travailler（努力、工作、學習）的第二人稱單數變位；travail為名詞，「工作」之意。
[6] travailles為動詞travailler（努力、工作、學習）的第二人稱單數變位；travail為名詞，「工作」之意。
[7] Ivan Illich, Une societe sans ecole, G. Durand譯, Seuil, 1971, 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