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們照鏡子時都會看到其他動物無法看到的形象：我們自己。有些人會給鏡子裡的自己一個微笑或者一個飛吻；有些人則會匆匆忙忙地化妝或刮鬍子，以免使自己看上去蓬頭垢面。不管是哪種，從動物的角度來看，人的反應都是很古怪的。我們之所以會有這種舉動，是因為在人類進化的道路上我們有了自我認知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在鏡子中看到的自己的形象開始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我們到時候會長皺紋，會在讓人尷尬的地方長出毛髮，最糟糕的是，我們會不復存在。也就是說，我們開始覺察到死亡隱約的喻示。
大腦是我們思考的硬件，它是人類為了生存所需進化出來的具備形象化思考、質疑和推理能力的器官。一旦擁有了這個硬件，你就可以用它來做很多事情。隨著智人想像力的巨大提升，意識到自己會死促使我們的大腦開始思考關於存在的問題，比如「是誰在管理宇宙」。這並不是一個有關科學的問題，然而正是這類問題引導著人類走上探尋諸如「什麼是原子」之路，以及更多私人性質的問題，比如「我是誰」以及「我能改變環境讓它適應我嗎」。當人類脫離動物界並開始追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作為一個會思考和質疑的物種又向前邁出一步。
人類大腦思維過程的轉變促使人類開始思考這些問題，這個過程或許醞釀了成千上萬年，它開始的時間——很有可能在4萬年之前或者就在那個時候——就是從人類亞種的行為開始表現得像個現代人的時候。直到大約12 000年前，在最後一個冰河世紀的末期，這個過程開始大爆發。科學家把這一時期之前的200萬年稱為舊石器時代（Poleolithic era），接下來的7 000年或者8 000年稱為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era）。這些名字來源於希臘語，palaio意為「舊」，neo意為「新」，lithos意為「石頭」——換句話說，不管是舊石器時代還是新石器時代，它們主要的特徵就是石質工具的使用。儘管我們把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巨大轉變稱為「新石器革命」，但它並不和石質工具的使用有關。它和我們思考的方式、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我們認為重要的存在問題有關。
* * *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常常會遷徙，就像我的青少年時期一樣，他們追隨食物而遷徙。女人收集植物、種子和鳥蛋，男人狩獵和撿拾動物屍骸。這些流浪者隨著季節遷移——甚至天天如此——他們沒有多少財產，逐水草而居，忍受著艱苦的自然條件，一切都聽天由命。即便如此，一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的土地產出也僅夠一人所需，在舊石器時代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人類生活在遊蕩的小群體當中，通常不滿100人。1 「新石器革命」這個說法於20世紀20年代提出，主要用來描述人們從遊蕩式的生活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轉變，在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中，人們開始在小村落中定居下來，一般有十幾或二十幾戶人家，他們開始從搜集食物轉向生產食物。
伴隨著生活方式轉變而來的是積極的改造自然環境的活動，人類不再像過去那樣被動地適應環境。人類不再簡單地依靠土地產出過活，那些生活在小小的聚居地的人類開始收集那些沒有實際價值的原材料，把它們做成有價值的物品。比如，他們使用木材、泥磚和石頭建造住所；使用自然形成的銅製造工具；把樹枝編成籃子；從亞麻和其他植物以及動物身上取得纖維做成線，然後用這些線做成衣服，與之前人們所穿的獸皮相比，這些衣服更輕，更透氣，也易於清洗；通過塑形和烤制，把陶土做成瓶瓶罐罐，用來做飯或者儲藏多餘的食物。2
像陶罐這類物品的發明，它們表面上的價值看起來也就是人們意識到它足夠堅硬，可以裝水。事實也的確如此，直到最近，許多考古學家認為新石器革命僅僅是人們為了讓生活變得更容易一些而做出的改變而已。在大約10 000年至12 000年前最後一個冰河期的末尾，氣候變化導致許多大型動物滅絕，也改變了其他動物遷徙的方式。據推測這種氣候變化給當時人類在食物來源上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還有人推測說正是在那一時期，人口的數量已經多到單純的狩獵和採集食物滿足不了生存所需的地步。從這個意義上講，定居的生活、複雜的工具和其他的舉動，都是人們對環境變化做出的反應。
但這個理論也存在問題。首先，缺乏營養和疾病應在他們的骨頭和牙齒上留下了印記。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一具新石器革命之前的骨骼進行研究時並沒有發現這樣的印記，這說明那個時期的人類並不缺乏營養。實際上，古生物證據顯示，同之前那些四處覓食的人類相比，舊石器時代早期的農民有更多的脊柱問題、更糟糕的牙齒、更多的貧血、更缺乏維生素——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會死去。3更重要的是，人類是逐步開始從事農業生產的，而並非什麼大面積氣候災難的結果。此外，在許多定居點遺址中並沒有發現種植植物或者馴養動物的跡象。
我們傾向於認為人類覓食的生活方式是為了生存所需，就像電視真人秀裡，把飢餓的參與者扔進熱帶雨林裡，他們不得不靠吃帶翅昆蟲和蝙蝠糞便為生。如果那些覓食者能夠從家得寶和種植蕪菁甘藍得到農具和種子，他們的生活難道不會更好嗎？並不盡然，在澳大利亞和非洲生活的捕獵者和採集者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還不曾接觸過外部的世界，對這群人的研究發現，數千年之前的遊牧社會很有可能過著「充裕的物質生活」。4
典型的遊牧生活是這樣的，人類在某一地做短暫的停留，直到這一地區能夠輕鬆獲取的食物資源消耗殆盡才離開。沒有了食物，遊牧者就會繼續遷徙。因為所有的財產都要隨身攜帶，所以遊牧民族更青睞那些體積小的物品，他們對沒有多少物質商品的生活很滿意，一般說來他們也沒有財產權或者所有權的概念。遊牧文化的這些特徵在19世紀初期研究他們的西方人類學家眼裡看起來貧困和缺乏財富。但一般情況下，遊牧民族並不需要為了生存費太大氣力去獲取食物。事實上，對非洲原住民桑人（又稱布須曼人 )的研究顯示，他們獲取食物的效率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農民的效率更高。519世紀至20世紀中期針對遊牧採集民族的大範圍研究顯示，一個牧民平均每天只需要工作2~4個小時。即使在非洲乾旱的杜比地區，在每年降雨量只有6~10英吋（15~25厘米）的條件下，人們也可以在當地找到種類繁多的豐富食物來源。相較而言，原始的農耕活動需要長時間的辛勤勞作——農民必須搬走農田里的石頭，清除灌木，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去翻開堅硬的地表。
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會發現解釋人類為何定居的舊有理論並不全面。相反，許多人相信新石器革命首先並不是出於什麼現實的考慮，而是一種精神和文化上的變革，這種變革由人類精神生活的不斷發展引發。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或許是現代考古史上最驚人的發現，這一偉大的發現證明人類對待自然的新方式不是定居生活發展的結果，而是先於定居生活。這一考古史上偉大的豐碑被稱為哥貝克力石陣，在土耳其語中意思是「長著大肚子的山丘」，因為這就是被發掘之前它看起來的樣子。6
* * *
哥貝克力石陣位於現今土耳其東南部烏爾法省的一座小山丘的頂峰。這是一座宏偉的建築，建於11 500年前——比埃及大金字塔早7 000年——不是由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建造，而是由採集捕獵民族建造，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完全放棄遊牧式的生活。這個建築最驚人之處在於當初建造它的初衷。哥貝克力石陣看上去就是一個宗教聖殿，這可比《希伯來聖經》的出現早上1 000年。
哥貝克力石陣的柱子以直徑65英尺（19.81米）的環形排列。每一個環形的中間有兩根T形的柱子，看起來很明顯就是長著橢圓形腦袋、修長軀幹的類似人一樣的形象。它們中最高的有18英尺（5.49米），建造這個建築需要搬運大量的石料，有的甚至重達16噸。建造它的時候，金屬工具還沒有出現，輪子還沒有被發明出來，人類還沒有學會馴養野生動物。更重要的是，與後來人類建造的宗教建築不同，建造哥貝克力石陣的時候人類還沒有居住在城市裡，無法提供大量的有組織的勞力。正如《國家地理》所言：「發現哥貝克力石陣竟然是由狩獵採集民族建成時的感覺就像是發現有人用X-Acto牌美工刀在地下室造出一架波音747飛機一樣。」
這一紀念碑是在20世紀60年代最先由芝加哥大學和伊斯坦布爾大學的人類學家發現，他們當時正在對這一地區進行考察。他們看到一些掩藏在泥土下面的破碎的石灰岩石板，但以為這只是一個廢棄的拜占庭時代的公墓遺跡，也就沒有在意。人類學研究團體對此並沒有產生多大的興趣。轉眼30年過去了。1994年，當地一個農民在耕地的時候，他的犁碰到石頭上，後來發現這塊石頭是掩埋在地下的巨大石柱的頂端。一位名叫克勞斯·施密特的考古學家決定過去看看。他在當地工作，之前也讀到過芝加哥大學的研究報告。「第一次見到它的短短一分鐘時間裡，我腦子裡出現兩個選擇，」他說，「要麼轉身離開，不告訴任何人，要麼下半輩子就在這裡工作。」他選擇了後者，他一直在那個遺址工作，直至2014年去世。7
因為建造哥貝克力石陣的時候人類還沒有發明文字，所以在遺址裡沒有發現散落的聖典，因而也就無法通過破譯文字來瞭解在這個遺址上舉行的宗教儀式。然而，通過對比後期出現的宗教遺址和活動，我們可以認定哥貝克力石陣是一個祭神場所。比如，在哥貝克力石陣石柱上雕刻著各種各樣的動物，但與舊石器時代洞穴裡的繪畫不同，它既沒有描繪哥貝克力石陣建造者生前維持生存所從事的活動，也沒有描繪任何與打獵或者日常生活有關的符號。相反，柱子上雕刻著許多危險的生物，例如獅子、毒蛇、野豬、蠍子，還有一種肋骨明顯、貌似豺狼的野獸。這些都被認為是充滿象徵意義或者神秘感的主題，裡面的動物後來都與宗教祭祀有關。
哥貝克力石陣遺址
造訪哥貝克力石陣的古人應該是懷著極大的虔誠之心而來的，因為建造它的地方周邊什麼都沒有。實際上，沒有人發現過這裡曾經有人類生活的跡象——沒有水源、房屋，或者爐灶。相反，考古學家只發現數以千計的瞪羚和野牛的骨頭，看上去好像有人在遠方打完獵，把它們當作食物帶到了這裡。去哥貝克力石陣彷彿是一次朝聖之旅，有證據顯示它吸引的遊牧的狩獵採集者最遠來自60英里（96.56千米）以外的地區。
哥貝克力石陣「顯示社會文化的轉變要先於農業活動發生」，斯坦福大學考古學家伊恩·霍德說。換句話說，群體宗教儀式的出現看上去更像是人類選擇定居生活的重要原因，宗教中心吸引著遊牧民族生活在一個緊密的圈子裡，基於共同的信仰和價值體系，最終形成了村落。8哥貝克力石陣建造的時代，劍齒虎[1]依然在亞洲的大地上遊蕩；弗洛裡斯人，我們最後的非智人人類親屬，一種3英尺（0.91米）高，像霍比特人一樣的獵手和工匠距離滅絕的時間也只有幾個世紀。然而，哥貝克力石陣的古代建造者們似乎不是為了找尋關於生活的實際問題的答案，而是為了尋找精神上的答案。「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霍德說，哥貝克力石陣「是複雜的新石器時代社會真正的起源」。9
某些動物通過解決簡單問題獲取食物，某些則使用簡單的工具。但有一個行為，除了人類之外再沒有從其他任何動物身上觀察到過，哪怕是最初級的形式，這一行為就是試圖去理解自身的存在。所以，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初期的人類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如何存活下去轉向了關於他們自身和環境的「不重要的」事情上，這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可是極具意義的一步。假如哥貝克力石陣是人類的第一座教堂——或者至少是我們目前知道的第一座教堂——它在宗教史上應該佔據一個神聖的位置，同時它在科學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了在那個時代，人們存在意識的巨大提升，他們開始花費大量的精力去思考一些宏大的關於宇宙的問題。
* * *
大自然耗費數百萬年才使人類的大腦有能力提出關於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一旦人類具備了這種能力，我們這個物種就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產生重塑我們生活和思考方式的文化。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開始在小村落中定居，他們通過辛勤的勞作最終換來了大量的食物，人口數量也從每平方英里1人猛增到每平方英里100人。10
最引人注目的新石器時代村落是建於公元前7 500年的恰塔霍裕克，它位於土耳其中部的平原，處在哥貝克力石陣的西部，相距只有數百英里。11對在這裡發現的動植物殘骸的分析顯示，當地的居民獵殺野牛、野豬、野馬，採集植物根莖、野草、橡子以及開心果，但很少有人從事農業生產。更讓人驚訝的是，在他們的居住地發現的工具顯示，這些人可以自己建造和維修房屋，創作自己的藝術作品。看上去他們好像也沒有將生產勞動進行分工。如果是規模很小的遊牧民族聚集地，這聽起來不算那麼反常，但當時在恰塔霍裕克生活著8 000多人——大約有2 000戶家庭——按照一位考古學家的說法，他們四處走動，「忙自己的事情」。
正因如此，考古學家並不認為恰塔霍裕克以及類似的新石器時代村落是城市，甚至連城鎮也算不上。人類的第一座城市還得再過好幾千年才會出現。村莊和城市之間的差別並非僅僅在於二者的面積。12城市建立在人口之間的關係之上，而這些關係則基於生產和分配方式。城市裡可以找到勞力，這意味著個人和家庭可以依靠他人獲取某種商品和服務。城市通過集中人們所必需的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分配方式，把個人和家庭從凡事都必須親力親為的困境中解放出來，這又使得其中一部人可以從事更為專業化的工作。比如，生活在某個城市周邊鄉村的農民將多餘的食物賣給這個城市的居民，使那些原本需要通過採集（或者耕種）才能獲取食物的人得到了解放，可以轉而從事其他職業。他們變成了手工藝人，或者牧師。但在恰塔霍裕克，儘管這裡的居民房子緊密相連，但是發掘出土的工藝品顯示這些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從事著獨立的生產活動。
如果每一個大家族必須自給自足——如果你可以不用從肉販那裡買肉，不需要水管工修水管，也不用把進了水的手機拿到距離最近的蘋果專賣店去換還假裝你的手機沒有掉進馬桶裡——那為什麼大家要住在一起並形成村落呢？使人類聚集到像恰塔霍裕克這樣的聚居地的原因似乎與把新石器時代人類吸引到哥貝克力石陣的原因是一樣的：共有文化和共享的精神信仰的開端。
對死亡的思索成為這些剛剛萌發的文化的特徵。比如，在恰塔霍裕克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死亡文化的證據，這與那些遊牧民族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遊牧民族漫長的跋山涉水的旅途中，他們無法攜帶病人或身體虛弱的人。所以在遷徙途中，將那些虛弱得跟不上腳步的老人留在身後就成為遊牧民族一種很正常的行為。而恰塔霍裕克和近東其他被遺忘的村落的居民卻有著完全相反的習俗。這些大家族經常保持著親密的關係，不僅在生活上，也在死亡上——在恰塔霍裕克，人們會將死者埋在家裡的地下。13夭折的兒童有時候則會被掩埋在進入房間的門檻下面。僅在一棟較大的建築物下面，發掘隊就發現了70具骸骨。在某些情況下，因儀式需要，這些居民會在死者入土一年之後打開墳墓，用刀將死者的頭割下來。14
如果恰塔霍裕克的居民擔心死亡，他們同樣對於人類的優越性有一種全新的感受。在大多數狩獵採集社會，人們給予動物極大尊重，彷彿獵人和獵物是夥伴。獵手們不會試圖去控制他們的獵物，反而和這些即將被他們殺死的動物形成了某種友誼。然而在恰塔霍裕克，壁畫描繪著人類戲弄和引誘公牛、野豬和熊的畫面。人類不再將動物視為夥伴，反而視自己為動物的統治者，可以像使用樹枝編籃子一樣去使用這些動物。15
這種新的態度最終促使人類開始馴養動物。16在接下來的2 000年裡，綿羊和山羊被馴化了，接著是牛和豬。最初，人類打獵是有選擇性的——這樣可以讓動物種群在年齡和性別上保持平衡，人類也會保護它們免受捕食者的襲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開始全面接手管理動物生活的方方面面。因為被馴養的動物不再依靠自己覓食，它們逐漸進化出了新的體征——更溫順的習性、更小的大腦以及更低的智商。植物也一樣受到人類的控制——小麥、大麥、扁豆、豌豆，以及其他作物——它們不再是採集者的關切，而是種植者的關切。
農業和馴養動物的發明促使人類的智力又有了新的飛躍，人類開始思考如何最大化地提高這些活動的收益。人類現在有了學習和利用自然規律和法則的動力。知道動物何時產仔，如何使植物長勢更好，這都是有用的知識。這就是科學的開端，但由於缺乏科學方法或更好的邏輯推理，魔法和宗教觀念混合在一起，替代了基於經驗的觀察和理論，比起今天純粹的科學研究，它有著更加實用的目的：幫助人類施力於大自然。
當人類開始提出關於自然的新問題時，新石器時代聚居地的大擴張提供了回答這些問題的新途徑。因為對於答案的尋求不再屬於個人或者小群體的行為，人們可以從許多偉大的頭腦中吸取經驗。所以，儘管這些人早已放棄了打獵和採集，但他們現在加入了採集和捕獵觀點和知識的大軍中來。
* * *
當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我為自己的論文選擇的研究課題是，發明一種方法來為無法解答的描述在中子星外部強磁場中氫原子行為的量子等式找到一個近似的解答辦法。中子星是目前所知宇宙中一種密度最大、體積最小的星星。我也不清楚自己為何要選擇那個研究課題，我的論文導師也深有同感，他很快就對這個課題失去了興趣。接下來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來尋找各種新的近似方法，但都被證明並不比現有的方法能更好地解決我的問題，因此我想借此獲得學位的努力也就毫無價值了。某一天我從辦公室出來，在穿過大廳時和一位博士後研究人員聊了起來。當時他正在研究一種理解夸克行為的新方法，夸克是一種初級物質，有三種「顏色」。(研究夸克時使用的顏色定義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顏色」沒有絲毫關係。）這種觀點是想像出（按照數學理論）一個擁有無限種顏色，而不是只有三種顏色的世界。當我們在聊夸克這個和我做的工作沒有任何關係的話題時，一個想法在我的腦子裡冒了出來：我可不可以通過假設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三維世界，而是生活在一個有無限維度的世界裡來解答我的問題呢？
如果這個奇怪的想法聽上去有些不著邊際，那是因為它本來就不著邊際。但翻遍數學理論，我們奇怪地發現，由於這個問題是基於現實世界的，所以我無法找到解決方法；但如果我用無限維度來重新表述，我就能夠找到解決方法。一旦找到了解決辦法，為了順利畢業，我「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出一個方法來修正這個答案，以描述這個我們實際生活的三維空間。
這個方法被證明非常管用——現在我在一個信封背面進行計算得出的結果比其他人使用複雜的電腦運算得出來的還要精確。一年的努力卻毫無成果，我只得用幾星期的時間來完成我關於「1/N展開」的博士論文。在接下來的一年，我和那位博士後寫出了一系列論文，將這種概念應用到其他情形和原子中。17最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杜德利·赫斯奇巴奇在一份期刊上看到了我們的方法，期刊有一個讓人興奮的名字：《今日物理》。他將我們這種方法重新命名為「維度排列」，並將其應用到他所研究的領域。18不到10年，甚至有一個學術研討會專門來討論這個方法。我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告訴大家有人選擇了一個棘手的研究課題，耗費一年一無所獲，最終還能收穫一個有趣的發現，我想向讀者展示的是人類求知和創新的奮鬥並不是一系列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飽含冒險精神的合作，是一種需要已經定居下來的人貢獻他們的腦力去互動才能取得成功的社會活動。
在過去和現在都可以找到這種例子。在數學研究領域有太多孤獨的天才，他們要麼提出了改變我們理解世界方式的理論，要麼在技術領域展現了讓人驚歎的創造力，但他們毫無例外都屬於科幻小說中的人物。比如，提出了馬力這個概念的詹姆斯·瓦特，他的名字被用來命名電的單位：瓦特。據說他是在觀察到不斷從茶壺中噴出的蒸汽時突然產生了製造蒸汽機的點子。可實際上，他是在修理一個在他之前已經使用了差不多50年的早期的類似發明時才產生了製造蒸汽機的想法。19同樣，牛頓也不是一個人坐在蘋果樹下看到蘋果掉在地上就創立了物理學，他花費了數年收集別人編繪的關於行星運動軌道的信息。某天，一位名叫埃德蒙·哈雷（以他命名了一顆彗星）的天文學家拜訪牛頓，向他請教一個數學問題，這次偶然的造訪給了牛頓靈感。沒有這次造訪，牛頓很有可能不會寫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本著作包含著使他到今天依然被人膜拜的牛頓運動定律。愛因斯坦也是如此。他是在他的數學家朋友馬塞爾·格羅斯曼的協助下思考一個描述曲面空間性質的古老數學理論時才完成了他的相對論。所有這些偉大思想家的輝煌成就並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基於前人積累的知識，在別人的協助之下完成的，他們的成就來自文化的塑造和滋養。並不是只有科學和技術是建立在前人勞動成果基礎之上的，藝術也是如此。T. S. 艾略特甚至說過：「不成熟的詩人去模仿；成熟的詩人去剽竊……優秀的詩人讓它變得更好，或者至少看起來會不同。」20
「文化」是按照你從生活在你周圍的人那裡學到的行為、知識、觀點和價值來定義的，在不同的地區對文化的定義也會不同。現代人類的行為依據的是我們生活環境的文化，我們也會從其他文化裡汲取大部分知識，這些知識對於我們來說比其他物種更為真實。實際上，一項近期的研究顯示，人類經過進化選擇更善於教育他人。21
這並不是說其他物種不會展示文化，它們會。比如，研究人員在對不同種群的黑猩猩進行研究時發現，他們只需通過觀察一群黑猩猩不同的行為舉止就能夠識別出這群黑猩猩來自哪裡。22就像全世界的人都能夠很有把握地判斷出一個人是不是美國人：只要看這個人在國外旅行時是否會去找供應奶昔和芝士漢堡的餐館。科學家在這些黑猩猩種群中觀察到了38種習俗。在烏干達的基巴萊、尼日利亞的貢貝和坦桑尼亞的馬哈雷地區生活的黑猩猩，在遇到下雨天的時候會興奮地奔騰跳躍，拖著樹枝敲打地面。而生活在科特迪瓦的塔伊雨林、幾內亞的波叟地區的黑猩猩把蔻拉樹的堅果放在木頭上，用石片砸碎堅果吃裡面的果肉。據報道，某些種群的黑猩猩甚至學會了使用草藥來治療疾病。在以上這些案例中，文化活動並不是本能或者每一代的新發現，而是幼崽從它們母親那裡學到的東西。
目前記錄的最詳盡的動物知識和文化傳承的案例來自日本群島中一個叫兒島（Kojima）的小島。23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地飼養員每天把甘薯扔到沙灘上供獼猴食用。這些猴子在吃甘薯前需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把上面沾的沙子甩乾淨。到1953年的某一天，一個名叫Imo的18個月大的雌性獼猴突然想到把甘薯拿到水裡去洗乾淨。這樣不但可以去除沙子，還可以使甘薯帶有鹹味兒，吃起來味道更好。很快Imo的同伴們都學會了它的技巧。它們的母親也慢慢地開始這麼做，接著是雄性，除了一對老獼猴——猴子並沒有相互教授這項技巧，它們是在觀察和模仿。幾年的時間，整個猴群都養成了清洗食物的習慣。更重要的是，在這之前猴子是怕水的，但現在它們開始在水裡嬉戲了。這種行為在猴群中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了下去。就像生活在海邊的人類一樣，這些猴群也發展出了它們特有的文化。經過多年的研究，科學家在許多種類的動物身上找到了文化的證據——這些動物千差萬別，有虎鯨、烏鴉，當然也包括其他靈長類動物。24
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地方在於，人類是唯一一種能夠利用過去的知識和創新去創造的動物。某一天有人注意到圓的東西可以滾動，於是就發明了車輪。最終，我們有了手推車、水車、滑輪，當然，也包括輪盤賭。從另一方面講，Imo用水洗食物的行為並不是基於之前猴子們的知識，也不是其他猴子依據它的經驗發明的。人類交流、學習、改進舊觀念、交換靈感和洞察力，黑猩猩和其他動物可不會這麼做。考古學家克裡斯托弗·亨希爾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說：「黑猩猩能夠給它的同類展示捕捉白蟻的技巧，但它們不會去提升這種技巧，它們不會說，『讓我們用另一種工具試試』——它們只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相同的動作。」25
人類學家將這種文化累積的過程（會有相對較少的丟失）稱為「文化棘輪效應」。26文化棘輪效應標誌著人類文化與其他動物文化之間本質上的差別。這是從定居社會孕育而出的一個工具，在這個定居社會裡，人們想要成為思想家，想和思想家一樣去思考相同問題的渴望變成了知識進步的養料。
考古學家有時會將文化創新同病毒做比較。27人們的想法和知識就像病毒一樣需要特定的外在條件——在這裡，這個條件指社會條件——才能茁壯成長。當具備這些條件時，比如數量龐大、聯繫緊密的人口，社會中的個人會相互傳染，文化就得到了傳播和發展。那些有用的觀點，即使只能提供簡單的慰藉，也可以在下一代的觀念中生存和興盛。
許多憑借創新獲得成功的現代公司深諳此道。實際上，谷歌公司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它在公司的咖啡室裡放著又長又窄的桌子，員工就只能坐在一起，它還將公司餐廳的點餐路線進行了設計，只需等待三四分鐘的時間——這個時間既不會長到讓員工失去耐心轉而去吃一碗泡麵充飢，又足夠他們和偶然遇上的人閒聊一會了。我們再看看貝爾實驗室，在20世紀30~70年代，它是世界上最具創新力的組織，數字時代的許多關鍵創新都是在這裡誕生的——包括晶體管和激光。在貝爾實驗室，人們極其重視協作研究，甚至這棟建築物的設計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研究人員碰面的機會，僱員的工作職責包括每年夏天去歐洲出差，擔任美國和歐洲科學新觀念的交流使者。28貝爾實驗室意識到那些和一群不同領域知識分子出差的人更容易構想出新的創新。在談到新觀念的產生時，正如進化遺傳學家馬克·托馬斯所言：「並不是需要你有多聰明，而是要看你的交際範圍有多廣。」29互聯性是文化棘輪效應中一個關鍵的運行機制，它也是新石器革命的禮物之一。
* * *
某天晚上，我父親76歲生日聚會結束不久，我們吃完晚餐一起出門散步。第二天他被送進醫院做手術。他已經病了很多年，他患有臨界性糖尿病、中風、心臟病，還有更糟糕的——按照他的觀點——慢性胃灼熱和沒有食慾。那天晚上我們慢慢地走著，他拄著枴杖，站在街上抬頭望著天空，他感歎說這有可能是他這輩子最後一次看星星了，這個想法讓他非常難過。於是他開始給我講述當他意識到死亡將近時他腦子裡在想些什麼。
他告訴我，我們生活的地球麻煩不斷，混亂無序。他小時候經歷了大屠殺，老了的時候，戴任何眼鏡鏡架都會壓迫動脈，讓它鼓起來，看上去十分危險。他說，天空對他而言一直都是一個完全依據不同規律運行的宇宙，在那個王國裡，行星和太陽按照它們古老的軌道安靜地運轉，看上去是那麼完美和無懈可擊。這是這些年來我們經常談到的話題。每次當我和他談起我最新的物理研究時，這個話題總會出現。他問我是否真的相信構成人類的原子也同樣遵循那些宇宙中的原子的定律——了無生氣和死寂。無論我和他說過多少次，是的，我真的相信，他還是心存疑慮。
考慮到他即將不久於人世，我以為他不再會像以前那樣糾結於自然界那些沒有人情味兒的法則，而是像其他那些即將離開人世的人一樣，把注意力轉向慈愛的上帝。我父親極少談到上帝，儘管他出生在一個信奉上帝的家庭，也願意信仰上帝，但他年少時所目睹的恐怖行徑讓我很難把這個建議說出口。可是，在他面對星空沉思的那個夜晚，我原本以為他有可能會從上帝那裡獲取慰藉，然而他說出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他告訴我說，他希望我所說的關於物理法則的東西是真的，因為不管人類的條件有多糟糕，他和天上那些完美、浪漫的星星都有可能是由同樣的物質構成的，這種可能性讓他深感安慰。
至少從新石器革命開始，人類就已經開始思索這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沒有找到答案，但當這些關於存在的問題將我們喚醒後，人類在獲取知識的道路上將遇到的下一個里程碑，就是工具的發展——思想工具，它用來幫助我們解答這些問題。
最初的工具聽上去可不怎麼宏偉。它們比不上微積分，或者科技手段。它們是交流思想最基本的工具，伴隨人類多年，我們差不多快要忘記它也是我們思維構成的一部分。但為了取得進展，我們需要等待一個職業的出現，這個職業不是為了獲取食物，而是為了追求觀點；我們需要等待文字的發明，有了它知識才能夠得以保存和交流；我們需要等待數學的出現，它將成為科學的語言；最後，我們還要等待規則概念的產生。正如同17世紀所謂的科技革命一樣，這些發展具有史詩般的變革性。它們並不是那些英雄個體偉大頭腦苦思冥想的結果，而是人類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裡市民生活慢慢產生的副產品。
[1] 專業術語是劍齒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