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生命》已經醞釀很久了。20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考慮寫一些我的經歷，那時許多人鼓勵我這樣做，描述一下我不同尋常的背景和我在實驗室以及遼闊海洋上的冒險經歷。離開TIGR組建塞雷拉測序人類基因組後，我想這段經歷也確實值得記錄一下，但是有兩個因素耽擱了這項計劃——首先沒有時間，另外記者James Shreeve表示有興趣撰寫或者合著一本關於閱讀人類遺傳密碼的書。我們最終決定，一本合著書會減損James獨立評估基因組競賽的能力，而且也和我原本打算以自己的口吻寫一本自己的書的想法衝突。我同意James可以自由進入塞雷拉，至少兩年之內我不寫我的自傳。4年後，第一個人類基因組測序完成以及我被塞雷拉解雇後，我感到該是嘗試這項高要求的工作的時候了。
當我開始尋找代理人幫助評價這本書的可行性時，John Brockman聯繫了我，他也認為我該寫一寫自己的事了。從一開始，John就鼓勵我，敦促我寫一本自己的書，幾年中，John不僅是一個了不起的代理人，而且是一個好朋友和宣傳者。在這裡，我對他表示感謝，他使得這本書的問世成為現實。
我有幸拜訪了幾個對我的故事感興趣的出版商，並且對英國的企鵝（Penguin）和美國的維京（Viking）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認為哪兒也不能遇到比維京的Rick Kot更好的編輯了。我認為，Rick的編輯和熱情毫無疑問改進了每一頁的可讀性和這本書的整體質量。
正如和我想像的許多書的情況一樣，《解碼生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當我全職研究我的項目時，我給自己定了嚴格的紀律來推進這項工作。我的大部分內容是在飛機上和駕駛魔法師2號探險的大海上完成的，經過4年的努力，我寫完了24余萬字。我僱用倫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的Roger Highfield幫助修改和重編我的文本。Roger除了校訂，還進行了一些重要的可以提供獨特見解的採訪，以便拓展這個故事的觀點和脈絡。Roger校訂後，我又花了6個月時間重寫了手稿。有些地方修改了多次，Roger提供了有價值的科學可讀性反饋意見。我為他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謝。
從這本書的框架開始到它最終完成，有幾個人對我和這項計劃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我的未婚妻希瑟給了我莫大的幫助，從最粗糙的初稿到最後的校對，她都提供了最初的反饋意見，每一次草稿都給予鼓勵。很顯然，沒有她的鼓勵和幫助，這本書也不會問世。我的朋友和同事Ham Smith幾乎閱讀了本書的每次草稿，並提供熱心的反饋意見和鼓勵、建議，從第一個基因組測序到合成基因組的新領域，他都是一個絕好的夥伴。要特別感謝Erling Norrby和Juan Enriquez以及文特爾研究所的董事會、朋友們和魔法師2號的船員們，他們曾多次閱讀本書的幾個版本。
在撰寫《解碼生命》的過程中，我曾與家人無數次聽採訪的錄音，包括我的母親伊麗莎白，她的弟弟David Wisdom，以及我父親的妹妹Marge Hurlow和她的丈夫Robert（Bud）Hurlow，他也參與了幾次航海冒險或提供了一些經驗。David Wisdom還提供一份粗略的家譜和歷史，在本書中我用到了一部分。
以下是其他讀過本書的手稿或檢查過文字的準確度或提供過採訪的人，但絕不僅限於此：Ari Patrinos、Clyde Hutchinson、Ken Nealson、我弟弟基斯和弟媳Laurel Venter、我的哥哥加裡、我的母親伊麗莎白、Bruce Cameron、Ronald（Ron）Nadel、Jack Dixon、Dave Kiernan、Mala Htun、Ashley Myler Klick、Tim Friend、Rich Bourke、Claire Fraser-Liggett、Charles Howard和魔法師2號的船員Olivia Judson、Joe Kowalski、Julie Gross Adelson和Reid Adler。分析我的遺傳密碼時，我榮幸地和文特爾研究所裡一組有奉獻精神的科學家一起工作，包括Roger（Bob）Strausberg、Samuel（Sam）Levi、Jiaqi Huangl和Pauline Ng。
每當提到新聞文章、科學論文、採訪、其他基因組圖書[（James Shreeve的《基因組戰爭》（GenomeWars）以及John Sulston和Georgina Ferry的《生命共同體》（The Common Thread）]，和不同的人驗證事實時，我都試圖使《解碼生命》盡可能精確，但是仍然有錯誤。只有一個人對此負責，那就是我本人了。我也為這本書建立了一個網站，www.ALifeDecoded.org，在那裡，我將發佈補充材料、科學論文、我的遺傳密碼、重要的環節和任何校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