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誰像我一樣沉醉於自己的研究領域那他就是受到了惡毒的詛咒。
——查爾斯·達爾文
事情的結束實際上兩年前就開始了，那是1995年7月25日星期三的早上。當電話通知我沃利·斯坦博格已經在睡眠中死於明顯的心臟病發作時，我還在家裡，電話上的聲音既緊張又有聽天由命的沉著，他年僅61歲。我不太相信地接受了這個消息，當我回憶起13年前一個類似的電話，我母親告訴我父親的生命是怎樣以相同的方式結束的時候，我也感到一陣疼痛。儘管沃利和我經常發生衝突，就像我和我父親一樣，我還是有點想他。當許多其他人似乎跟我作對時，沃利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沃利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住在新澤西的一座豪華公寓裡，沉溺於奢侈的娛樂和無止境的網球和跳舞。比起大多數人來，沃利更想長生不老，我確信他自信會比大多數人更長壽，他相信他擁有的各種衛生保健公司給了他長壽的保障。即使他的動機是純獲利性的，他也比大多數分子生物學家更明白基因組的潛力。
沃利的早逝增強了我從越南經歷獲得的教訓：生命必須活得充分，沃利已經盡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他的死提醒了我，我多麼想從我自己的生命中得到更多，而不是無休止地與我假想的投資者們作鬥爭。從第一天開始，我與HGS的關係就預示它不可能完成我想合作冒險的夢想，我夢想基礎科學的發現可以迅速地進入臨床應用。事實上，HGS所追求的全都是貪婪和權利，而不是健康。我知道沃利的死標誌著TIGR和HGS關係的結束，因為這一緊張關係能維繫至今很大程度上是他想和我以及我的研究繼續保持聯繫。隨著他的逝去，所有這些問題就留給黑塞爾廷了，而他想取消這兩個聯繫。
我反覆無常的心臟
我攜帶高風險版本的與心臟病有關的不同基因，特別是GNB3，它與高血壓、肥胖、胰島素抵抗和一種心臟擴大症有關，以及MMP3，它則和心臟病發作有關。
GNB3有一個自然變異，有段時間我們已經知道它與高血壓有聯繫，尤其是對於那些左心室肥大的人，這是一種能威脅生命的心肌增厚的疾病。基因變異也影響患者對頻繁使用的高血壓藥物治療的反應，比如，對利尿劑氫氯塞秦（HCTZ）的反應。動物和實驗室細胞研究已經證實了為什麼這個基因GNB3是有害的：它增加了G蛋白質的活性，該蛋白是細胞中的一個信使系統，將會導致脂細胞的增加。此項發現引導德國研究者們得出一個結論：繼承了基因的這兩個複製品的人們，各來自父母中的一方，有得肥胖症的高風險，肥胖本身對於許多常見疾病就是一個風險因素。
MMP3為基質金屬蛋白酶（MMP），它在生物體的發展和傷口癒合過程中起重要的作用。這個酶家族在上皮組織中發揮作用，尤其是處理物質進出身體和保護器官的組織。基質金屬蛋白酶是一種消化酶，通常執行類似推土機的工作，為建造新的器官結構或修補舊的器官結構清掃道路。在基質金屬蛋白酶中的一個位置上的字母特性被叫做基質-1，它影響一種酶的產生速度，這種酶使組成動脈血管壁的細胞外基質退化。以這種方式，MMP3蛋白質起著調節血管彈性和厚度的作用。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再有該基因的低表達版本，則有點更傾向於得動脈硬化症。動脈的窄化與動脈血管壁內斑的積累有聯繫。
公平地說，黑塞爾廷和公司有不同的目標，源於他把患者看成是未來的消費者而公司則看作是稅收的來源。只要一項研究對新的治療有幫助，它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當企業利用某項工作製造泡沫希望或者誤導患者的話，它就變得令人討厭。儘管我知道基因組學革命將要為醫學的未來奠定基礎，但是我也感覺到，總體上，它的短期潛力被生物技術工業過分吹噓了。
我的不安在沃利去世前幾個星期已經觸及我的底線了，那時我與我的幾個委託人、沃利和一些他的顧問在TIGR舉辦了一次會議。議程的首項是我決定賣掉我在HGS的還沒有給TIGR基金會的股份。我知道這將被認為是對沃利的商業投機表示沒有信心的否決票，可以理解沃利非常生氣並且自己購買了它。這不僅僅只是反對HGS，也是對他沒有信心。他喜歡成為富翁，我認為他也想讓我變得富裕。為什麼我要賣掉在未來它會值很多錢的HGS的股份？
但是我看不到未來，因為我與HGS的關係被目前的問題搞得陰影重重。這次會議在發表第一篇微生物基因組文章的戰爭中舉行，它標誌著HGS和TIGR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低谷。我向沃利解釋我是怎樣不得不忍受黑塞爾廷怪異行為，它已經疏遠了學術社團這麼多人。因為黑塞爾廷，我現在必須賣掉股份繼續朝前走。我使沃利心煩意亂，但是我知道如果他處在我的位置，他也會做同樣的事。不幸的是，那是他活著時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沃利一定中意《紐約時報》為他設的三個專欄的訃告[1]，這個訃告出現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嗜血桿菌基因組文章的第二天。訃告紀念了他的成就，從瑞城牙刷到他創辦的生物技術公司，當提到我時，訃告宣稱：「賭注看起來已經有了回報。文特爾博士現在已經譯解了第一套活著的有機體的完整的基因。」沃利一定也喜歡他的葬禮。過度奢華是那天的主題，我感到好像我漫步在一部電影的最後場景裡，這部電影不僅有《了不起的蓋茨比》裡的鏡頭還有《教父》裡的鏡頭。
有黑塞爾廷在，沃利在墓穴中也沒法安生，現在沒有了沃利合理的監督，黑塞爾廷開始發揮他的新權利了。我曾告訴黑塞爾廷現在是HGS和TIGR脫離關係的時候了，即使HGS仍有5000萬美元要付給我們——我直接把這一消息通過律師送過去。但是黑塞爾廷不想解散我們的關係，不管我們的關係變得多緊張，它是HGS與史克必成（SKB）協議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HGS將不會同意分裂，因為如果它失去了TIGR，它將償還史克必成數以千萬計美元。
測量心跳
許多因素，包括基因和環境，都可以促成不規則心跳和其他可能導致心臟病突發猝死的疾病，這種疾病每年影響30萬個美國人。為此值得看一看我的基因組，因為如果我發現一些疾病風險，現有藥物確實提供我一個補救機會——用β-受體阻滯藥修補它，用其他藥物調節心臟節奏，或者甚至植入自動除顫器。
用新策略測量整個人類基因組，確定促成複雜疾病的基因變異，丹·阿金（Dan Arking）和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同事們，以及來自德國慕尼黑和美國弗萊明翰心臟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的科學家們一道發現了一個基因，它可以引起一些人們異常的心臟節奏，從而導致心臟病突發猝死。
這個基因被稱為NOS1AP[一氧化氮合酶1（神經元）接頭蛋白]，它被傳統的基因搜索方法遺漏了，看起來它影響了所謂的QT區間長度。QT區間測量時間段，當兩個底部心室抽吸時，QT區間使心臟從心室的跳動恢復過來。相對應心跳的「咕咚」聲的「咕」部分，一個單獨的QT區間時間長度應該保持不變。
但是有證據顯示，擁有一個異乎尋常的長或短的QT區間對於突發心臟病猝死症來說是一個危險因素。區間長度可通過心電圖測量，它是從心臟泵室的電刺激到重新刺激至下一次心跳的時間長度。但是在多於1/3的案例中，突發心臟病猝死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標誌心電圖異常，它表明有些地方出錯了。
研究顯示，在與QT區間有關聯的編碼中一個特別的單字母拼寫錯了（SNP）。那個SNP被發現存在於NOS1AP基因中，這個基因創造了一種蛋白質，它是一種酶的調節器（神經性一氧化氮合酶），人們曾研究它在神經細胞中的功能，但從來沒有想到它有對心臟的作用。接著，研究小組還發現，NOS 1 AP基因是在人的左心室起作用，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它在QT區間中發生異常的功能。
進一步研究顯示大約60%的歐洲血統的人們可能攜帶NOS1AP基因中的至少一個SNP複製品。一個人如果有這一變體的兩個複製品，他會有一個短QT區間；如果有另一變體的兩個複製品則意味著有較長的QT區間。我有一個與QT區間中的最小變體相符合的混合物。它保障了QT區間的穩定工作，但是一如既往，這個特別的SNP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它也為1.5%的QT區間差異負責。
我決定求助於喬治·波斯特，那時他是SKB的研究主管，他直接負責HGS和SKB的關係。我們經常在SKB的科學咨詢委員會上見面，我是其中的一個成員，很明顯喬治和SKB的管理人員已經對TIGR和HGS之間的問題感到苦惱。SKB的主要興趣是有權進入TIGR的數據庫，不管是人類的還是微生物的，這些數據對發展抗生素有用。因此，喬治和我策劃了一個方案。如果喬治從HGS得到了一個數據使用的重要特許權，喬治就會放棄HGS欠他的幾千萬美元，喬治不得不使用這些數據來探測疾病基因和其他診斷法，這個特許權是SKB目前沒有的。喬治答應如果他和SKB被賦予那些權利，他就會同意HGS和TIGR拆離。黑塞爾廷似乎接受了這個計劃，在與HGS的負責人討論後，我被告知如果我願意放棄未來6年內HGS所有欠TIGR的錢，那麼HGS就終止我們的協議，給我們自由。
我這麼久以來所渴望的自由現在終於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的批評家們咬住不放說我是怎樣只為錢而做研究的。他們說反了：我只對可以讓我自由從事我的研究的錢感興趣。來自HGS的資助有太多意想不到的附加條件：它有太多限制，並且正破壞我的名譽。可是，為了給TIGR追求一個獨立的發展空間我拋棄了HGS欠我們的千百萬美元，TIGR董事會會支持我這一決定嗎？我打電話給幾位重要成員，他們每個人都緊張——很緊張。TIGR僅僅有剛能維持一年的錢。事實上，我也很擔心。因為我的決定關係到一百多位為我工作的科學家和同事。我有許多個不眠之夜。
但是我的建議有一個樂觀的邏輯。我們與HGS的聯繫曾阻擋了來自政府部門的公共資助，因為評審的科學家不想給TIGR任何錢，他們認為TIGR會給HGS帶來益處。我們也被拒絕免稅待遇，這對一個研究所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的希望是一旦與HGS切斷聯繫，研究資金就跟上來了；與國內稅收服務討論過後，我們好像也會准予免稅待遇。我已經把大約3000萬美元的HGS的股份放進了TIGR的捐賑基金裡了。但是只有TIGR處於免稅的非營利性的地位，它才能收到全額，而不是一半。我召集了一個特殊董事局會議，讓他們關於此事投票表決，儘管有嚴重的憂慮，但是成員們都清楚他們要支持我，給我的研究所和我下賭注。這是一個大賭注，一個能成就我的事業和機構的賭注，同時也是一個能毀滅它們的賭注。如果資助資金和免稅待遇不能成功，TIGR將被迫關閉，我們都將流落街頭。我意識到我需要更多的時間思考一下我生命中最大的決定之一。我需要逃離，我有最好的機會挑戰一次重要的海上航行，這次航行將測試我跨越大西洋的能力。
自從我航行去了百慕大並且返回來以後，我開始渴望一艘更大更快的船，能與海洋的極限威力一比高低的船。當我開始賣我的HGS股份時，我同時開始張羅那心目中的最好的海上航行帆船。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關注航海雜誌，基於我本人的經驗，我開始繪製一艘17～22米長的單桅帆船，可以讓我獨自一人航行，相對又輕又快，而且用水壓載保持穩定。我開始與安納波利斯遊艇設計者羅布·拉德（Rob Ladd）合作，他專攻輕型巡航船，我們提出製造一艘22米的船——規格是能夠單獨航行——有水壓載和一個小操舵室，看起來似乎兼顧了生活空間、性能、式樣和成本。現在我所需要的是一個設計師給我估計一下我的夢想要花費多少錢。經過多次研究後，我約見了哈狄·貝利（Howdy Bailey）。我和一位22米長的鋼鑄北海拖撈船——這艘船是我當年通過TIGR買來做航海研究的——的船長一起飛到位於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的貝利的碼頭，這位船長也是一名對按我設計的方案裝配的船感興趣的安納波利斯遊艇經紀人。我們審核圖紙，然後觀光遊覽了貝利的碼頭。我們討論了鋁，討論了焊接，討論了建造時間（得要兩年）。最後是費用：大約250萬美元。我幾乎要暈了，然後告訴貝利我需要再考慮一段時間。
那時，我的這個夢想還有個競爭目標。在《遊艇比賽》雜誌上，我一直關注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一艘遊艇，它在一個接一個的廣告裡現身。在去諾福克市看望貝利的飛機上，我看到最近一期刊物上有這艘極好的28米長的遊艇——現在在佛羅里達州的羅德岱堡——剛剛打折：這艘造型優美的單桅帆船賣150萬美元。她有55噸多的排水量，因為單獨在龍骨上就有25噸的鉛錘，她是由吉曼·弗萊斯（Frers, German）設計的，他是阿根廷海軍設計師，他的船以牢固的船體著稱，包括一些美國的獎盃船。第二天我飛到佛羅里達看了看。
當我看見這艘低干舷的遊艇有著光滑的藍色船體，柚木甲板，低切甲板室時，我對她一見鍾情。當我順著升降扶梯進入到溫暖的櫻桃木的船艙時，我是真的被打動了。整艘船處處生輝，包括船首推進器、水力絞車、發電機、海水淡化器等等，與我正在設計的簡單又難以置信的昂貴的遊艇完全不同，這艘船有一個令任何海員都垂涎三尺的天然美。經紀人描述了3年前她怎樣在威斯康星州的帕爾默約翰遜碼頭製造而成，她是為加裡·康莫爾（Gary Comer）製造的，康莫爾是前奧林匹克明星級海員和「天際」的創始人，天際是郵購和網絡專業製衣商，以保守風格的衣服著稱。康莫爾用她環遊了全球，壯舉完成後，就把船抬價出售。我當天決定出價最多不超過125萬美元。幾天後，這個出價接受了，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新篇章即將開始了。
這艘船被稱為「騷亂號」，我認為對於這樣一個尤物選擇這個名字太奇怪了，當康莫爾表示想為他的新動力遊艇保留這個名字時，我鬆了一口氣。我花了挺長時間去想一個新名字，這名字將會把神奇的力量加在我身上，使我在水上能夠只靠風力就能前進。我決定使用「魔法師」這個名字，以此對應似乎與魔法一樣神秘的科學——至少對於普通人而言是這樣的——表示致意；它還包含了我兒子的中間名字（艾姆利斯，一個威爾士名字，為了紀念梅林[18]），對應科學和魔法之間深層次的連接——天文學的源頭是占星學，化學的源頭是煉金術，等等。
我與「魔法師」在一起的第一年，它並沒有充分發揮我所希望的魅力。她的大部分系統都失靈了；為了使船能安全返回佛羅里達，它們很明顯曾被加固過。你要想使事情井然有序你就得付出大量時間和忍受大量不便。當我把每一處都修好後，我也就瞭解了船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條裂縫。那時，我已經航海去過了新英格蘭，然後往南去了加勒比海，但是我感到這樣一艘大遊艇不應該晚上泊在海港裡，白天出來航海。它有綜合潛力，而且已經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周遊世界。我想繼續讓它跨洋航行，我需要一個好的借口把研究先放一放。然後我就看見一張大洋比賽的通知，比賽由紐約遊艇俱樂部贊助。
這次比賽安排在1997年5月17日，歷經4800千米，從紐約到英格蘭的法爾茅斯，穿越狂風暴雨的北大西洋。這次挑戰既恐怖又令我興奮，但是比賽的最小尺寸是29米，而魔法師只有28米。我觀察了幾種擴大船體的不同方法，直到注意到比賽規則上寫著長度要求包括所有的突出，當然也包括船首斜桅，等等。理查德·馮·杜恩霍夫（Richard Von Doenhoff）是比賽的協作者，他是一個歷史學家，擔任官方測量員，他在安納波利斯從旗桿頂端到船頭圍欄測量了「魔法師」，旗桿是從船尾板延伸出來的。「魔法師」整長29米，如果參加分級障礙賽，是不佔優勢的。儘管這無關緊要，因為我要的是能參加比賽，不管怎麼說，我對於戰勝45～75米長的船不抱任何幻想，更何況這些船上的船員都是經驗豐富的。
《華盛頓郵報》登了一篇關於我這次參賽的報道，我開始收到來信，志願船員都來自「當地」[2]，來自那些對我所作所為感到佩服並想加入我的隊伍的人們。在他們當中有一位叫戴維·基爾南（David Kiernan），他是在威廉&康納公司（Williams&Connolly）工作的一名華盛頓律師，曾經也是一名醫學博士。一名從前的外科醫生的加入可能是有價值的，我安排了一頓晚餐與戴維會面，晚餐結束後，我知道我和他在一起的話可以在海上存活數周。現在我有一支11人組成的隊伍，包括我70多歲的舅舅，巴德·赫婁。
多虧了我曾經為了TIGR與可能的企業合夥人討論過，才使我能夠找到買大三角帆所需的2萬美元。那時，已經買了一個DNA序列企業的安瑪西亞（Amersham）公司知道我與HGS的關係遇到了麻煩。我很高興與安瑪西亞的新首席執行官羅恩·朗（Ron Long）見面，他渴望我們能聯合起來利用微生物基因組開發新的抗生素，因為對於傳統藥物的抗藥性正在劇增，所以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羅恩同意給我付航海的費用——如果給他加上鬍子和尖帽子他就活脫是一個魔法師的形象——條件是我得攜帶一面大旗幟宣稱是安瑪西亞的資助。
比賽慶祝活動開始於喝酒和宴會，在紐約的遊艇俱樂部和水邊碼頭舉行。一些業主們僱用了精銳的船員充當他們海上遊艇的船長，我驚奇地得知他們當中有些人自己甚至不參加比賽，只是坐飛機去英格蘭參加那裡舉行的比賽結束後的宴會。20個參賽者中只有一個是業主當船長，是條45米長的船，除了「魔法師」，最小的船長33米，是艘英國船，船長是洛賓·諾克斯—約翰斯頓爵士（Sir Robin Knox-Johnston），他是獨自環遊世界的人中最年輕的。我曾讀過他的書，很欽佩他的作為，但是在他那些令人鼓舞的壯舉之後我發現他有點自大。他告訴我們他會怎樣取勝，因為他比我們其餘的人都更瞭解海洋。畢竟這是他第20次穿越大西洋。
當我們這次障礙等級公佈出來時，我很悲傷地發現「魔法師」在艦隊中間，和它在一組的船比它長10～17米。我甚至必須犧牲時間為洛賓爵士讓道。儘管很氣餒，我仍然提醒自己，我要去冒險（並不是說我已放棄獲勝）。洛賓爵士宣稱為了避免最糟糕的天氣他要從低緯度穿越大西洋，選擇他確信最好的風向。我對這一點感到疑惑，我已經做過廣泛的研究，我的資料告訴我盡可能朝北走，進入颶風。也許洛賓爵士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
但是我也有一些技術供我自由使用。這次比賽將要檢測一種新的安全裝置，要求所有的船隻每隔6小時通過衛星電話自動報告他們的位置。我們為「魔法師」編寫了一套電腦程序，以便我們能獲取最新的關於每艘船的速度和位置的信息，然後結合他們的等級計算得知他們是怎樣做的。
比賽就在紐約港外開始，天氣沉悶，但是風很好。然後第一場暴風雨來了，一場大西洋的正北風把海水刮到7米高。我發現把「魔法師」當作一個巨大衝浪板一樣去掌舵，我就能以21哩/小時的速度從不斷增長的海浪上衝下。
我們每20分鐘就更換一次劃手，從而保持足夠集中的注意力以避免出錯，在這種情況下出錯會造成巨大的悲劇。我們在大風裡航行了很遠，在一段可怕的幾分鐘內，我們發現船邊有一道裂口，大三角帆落到水裡，任由大浪擺佈。還有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故。德魯·唐納德（Drew Donald），一名安納波利斯修帆工，正當我們以18哩/小時的速度衝擊海浪時，坐繩系吊板升上主桅桿進行修理，這樣我們就不用把帆降下來，船也就不會慢下來了。我嶄新的大三角帆被撕得粉碎。在颶風中我們使用了備用的大三角帆（類似一面美國大旗幟），大三帆角片裹在直徑0.7米的主絞盤鼓上，並且以高速托拽起來，速度之快以至於把繩子的護層都緊貼到絞盤鼓上，發出了可怕的噪聲。三次不同的颶風推送我們駛過了最初的3200千米，在這段旅程中，我們超過了一些船，而其他的船由於暴風雨退出了。我們必須節省最後每一滴水，我的一名船員，TIGR的測序技師謝麗爾（我們唯一的女性船員）提議和她丈夫一同淋浴，儘管其他船員都取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