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我成功的秘密吧，我的力量完全來自於我的堅忍不拔的毅力。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
路易斯·巴斯德是科學巨匠之一。他對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進步貢獻巨大。他發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滅菌法——巴斯德滅菌法。他描述了釀造葡萄酒和啤酒的科學原理。他探索過狂犬病、炭疽熱、小雞霍亂以及蠶病的奧秘並且對疫苗的最初發展也做出過貢獻。
然而，與其他的科學家不同之處在於，在建立了一個新學科，驅動了醫學的發展並且有一群天才研究者追隨他左右後，路易斯·巴斯德想要建立一個基本宗旨為幫助他的研究團隊實現他自己的想法的工作環境。
巴斯德研究所是一個非營利的私人機構，它在1888年11月14日舉行落成典禮。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研製成功之後，得到了公眾的捐助，這成為研究所創建時最初的資金來源。現在巴斯德已處於一個理想的環境中了，他可以擴展狂犬病的免疫接種，進行傳染病的研究，或者傳播他的知識。他在1895年的9月份去世，送葬隊伍在穿過巴黎哀悼的人群後，把他的遺體最終安放在研究所的地穴裡。
歷史上很少有科學家像巴斯德有那樣的自由、機會和特權去創建自己獨立的研究所。感謝我對解讀基因密碼的堅持不懈的追求和好運氣，我也有了這樣的一個機會，一個為基因組研究的獨立研究所。我的動機簡單明確：我想擴大基因學的規模，通過揭示我們的遺傳秘密來實現表達序列標籤（EST）方法的潛在應用，而不用把時間浪費在政府官僚機構的遲緩行動上或者忍受瑣碎的科學規則。
就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的研究所而言，多數人更為熟悉大學、政府或工業實驗室。基因組研究所（TIGR）誕生後，引起的爭議是可想而知的。畢竟，為什麼一個風險投資集團會資助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構。甚至我從前的老闆伯娜丁·希莉也曾提到我的新動作是把我的「明顯的發現……推向美國的市場或私有工業」。在10多年後的今天，TIGR仍然常常被歸類於一個生物技術公司，而且我們經常受到這類的咨詢：怎樣購買我們的股票。
TIGR建立在人類基因組科學（HGS）的旁邊，而HGS是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它資助我們的研究並把我們的發現市場化。我的一位批評者約翰·薩爾斯頓指責我想利用它名利雙收：「以他的科學工作獲得同行的承認和讚譽，同時又迎合了他的商業夥伴的保密需要，從而從中漁利。」[1]我請求寬恕，因為基於最後一點人性，我犯下了最為可憎的罪行：既擁有蛋糕又想吃掉它。我甚至想過在一開始當HGS還是紙上談兵時，當沃利·斯坦伯格、艾倫·沃爾頓和我還只是它的創始人的時候，我就該遠離它。這是艾倫和我希望的安排，也是我們希望保持有效的安排。但是，不久我們就清楚地知道沃利和健康保健投資公司有不同的想法。
現在我已經遠遠地逃離了國家衛生研究所（NIH）的掌握，我新得到的自由讓我興奮。然而同時我所面對的風險也是巨大的，比如我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理論上我可以把TIGR建在任何我願意的一個地方，儘管我被告知東海岸是最適合的。我對安娜波利斯（Annapolis）情有獨鍾，那裡是「航海之都」，我想我可以把我一生中的兩份酷愛結合起來。我在海灣大橋附近的切薩皮克海灣的大碼頭旁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地點。在那裡我可以在水邊工作，在水上生活，甚至午餐休息時都可以駕船航行。
然而，當我把我的憧憬告訴給在洛克維爾（Rockville）的組員時，我的航海-基因學美夢立刻破滅了。這對他們來說簡直是噩夢。如果我們最終決定安家在安娜波利斯，多數事物需要重新部署，要不就得忍受每天幾個小時的交通。父母們面臨著要把他們的孩子們從蒙格馬利鎮（Montgomery）的優秀公立學校轉學的麻煩。我很心煩很想不理睬他們的抱怨和怒吼，然而最終我放棄了這個計劃，因為我意識到如果我實施了它，TIGR就會總是處於補充優秀員工的麻煩中了。
我的冒險基因
也許我熱愛冒險的性格源於深入地編碼於我DNA中的某種東西，是它讓我傾向於莽撞行事。之所以這樣猜測是因為當我面對危險時，產生的興奮與一種在大腦中發現的名叫多巴胺的神經傳遞素有關。也許像我這樣最喜歡追求興奮刺激的人擁有不尋常的大量的多巴胺受體，它使人感到愉快。以色列的一個研究小組第一次把追求新奇與多巴胺受體4（DRD4）基因相聯繫起來。處於11號染色體的DRD4的確看起來像是影響著冒險行為。甚至出生兩周的嬰兒如果擁有「追求新奇」的DRD4編碼變長，也會變得更為活潑和更具探索性。擁有這一編碼的是一段有48對鹼基的基因，這段基因會重複2～10次，重複越多的人的行為越像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孩子：蹬著他的三輪車向牆上撞只是為了體驗那種感覺。
有長基因的人比短基因擁有者有更多的性伴侶。前者的受體似乎俘獲多巴胺的效率較低，為了彌補這種較低的響應，他們被迫尋求更多的冒險以期得到同樣多的多巴胺沉醉。我的基因編碼中有4次DRD4片斷的重複，這只是平均水平[2]。這說明我並不是一個喜歡追求新奇的人。從我所知道的和理解的來說，我的基因斷定我不喜歡冒險。但事實上我喜歡一點小危險，所以除此之外一定還有其他追求興奮的基因。還有什麼更好的例子可以有力地證明宣稱存在「人格基因」的說法的荒謬性呢？這麼多的基因規劃著我們的行為，那些通過人類改變基因從而設計性格的反烏托邦幻想太一廂情願了。
就在我生平第一次有錢有勢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時，我意識到如果我想做一名有效率的領導我就不得不壓制我自己的願望多為別人的福利著想。我很快就把TIGR安家在馬里蘭州蓋瑟斯堡市的克洛珀路的一座工廠裡，這家工廠以前是一個陶器廠。作為一個額外的好處，這幢大樓配置有一套完善的空氣處理設備，這正是我們的測序儀中的激光裝置散熱所需要的。
現實對我的再次打擊發生在我同克萊爾第一次會見「我們的」律師的時候。一如既往，沃利·斯坦博格和健康保健投資公司僱用了華盛頓最大的一家律師事務所，霍金—豪森律師事務所，並簽署了意向書，之後我們發現我們被一打律師包圍著，一律藍西服配吊帶褲。我們被告知，他們中的一些會代表TIGR和我，另一些代表HGS。我們聯合在一起努力執行合同條款，合同不僅管理著資金和知識產權的流動，而且還有TIGR和HGS的運作。但是，那天上午後我就感到不自在，當清楚克萊爾也有同樣的不安時，我的感覺更糟糕了，胃裡簡直翻江倒海一般。不管他們怎麼花言巧語，這群西裝們是站在沃利和保健投資基金的一邊的。沒有一個人會為我和TIGR的利益說話。
健康保健投資的哈爾·沃納向我擔保我可以獨立僱有一名法律顧問，並且霍金豪森律師事務所為我們介紹了某些獨立的律師和稍小的事務所。但當我回到家裡時，我給丹福斯（Ted Danforth）打電話，他曾幫助尋找啟動TIGR所需的資金，而且一定會加入我的理事會。特德打電話給華盛頓特區的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們，並且為我安排約會與他們面談。他們都聽說過我和那7000萬美元的基金資助，所以都想贏得我們這個主顧。但很快我就感到厭煩和氣餒，他們聽起來看起來全都一個樣。後來我們拜訪了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在那裡我們遇到了一個年輕職員史蒂夫·帕克（Steve Parker），他並不像我們先前見到的那些一個模子扣出來的律師一樣。我感到，我們之間有一些相同的東西，因為史蒂夫來自緬因州，他的家住在切薩皮克海灣上，從事造船業，他也喜歡航海。
接下來與沃利律師團的遭遇是純粹戲劇性的，充滿尷尬又針鋒相對的爭吵，還常常令人迷惑。史蒂夫·帕克一直認定我誇大了與霍金—豪森的首次遭遇，可以想像，當我們走進會議室看到的確有12個律師面對著我們時，他是多麼的震驚。當他被正式介紹時，霍金—豪森的領隊只好與他的同事們協商然後給沃利打電話討主意。他打電話回來時顯得很不高興，因為沃利責備他不該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不過沃利說他們只好忍受這些了。接下來的衝突只是進一步使我確信：由於引進了一個專業的律師事務所，才使得我在談判桌上恢復了一點平衡。
在剛簽署完條款清單後，沃利決定不採取強硬態度處理出現的爭執。雖然他是一個街頭混混，但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有尊嚴的人。我們握手言和不再提起這次爭議。但是這都是我造成的：我本應該在有一個確定的合同以後再從NIH辭職，而不是只憑條款清單。我已經失去了我最有力的討價還價的籌碼了，如果我現在不做這筆交易我的事業也就毀了。
情況進一步明顯，儘管霍金—豪森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自己很樂意同時代理我們和健康保健投資，還有HGS，並且一點也不認為有什麼潛在的牴觸，卻厚顏無恥地爭辯說如果阿諾德—波特律師事務所既代理我又代理TIGR是相牴觸的，我的代理律師答覆說，TIGR和文特爾聯繫非常緊密。我們研究解決條款和先行條件。甚至就這樣商議後，沃利還想要最後發言權，這就意味著，在沃利總部——健康保健投資公司新澤西埃迪遜辦事處——裝修豪華的會議室裡將進行一場面對面的鬥爭。
我坐在沃利的助手們前，有他的高級合夥人哈爾·沃納，當然也有蒂德·布萊爾（Deeda Blair），儘管除了主戰人員其他人都沒說什麼話。沃利正在迎合他的聽眾，但是的確看起來像是要說服我。另一方面，我卻有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感覺只要我處於關鍵時刻就會來臨，不論在一個激烈的會議上做主題演講還是在峴港的傷員接收區：我感到我能置身事外超然地觀察整個過程，好像一個旁觀者而不是當局者。當我發言時我可以傾聽我自己並且評價我所說的。
一個遺留的關鍵問題是，在TIGR以科學文獻的方式自由發表它所發現的基因數據之前，HGS可以獨自使用這些數據多長時間。雖然我主要關心的是科學，但我的確希望HGS可以取得成功。儘管一些科學家鄙視商業化，我只是高興我的研究結果可以轉化為某種有價值的東西，這也意味著它有可能給我們的世界帶來一些好處。
在我們面對這個問題之前，沃利在基因專利權的問題上給我的信號是模稜兩可的。吉娜·柯拉塔在《紐約時報》撰文把沃利描述為「他有意擔負起社會責任，從而投資文特爾博士的科研工作。他說他將會把文特爾揭示出的遺傳信息毫無保留地盡快公佈，而且他會和其他公司以及NIH坦誠合作」。文章還寫道，「像其他的生物技術產業一樣，斯坦博格先生說，如果專利局否定了基因專利他將會非常高興。」[3]
但是另外一篇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提出了一個更為現實的估計。沃利曾經對這家報紙說對於人類基因科學，健康保健投資公司還沒有一個確定的專利政策：「『我們將會假定舊的規則依然適用，也就是說基因的作用應該被視為是可以申請專利的，』他說，『但是我不是一個專利代理人並且這件事是很複雜的。』」它的確是複雜的。
沃利想要這些數據的兩年的專營權，然後再將它發表；我表示反對，因為由聯邦基金支持的科學家可以保留他們的數據6個月，最近NIH也做出了同樣的規定。這只是一個理論期限，至少我沒有說明實際上這個規定的執行一團混亂。NIH之所以引入這個規則是因為一些研究小組會把他們的數據保存幾年之久才發表。在人類遺傳學方面，科學家們尤其殘酷，都竭力不讓他們的競爭對手得到關鍵數據。他們關心的不是解開人類患病之謎從而盡快地幫助患者恢復而是作為第一個發現者，他們可以獲得名望。為了結束這種濫用公眾基金的無恥下流行為，NIH建立了這個半年規則。問題是永遠都不會清楚這個半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計算的。到底是從數據開始收集之日算起，還是在決定性的實驗結束幾個月後或幾年後？
沃利爭辯說：半年時間對於發展一個產品來說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連準備一個完整的尋求必要知識產權所必需的資料的時間都不夠。為了迎合他的自負，我說當然他是對的，但是，我接著說，像沃利這樣聰明的人，半年的時間就足夠找到可行的項目，在這些項目上HGS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去運作。不管怎樣，我的團隊將會發現幾萬個基因，而HGS所能把它們開發成為治療應用的只是少數而已。
最終我提出了一個三段走的方案：HGS將會有半年的時間選擇看起來可能成為治療方案的基因。這些被選擇的基因會再經過半年然後發表。但是如果有任何跡象表明，如果涉及的是像胰島素和紅細胞生成素產品類的有望成為生物技術巨頭的基因數據，那麼HGS將會有額外的18個月的時間去充分開發它們。剩下的為數眾多的基因，TIGR可以根據需要自由發表。在我們的會議上，沒有討論HGS想將我們科研成果申請專利的要求。
我們的談判即將達成一項協議，這個協議由帕克將其整理成為一份文件，就剩議程的最後一項條款了，我知道它將會被證明是重要的。因為沃利只是HGS的一個代理CEO，很多的事情將要取決於新的全權負責這項工作的人的品質。儘管沃利向我保證，在選擇CEO方面我有最終的否決權，但是帕克沒有把這一個細節記錄下來，並且也從來沒有把它寫進合同書裡。這個忽略將會讓我付出沉重的代價。
我的實驗室有6台自動DNA測序機，曾經是世界上最具規模的測序操作。在TIGR，我向應用生物系統公司提交了20台機器的訂單，這也是他們到目前為止接到的最大的訂單了。當這些機器到位後，每年TIGR將可以測序數10萬個複製品，大約是10億個DNA編碼鹼基對，在當時這是一個難以想像的規模，儘管以現在的標準看來平淡無奇。（J·克雷格·文特爾研究所聯合科技中心，現在一天就可以完成當時一年的工作量的兩倍。）
TIGR最讓人滿意的一個方面是我可以不用考慮傳統實驗室必須遵守的很多慣例、程序和規則。當我們的儀器被安裝在前陶器廠時，我們決定把連接這些儀器的通風管和電線都暴露在外邊。這使得我的實驗室有一種超現實的外貌，使我不由得想起巴黎的蓬皮杜中心，這座建築在20世紀70年代備受非難，因為它把作為服務設施建築的內臟全安裝在建築的外部，讓其作為大廈的外骨骼，這些設施包括套在透明的塑料護套裡的紅色的升降電梯和扶梯以及色彩繽紛的管線——藍色的通風管、綠色的水管和黃色的電線。我的DNA解碼設備的外觀給予我的研究小組靈感就如同巴黎的蓬皮杜給藝術家和建築師靈感一樣。
我可以拋棄任何我討厭的學術制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這裡不會有終生職位，一個人不可能永久佔據一個職位而無需週期性的評估或者合同的更新。終生職位對現在還保留著這種過時的制度的組織下了雙重的詛咒。在終生職位環境中混得如魚得水的二流人才，當他身邊的人都是平庸之輩時他最高興，當某人可能是優秀的而且揭露了這種弊端時，他就會將其排擠出去。在NIH的9年裡，我感到單位內部的規則在性質上發生了一個變化，從一個天才可以冒險和茁壯成長的保護性的環境變成了人們可以混日子的地方，科學研究也永遠不會活躍，如果它不得不為外部的基金而競爭的話。
我想為TIGR僱傭最好的和最有才能的科學家，而不是為那些與研究所有不同日程的人，或者最為糟糕的，為那些二流的、平庸的、呆板的和缺乏動力的人提供保證。有動力、有想法的人是不需要終生職位的。在我做了這樣的決定10多年後，我甚至更強烈地感覺到它是對的，因此我從來也沒有遇到優秀人才流失的問題。
另外一個我急於想廢除的學術界的怪癖是，認為每個科研工作者必須有他自己的空間和設備，儘管有些空間和設備很少使用。在多數機構中，一個研究員的地位可以由分配給他的空間的平米數或在他實驗室裡工作的人數來衡量。我在這種遊戲中總是勝出，不管在紐約州立大學，在羅斯威爾·帕克癌症研究所還是在NIH，我的實驗室不管面積還是人數都是最大、最多的之一。但是在TIGR我想採取一種不同的做法，因為畢竟在這裡整個組織的核心是一個巨大的測序和計算設備。每一個科研人員從學生到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會有一個適當大小的辦公室或者配置一個工作台大小的小書房，都共享一個世界上裝備一流的實驗室。如果他（她）需要一個特別的裝置的話，我也願意提供，但是在TIGR，這些增建的裝置最終的受益者是整個組織而不是某個人。
後來在TIGR所經歷的文化衝突被一個初期外來的新成員比作一隻被浸在液體裡的老鼠，如同1989年詹姆士·卡梅倫拍的電影《深淵》中顯示的戲劇性的「液體呼吸」場景一般。海豹特戰隊使用這種被驚嚇的齧齒動物來示範安全吸入兩肺的富氧流體是可行的——儘管古老的本能讓我們對這樣的想法驚恐不已。（利蘭·克拉克在20世紀60年代就顯示一隻老鼠的確可以浸入到一大杯氧化碳氟化合物液體中存活。）
在我需要招募的關鍵人物中，有個應聘者是由沃利推薦來的，沃利讓我考慮讓生物科技產業的老手盧·舒斯特（Lew Shuster）坐行政副主管的位子，這樣他就可以監督開支並且幫著安置HGS。我接見了盧·舒斯特並且同意他可以承擔這個工作。接踵而來的要求是為舒斯特、他的助手以及健康保健公司訪問人員設置辦公室。我表示反對，這意味著對TIGR的非營利聖潔性的侵犯，而且如果HGS和我們同居在一起，會混淆TIGR的目標。我確信這只是一個暫時的安排，儘管沃利當然想在TIGR安插一個眼線看我們在做些什麼。我和舒斯特的關係從他進入他的辦公室那天起就變得很尷尬了。
對於行政主管，我認為我找到了最佳的候選人，他是史克必成公司的喬治·波斯特（George Poste），我們在紐約的羅斯威爾癌症研究所做同事時就認識了。我曾和喬治討論過EST方法和基因學，他是為數不多的真正懂得EST方法和基因學的潛能的人之一。喬治雖然固執但是他是個充滿魅力、為人風趣、和藹可親的人，我想我可以和他既友好又有建設性地一起工作。
當喬治參觀TIGR時，很明顯他對有這樣的機會感到興奮。儘管原則上沃利贊同把喬治拉上船的主意，但是在事情真正實行時他又憂心忡忡。他的問題在於我明顯不是一個聽話的孩子，儘管他用盡渾身解數，我還是守住了我要TIGR去做重大的科學項目而且發表我們的數據的底線。沃利意識到喬治也是一個意志堅強獨立自主的人物，有一個就夠他受的了。和我見到的很多極度自我中心的人一樣，沃利打擊我與其說是為了讓自己成功還不如說是為了控制我。當然他確信如果完全控制了我，他的成功就唾手可得了。
沃利不止一次見過喬治，但是明顯他心裡已經有另一個HGS的人選了，即威廉·黑塞爾廷（William Haseltine），他是波士頓的達納—法貝爾癌症研究所的艾滋病研究者，他曾和沃利一起創辦過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最近娶了喬治香水的合作創新者蓋爾·希曼（Gale Hayman），黑塞爾廷穿著昂貴時裝，渾身透著貴氣，他的黑色稀疏的頭髮也梳成油光可鑒的背頭，以期吸引更多公司的注意。一開始黑塞爾廷僅僅被安排為一個顧問，對此我是不反對的，因為看起來計劃裡沒有多少人適合他的層次。在我繼續遊說喬治的同時，沃利背著我去招攬黑塞爾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