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載說，一個懷抱大志的年輕人問法拉第他能成為一個成功的科學家的秘訣是什麼，法拉第回答道：「秘訣有三個——工作、完成、發表。」
——J·H·格萊斯頓（Gladstone），《邁克·法拉第》
我們到達布法羅不久後，芭芭拉發現自己懷孕了，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了。對於我們的婚姻而言，我們現在是剛跳出虎口又入狼窩。
當我們在加利福尼亞一起生活時，我們是平等的，共同努力取得我們的博士學位。我們在一起學習，友好競爭，和諧相處。現在我是醫科學院的教授，手下有兩名實驗室技術員、兩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後，我可以獨立行使職責。但是芭芭拉是為別人工作的博士後，感到好像她正站在我的陰影裡，她在實驗室也不很如意。因為我們的學費，我們背著大量的債務，遠不是在拉荷亞時的每天能享受藍天、溫暖的衝浪那樣美好的生活。現在她懷孕了，生活對她來說甚至更艱難了，我們的關係面臨巨大的壓力。
而當我們的私人生活出現裂痕時，我在布法羅的職業生涯開始的第一天也簡直糟透了。我到學院的那天早上，就被邀請參加彼特·吉斯納（Peter Gessner）的研究生的論文答辯，他是系裡資格較老的教授，我想他不過是想在從西海岸來的新同事面前炫耀他的學生。問題是我剛從一個治學嚴謹、愛挑剔的、不講私情的大學氛圍中來到這裡，在那裡任何傻瓜都不能愉快地混下去，你很快就學會無須私下去對別人品頭評足。
當我因為一個女學生論文的淺薄、專業領域的無知和科學想像的貧乏而抨擊她時，卻沒有想到我也不經意地攻擊了她的導師和系裡一位老資格。因為我在拉荷亞是一個做事主動的人，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研究生會不做他自己的工作而是擴展他的導師的工作。我也不知道在大學的文化中，學術有一個潛規則：「如果你讓我的學生通過答辯，我就讓你的學生通過。」我肯定給我的新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留著長髮，紮著馬尾辮，凌亂的鬍鬚，一條20世紀70年代流行的滌綸喇叭褲，使我更增添了生氣。怪不得我在布法羅剩下的那段時間中，我的那些著名的教授同事都沒有向我這個暴發戶科學家咨詢有關他自己學生的品質的想法了。
但是在布法羅也有得意的時期，我兒子克裡斯多夫·艾姆利斯·瑞伊·文特爾（Christopher Emrys Rae Venter）在3月8號出生了，正是暴風雪時期，1977年那場眾所周知的暴風雪剛過去幾周。布法羅被完全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繫，狂風時速達到100多千米，被風刮積的雪堆高達8米，到處有搶劫事件發生，人們在他們的汽車中也有遭遇不測之虞。在海軍部隊時我曾參與分娩工作，但是並沒有近距離地觀察我兒子的降臨。第一眼看見他就愛上了他。為了償還我們上學時的貸款，我們無法雇一個保姆把孩子留在家裡，我們都不想也不能從工作中抽出時間。我有豪華舒適的辦公室，不像芭芭拉工作場所逼仄寒酸，所以我自願帶著克裡斯去工作，並且這樣工作了數月。
最初，克裡斯在我辦公室的文件櫃的抽屜裡睡覺，但是隨著他慢慢長大，我最後買了一張嬰兒床。雖然我樂意花所有時間和克裡斯待在一起，但是隔壁辦公室的同事抱怨他的哭鬧。我努力要做一個全日候的父親、一個搞研究課題的全日候的科學家和一個醫科學院、牙科學院的教授，這種狀況給我本人和我的婚姻都產生了巨大壓力。我開始求助於大家普遍接受的消遣：我買了半加侖的蘇格蘭威士忌，每天晚上幾乎都要喝一兩口。
我來這裡大約一年後，我感到我已經領略了當地的學術全景。布法羅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或80年代早期可能達到頂峰，之後，它的新鮮血液——傑出科學家——開始流失。約翰·埃克爾先生在我剛來時就走了，而我被召進來時，沒人向我提起過這件事。幫我搬到自己的公寓住房的團隊同時已經打包好了他們的行李。生物化學家埃裡克·巴納德在幾年之內也去倫敦組織一個大型項目去了，德米特·帕帕都普勒斯被引誘去了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喬治·波斯特加入了史克公司。目擊大批傑出人才的離去，我意識到我需要很快地建立自己的科學項目以免被永遠困在布法羅。幸運的是，我馬上成功地申請到了我的第一份國家健康學會（NIH）基金項目，雖然隨著批准資金一同而來的批評是說我的提案太過於艱巨。
我在拉荷亞的工作是關於腎上腺素受體的，把它們置於自律神經系統的包圍神經細胞的脂肪膜中，自律神經系統對自覺受控制的過程負責，如射精、瞳孔放大到心臟跳動等過程。這項研究的邏輯擴展是隔離和淨化受體蛋白質以便在分子層面上研究它的結構，這是理解它怎樣工作的關鍵。微量的腎上腺素受體蛋白質從來不曾被成功隔離和濃縮，更不用說那些嵌入細胞膜中的蛋白質了。第一步是發展一個測量從膜中隔離出來的蛋白質的濃度的方法。我們花了近一年時間完善探測受體蛋白質軌跡的探測器，我們知道β-神經阻滯劑原子鏈中的一個放射性碘原子可以與受體捆綁在一起。一旦我們給受體貼上放射性標籤，我們就能嘗試無數方法把它從脂肪膜中分辨出來，比如通過測量附著在玻璃過濾器上的放射值來測試我們的工作。下一步的工作是努力把受體從其他作為膜載體的細胞蛋白質中分離出來，各種不同的方法被我們嘗試了數百次。
我的博士學位培訓簡歷中，沒有為我準備好指導這種費勁的事，在漫長的、複雜的旅程和每次熱情的嘗試中，我從我犯的錯誤中學會了很多，當然，我犯的錯很多。我開始懂得怎樣應付、激勵、指導、鼓勵、重新定向和培訓學生，指導準備論文的學生、博士後和技術員，並且努力處理與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學會了怎樣解雇，最重要的是，怎樣僱用好的應試者。
大學研究被研究生和博士後推動，所以對於實驗室裡的優等生，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很激烈的。我當時正在研究一個很熱門的領域，這意味著需要大量應聘者。一個是克萊爾·弗雷澤（Claire Fraser），她以優異的成績剛從紐約州北部的一所高等科學工程學院畢業。她已經被耶魯大學接受但是仍然來參加面試：她與多倫多一個銀行家訂了婚，而布法羅是離多倫多最近的一座美國城市，並且有一所理想的大學。我對她印象深刻，但是考慮到她是常春籐盟校的人才，我決定不再見她。
幾個月後，我知道她來到了我的系。在幾個實驗室，她完成了她必需的試驗期後，她選擇了在我的系工作我感到很高興。在1979年，我們發表了一篇關於怎樣用一種清潔劑溶解腎上腺素受體的論文，它是一個對我們的研究十分有用的竅門。
克萊爾好像很快領會了我帶到實驗室的新方法，我們的能力似乎很互補：我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科學家，試圖向幾個研究陣線前進，使用不同的技術手段，想在國際層面上揚名立萬。克萊爾是一個守口如瓶的新英格蘭女孩，是一所高中學校校長的女兒，是一個邏輯學家，她的興趣在於一些問題的特定子集的細節，這正好和我相兼容，我喜歡較混亂、充滿激情、高能量驅使、目標寬廣的處理方法。
我為她的論文提供了一個有挑戰性的課題，我提議給受體使用一種單克隆抗體特效藥，把受體從複雜的蛋白質混合物中拽出來，從而使它被純化。在那時，科學界裡到處散佈著一則新聞，製造單克隆抗體的程序已經在英國劍橋的分子生物實驗室裡被喬治·柯勒（Georges K hler）和愷撒·米爾斯坦（Cesar Milstein）發明出來，這一成就可能會使他們獲得諾貝爾獎。我們血液中的每個多克隆抗體來自於單一的白細胞，後者擴大為幾百萬個自己的副本（克隆擴充）。柯勒和米爾斯坦已經發現一個隔離個體白細胞和單個（單克隆）抗體的方法。
克萊爾同意承擔一項受體抗體的項目，我們很快發現了一種檢測是否有抗體能抵擋與受體捆綁在一起的放射性藥物的方法，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不久就取得了成功。我們的首次成功是隨哮喘一起來的，哮喘長期被認為與腎上腺素受體有聯繫。這個題目也是我長期的個人愛好，因為我有過敏性哮喘。
一些最常見的過敏藥物，比如β-受體激動劑，是通過刺激腎上腺素受體工作的，受體反過來使氣管肌肉放鬆。很多關於腎上腺素受體為什麼可能和哮喘有聯繫的理論被提出。比如，有事實證明得哮喘病的人們腎上腺素受體較少，所以氣管平滑肌會緊縮來回應其他更強大的影響。相反，可能有更少的自由受體是因為哮喘病患者製造自己的抗體阻擋受體。我們現在有辦法測驗這些觀點。蘭·哈里森（Len Harrison）在貝塞斯達的國家衛生研究院工作，我和他，還有一個在布法羅的兒童醫院的哮喘病專家一起工作，我們從患者身上獲得了血液樣本。當我們發現一些受影響最嚴重的人反而有一些看起來是抗體的東西，並且這些東西可以影響腎上腺素受體時，我們感到奇怪，這是一個重要發現。蘭、克萊爾和我把我們的發現遞交給《科學》期刊，它是首屈一指的期刊。當我們得知我們的論文將被發表時，我們慶祝了一番。
我的哮喘和我的基因
像很多其他人一樣，在煙霧瀰漫的情況下，我要伸手拿我的呼吸器。哮喘易感性與遺傳學相關聯，研究者們關注谷胱甘肽硫轉移酶（GST）族酶，它幫助除去致癌物質中的混合物的毒素和藥物。這一想法認為身體能很好地利用這些抗氧化劑保護自己，也就是說這些抗氧化劑保護自身不受空氣污染物的污染，解毒有害顆粒，限制相應的過敏反應。
這類酶有兩種，它們被稱為谷胱甘肽硫轉移酶M1（GSTM1）和谷胱甘肽硫轉移酶P1（GSTP1）。GSTM1以兩種形式出現在特定人群的染色體1號中：有效的和無效的。生來帶有兩種無效形式的人們根本不能生產GSTM1保護性酶，大概50%的人們屬於這一種群。同時，一個常見的存在於染色體11號上的GSTP1基因突變被稱為ile105，生來帶有兩個複製體的人們產生一個並不十分有效的GSTP1形式。
在一項由法蘭克·吉利蘭特（Frank Gilliland）領導的在加利福尼亞進行的研究項目中，與抗氧化劑相關的基因族中的變體和柴油廢氣顆粒的反應有關。相比較其他參與者而言，缺乏GSTM1基因的抗氧化劑產生形式的志願者會引起更大的過敏反應。既缺乏GSTM1又有ile105變體的人佔據了美國人口的15%～20%。我的染色體的分析顯示我屬於這一特殊種群，因為我的一個GSTM1拷貝被刪除，而且我攜帶ile105。雪上加霜的是，除了它的解毒的特質，缺乏GSTM1還可能會使我更容易感染特殊的化學致癌物質，而且與肺癌和直腸癌也有聯繫。好消息是哮喘也與另一個來自這個族的基因，谷胱甘肽硫轉移酶θ1（GSTT1）的缺失有聯繫，它在染色體22號上，這個基因的兩個拷貝副本在我的染色體中是正常存在的。
考慮到我用來治病的藥物，我有一個主意。對哮喘的一個主要治療是用類固醇（糖皮質激素）減輕炎症，引發細胞中的蛋白質合成。是不是這樣：它們的工作機制是通過加速腎上腺素受體合成，從而使細胞對腎上腺素更有反應呢？我們想了一個簡單的計劃：我們將用放射性藥物測量細胞表面的受體數量，然後添加類固醇激素觀察放射能——受體水平——是否隨時間增加。我們很高興地發現受體密度在12小時之內增加了一倍。這篇揭示了哮喘中糖皮質激素的活動機制的論文自從發表後，它就被頻繁引用了。
1980年我的團隊也發表了一些其他科學論文。一篇是關於腎上腺素作用的細胞膜受體的第二種類型，被稱做α腎上腺素受體的。我們找到一種方法把隔離出的火雞的紅細胞膜的腎上腺素受體（涉及了更多的火雞血）重組成其他細胞膜，這一步對於長期研究受體蛋白質是重要的。我們揭示了在細胞循環（即當一個細胞分裂時）過程中受體密度（受體蛋白質分子的數量）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這一年的最大成就伴隨著克萊爾的單克隆抗體工作一起產生，那時她成功地製造出了第一個單克隆抗體，這個抗體被局限在一個能處理化學信使（神經傳遞素）的受體中。最可貴的是，我能利用這些抗體獲得令人興奮的新信息，比如關於神經細胞上的腎上腺素受體族在結構上是怎樣互相類似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朱利斯·阿克塞羅德（Julius Axelrod）把研究論文寄給《國家科學院學報》發表。
1980年對我的工作是一個過渡期，它也標誌著我和芭芭拉婚姻的結束。克萊爾搬到布法羅後不久就解除了她的婚約，現在和一個新男朋友住在一起，但是因為她經常和我待在實驗室，所以芭芭拉就假想我們有曖昧關係，雖然我們的關係僅僅是職業關係。芭芭拉本人已經開始和一個從加爾維斯敦來的教師發生交往，不久她在得克薩斯當了老師，留下克裡斯多夫和我，去和她新男友住在了一起。雖然這是一段困難時期，但是讓我放心的是，她沒有要求克裡斯多夫的監護權，作為一個單身父親，它雖說是對我的最大的挑戰之一，卻有時也是老天對我生命中最大的恩惠。
克萊爾和我現在開始來往了，和教授約會的學生不久在醫學院成為一件公開的醜聞。這種情況很複雜，因為克萊爾仍繼續和她男朋友同居，而我雖然和妻子分開了，但仍然是合法夫妻。雖然離婚程序正在進行中，對方變得很刻薄，芭芭拉起訴要求克裡斯多夫的監護權。紐約法庭不同情單身父親，完全支持她一方。我現在仍然在想，如果當時婚姻顧問像現在一樣到處都是，那我們麻煩的短命婚姻是否就能倖存。
想像一下，我和克裡斯多夫在一起度過了多少時光，我的生命中如果沒有他，我的生活將會很悲慘，我會變得很沮喪。隨著時光流逝，我想到芭芭拉已經開始真正關心他，我心裡就得到點安慰。法庭准許我頻繁的探視權，在很小的時候，克裡斯多夫頻繁地穿梭於我和他媽媽之間，芭芭拉後來又有三次婚姻，成為一名成功的專利律師。分裂了20年後，我很高興地說我們現在又再次成為朋友了。記者經常問我那個煩人的老問題：如果我能改變我生命中的某些經歷，它會是什麼？很簡單：我會很願意撫養我的兒子。
那一年發生了另一件主要的職業衝突，這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雖然藥理學系有一項7年左右沒有成果就離開的提升/終身職位的計劃，我相信我可以早點獲得提升。畢竟，我已經獲得了幾乎一半的撥到系裡的科研基金（很多正式教授都沒有獲得一美分），我帶著6個優等生和博士後，我的論文發表記錄令我的同行嫉妒。已經有其他的大學和我接觸了，我也有幾封有份量的推薦信，所以我放出一個最後通牒：早點給我終身職位，否則我要離開。
我曾經毫不留情地攻擊了彼特·吉斯納（Peter Gessner）的博士生，而他負責終身職位的審查討論小組。經過持續了長達3個月的程序後，委員會決定我必須再等幾年才能加入他們的階層。為了榮譽，我感到我別無選擇只好盡快離開，但是我的離去比我預期的還快，多虧了生物化學系的突然提議。在那裡他們給了我一個比我現在這個大3倍的實驗室，一個屬於藥理學部分的教學承諾，一個提升副教授的名額，和一份提高了的工資，年薪從2.3萬美元提升到3.2萬美元。我的生活馬上得到改善。
儘管我仍然不是很有錢，我開始有點縱容自己。我認為我能在我的債務上再加上一小筆，花3000美元買了一條6米多長的霍比貓帆船，它是一艘絕對快的雙體船，能讓我在周賽中，頂著從加拿大伊利湖、水晶灣、沙克斯頓灣刮來的大風順利出航。每個週末，我將帶著我的船一起去比賽，我的船拖在我的藍色的柴油梅塞德斯車之後。
我喜歡雙體船航行的技術，也喜歡它的速度。就像蕩鞦韆（腰帶和一根鋼絲繩連起來，系到桅桿上），我必須利用我的身體作壓艙物防止航行中輕船體被顛覆。船體高出水面，以保持船體浮力，坐在迎風的船體邊緣真令人愉快。在大風大浪中，船頭進入水中，船體隨浪來回湧滾，要防止船體顛簸需要很高的技術。
我好不容易說服克萊爾跟我一起去航海冒險。我們第一次出去時，當我在外面吊架上努力在船體上滑行時，我們的航速是40千米/小時。當克萊爾回頭和我說話時，我不見了——我已滑到了船首，在鋼絲繩上搖擺。儘管我沒有落水，當我來回搖擺時，她開始尖叫，打算跳進水裡向岸邊游去。「不要再那樣做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著。
航行成為我逃避現實的一種方式，也是我大量腎上腺素奔瀉的一個源頭。週末，和六個人在安大略湖大浪中航行，霍比貓帆船一頭扎進大浪中，在浪底繼續向前航行，只有我們的頭、桅桿和船帆還隱約可見。我們慢慢上升，像一條潛水艇升到水面，當我們在繼續前行中露出水面時，每個人都興奮地大叫。岸邊的目擊者們被眼前情景所震撼，他們跟隨著船向前跑並且給我們買來了飲料。
我並不畏懼，直到那時我的經歷中還沒有受傷來教會自己尊敬海浪，我不久贏得了更多的比賽。但是在一次單槍匹馬的和厲害對手的硬戰中，我接受了一次嚴酷的教訓。在這場比賽中，我遠比他們超前，很明顯我會獲勝。我很自信並開始玩一些刺激動作，我和一條幾乎是垂直的船體飛起來以此炫耀。為防止翻下船，我坐在船的上部，前後移動我的身體，這時舵柄折斷了，當船開始以好像很慢的動作翻轉時，我感到自己向後倒，而且我確定自己要葬送在水中了。幸好我先跌到下面的船體上，折斷了我的從肩膀一直到胸骨的右鎖骨和我的肩骨。我的頭撞在船上，昏過去了，滾進海浪裡，沒有救生衣，但是幸運的是，冰冷的海水和肩膀的疼痛使我甦醒過來，儘管目擊者說我已經面朝下漂浮了大約一分鐘。劇烈的疼痛，沒有救生船的幫助我不能自己爬回船上。幾個星期，我都吃著止痛藥。但是我一旦能行了，我就又回到航海上來了。
目前為止，克萊爾正集中精力結束她的博士工作。她的論文答辯很順利，慶祝活動漸漸平息後，我請求她嫁給我，並繼續留在實驗室工作。她開玩笑說，只要我同意再不拿這種手段來招募新員工，她就同意（真相是，她花了一些時間接受我。幾年後當被《人物》雜誌問到是否是一見鍾情時，她說，「對他來說是，對我來說不是。」）。
至少我知道，克萊爾並不是為錢而嫁給我。她已經看到過我的財政狀況從糟糕到更糟的過程了。我在試圖處理第一次婚姻的殘骸：那張大的信用卡清單，孩子的撫養費和律師費。我必須賣掉我心愛的梅賽德斯車來還賬，我甚至買不起一個訂婚戒指；克萊爾只得借錢給我買一個。
我們要結婚的消息很快傳遍整個醫學院，不過到現在醜聞已經變成常規傳言，再閒聊學生和教授之間的風流韻事已經沒什麼意思了。
我們決定在科德角結婚。克萊爾來自一個天主教家庭，雖然她家希望我們在天主教堂結婚，但是因為我離過婚，所以不可能實現。我們在馬塞諸塞州的森特威爾（Centerville）找了一個古老的教堂，一些已故船長的墳墓環繞在它的周圍。教堂離克萊爾父母在海因尼斯港（Hyannisport）西部的家不遠。我們把日子定在1980年10月10號，婚禮和婚宴是很令人高興的事。加裡是我的伴郎，在整個婚禮上，我的家庭好得像一個人似的。我的父親明顯很自豪，而且很高興我把自己從一個衝浪高手轉變成一個醫學院教授，而且他對我和我的新娘的定居很是認同。後來每談起那場婚禮，他必滿臉喜氣地提到在婚禮中他和三名女儐相的一張合影，其中之一，總是熱情地歡迎我的拜訪，即使這種拜訪有點唐突。婚禮後，我習慣幾乎每週都和我的父母談話，通常是我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