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終點就是我的起點。
——艾略特（T.S.Eliot）
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達爾文成功描述了我們融入其中的方式。即使科學提供的證據截然相反，我們還是經常以「天生」或「習得的」方式認識這個世界。這兩種方式必須協調嗎？極力推崇想像力和人文藝術的人可能會說「沒必要」。極端科學還原論陣營裡的人則會說歸根結底所有的知識都是思維的產物，應當還原為基於腦科學的解釋，也就是所謂的外遺傳法則（epigenetic rule）。
我所追尋的路線顯然與這些立場都不一樣。通過審視我們精神生活的極致——意識如何在進化的歷程中出現，我希望能找到一個協調點。對意識的生物基礎的審視，揭示了其是基於選擇系統。這為理解現象體驗的複雜性、不可逆性和歷史偶然性提供了基礎。這些影響我們認知方式的特性拒絕將藝術和道德這些我們精神生活的產物完全還原為科學描述。但這並不意味著在解釋意識感質的來源時必須依賴於奇異的身體狀態、二元論或泛精神論。我們所有的精神生活，無論是可還原的還是不可還原的，都是基於我們大腦的結構和動力學。
達爾文成功反駁了華萊士認為人類心智不可能通過自然選擇進化出來的觀點[1]。事實上，我力圖表明的是，一系列進化事件產生了折返連接的生理基礎，並因此發展出了大量區別狀態，也就是感質，人們稱之為意識體驗的特性。
折返式的丘腦皮質核的複雜特性所造成的方法上的局限，阻止不了我們研究神經與意識的關聯。但是對這種關聯進行研究的任何實驗本身都無法為理解感質如何產生提供基礎。這樣的理解必須通過基於腦的認識論的邏輯和語言學分析來達到。
動態核心的神經連接結構的進化提供的適應性優勢就是證據。這種神經連接結構的活動讓動物能對大量內部和外部狀態以及各種形態進行區分。感質作為一種區分與其他活動又不一樣，因為它們來自完全不同的神經連接結構的整合交互。意識動物適應性響應的計劃能力從而得到提高。雖然我們不像（通過經驗和類似性）知道人類的感覺那樣知道像蝙蝠這樣的動物的感覺，我們卻有理由推測蝙蝠的核心狀態的區別感覺是各種回聲占主導，就像人類以視覺作為主導一樣。
一個關鍵問題涉及我們意識體驗的有效性。將神經元活動與神奇的主觀體驗聯繫起來的問題通過因果分析解決。感質由核心神經元的活動狀態生成，它們能產生出複雜整合狀態，並轉換到新的狀態和意識場景。感質由神經狀態決定，就好像血紅蛋白的光譜由蛋白質結構決定——索雷特譜（Soret spectrum）由其分子結構決定。在大腦核心系統的情形中，即便其退化了，這種決定關係也很可靠。也就是說，其他所有的都一樣，相同的核心狀態不會產生出差別很大的感質。
感質本身不具有因果性，否則就會與物理定律相牴觸。但也不一定非這樣，只要我們稱為C′的核心狀態可靠並具有因果力。相應的感質——可稱之為C——雖不具因果力但表現有力。事實上，在目前，由於我們缺乏核心神經元巨量交互活動的完整細節，C就成了我們瞭解核心狀態C′的唯一途徑。我們無法將思維和意識狀態還原為細胞或分子活動，以及當我們用「C語言」交流時湧現出的道德和美學等領域，不能理解為是因為存在一些絕對無法研究的領域。
有了這些觀點，雖然一些主觀意識體驗無法被還原，我們還是能理解我們的習得之性如何從科學可以描述的基礎上產生。雖然對世界的科學描述比我們的日常感覺更接近世界的真實結構，對大腦運作方式的研究卻表明，科學假說本身也是從產生了模式識別的模糊（並且偶爾無法還原）特性中湧現出來的。導致了這些特性的大腦結構和動力學是可以被科學描述的，即便這些特性本身無法被完全還原。相似的考量也可應用到產生了藝術和道德的文化交流，其關係並不完全遵循嚴格的科學還原論。這種觀點並沒有限制我們的潛力。社會經驗的創新應用、藝術的發展以及知識的擴展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明顯的界限。
總體來說，對於導致了這些活動的大腦事件，科學觀測和理論能夠加以描述。宏大的序列——大爆炸、宇宙、星系、地球、生命起源、進化、哺乳動物大腦、原始人類、語言、伽利略科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現代神經科學、意識的神經基礎——也許最終能解釋個體主觀歷史的背景。在這個序列中這些變化被依次包含，它們都是人類的產物。它們最終都來自於自然選擇。這個宏大的觀點完成了伽利略的跨越，並幫助完成了達爾文的計劃。
這個來自基於腦的認識論的觀點與蒯因的有何不同呢？我在本書開始的時候提到過，蒯因認為意識是一個謎，但將其正確地視為身體的特徵。他駁斥了笛卡爾的科學確定性夢想，提出用我們的感知器官收到的外部世界信號的刺激將認識論自然化，而不是否定感覺本身。據此，他富有成效地提出哲學和邏輯分析可以與科學相聯繫。他將自己的觀點局限在感覺器官，而沒有關注精神生活本身，因為他感到將意向性引入科學理論會摧毀「如水晶般純潔的外延性：即同一性的替代物」[2]。然而，在談論這個立場時，他沒有排斥對意向性問題的科學探索。我懷疑他認識到了他那個時代知識的局限性，如果他具有我們擁有的意識研究知識，他將會擴展他的領域。
幸虧有了現代神經科學，許多限制都被去除了。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的意向性概念——意識狀態一般是關於對像或事件——可以由擴展的神經達爾文主義解釋[3]。意識被認為最初是作為感知分類和記憶系統交互作用的結果而產生。根據其本質，這種分類雖然是無意識的，卻必然是關於對像和事件的。
我認為，在超越感知器官時，我們不必拋棄如水晶般的蒯因觀點。相反，我們可以對其進行擴展，進入到被傳統認識論排除在外的領域。我所採取的方法確實沒有遵守一些人強調的心理學和認識論之間的明確界限。我發現這樣有一個好處：用這種方法，我能很好地處理語言中邏輯的起源、富有想像的模式識別能力對數學的作用、科學經驗主義的歷史和思想源頭以及各種類型的藝術和常規問題。這些問題之間的界限當然必須明確。但是我們將不再僅僅依賴於語言來考慮證明為真的信念的起源，畢竟語言牽涉到高級意識。本質上，認同基於腦的認識論就等於認同神經科學的經驗數據同心理學一樣，支撐了我們對人類知識的起源和本質的觀點。
這個認同並不意味著基於腦的認識論就解決了一切，或是否定了傳統認識論具有科學依據的常規功能。基於腦的方法的主要好處是其為真理的多元觀點提供了科學的基礎。與此同時，它還為我們如何獲取知識提供了有用的約束。通過引入對意識的科學觀點，它駁斥了認為自然主義削弱了主體地位的觀點，那是對意識的錯誤認識。根據其對語言起源和文化的作用的立場，基於腦的觀點的規範判斷無疑超越了傳統認識論的論證。它與認為認識論的主要作用是確保推理規範的觀點一點也不矛盾[4]。
真理來源雖然各不相同，其本身卻是規範的，因而值得關注[5]。確立真理需要許多不同的方法和方法論。這無法直接追溯到大腦生理的進化[6]。本書的一個要點就是，雖然我們必須承認進化和神經元群選擇機制提供了獲取知識的基礎和約束，卻是歷史、社會文化和語言因素設定了真理的規範準則[7]。關鍵是這些準則可以通過這些方法以自然化的方式建立。
通過用科學的語言分析意識，神經達爾文主義駁斥了笛卡爾基礎主義和二元論。只要認識到物理學和生物學在人類經驗中都有其歷史源頭，就能讓它們共存。用一句話描述一下經驗與科學的關係也許有用。隨著人類的進化以及文化的協同進化，發展實驗和理論物理學成為可能，很明顯最初是由伽利略的工作引發的。然後科學觀測者和實驗人員發展了讓普遍規律形式化的描述方式。必須強調這些描述並不是其所描述的事件本身。雖然具有科學提供的預測和創造能力，它卻並不是對世界進行複製。
此外，在達爾文之後，當對大腦和意識進行全面科學研究變得可能時，一個類似的限制顯現出來：科學描述不等於體驗。當然，對意識的描述能以物理學無法單獨做到的方式幫助我們理解體驗。然而，在對經驗本身的基礎進行描述時，認識到經驗的優先性還是很重要。
一旦高級意識和語言相互作用並與思維、情感、記憶和經驗聯繫起來，區分組合的數量就會爆炸式增長。我們進入到了數學洞察的確定性和《仲夏夜之夢》的幻想這類思維的門檻。我們的習性中看似最具真理的部分往往正是必須建立新真理的部分。當然這些還不夠。建立各種真理時必須應用各種各樣的原則。關鍵是真理不是天生的，它必須通過個人努力和人際交互影響才能得到。毫不奇怪這種交互的豐富性正是由大腦中折返連接交互作用的聯繫和冗余提供的。
在我們對世界事件以及意識的科學描述中，如果我們沒有復現事件或經驗，那個體的經驗是否又算是知識的一種形式呢？根據高級意識的覆蓋範圍，雖然感質有主觀性，我們還是必須承認感質事實上是知識的另一種形式。如果將模式識別、隱喻和複雜性的各種可能也包括進來，這些知識就超出了可證真信念的形式。
如果再加上語言遊戲，我們就必須限定知識和真理之間的聯繫。根據這個觀點，知識和真理不是一回事。如果採取這種立場，就得承認個人創造性經驗甚至精神病變也屬於知識。當然在欣賞藝術時交流的經驗也是。我承認，當想到通過主體間交流湧現出來的真理的各種方面時，我們傾向於否定這樣寬泛的觀點，或者至少對其進行限制。但既然真理是由知識的各種形式產生，我們就必須至少認可這種不嚴格觀點的某些方面。
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假設某人完全知道自己大腦的運作細節。我們能期望這個人放棄信念、期望和意向這些對他人的命題態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嗎？我認為不能。但是對大腦運作的瞭解，也許至少會讓那個人能有拒斥荒謬假設和偽善的能力。
現在我們可以通過簡要總結基於腦的認識論的前提來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一個關鍵問題與艾耶爾（A.J.Ayer）提出的問題有關：感知系統如何會發展並成為信念的基礎？[8]我把這個問題改了一下，在「感知系統」後面加上「以及對意識的考量」這幾個字。艾耶爾還說過知道就是會做。這個實用主義觀點沒錯，但還必須修正一下，以涵蓋比如情緒知識等不涉及行為的問題。我們來看看基於腦的認識論的前提會有怎樣的答案。
首先，基於腦的認識論以物理學和進化生物學作為其主張的基本平台。因此，它排斥理想主義、二元論、泛精神論和任何不是根據大腦結構提出的心智觀點。基於腦的認識論認為我們的知識既不是體驗的直接複製也不是記憶狀態的直接轉移。但是它與以語言和經驗為基礎的邏輯系統的構造完全相容，與研究穩定的思維對象的數學也相容。
現代物理科學的認識論不涉及這些問題，這讓人意外，但也許並不讓人吃驚。與此相對，基於腦的認識論沒有迴避感知器，不管是歷史還是創造性，感知器都位於物理科學之前。我們的確能用科學手段解釋感知器的進化起源。但神經達爾文主義和自然選擇僅僅提供了影響我們知識和行為的一系列具體歷史和文化事件基礎。當然，任何接受神經達爾文主義和這裡探究的觀念的人都將會發現，很難完全接受進化認識論的看法和進化心理學的思想，因為兩者都過度還原。
我們沒有採納思維語言（language of thought）。相反，概念是從大腦本身的感知映射匹配發展出來的，從而概念最終是關於世界的。思維本身是基於運動區的活動產生的大腦事件，這些活動沒有被表示為行動。腦幹這樣的子皮質結構對於確保大腦事件序列產生出某種前語法很關鍵，這是基於腦的認識論的前提。因此，思維能在沒有語言的情況下產生。思維最初依賴於隱喻方式，語言學家拉剋夫（George Lakoff）、哲學家約翰遜（Mark Johnson）稱之為意象圖式（image schemata）[9]。這種隱喻活動受到大腦中冗余回路連接能力的有力支撐。當然，獲得語言之後，這種能力得到了極大提升。不管怎樣，具有了模式識別、填充和完形等能力的大腦，就像布魯納（Jerome Bruner）指出的那樣，得出的遠遠超越了被給予的信息[10]。
根據基於腦的認識論，邏輯和一定程度上數學的成就都依賴於高級意識，而高級意識本身的充分表現則有賴於真正的語言的獲得。基於腦的認識論認為，在直立行走、聲帶、基底神經節用於運動的前語法和更大的大腦皮質進化出來之後，語言就出現了。這個理論不認為存在遺傳的語言器官。相反，它認為語言的獲得是後天形成的。語言的獲得和傳播會讓具有語言的人種明顯比不具有語言的人種更有優勢，雖然通用語法是否能夠直接遺傳還存在爭議。當然，使用語言的人種的語言能力促進了其學習能力，從而在自然選擇中更佔優勢。
那具有語言能力的個人的「世界」是怎樣的呢？什麼是客觀的？什麼又是主觀的？基於腦的認識論拒絕理想主義，而接受一種受限的實在論立場[11]。這種實在論因承認我們表型的局限而受到限制。受限於進化的身體特徵以及選擇性的大腦，顯然只允許對世界事件進行有限的採樣，而事件的數量是無窮的。我們已經考慮到選擇性大腦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修改特定神經元群突觸強度的實際選擇性事件。在正常大腦的運作中，不存在絕對正確或絕對錯誤的精神狀態。我們甚至還會有現象狀態的錯誤——有內容卻沒有對象的幻覺。此外，我們也討論了大腦活動具有尋找完整性的傾向，會進行填充完形，有必要時甚至進行虛構。不僅如此，我們還具有某種必要的幻覺。一個例子就是我所說的赫拉克利特幻覺——認為時間是一個點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的運動。但事實上，過去和未來都只是概念，而只有記憶的當下可以聯繫到愛因斯坦時空的實際事件。
所有這些特徵的背後是大腦折返丘腦皮質系統或動態核心的活動，其複雜的整合神經模式導致了意識。加上潛意識系統的活動，從而產生出學習、記憶和行為。將精神活動等同於意識的行為主義被基於腦的認識論完全擯棄。這並不意味著潛意識大腦系統就不具有與動態核心交互並對其進行影響的結構和動態行為。在這點上，弗洛伊德的行為的潛意識來源的觀點是有遠見的[12]。事實上，皮質中子皮質系統與記憶系統的豐富互動產生出了局部世界事件，而如果像我們這樣的意識系統沒有進化出來，這一切將肯定不會發生。
從高級意識的神經基質中湧現出來的是藝術創造、倫理系統和將我們置於萬物之中的科學世界觀。這個觀點提供了可驗證真理的來源，讓我們能將大腦作為理解所有真理形式的必需器官來加以研究。不管怎樣，基於腦的認識論擯棄了認為藝術和倫理可以被還原為大腦活動的一系列外遺傳法則的觀點[13]。
科學還原論不能窮盡一切並不是一個損失。我在前面說過，科學是由可驗證真理支撐的想像。當然，它的終極力量在於理解，並且就如我們看到的，它在技術上的成就讓人震驚。但是科學想像力的大腦源頭與詩、音樂或倫理體系的建立所必需的沒有區別。由於神經達爾文主義的模型承認人類思維的歷史性和創造性的一面，因此，在科學和人文之間的背離是沒有必要的。
科學產生自各種文化事件，並且總體上也沒有必要推動或預測這樣的事件。但是雖然科學理論必然會證據不足，它仍然是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它為我們提供了世界和我們本身以及我們得以瞭解這些的結構性條件。我們能滿懷信心地期望對意識的最新研究分析會進一步揭示我們的習性的起源和局限，正如它拓展和改變了我們對人類知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