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做一個夢。夢到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他念叨著複雜性，嘀咕著聖母和發電機。除此之外夢裡沒有其他內容。醒來後回想起一些夢的細節時，我聯想到《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一書中著名的一章[1]。那一章中，亞當斯提到在1900年巴黎博覽會上他的工程師朋友蘭利（Langley）向他展示四十英吋發電機時他體會到的無力感。亞當斯將這類機器的複雜性與祈禱聖母瑪利亞的宗教的簡單性作了對比。這個主題以及亞當斯對他所處時代的不安感貫穿《亨利·亞當斯的教育》全書。
亞當斯，溯至約翰·亞當斯的偉大家族的一員，成就斐然的歷史學家。他的焦慮值得深思。僅僅是抑鬱症的表現嗎？與導致他妻子自殺的環境有關，還是反映了從科學立場和人文立場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間的鴻溝呢？
我們無從得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科學與人文之間，以及所謂的硬科學（例如物理）與人文學科（例如社會學）之間，存在著脫節。也許我反覆夢到亨利·亞當斯就是因為我一直以來對這個脫節的根源感興趣。
我一直對科學解釋與日常經驗之間的鴻溝感到困惑，不管是從個人角度還是歷史來看。科學與人文的脫節不可避免嗎？人文學科與硬科學能否相互調和？
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五花八門，甚至有人可能會說不值得為之費心。然而正如此書所表明的，我認為恰恰相反，理解我們如何獲得知識——不管是通過科學研究、推理還是偶然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固執己見、極端還原論（reductionism）或是漠不關心都會對人類福祉產生長遠的不良影響。
這本書採用的是我稱之為基於腦的認識論（brain based epistemology）的思維路線。這個術語是指把知識理論建立在理解大腦如何運作的基礎之上的嘗試。它是哲學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提出的自然化認識論（naturalized epistemology）概念的擴展[2]。
我的論證路線與他的不同，可以說他停留在皮膚和感官層面。而我是通過考慮範圍更廣泛的交互——大腦、身體和環境之間的互動——來處理這個問題。我相信不管如何，理解意識的基礎是極為重要的。蒯因用他慣常的嘲諷語調說道：
有人指責我否定意識，但我沒有意識到自己這樣做過。意識對我來說是一種神秘之物，而不是要拋棄的東西。我們知道意識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不知道如何科學地描述它。能夠肯定的是，意識是身體的一種狀態，是神經的一種狀態。
與公眾的普遍看法類似，我所主張的路線不是否定意識。由於種種原因，這條路線經常被稱為對心的批判（repudiation of mind）。它對那種作為高於身體之上的第二本體的心進行批判。可以不那麼刺耳地把這種批判描述為把思維與身體的某些官能、狀態以及活動視為同一。思維的狀態和事件是人或動物身體的狀態和事件的特殊子類[3]。
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消除神秘的時候。書中我將展現這些涉及我們如何知道、我們如何發現和創造以及我們對真理的探索的思想。我追隨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腳步，他指出意識是以認識為功能的過程[4]。
自然和人類本性如何相互影響？我所選擇的標題反映了這個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一語雙關。術語「習性」（second nature）通常指一種自發的行為，不用費心也不用學習。我使用這個詞時包含這個意思，同時也是為了提醒讀者注意到我們的意識通常漂浮在我們對自然的實在論描述之上。它們是「習得之性」。我希望在這裡解釋自然與這種習性如何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