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穿衣吃飯，關於古代這方面問題，我們知識卻不大具體。儘管在奴隸社會階段，統治階級的剝削基礎，就和糧食、布帛聚斂分不開，先秦文獻中還留下許多記載。不過孤立從文獻求索，總不大好辦，特別是關於發明與發現多不足信。文獻不足征處，更不免茫然。因此歷來專家學人，不外用兩種態度對待：
一是「信古」，肯定舊傳說，增飾新附會，把一切發明與發現都歸功於個人，《古今注》《路史》《事物紀原》等因之產生。
二是「疑古」，覺得古代事難言，不加過問。影響到後來，於是人多樂意務虛，抽像談社會結構。至於從務實出發，作探討工作的便較少。
經過近年考古工作者共同的努力，古代人從新石器時代或更早一些起始，如何使用木、石、骨、角工具，慢慢學會種植莊稼，馴養六畜，改善定居生活條件；同時又適應這個新的需要，發明陶器，來處理穀物成為熟食。穀物類生產品種是些什麼，也有了比較明確知識。而陶器則由烹煮食物進而為熔金鑠石，冶煉出金、銅、鉛、銀、鐵，生產工具因之又如何逐漸衍進。有關吃的問題，凡事從實際出發，慢慢地便理出點頭緒來了。至於穿衣打扮事情，還是不大搞得清楚。現在想就出土文物，初步試來作些常識性綜合分析。至於進一步深入探索，拋磚引玉，實有待海內專家學人共同努力！
史傳稱伯余作衣，又說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至於養蠶，則推為黃帝妃子嫘祖所發明。這種種和其他一切發明，極少有人否認過。事實上它和別的生產發明相差不多，全是由於古代人民共同需要，和自然長期鬥爭，勞動經驗逐漸積累得來，絕不是某一人能憑空發明的！但是衣的定型製作出一定式樣，在原始社會組織取得一定進展後，隨同形成一種習慣，卻是有可能的。
根據四川資陽人遺物中一根細長完整的骨針，我們可推想當時人就為了御寒和生產上的便利，已有了穿衣服的要求。因為針的發明是滿足這種要求而出現的。如果這支骨針和其他遺物確在同一地層，那已經是過若干萬年的事情了。當時穿的是獸皮還是植物纖維的布匹？我們還少知識。但是針孔相當細，絕不會是皮革割成的小條子能通過的，因此捻取細纖維作線的技術，也必在有孔紡輪出現以前，即已掌握。而布的起源，實從編織漁網得到進展，編網知識又系從蜘蛛結網得到啟示，《淮南子》所說，倒還有點道理！早期的織機可能是「地機」，原物雖未發現，近年雲南石砦山出土銅器上，卻還留下些二千年前的式樣，現代我國比較偏僻的生產落後區域，也還留下些活的標本，一般還是坐在地下織的。綜、筘、梭子發明以前，提線必用手，壓線則借重骨或石工具，編織較窄的腰帶，牛肋骨已極得用。若織面闊及尺的布，即嫌壓線不緊實。因此地下發現較長大薄刃石刀具，古代除了使用它來鞣治皮革，可能也和織機壓線發生聯繫。後來由石到玉，進而成璋或某一式圭，則已在實用外兼有象徵性。但是海南島一類地區，卻在十八世紀，還用作織布工具！琮的應用出現較晚，一般大型青雲琮，多長約八寸，外方內圓，分段刻劃紋道。照史志所說，為婦女所主，為祭中溜之神物。如聯繫紡織周代以來即稱為「婦功」，而琮的應用，近人以為和織機或有一定關係，推測或許還近理。這類大型玉琮多傳為周代禮器，如和織機關係密切，則顯然這是一種西周以來出現的坐式豎機了。因為地機卷軸是用不上的。從琮的出現，我們還可看出人類最早的垂腿而坐，和生產勞動關係十分密切。織布以外車磨銅器，雕琢玉器，為操作便利，大都有近似織機需要，即共同促進了古人生活習慣的改變，實和生產需要有一定關係。這自然只是一種推想，因為唯一證據，只有漢石刻幾個機織形象，包括了曾母投梭、孟母教子和天孫織錦一些故事傳說的圖像在內。至於第二階段坐具的進一步改變，和婦女專用鼓式墩子的產生，則顯然是由戰國熏香籠篝、漢代熏籠衍進而來，而社會上得到認可成為一般起居習慣，已是唐、宋時事了。籠篝多編竹而成，或有兩式，應用雖始於戰國，盛行於漢晉之際，留下較早的形象，卻只有在北朝石刻上可發現，做成腰鼓式。唐代有個三綵女俑，坐的還是相同樣子。到宋代則一般作墩子式了。直到明代，不問法花瓷或處州青瓷，或描金雕漆，墩子依舊必下部鏤空，上面繪飾成一塊繡帕四角下垂樣子，還是照熏籠做成。
《爾雅》是中國二千三四百年前一部古文字學專書，內中有許多記載都十分重要。關於古代養蠶業的進展，也有較新較現實提法。稱蠶有蕭、艾、柞、桑等等不同品種，即反映一種社會發展的真實，說明養蠶知識的獲得，是經過許多人用各種草木葉子在長期試驗下，才明白山蠶宜在柞樹上放養，家蠶必飼桑葉才會有較好收成的。從這一認識前提出發，結合文獻，我們說穿衣當成一種社會制度，養蠶當成一種社會生產，大約是在由分散的部族社會到那個部落聯盟的原始社會成熟期的黃帝時代才逐漸形成，同樣的話卻有了較深刻意義！至於當時人究竟如何穿衣，文獻敘述多出於周代史官，必須把保留在較前或較後各種形象材料加以印證，才可望得到些比較近真落實的印象。
史稱三皇五帝，歷世綿邈，有關形象知識，目下我們只能從一千八百多年前一些漢代石刻得到點滴。結繩記事、燧人取火的情形，雖近於漢人想像，武氏石刻把五帝卻畫得相當古樸，即同樣出於想像，究竟比單純文獻有意思得多。因為那幾個人的衣服式樣，和近年出土三千年前殷商時代的還有個共通點，一般特徵為齊膝長短，穿褲子（若照某些傳記述說，則漢代人才穿褲子），為便於行動和勞作，說這種衣裝和原始社會生活要求相適合，大致不會太錯的。
商代還有如下一些材料可以比證參考：
一、兩個雕玉人頭像，重要在他們的頭上裝飾。男子戴平頂帽子，初看似乎有些令人相信不過，其實形象並不孤立存在，同時或稍後，這種帽子都有發現。女的重要是她的髮式，借此明白頭上骨或玉笄的應用，商代至少已有二鳳相對豎插，和一支橫撇兩式。雙笄對插比較講究。曹植詩「頭上金雀釵」反映到《女史箴圖》中的情形，還是商代用笄制度的沿襲。下垂蠆尾卷髮，直到戰國還有地方婦女習用。只可惜背後不知如何處理。這些精美雕玉正產生於歷史上的紂王、妲己時代。至於紂王形象，目前還只有日本學人過去在朝鮮發掘的漢墓裡一個彩繪漆筐邊沿上發現那一位。他正坐在一個有屏風的矮榻上，像旁還明署「紂王」二字，兩手作推拒狀，做成《史記》所稱「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的神氣。神氣雖還活潑，可是個標準漢代貴族樣子。至於妲己的裝束如需要復原，從那個雕玉女人頭像，卻可得到較多啟發！
第二是這個白石雕刻的人形，頭戴錦帽，身穿錦衣，是有點醉意朦朧樣子。如不是個最高奴隸主，也應是個貴族。但亦可能只是隨身奴僕，因為用珠玉飾狗、馬，在商代墓葬中即已發現，一個奴隸弄臣穿得花花綠綠，是不足為奇的。衣服肯定原仿錦繡而作，從聯繫和發展得知道。商代的銅簋、白陶壺，和較後一時的銅車軸頭、鏡背、空心磚邊沿，都有相同裝飾紋樣出現。一個長沙出土的戰國彩俑，衣邊上且分明畫上這種花紋，恰和文獻中「錦為沿」相符。（真正的錦緞只早到唐、宋，名字或應當叫矩紋錦。它的織法實源遠流長。至於為什麼較早的錦是這種連續矩紋，我們說，大致和編織竹簟有關，和宋代青綠簟紋錦同源異流。竹簟用連續矩紋或方勝格子，技術操作比較容易。）商代已能織出極薄的綢子，也能織出有花紋的錦緞，但較多人的身上，大致還是穿本色麻葛或粗毛布衣服。一般奴隸或俘虜身份的人，如像第三個手負桎梏的一位，穿的自然是件粗布衣。
兩者身份地位儘管不同，衣服長短過膝，倒像是共通趨勢。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承認衣才齊膝或過膝原是一種傳統制度，我們才不至於把春秋戰國時出現的這種衣服，不求甚解一例歸入「胡服」。
第四、五都是雕玉，出土情形不太明確。給我們啟發是他們頭上巾子和西南苗、彝族裝束那麼巧合。其實若從圖案花紋去探索，用商代規矩圖案和近代苗、彝編織物圖物比較，相同處我們發現將更多！這不足為奇，生產條件和工具決定了生產式樣，也有時形成了美的意識，這是過去我們較少注意到，目前卻明白了的。
西周是個講究制度排場的時代，史稱「周公制禮作樂」，不會完全是空談。一面是宗法社會的建立，確定等級制度排場有其必要性。另一面由於生產發展，絲、布、銅、漆日益加多集中到王室貴族中，有了個物質基礎。因此周公儘管提倡節儉，要貴族子弟明白稼穡之艱難，可是打發諸侯封君就國，還是除沿例領取大片封地、佔有大量農奴外，並且還可得到一些手工業奴隸，又可得到特賜一份華美衣服，車馬旗幟，宗廟祀事禮樂銅器，以及作為壓迫工具和象徵權威的青銅兵器圭、璋、璜、璧諸玉物。統治者日益脫離生產勞動，成為「治人」的身份，衣服放大加長用壯觀瞻，必然是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出現。相傳虞書帝王冕服十二章的繡繪文飾，也應當成熟於此時。但是三千年來做皇帝的總還歡喜遵照古制打扮，直到袁世凱還要人做下一份衣樣子，準備登基！事實上冕服最早的式樣，目前為止，還只有從唐代列帝圖和敦煌畫留下那些形象，比較近古，宋人《三禮圖》、明人《三才圖會》即已多附會，去古日遠，清代更難言了。但是從習慣說，戲衣上的龍袍，還應當說是一脈相承。真正的復原，幾種新的戰國人物形象，和西漢壁畫，東漢石刻，以及周初銅、玉、漆、絲紋樣，已為我們準備了些有利條件。經過一些探索比證，大致還是可望部分恢復本來的。
衣服等級的區別，一面可看出西周社會的拘板定型，另一面也必然影響到社會生產的停滯。破壞它得到新的進展，是春秋戰國，隨同土地所有制變化，與生產發展、商品大量交流而形成。
同樣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中，也看需要而有所不同，譬如作戰穿的衣甲，到春秋時雖發展了犀甲、合甲、組甲許多不同材料不同製作，長短大致還是以能適應當時戰爭活動為主，不會太變。例如保護頭顱的銅盔，商代的就和春秋戰國時差不太多。但是兵器中的戈的形制和應用，卻已有了較大變化。商代一般戰士，戈大致有兩式，長柄的單獨使用，短柄的則一手執戈、一手執方盾，是通常格式。春秋以來則劍、盾為一份，戈柄已和矛柄部分同長，有的或加個矛頭成為專用勾、啄、刺三或兩用兵器了。到戰國時，好些戈、戟並且已逐漸脫離實用價值，只從藝術出發來考慮它的造形美了。到漢代於是又一變來個返璞歸真，一例簡化成為一個「卜」字式。（至於我們從戲文中所常見的方天畫戟，卻是起始於唐代宗教畫天王所使用的！）衣的形式改變，主要還是在某些上層人物。根據目下材料分析，我們知道儒家的寬衣博帶好尚，本為好古法先王主張而來，同時人常多當成一種拘迂行為看待的。因此估計一般上中層分子，平時衣服必然還不至於過分拖拖沓沓。但部分坐朝論道不事生產的人物，即不完全同意儒家迂腐主張，還是不免已經有些拖拖沓沓。這從近年發現的材料，多了些證明。至於從事各種生產勞動的平民便裝，一般還是長可齊膝為通例，從統治者看來，則為野人之服，輿台之服，區別日益顯明。至於那些無事可做或一事不作的貴族，在一身裝扮上格外用心，如何穿珠佩玉，文獻記載雖多，形象反映給我們的知識還是不夠落實。例如說，儒家「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和「玉有七德」的說法，到戰國時已相當成熟，上下一時把玉的抽像價值和人格品德結合起來，也因之把玉的具體價值提得高高的，影響刺激到當時雕玉工藝的高度進展。三門峽虢墓得到幾份成組列的佩玉，雖已知道它們在人身上的大略位置，洛陽金村韓墓，還發現過一份用金絲紐繩貫串的成組精美佩玉，輝縣和其他發掘，也得到好些當時小件成系佩玉，傳世又還有千百件戰國玉龍佩和其他雕玉可供參考，郭寶鈞先生即根據出土情形作了些復原圖。但是希望更具體些明白它們如何和那些加工特別精美、鍍金嵌珠的帶鉤，講究無比的玉具劍，共同加在以五色斑斕華美耀目的文繡袍服上，結合一起形成一種驚人炫目的藝術效果，如《說苑》所敘襄成君給人的印象，我們還是不易想像的！知識不足處，實有待進一步發現，才能綜合更多方向文物，一一加以復原。即此也可以肯定，過去幾千年來學人感到束手的事情，到我們這個新的時代，由於條件不同，有必要時，終究還是可以從客觀存在認識出發，一一把它弄個清楚明白！
和周初衣服制度有密切關係的歷史人物，是封於山東魯國的周公。周公的形象雖無當時遺物可證，但是漢代在儒學興盛提倡厚葬的制度下，山東地方的石刻，卻還留下三四種各不相同的周公樣子，有一個在曲阜發現還是立體的。作為周公輔成王的歷史主題而做成，胖胖的周公寬袍大袖，抱著個小嬰孩，我們似乎可以用一個有保留的態度來看待這些材料。就是說形象未必可靠，部分服裝還是可靠。因為凡事總必上有所承而下有所啟，正如孔子所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說能知其損益，就必有所損益。孔子所知道的我們雖難於盡知，但是目前還有不少春秋戰國和西漢形象材料，新近發現，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證據，也啟發了不少問題，值得注意！
極有意思是近年山西侯馬出土的一批陶范中幾個人形，搞文物的看來，會覺得有些面熟，不僅衣服依舊長短齊膝，花紋也並不陌生，有一位頭上戴的又簡直和商代玉人及白玉雕像十分相似，一個短筒子平頂帽。商代白石像繫腰是個大板帶，這一位腰間繫的是根絲絛帶，帶頭還綴上兩個小小圓絨球，做成個連環套扣住，得知這兩種系法都是不必用帶鉤的。這個人的身份雖同樣難於確定，不是「胡族」卻一望而知。因此趙武靈王所易的「胡服」，必得另外找一種式樣才合適了。至於這一式樣和時代或許略晚見於洛陽金村遺物中的幾個銀銅人裝束，我們可以說實「古已有之」，因為漢石刻大禹等已穿上，至少從漢代儒家眼光中，是決不會同意把胡服加在著名的大禹身上的。何況商代實物又還有陶玉相似形象可證。《史記》上所謂胡服，記載既不甚具體，我想還是從相關文物反映去尋覓，或許還比較有一點邊。時間較早是保留到戰國或西漢匈奴族青銅飾件上的各種胡人裝束，時間稍晚是保留到東漢墓中一個石刻上作的胡族戰事圖像。前者多於蒙古一帶地區出土，後者卻顯明做成高鼻深目樣子，但是一作比較，於是我們不免感到混淆起來了。因為這些胡族人衣著長短，原來和商代幾種形象倒十分相近，正和那些羊頭削及盾上帶鈴弓形銅器和商代實物相近差不多。由此聯繫，我們似乎可以不妨且作那麼一種假定，即以遊牧為主的匈奴服制，本來和商代人的普通衣著相近，或曾受過中原人影響。到周代，社會受儒學渲染，寬袍大袖數百年成社會上層習慣後，我們不免已有些數典忘祖。趙武靈王學回來的胡服騎射，重點本只重在「騎射」，至於胡服，則一面始終還流行於各行各業勞動人民習慣生活中，正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這種推測也許不一定全對，惟根據材料分析，卻似乎差不多遠。
西周以來，上層分子寄食統治階級衣服日趨寬博，大致是一種事實。但在共通趨勢中也還是有分別。並且在同一地區，甚至於同一種人，也還會由於應用要求不同，形成較大差別，不能一概而論。相反又會有由於一時風氣影響，而得到普遍發展的。前者如從大量戰國楚俑和畫像分析，至少即可知道衣服式樣便有好幾種，長短大小也不相同。後者如傳稱楚王宮中女子多細腰，事實上新的發現，楚國以外許多材料，表現舞女或其他婦女，也流行把腰肢扎得小小的習慣。特別是一種著百褶裙反映到細刻銅器上的婦女或男子，反而比反映到楚俑和漆畫上的婦女束腰更細一些。這類銅器山東、山西、河南均有發現，它的來源雖有可能來自一個地方，不在上述各地，但當時善於目挑心招能歌善舞的燕趙佳麗，臨淄美女，裝束還是不會和它相去太遠。以相傳洛陽金村出土一份佩玉中兩個小小玉雕舞女，做得格外出色。
如把這類材料排排隊，就目下所知，大致信陽楚墓出土的東西比較稍早一些。聯繫文獻解決問題，長沙楚墓出土的彩俑和漆畫、帛畫，以及河南、山西、山東發現薄銅器上細刻人形，材料卻豐富重要得多。
信陽大墓發現了不少大型彩繪木俑，初出土時聞面目色澤還十分鮮明，如不即時摹繪，大致已失去固有色調多日了。重要還在那個漆瑟上的彩繪種種生活形象，有高據胡床近於施行巫術的，有獨坐小榻大袖寬袍的統治者，有戴風兜帽的樂人，有短衣急縛的獵戶。人物畫得雖不怎麼具體，卻神氣活潑，形象逼真。總的漆畫上胡床的出現，和墓中三百件漆器中一個近似坐幾狀木器實物的發現，為我們前面說到過的垂腿而坐的事情，至晚在春秋戰國時即已有可能出現，多提供了些證據，卻比日下文獻所說，胡床來自漢末，席地而坐改為據椅而坐，直到唐代中葉以後才實行，已早過五六百年或一千三百年不等。
長沙楚墓的發現，豐富了我們對於古代人生活形象知識更加多。首先是那個特別著名舞女漆奩的發現，上面一群女子，一例著上袖口衣腳均有白狐出鋒長袍，腰肢都小小的，面貌雖並不十分清晰，還是能給人一個「小腰白齒」印象。宋玉《招魂》文中所歌詠的婦女形象，和這些女人必有些共通點。另外是許多彩繪木俑，試挑出兩個有典型性的看看，男的是個標準楚人，濃眉而短，下巴尖尖的成三角形，鬍子作仁丹式，共同表現出一種情感濃烈而堅持負氣個性鮮明神氣。近年發現楚俑多屬同一類型，引起我們特別注意，因為這是屈原的同鄉！如作屈原塑繪，這是第一手參考材料！女子重要處在頰邊點胭脂成簇作三角形，可以和古小說《青史子》，及劉向《五經通義》引周人舊說相印證。照各書記載，這是和周代宮廷中女子記載月事日期的標誌有關。胭脂應用即由之而來。比唐人的靨子，南朝人的約黃，漢代的壽陽點額，都早過千年或大幾百年！衣分三式，都不太長，一種繞裾纏身而著的，顯明較古，到漢代即已不復見。履底較高，和長沙出土實物可以印證。衣服邊沿較寬，材料似乎也較厚，可證史傳上常提起過「錦為緣飾」的方法。武士持劍、盾則衣短而縛束腿部，才便於剽疾銳進，秦末項羽的八千子弟兵，大致就用的是這種裝束。可惜的是一份木雕樂伎已朽壞，只留下個輪廓，難於用它和河南汲縣、輝縣等處所得細刻銅器樂舞伎服裝印證異同。另外在一片絹帛上還繪有一個女子，特別重要處在那個髮髻，因為同時同式只在輝縣出土的一個小銅婦女和時間可能稍晚一些驪山下得到的一個大型灰陶跪俑上見到，同是髮髻向後梳的古代材料。近人說帛畫上繪的是個巫女，或出於片面猜想。因為另外兩個人形，均顯明都是家常打扮。和信陽漆瑟上的反映，及另一楚帛書上四角繪的神像反映，情調毫無共通處。自古以來巫女在社會上即佔有個特殊位置，西門豹投於河裡的，和屈原《九歌》所涉及的，是不是還有點線索可尋？較晚材料應當是南方出土一些西王母、伍子胥神像鏡子上的舞女反映，比較近真，因為一面還和《三國誌·陶謙傳》及《曹娥碑》記載中提及的撫節絃歌婆娑樂神相合，一面且和《西王母傳》《上元夫人傳》記敘玉女裝束有關，至少可以說是一個越巫樣子。用它來體會先秦九巫形象，終比憑空猜想有些根據。楚俑男女頭上一個覆蓋物多如羽觴樣子，可惜經過摹繪，具體形象已難明白。唯文獻上曾有「制如覆杯」記載，羽觴恰是當時唯一杯子，因此這個頭上安排也特別重要。女子背垂長辮中部多梳雙鬟，到西漢時出土俑也有用一鬟的。傳世《女史箴圖》有幾個女子還梳同樣髮式，當時大致這已算是古裝，晉代人是不會這麼打扮自己的。這從一系列出土俑（如江蘇南朝俑），和略後一時的磚刻〔如鄧縣（今鄧州市）畫磚〕，壁畫（如敦煌畫），石刻（如《十七孝子棺》），絹素畫（如《洛神賦圖》《北齊校書圖》），可以明白北朝時「華化」，所仿的正是兩晉制度，不會比漢或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