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達爾文今天還活著，他一定會為適者生存的理論得到證實而感到高興和震驚。在噴灑大量化學品的重壓之下，較弱的昆蟲已經消失。如今，在很多地區只有健壯的和適應能力強的昆蟲才能在化學控制中生存下來。
大約半個世紀之前，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昆蟲學教授梅蘭德問了一個現在看來純粹是修辭學的問題：「昆蟲會產生抗藥性嗎？」如果梅蘭德不知道答案，或知道得晚，只是因為他的問題問得太早（1914年，而不是40年後）。在DDT時代之前，使用的無機化學物現在看來是適度的，卻出現了能夠適應藥劑和藥粉的昆蟲。梅蘭德曾遇到過梨圓蚧的問題，多年來這種昆蟲一直被石硫合劑很好地控制著。之後，在華盛頓的克拉克森地區，這種昆蟲開始變得很難治理——比起在韋納奇果園、雅基馬谷以及其他地方的時候，殺死它們變得更加困難。
突然間，其他地方的介殼蟲也好像明白了：果農們勤奮而大量地噴灑石硫合劑後，它們並不一定要死去。在中西部地區，成千上萬英畝的果園被有了抗藥性的昆蟲毀掉了。
在加利福尼亞州，用帆布把樹罩起來，再用氫氰酸熏蒸這種歷史悠久的方法在一些地區產生了不好的結果。因此，加利福尼亞柑橘實驗中心開始研究這個問題，這項研究從1915年開始一直持續了25年。20世紀20年代，蘋果卷葉蛾也獲得了抗藥性，儘管過去的40年裡，砷酸鉛一直成功地控制著它們。
但是，只有在DDT及其同屬化學品出現後，抗藥性時代才真正開始。幾年之內，一個危險的問題就顯現出來，稍微瞭解一些簡單的昆蟲知識或動物種群動力學知識的人都不會感到驚訝。但是，人們對昆蟲抗藥性的認知還是來得有點緩慢。現在看來，只有那些關注帶病昆蟲的人才完全明白當時的緊急狀況；大多數農學家們仍然指望新的、毒性更強的化學品研製出來，而當前的困境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推理造成的。
人們對昆蟲抗藥性的理解有點緩慢，但是抗藥性的發展則完全相反。1945年之前，只有大約12種昆蟲對前DDT時代的殺蟲劑有抗藥性。隨著新型有機化學品和大規模噴藥方法的出現，抗藥性迅速增加。到1960年，已經有137中昆蟲有了抗藥性。人們知道，這遠沒有結束。現在，已經有超過1 000篇關於這一主題的技術論文發表。世界衛生組織從世界各地召集了大約300名科學家，宣佈「抗藥性是目前帶菌昆蟲控制計劃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英國一位著名的動物種群研究者查爾斯·埃爾頓博士說：「我們聽到了大雪崩來臨之前的隆隆聲。」
有時候抗藥性會發展得非常快，以至於一篇關於使用某種化學品成功控制一種昆蟲的報告墨跡還沒幹，另一篇修改版的報告就要發佈了。例如，在南非，牧場主們一直受著藍扁虱的困擾。單在一個牧場每年就有600頭牛死於藍扁虱。多年來，這種藍扁虱已經對砷劑產生抗藥性。後來又試用了六氯化苯，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情況似乎令人滿意。1949年年初發佈的報告宣稱，新的化學品可以控制抗砷的扁虱；當年晚些時候，又有公告發佈說，扁虱已經對新化學品產生抗藥性。這種情況促使一位作家在1950年的《皮革貿易評論》雜誌中寫道：「如果人們瞭解了事件的重要性，科學圈悄然流傳的消息和國外媒體報道的新聞足以像原子彈那樣上頭條新聞。」
雖然昆蟲抗藥性是農業和林業關切的問題，但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也出現了更為嚴重的恐慌。各種昆蟲與人類的許多疾病之間的關係自古就有。瘧蚊會向人體血液裡注射單細胞的瘧疾生物。其他蚊子會傳播黃熱病，還有的攜帶腦炎。家蠅雖然不叮人，但也會使人類食物沾染痢疾桿菌，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地區，家蠅還可能傳播眼病。疾病和帶菌昆蟲的名單中包括：斑疹傷寒和虱子，鼠疫和鼠蚤，非洲睡眠病和采采蠅，各種發燒症狀和扁虱，等等。
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必須抓緊解決。一個負責的人不會說可以不理會昆蟲傳播的疾病。當前最為迫切的問題是，當一種方法會使狀況更加糟糕時，仍用這種方法去解決問題是否明智，是否負責。人們只聽到通過控制帶菌昆蟲戰勝疾病的聲音，卻很少瞭解故事的另一面是各種失敗。勝利的短暫有力地證明，正是我們的努力使昆蟲敵人變得更加強大。
加拿大一位著名的昆蟲學家布朗博士受雇於世界衛生組織，全面調查抗藥性問題。在1958年出版的專題著作中，布朗博士說：「在公共健康計劃中使用強力合成殺蟲劑不到10年，出現的主要技術問題是曾經治理過的昆蟲具有了抗藥性。」在出版這部專題著作時，世界衛生組織警告道：「目前針對昆蟲傳播疾病（例如：瘧疾、斑疹傷寒、鼠疫）的積極行動正面臨著挫敗的危險，除非新的問題迅速得到解決。」
挫敗的程度如何？現在，抗藥性物種已經包括了全部具有醫學意義的昆蟲。很明顯，黑蠅、沙蠅和采采蠅還沒有對化學品產生抗藥性。另一方面，全球範圍內的家蠅和虱子已經產生抗藥性。蚊子的抗藥性開始威脅到瘧疾計劃。東方的鼠蚤——鼠疫的主要傳播者，近來已經證明對DDT產生了抗藥性，這是一個最為嚴重的情況。各大洲和大多數島嶼都傳出很多其他物種產生抗藥性的報告。
醫學上首次使用現代殺蟲劑是在1943年的意大利。當時，盟軍政府把DDT藥粉灑向人群，成功地治好了斑疹傷寒。兩年後，為控制瘧蚊，政府又一次大量噴灑藥物。僅在一年後，問題就出現了。家蠅和庫蚊都產生了抗藥性。1948年試用了新的化學品氯丹，作為DDT的補充。這一次，控制效果持續了兩年。但是，到了1950年8月，抗氯丹的蒼蠅出現了；到1950年年底，所有的家蠅和庫蚊都產生了對氯丹的抗藥性。抗藥性的產生速度與新型化學品投入使用的速度一樣快。到了1951年年底，DDT、甲氧氯、氯丹、七氯和六氯化苯都失去了效用。同時，蒼蠅數量卻多得出奇。
20世紀40年代末，撒丁區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在丹麥，含有DDT的產品於1944年首次使用；到1947年，很多地方的蒼蠅控制都失敗了。在埃及的一些地區，蒼蠅在1948年就產生DDT抗藥性；之後用BHC代替，但效果只持續了不到一年。一個埃及村莊是這一問題的典型代表。1950年，殺蟲劑控制蒼蠅的效果很好，這一年，嬰兒死亡率降低了接近50%。然而，第二年，蒼蠅就產生了對DDT和氯丹的抗藥性。蒼蠅數量恢復了以往的水平；嬰兒死亡率也是如此。
在美國，到1948年田納西河谷的蒼蠅已經普遍產生DDT抗藥性。其他地區也隨之出現這種情況。後來嘗試用了狄氏劑，但沒什麼效果，因為有些地區的蒼蠅在兩個月內就對這些化學品產生了很強的抗藥性。把所有的氯化烴類化學品使用一遍後，防控部門又轉向有機磷，但結果是抗藥性的故事重演一遍。目前專家們的結論是：「家蠅已經超出殺蟲劑的控制範圍，需要從一般的衛生措施入手。」
那不勒斯的虱子得到控制是DDT最早、最著名的成績之一。後來，在1945—1946年冬天，DDT又成功控制了影響日本和韓國200萬人的虱子問題。1948年，西班牙防治斑疹傷寒的計劃失敗，預示著困難即將到來。雖然在實際操作中失敗了，但是鼓舞人心的實驗結果令昆蟲學家相信虱子不會產生抗藥性。1950—1951年冬天，韓國發生的事件著實令人吃驚。一批韓國士兵使用DDT藥粉後，虱子反而更多了。把虱子收集起來進行檢測發現，5%的DDT藥粉不能引起虱子自然死亡率的增加。從東京流浪者、板橋區的貧民窟以及敘利亞、約旦、埃及東部的難民營收集來的虱子，經檢測證明DDT已經無法控制虱子和斑疹傷寒了。到了1957年，虱子產生DDT抗藥性的國家名單擴展到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亞、西非、南非、秘魯、智利、法國、南斯拉夫、阿富汗、烏干達、墨西哥、坦噶尼喀，意大利曾經的勝利已經不可能再現了。
對DDT產生抗藥性的第一種瘧蚊是薩氏按蚊。1946年，開始噴藥的時候效果還不錯；到了1949年，觀察者發現，雖然噴過藥的家捨和牛棚裡的蚊子都消失了，但是路橋下出現了大量的成年蚊子。很快，它們棲息的地點擴展至洞穴、外屋、陰溝以及橘子樹的葉子和樹枝上。很明顯，成年蚊子已經對DDT產生了足夠的抗藥性，能夠從噴藥的建築中逃出來，在野外得到恢復。幾個月後，家裡噴過藥的牆上又出現了蚊子。
這是現在已經發生的嚴重情況的一個前兆。瘧蚊對殺蟲劑的抗藥性增長極快，而這正是意在消除瘧疾的房屋噴藥計劃的後果。在1956年，只有5種瘧蚊有抗藥性；到了1960年年初，這一數字已經從5種增加到28種。其中包括了西非、中美、印度尼西亞和東歐地區非常危險的瘧蚊。
傳播其他疾病的蚊子也出現了同樣的狀況。一種熱帶蚊子身上攜帶有引起像皮膚病之類疾病的寄生蟲，如今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這種蚊子已經產生抗藥性。在美國的一些地區，傳播馬腦炎的蚊子已經產生抗藥性。傳播黃熱病的蚊子更加嚴重，幾個世紀以來這種病都是世界上的主要災害。具備抗藥性的黃熱病蚊子在東南亞出現，而且在加勒比地區已經非常普遍。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報告證明了抗藥性對瘧疾和其他疾病的影響。1954年，特立尼達島上，由於蚊子產生抗藥性，控制計劃失敗，導致黃熱病大爆發。印度尼西亞和伊朗的瘧疾也出現惡化。在希臘、尼日利亞和利比裡亞，蚊子仍在傳播瘧原蟲。在佐治亞州，蒼蠅控制計劃緩解了腹瀉病的情況，但僅在一年內，取得的成績就全部消失。在埃及，暫時的蒼蠅控制計劃降低了急性結膜炎發病率，但控制效果持續到1950年就消失了。
佛羅里達州的鹽沼蚊也產生了抗藥性，雖然不會危及人類健康，但從經濟角度看卻令人煩惱。雖然鹽沼蚊不會傳播疾病，但是它們的大量出現使佛羅里達大片沿海地區變得不適宜居住。艱難地實現控制後，情況很快又恢復了原樣。
很多地方的普通家蚊也出現了抗藥性，所以很多社區定期大規模噴藥的計劃應該停一停了。如今，在意大利、以色列、日本、法國以及美國部分地區（加利福尼亞州、俄亥俄州、新澤西州、馬薩諸塞州），家蚊已經對幾種殺蟲劑產生了抗藥性，包括使用最廣泛的DDT。
另外一個問題是扁虱。最近，傳播斑疹熱的木虱已經產生了抗藥性；褐色狗虱早已徹底建立了免受化學品影響的能力。這就給人類和狗帶來了問題。褐色狗虱是一種亞熱帶昆蟲，在新澤西州，冬天的時候它們只能在溫暖的室內生存。1959年夏天，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約翰·帕利斯特報告說，他們接到中央公園西路住戶打來的很多電話。帕利斯特博士說：「每過一陣子，就會有一整棟公寓染上虱子，而且很難清除。狗在中央公園染上了虱子，然後虱子開始產卵，並在公寓裡孵化。它們好像對DDT、氯丹或大部分現代藥劑免疫。過去紐約市很少見到虱子，現如今，在紐約市、長島、維斯切斯特市，直到康涅狄格州，到處都是虱子。在過去的五六年裡，我們都注意到了這種情況。」
在北美大部分地區，德國蟑螂對氯丹產生了抗藥性。過去滅蟲專家最愛用的武器就是氯丹，現在他們已經轉而使用有機磷。然而，最近蟑螂對有機磷也產生了抗藥性，這下滅蟲專家們就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了。
隨著抗藥性的發展，負責防治蟲媒疾病的機構正在輪番使用各種殺蟲劑。儘管聰明的化學家能夠不斷提供新的化學品，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布朗博士指出，我們正在「一條單行道」上行進。沒人知道這條路有多長。如果在攜帶疾病的昆蟲得到控制之前就走到了路的盡頭，那我們真就危險了。
危害作物的昆蟲也有同樣的情況。
早先對非有機化學物有抗藥性的農業昆蟲大約有12種，現在又出現了許多種昆蟲對DDT、BHC、林丹、毒殺芬、狄氏劑、艾氏劑以及被寄予厚望的磷酸鹽產生了抗藥性。1960年，破壞農作物的昆蟲中有65種產生了抗藥性。
首例對DDT產生抗藥性的農業昆蟲於1951年出現在美國，這大約是首次使用DDT6年後。最棘手的問題可能是蘋果卷葉蛾，如今在世界上所有蘋果種植區的卷葉蛾都已經具備抗藥性。捲心菜昆蟲的抗藥性又是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美國很多地區的馬鈴薯昆蟲也具備了逃脫化學控制的能力。6種棉花昆蟲、薊馬、果蛾、葉蟬、毛蟲、螨蟲、蚜蟲、鐵線蟲以及其他很多昆蟲，如今都可以無視農夫們噴灑的農藥。
化學工業可能不願面對抗藥性的事實。甚至到了1959年，已經有100多種昆蟲具備抗藥性的情況下，農業化學領域一家主要期刊還在問昆蟲抗藥性是真的還是想像出來的問題。即使化學工業界不再關注，問題依然存在，而且還有一些經濟方面的問題。首先，用化學品控制昆蟲的成本不斷增加。提前庫存大量化學品已經不再可能——今天還是最佳殺蟲劑，明天就可能完全失效。用於支持和推廣殺蟲劑的大量資金都可能白白浪費，因為昆蟲再一次證明暴力手段絕非對待自然的有效方法。不管生產新式殺蟲劑和研發新型使用方法的速度有多快，人們發現昆蟲總是略勝一籌。
達爾文可能不會發現一個比抗藥性機制更能證明自然選擇的例子了。在一個原始的族群中，每隻昆蟲的身體結構、行為、生理機能都不一樣，只有「強硬」的昆蟲才能在化學攻擊中生存下來。噴藥會殺死弱小的昆蟲。生存下來的昆蟲具有一種內在的能力，幫助它們避開危險。這些昆蟲繁殖出的下一代通過簡單的遺傳，就獲得了先輩們所有的「強硬」品質。使用強力化學品解決問題，卻使問題變得更加糟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這樣的後果。幾代過後，昆蟲族群不再是強弱混合，而是變成了一個頑強的、有抵抗力的群體。
昆蟲抵禦化學品的方式可能是多種多樣的，而且現在人們還不太瞭解。據說有的昆蟲是憑借結構優勢抵抗化學控制，但沒有什麼實際證據。從各種觀察來看，一些昆蟲確實具有免疫性。佈雷約博士在丹麥佛比泉蟲害防治研究所對蒼蠅進行觀察後報告說：「它們在DDT環境裡嬉戲著，就好像從前的男巫師在紅紅的炭火上跳舞一般。」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得出類似的報告。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蚊子對DDT的首次反應是逃出噴藥的房間。隨著抗藥性的增強，它們又回來了。在它們停留的地方，用手電筒照著可以清楚地看到DDT的痕跡。台灣南部的一個軍營裡，具有抗藥性的臭蟲身上竟然帶有DDT粉末。把這些臭蟲包在浸染了DDT的布裡，它們依然可以存活一個月。它們還在那裡產了卵，孵化出的幼蟲茁壯地成長起來。
不過，抗藥性並不一定依賴於身體構造。抗DDT的蒼蠅體內有一種酶，這種酶可以把DDT變成毒性更弱的DDE。只有具有抗DDT遺傳因素的蒼蠅才有這種酶。這種因素當然是世代相傳的。蒼蠅和其他昆蟲如何削弱有機磷化學物的毒性就不太清楚了。
一些行為習慣也可能使昆蟲避免接觸化學品。許多工人發現，有抗藥性的蒼蠅更多地在未噴藥的平面落著，而很少出現在噴過藥的牆上。有抗藥性的家蠅習慣停留在一個地方，這樣就大大減少接觸藥物殘留的頻率。一些瘧蚊的習性可以使它們完全避開DDT接觸，這樣它們就等於具備了抗藥性。一旦噴藥，它們就會離開室內，到戶外生存。
一般來講，昆蟲產生抗藥性需要兩到三年，但有時候僅需要一個季節，甚至更短的時間。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也可能需要6年時間。一種昆蟲一年內繁殖的後代數量也很重要，而且種類和氣候不同，繁殖數量也不同。例如，加拿大的蒼蠅產生抗藥性的速度就比美國南部的蒼蠅慢，因為美國南部漫長而炎熱的夏天利於繁殖。
有時候，人們會帶著希望問：「既然昆蟲能產生抗藥性，人類可以嗎？」理論上講是可以的，但是，可能需要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時間，所以就不必再多想了。抗藥性不是在個體身上產生的東西。如果一個人生下來就不易受毒素影響，他就可能存活下來，繁衍後代。因此，抗藥性是在一個群體內經過幾代人的過程才產生的。人類繁衍的速度是每世紀三代，而昆蟲繁殖下一代只需要幾天或幾個星期。
「短時間內沒有危險，但可能失去戰鬥能力，而需要長期付出代價，還不如承受一點損失更加明智」，佈雷約博士在荷蘭任植物保護署主管時建議，「應該盡可能少地噴藥，而不是竭盡全力噴藥。對害蟲種群的壓力應該盡可能地減少。」
不幸的是，美國農業部不流行這樣的觀點。農業部1952年專門討論昆蟲問題的年鑒，承認了昆蟲產生抗藥性的事實，但認為「為了實現充分控制，需要更多地使用殺蟲劑」。農業部並沒有提及，當只剩下那些能夠殺死地球全部昆蟲和生命的化學品沒有試用過時，會發生什麼事情。1959年，也就是農業部提出建議僅僅7年過後，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昆蟲學家在《農業和食品化學》雜誌上提道：至少有一兩種害蟲正在經歷最後可用的化學物質。
佈雷約博士說：
很明顯，我們正在一條危險的道路上行進……我們需要大力研究其他控制方法，這種方法必須是生物防治，而不是化學控制。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謹慎地指引自然過程向我們需要的方向發展，而不是使用蠻力……我們需要更高層次的判斷和更深刻的洞察力，我發現許多研究者都不具備這樣的素質。生命是一個奇跡，超越了我們的理解。甚至在我們不得不與它鬥爭的時候，我們都要心存敬畏……使用殺蟲劑武器充分證明了我們的知識匱乏和能力不足。如果懂得指引自然發展方向，完全不必使用蠻力。在這裡，我們需要的是謙卑的態度，而不是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