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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

彼得·伽裡森(1955— )是美國當代科學史領域新生代的領軍人之一,他對20世紀微觀物理學史的研究工作,以「實踐」的視角展示了「儀器」作為一種物質文化載體在科學發展中的特殊作用。在此基礎上,其提出的「交易區」(trading zone)理論成為極具解釋力的跨文化協作模型,被廣泛應用於各領域的研究。伽裡森現為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物理系教授,由於其作出的傑出貢獻,曾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1997)、普菲策爾圖書獎(1998),以及馬克斯·普朗克科學獎(1999)。2007年,伽裡森獲得哈佛大學最高榮譽教授席位——約瑟夫·佩雷戈裡諾教授席位。

迄今為止,伽裡森共有四部著作,《實驗是如何終結的?》是彼得·伽裡森的第一部著作,主要基於其在哈佛期間攻讀科學史方向博士論文的研究工作。書中,伽裡森以實驗為主題,儀器為敘事主線,再現了現代物理學實驗室中發生的爭論,以及實驗如何開始、如何進行、如何得到實驗者們認為正確的結果並得到業界認可,最終以新發現的形式被載入史冊的歷史進程。

書中選取了微觀物理學史中的三組著名實驗「測量旋磁率實驗」、「發現μ介子實驗」和「發現弱中性流實驗」,每組實驗分別對應著20世紀微觀物理學的一個發展階段。其中,「測量旋磁率實驗」對應的是物理學的宏觀時期,其發生在20世紀初期,物理學對微觀世界的探索剛剛開始,還沒有專門的儀器來探索粒子,只能由宏觀現象通過理論推演出微觀活動;「發現μ介子實驗」對應的是物理學的中觀時期,其始於20世紀30年代,蓋革計數器和雲室出現,物理學家能夠通過儀器探測到微觀粒子的運動和相互作用過程;「發現弱中性流實驗」對應的是物理學的微觀時期,在這一時期,大型氣泡室和對撞機成為探測粒子的主要儀器,通過這些規模空前的巨型儀器,人們能夠測量粒子的動量、質量、衰變產物甚至原初粒子的身份。

通過對三組實驗實踐活動的微觀考察,伽裡森揭示了不同時期,隨著物理學儀器的變化所展現出的實驗者與儀器、實驗步驟、所採取的計算方法之間,以及實驗者之間,實驗者與理論家甚至社會輿論和社會資助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相互作用的變化。正是在此種意義上,儀器被作為一種物質文化載體引入傳統科學史的研究視域。自此基礎上,伽裡森將儀器視作與理論、實驗地位相同的第三種亞文化,對科學發展中的理論、實驗和儀器三種亞文化互相交織與影響的微觀機制進行了探索式的研究。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實驗是如何終結的?》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其對實驗實踐與儀器的關注與文化研究彌補了長久以來科學史學研究中對實驗與儀器的忽視。第二,其展現了物理學發展中多種亞文化的交互作用,這與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倡導的「科學是亞文化的集合」不謀而合,從而成為科學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第三,其為伽裡森之後的相關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後,伽裡森基於理論、實驗與儀器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提出了科學發展的分立模型,部分解決了長久以來理論和實驗二分所帶來的弊端,描繪出繼庫恩科學革命之後關於科學發展的新圖景。同時,他還基於亞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微觀機制提出其核心思想「交易區」理論,建立起被各領域廣泛應用的跨文化協作模型。

這些均成為翻譯和出版這本書的重要動力。

本書的出版是許多人的推動和辛勤付出的結果。首先,感謝清華大學的李正風教授,通過李老師的推薦,本書有幸被收錄至「科學文化譯叢」。李老師也是本書的審稿專家,對於一部包含物理學史、科學文化與科學哲學等多領域綜合研究,同時涉及英語、德語和拉丁語等多種語言的專著,審校難度可想而知。同時,感謝清華大學的劉兵教授和王巍教授,兩位老師是我接觸和翻譯本書的緣起。劉老師作為博士生導師指導了我在博士論文期間對伽裡森的研究,王老師的鼓勵促使我開始本書的翻譯工作。更要感謝本書的作者彼得·伽裡森,通過他的幫助,我作為訪問學者到哈佛對其進行多次深入訪談,這對正確理解本書的內容具有關鍵作用。感謝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資助,以及中國科協的王麗慧博士、上海交大出版社的李逢源編輯、科學出版社的錢俊編輯和為本書提供大量支持的工作者,本書能夠在短時間內順利付梓離不開大家的傾力付出。此外,感謝我的家人和同事,他們是我能夠全心工作的堅實後盾和重要夥伴。

最後,感謝各位師長、同行和讀者對本書的關注,疏漏之處,敬請撥冗指正([email protected]),這將對本書以及我之後的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幫助。

董麗麗

201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