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理查森對旋磁比的測量嘗試失敗後，普林斯頓大學實驗室的其他科學家們接過了研究的火炬。最終在1915年，研究生約翰·昆西·斯圖爾特（John Quincy Stewart）連同莫裡斯·佩特（Maurice Pate）開始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研究可能是受到了巴奈特完成的逆向實驗的鼓舞。一個問題曾經引領著愛因斯坦和德哈斯分別對他們的原初技術進行了重構，這個問題同樣也困擾著普林斯頓人：懸空鐵棒一旦開始磁化，就會直接同螺線管產生相互作用，進而完全掩蓋了實驗的預期效應。
德哈斯將螺線管直接纏繞在懸空棒上，又使用短脈衝進行反磁化，由此解決了這個問題。而愛因斯坦的解決方法是通過短脈衝逆轉鐵棒上的剩磁。斯圖爾特對愛因斯坦的想法進行了改進（見圖2.13）。[1]他並未使用脈衝場逆轉剩磁，而僅僅試圖消除磁化作用。這一方法的優點在於，物質消磁所需的磁場較樣本反方向重新磁化需要的力要小得多。通過對強磁場的避免，斯圖爾特大大減少了其相關的干擾效應，產生的機械效應僅僅損失了一半（由於他將鐵棒的磁化強度由M減少為0，取代了由M至-M的改變）。
圖2.13 1918年斯圖爾特的實驗裝置。A為兩個補償線圈，R和S為懸掛機制，B為樣本，兩個M處是確定扭轉角的光學系統。斯圖爾特對愛因斯坦、德哈斯和理查森研究的重大改進在於他僅僅對樣本進行了消磁，而非磁化的逆轉。消磁需要的磁場相對要小得多，干擾效應也較小。來源：Stewart，「Momentum，」Phys.Rev.11（1918）：102.
在系統性誤差的消除上，斯圖爾特還引入了三項基礎性改進。首先，他設計了由六個矩形線圈組成的系統，線圈被分別安置在以懸空樣本為中心的立方體的六個面上，成為一個可精密控制的電磁體。相對的兩個線圈由導線串聯為一組。由此，根據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線圈轉動的比率，地球磁場可以大體上得以消除，然後通過調節線圈電流進行更精確的消除。其次，斯圖爾特使用的導線樣本較愛因斯坦和德哈斯使用的更為狹長。這就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樣本極點對樣本其他部分產生作用時自發產生的去磁量。最後，斯圖爾特巧妙地運用了兩個測試線圈，以消除少量的永磁化和地球、螺線管磁場感應引發的鐵棒橫向磁化（即上文中愛因斯坦與德哈斯的第二種實驗背景）。
通過對測試線圈的恰當排列，斯圖爾特得以發現了樣本的磁矩，並以較小的增量對樣本進行消磁，直到磁化作用自動逆轉，進而將磁矩消除。由此，他可以調節帶有已完全消磁的測試棒的裝置，測算樣本自由擺動的週期，確保在此過程中不受地球磁場影響。愛因斯坦和德哈斯使用的樣本並未進行完全消磁，因此他們沒有相同的檢測過程。斯圖爾特使用的鐵棒在重新磁化時，同未磁化時的擺動週期不同，這是由於它現在可以同地球磁場產生相互作用。斯圖爾特對補償線圈進行了校正，直到恢復自由擺動週期為止。他宣稱，恢復的時間點即是地球磁場得到中和的時候。與此相似的是，斯圖爾特還將樣本磁化，調節了鐵棒與螺線管之間的角度，直到鐵棒可以像無外加場時一樣產生擺動為止，由此他消除了螺線管的橫向場。
在消除了干擾因素之後，斯圖爾特通過實驗確定了可以有效使鐵棒消磁的，通過螺線管的最小電流，並使用這一電流進行了測算。較愛因斯坦和德哈斯面對的情況而言，這些小電流造成各種干擾的能力明顯要更低。使用了九種不同導線進行一組實驗後（不包含實驗導線超過特定粗細程度的實驗組），斯圖爾特得到的平均結果是g=2.0±0.2。[2]對斯圖爾特實驗的精度檢驗是：由下行磁化造成去磁時，觀察到的光束位移與初始磁化方向向上時的位移方向相反但距離相等。
斯圖爾特接受了g值約為2這一結果，並推測以下兩種可能性中必定有一種是正確的：一是僅負電子會旋轉，但它們不會對中觀物質產生充分影響（滑動假設）；二是正電荷和負電荷均旋轉，且方向相反。最後，鑒於自己和巴奈特研究結果間（斯圖爾特的結果早於巴奈特「改良過的」g值1）不太可能出現這樣的偶然巧合，斯圖爾特排除了滑動假設。因此，斯圖爾特推斷，正電荷肯定也是旋轉的。由測量到的旋磁比和正電子質量出發（斯圖爾特認為它是氫原子的原子核），他還推斷「旋轉的、帶正電的原子核的角速度與電子內環的角速度大致相同（但符號相反）」。[3]斯圖爾特對原子模型的開明態度與他的英國指導教師理查森的風格十分一致，理查森在其1908年的論文中就曾明確表示了對帶有不同電荷和旋轉、自轉速度的粒子的認可。
與此同時，在歐洲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埃米爾·貝克（Emil Beck）正著手以更高的精確度重複愛因斯坦的實驗。帕爾貼效應（Peltier effect）是指當電流流過兩個導體的接點時，會產生吸熱或放熱效應。貝克發明了測量該效應的精密方法，並由此成名。[4]貝克與斯圖爾特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沿襲了愛因斯坦和德哈斯的諧振法，通過振蕩磁場逆轉了鐵棒的磁化作用。貝克對愛因斯坦的繞軌電子理論和自己的測量值均具有充分的信心，他這樣寫道：「在筆者看來，這一方法可以準確地確定e/m這一重要份量。」很顯然，貝克同愛因斯坦和德哈斯相同卻與斯圖爾特不同，貝克所能接受的理論中的g值只有1這一個選擇。[5]
對愛因斯坦和德哈斯實驗方法的三項改進使得貝克具有了這樣的信心。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對兩人所使用的操控較為困難的頻率測量系統加以改換。貝克並未使用諧振頻率計進行部分測算，也未通過改變和測量發電機的驅動電流進而在點之間進行插值，而是發明了一種簡單的儀器，可以對微小的頻率差進行精確測量。為此，他利用了愛因斯坦實驗中的一項干擾效應：磁化棒與交變磁場水平份量間強效的直接耦合導致的扭轉振蕩。在貝克的頻率測量儀器中，在懸空永磁體上纏繞了平行線圈，同主螺線管之間進行串聯。懸掛永磁體的纖維與旋磁實驗中懸掛鐵棒所用的細線具有相同的扭轉常數。實驗線圈產生了強烈的水平振蕩場，使永磁體產生振蕩。因此，在任何給定的頻率條件下，貝克均可以通過光點的最大偏移，估量出如何加長或縮短纖維以獲得諧振效果。他對頻率較為瞭解，這使得確定的阻尼常數更為精確，進而使旋磁比也更為精確。
貝克的第二項創新是對感光片的使用，通過緩慢移動感光片，記錄下了試驗樣本上安裝的小鏡子所反射的光束的偏移。這使得他可以對阻尼常數進行附加和直接測量。該常數的確定是通過將鐵棒設置為自由振蕩狀態，並由沖印出的感光片讀出偏移的衰變振幅。
最後，貝克對螺線管場、慣性矩和鐵棒磁化強度的測定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進，這也是g值計算的一部分。為了計算出螺線管中的場，他使用了一台由金屬線懸掛起來的鏡式電流計。（愛因斯坦和德哈斯僅僅計算了這一數量。）在對鐵棒慣性矩的計算和測量中，貝克在兩個值間得到了更高的契合度。最後，通過將線圈纏繞在鐵棒上，並連接在已校準的電流計上，他又測量了鐵棒的飽和磁化量。當磁場突然產生時，鐵棒被磁化，進而造成磁場的變化。鑒於線圈中的磁場已經得到了確定，可以通過儀表偏轉瞭解鐵棒的磁化作用。為了對鐵棒進行測量，貝克進行阻尼常數諧振測量和感光測量並取平均值後，得到的旋磁比值為g=1.9，與愛因斯坦和德哈斯的誤差線相距八個標準差。這一差別使得貝克對「造成誤差的所有原因」進行核對，對於他對愛因斯坦和德哈斯的原始實驗過程所做的變更也進行了尤為審慎的檢查。[6]
就在貝克準備對研究成果進行發表時，愛因斯坦來到瑞士拜訪了他。親眼所見的一切給愛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德哈斯，「蘇黎世有一位十分優秀的實驗家（貝克先生），他重複了我們對鐵磁體轉矩的測量，得出的效應值僅有理論預期的一半（g因子值的2倍）」。[7]關於宣佈新的m/e值，貝克表現得較為猶豫，他做出了這些推斷：１存在一種新型電子；２原子核或正粒子環繞運動的方向與電子相反；或３情況較先前猜想的更為複雜。毋庸置疑的是，推斷３較為穩妥地涵蓋了所有的可能。
不久之後，工作於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古斯塔夫·阿維德森（Gustaf Arvidsson）分別證實了貝克和斯圖爾特的研究結果。[8]阿維德森同貝克一樣，將他的測量值用於m/e值的確定，並也沿襲了愛因斯坦和德哈斯的諧振法，將鐵棒進行逆磁化。鑒於當時阿維德森對貝克和斯圖爾特的研究結果並無瞭解，他對自己與愛因斯坦在研究結果間的不一致性感到十分擔憂。阿維德森展示了自己的數據，g值平均為2.12，而後並未明確表態：「在我看來，在宣佈精確結果之前，必須先對現象有一個準確的瞭解，包括對振蕩場中磁化作用的統計分析。」
斯圖爾特、貝克和阿維德森的測量結果都指向了g=2，這一共同的結論使得繞軌電子的簡單模型遭遇了深刻的困擾。歐洲物理學家中的重要人物們苦苦思考著電子物理學的意義，這一點在1921年索爾維物理學會議的探討中展露無遺。會上德哈斯就自己的最新實驗做了報告，洛倫茲、理查森和拉莫爾亦參與到了討論中。
同巴奈特一樣，德哈斯也屈服於這一誘惑：重新拿出了早先的非可信數據，同他的最終數據一起提出。談及同愛因斯坦的實驗時，德哈斯這樣回憶道：「我們在實驗中得到的2m/e值是g=1.4和1.0。1.0幾乎完全等同於標準值g=1.00，由此我們相信，1.4這一值的『過大』是由實驗誤差引起的。」[9]德哈斯報告中的前一個值1.4是愛因斯坦和德哈斯在1915年論文中曾明確捨棄的實驗組中的數據。在展示了計算和觀察到的光標記的雙重撓度後，二人有充分理由不再對實驗的2m/e值進行計算。正如他們所清楚記載的一樣，為了滿足理論計算中指定的條件，有必要對磁化作用進行瞬間換向。在他們的首次實驗中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二人實驗之所以重複進行確實主要是由這一因子引起的。在將1.0和1.4這兩個g值數據片段置於同樣位置時，德哈斯並未對他的早期實驗進行如實闡述。他的這一平等對待可能正反映了這一說服性的增強：斯圖爾特、貝克和阿維德森可能是正確的。
熱烈的討論並未能解決問題。理查森辯稱，可以通過重提龐加萊（Poincare）的陳舊觀點來解釋g=2：電子的真實結構為環狀物體的自轉，而非繞軌運動。據拉莫爾推測，正核可能是憑藉著某種未知的原理來應對這一問題，德哈斯認為這一說法是「強迫性的」。基於洛倫茲正直的性格特點，他承認即使由效應得出的g值為1，同理論預期完全一致，但鑒於並無「令人滿意的（鐵）磁性理論」，因此若欲闡明鐵製物體中發生現象背後的機理，仍然具有相當的難度。[10]
在索爾維物理學會議會後，德哈斯又發表了兩組新的數據集，其中g值的平均數分別為1.55（1921年3月）和1.11（1921年7月）。他做出了這樣的解釋：
本報告中引用的其他作者發現的e/m值是標準值的雙倍（g因子的2倍）。於我而言，我認為效應的準確值本身仍然有待確定。即便如此，所有觀察者所發現的e/m值都是過大的。因此，部分的轉矩消失了，並未被觀察到。報告中呈現了這樣的看法：高速旋轉的正核可以消減部分的轉矩。但是我認為這樣的假設有些牽強，可能性較低；相反，我認為，若理論的基礎是無懈可擊的，則其他隱藏的運動也必須納入到考慮中。[11]
在柏林舉行的學會討論中，愛因斯坦複述了德哈斯對接受性越來越廣泛的g值2的不滿，敦促這些偉大的測量者們解決這一問題：「難道我們不能在這裡對於旋磁效應進行研究嗎？g因子的值仍然沒有得到確定的答案。」[12]
在1920年10月，斯圖爾特、貝克和阿維德森的實驗結果均已發表後，巴奈特完成了一篇簡短的報告，解釋了其早期研究工作不完善的原因。在這一事後分析中，使用銅質樣本代替了早前實驗中使用的鐵棒。由於銅並非鐵磁體，因此任何磁場均不可能是由「真正的」旋磁效應引起。雖然如此，巴奈特仍發現銅確實會產生磁場，他將這一現象歸因於渦電流（由施加的磁場變化而產生的物體中電流感應）產生的特有磁場。若將渦電流添加到旋磁磁場中，則g值將顯得更小。「兩種方法（1915年的電流計方法和1917年的磁力計方法）得到的結果之所以不一致，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很可能就在於此（渦電流）。」[13]基於目前對背景的控制，一切都得到了校正：
所有的測試棒均給出了g值2，而非1或其他值。由此再次表明了正電的效應，或者表明了效應中僅僅涉及到負電，但是對於引發磁性的運動而言，m/e的值較已知實驗中確定的值更小。[14]
那年晚些時候，巴奈特又重複表達了這些主張。[15]
1922年，巴奈特準備將新研究的相關文章投稿給《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會刊》（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文章中他著重強調了1915年獲得的研究結論（g=2.3和2.0）。在修正主義史的另一方面，巴奈特1917年的研究結果很快就消失了，「1917年我們使用磁力計完成了對鋼、鈷和鎳的研究，和以前一樣獲得的g值為負，其平均值處於之前獲得的鋼的g值與該值的二倍之間」。[16]簡而言之，g值在1和2之間。
為了解釋2這一新的（毋寧說是舊的）g值結果，巴奈特擱置了愛因斯坦的繞軌電子理論，而援引了沃爾德馬爾·福格特（Woldemar Voigt）和馬克斯·亞伯拉罕（Max Abraham）的理論。亞伯拉罕認為，若使電子攜帶的電荷均勻分佈與球體表面上，而後僅從電動力學角度計算質量，則L/M這一比值與直徑相當於g=2條件下旋轉運動中的m/e相等。對於體積中分佈著電荷的自旋電子而言，g=5/14。根據這些啟發性的數據，巴奈特做出了這樣的推論：１正電子或「磁子」處在旋轉狀態中；２亞伯拉罕提出的兩種旋轉電子中的一種是這一效應的原因；或３元兇是一種與繞軌電子不同的新型磁子。雖然巴奈特的報告中並無自己的研究結論，但他完全確信自己最初的（與斯圖爾特、阿維德森和貝克一致的）研究結果是正確的，而1917年的研究結果則相反。
1918年巴奈特開始工作於卡內基研究所地磁學研究室，1922年起他與研究室負責人路易斯·鮑爾（Louis Bauer）陷入了不和。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巴奈特全心投入於對自己之前實驗的細微改進，這觸怒了鮑爾。鮑爾向研究所負責人約翰·C.梅裡安姆（John C.Merriam）報告稱，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裡，「巴奈特一直對盡早完成實驗抱有希望」，但是「很明顯，他的心緒和身體狀況不佳，以至於單憑自己……無法確定是否應該結束實驗，並對已獲得的結果感到滿意」。[17]與此同時，巴奈特的實驗室助手也抱怨說，巴奈特僅僅將機械操作性和日常性的事務交予他處理，或者「在實驗進行中，不讓他參與任何觀察或歸納處理的工作」。[18]儀器製造者也開始因為難以滿足巴奈特改進裝置的要求而感到絕望。直到1922年11月，儀器製造者將七分之一的時間都用在了巴奈特的實驗上。最終，實驗室副主管約翰·亞當·弗萊明（John Adam Fleming）寫信給鮑爾，建議儀器製造商不再支持巴奈特的研究。
在我看來，在當下使用的裝置中，巴奈特博士試圖攻克的那些機械困難是由根本的機械缺陷引起的……即便對它們進行暫時改進……調節的效果很可能也不是永久性的，在擴展型、具有可靠性的系列觀察中可能也是無法保持長久的。[19]
1924年，巴奈特離開了卡內基的實驗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種種壓力的結果。他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使用之前舊的裝置儀器繼續進行研究（見圖2.14）。當年5月，巴奈特和他的夫人萊利婭·傑弗遜·哈維·巴奈特（Lelia Jefferson Harvie Barnett）通過對實驗誤差的詳盡探討，完成了對巴奈特效應的大量研究。從研究文章中的部分標題可以看到他們對系統誤差的謹慎態度：
圖2.14 20世紀20年代早期巴奈特的裝置。巴奈特使用並改進了這一裝置，用於測試旋轉引起的磁力效應，由此，他開始了在華盛頓卡內基研究所的工作，後來在1923至1925年間他又在加州理工學院繼續進行研究。來源：Barnett and Barnett，「New Researches，」Proc.Am.Acad.Arts Sci.60（1925）：148.
39. 磁力較低磁體的渦電流效應
40. 氣流對底座板的影響
43. 磁力計熱效應的消除
47. 軸頸摩擦熱效應引起的磁化誤差
51. 轉子軸向位移的誤差
53. 湯姆遜推斥效應的誤差
54. 機械干擾的誤差
55. 順時針和逆時針速度不等引起的誤差
巴奈特夫婦不願再次被錯誤的結果蒙騙。在進行了159組觀察後，他們給出了最準確的g值1.89，精確到2%。[20]
獲得這些精確數據後，巴奈特摒棄了亞伯拉罕電子模型觀點，轉向了一個大相逕庭的，後來引起激烈辯論的物理學領域。1924年末，巴奈特在信件中稱，理論闡釋「並不清晰，無法（對旋磁比）進行肯定的預測」，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們同反常塞曼效應是「緊密相關的」。在20世紀20年代初，阿爾弗雷德·蘭德（Alfred Lande）在他的理論論文中曾將這一效應同旋磁現象聯繫起來。[21]巴奈特在發表時覆蓋的範圍更加廣闊：
毋庸置疑，我們發現的現象與塞曼效應具有密切的聯繫，我們認為在旋轉引起的轉矩作用下，磁子可能在進行等速進動……索末菲和德拜通過空間量子化觀點（在磁學領域內，現在由泡利、索末菲、愛潑斯坦、蓋拉赫及斯特恩-蓋拉赫的研究加以支持）對反常塞曼效應進行了部分解釋，正如蘭德所說，這一效應很可能同我們發現的反常現象具有關聯。索末菲和蘭德試圖通過一種方法來解釋這一反常情況，該方法似乎是將我們研究的s態原子等同於磁子，並將m/e所得的g值2歸因於此。該g值與我們的實驗給出的g值大致相等。[22]
巴奈特再次對其實驗的理論分析進行了更改。此時，巴奈特認為他的效應不僅與愛因斯坦-德哈斯效應一致，也與多種光譜學效應和近期發現的空間量子化現象具有一致性。空間量子化理論認為，磁場中原子的磁矩在空間中的可能方向貌似是確定的。不久之後，塞繆爾·古德施密特（Samuel Goudsmit）和喬治·烏倫貝克（George Uhlenbeck）將兩種效應的來源解釋為完全非定理性概念——電子自旋。
巴奈特輕易地將其實驗混同於新型理論系統，這與此原則是相互牴觸的：理論的改變會從根本上改變實驗實踐。實際上，1925年合適的量子模型相關理論經歷了劇變時，g值的量化實驗測定也進入了精密改進的時期。英國的兩位物理學家A.P.恰托克（Chattock）和L.F.貝茨對斯圖爾特的實驗進行了改進，獲得了1.97的g值，該值被W.沙克史密斯（Sucksmith）和貝茨改進為1.99±0.024。[23]在1931年，巴奈特也通過研究愛因斯坦-德哈斯效應獲得了g值1.929±0.006。[24]之後又相繼進行了旋磁實驗的其他變體實驗，尤其針對順磁物質進行，但其中最為精確的應該還屬就職於通用汽車公司研究實驗室的G.G.斯科特（Scott）的實驗（見扉頁說明）。斯科特宣稱的最精確g值為1.919±0.002。[25]當時人們已經瞭解到，自旋軌道和繞軌的概念深刻依賴於特定物質的性質，因此由復合原子中測出的g因子對物理學基礎重要性的表現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封閉狀態下（與原子核無關）測出的電子和μ介子的g因子值是整個科學領域中著名的數值之一，代表了量子場論的一個關鍵性試驗。
註釋
[1] Stewart，「Momentum，」Phys.Rev.11（1918）：100-120.
[2] 斯圖爾特獨自發現鐵和鎳的旋磁比。鎳的精確度較低（g=2.1±0.5），斯圖爾特認為原因在於鎳的磁力相對小，抗磁力較強，導致了干擾程度較大。參見Stewoort，「Momentum，」Phys.Rev.11（1918）：116.
[3] 參見Stewart，「Momentum，」Phys.Rev.11（1918）：120.斯圖爾特指的是「角動量」。因為如果等於角速度，g因子就不可能是2。感謝E.M.珀塞爾教授的觀察結果。
[4] 貝克的早期著作中有非常完整的解釋，參見Beck，Peltier-Effect（1910）.
[5] Beck，「Nachweis，」Ann.Phys.60（1919）：113.
[6] 參見Beck，「Nachweis，」Ann.Phys.60（1919）：144.貝克區分了兩個他檢驗過的物質的數值：鐵的g=1.9（愛因斯坦和德哈斯僅研究了鐵），鎳的g=1.8。
[7] Einstein to de Haas，9 September 1919，EdH.
[8] Arvidsson，「Untersuchung，」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 21（1920）：88-91.
[9] De Haas，「Le moment，」Atomes（1923），214.
[10] Richardson et al.，「Discussion」（follows de Haas's contribution），in Atomes（1923），216-222.
[11] De Haas，「Note，」in Atomes（1923），226-227.
[12] 1922年3月召開的會議的記錄在科爾斯頓和特裡德的版本中得以重新整理，參見Einstein in Berlin（1979）.2:161.
[13] S.J.Barnett，「Further Experiments，」J.Washington Acad.Sci.11（1921）：163.
[14] S.J.Barnett，「Further Experiments，」J.Washington Acad.Sci.11（1921）：163.
[15] S.J.Barnett and L.J.H.Barnett，「Additional Experiments，」Phys.Rev.17（1921）：404-405.
[16] S.J.Barnett，「Angular Momentum，」Bull.Natl.Res.Council，vol.3，part 3（1922）：248.
[17] Bauer to Merriam，28 November 1922，BP；Bauer to Merriam，3 December 1922，BP.
[18] Fleming to Bauer，28 November 1922，BP.
[19] Fleming to Bauer，27 November 1922，BP.
[20] S.J.Barnett and L.J.H.Barnett，「New Researches，」Proc.Am.Acad.Arts Sci.60（1925）：126-216 on 215.
[21] Barnett to Silbert，17 October 1924，BP.Lande，「Anomalen Zeemaneffekt I，」Z.Phys.5（1921）：231-241；Lande'「Anomalen Zeemaneffekt II，」Z.Phys.7（1921）：398-405；Lande'，「Anomalen，」Z.Phys.11（1922）：353-363.1921年之前蘭德的光譜學工作參見Forman，thesis，and Forman，「Lande，」Hist.Stud.Phys.Sci.，2（1970）：153-261。
[22] S.J.Barnett and L.J.H.Barnett，「New Researches，」Proc.Am.Acad.Arts Sci.60（1925）：128.
[23] Chattock and Bates，「Richardson Effect，」Philos.Trans.223A（1922）：257-288；Sucksmith and Bates，「Null Method，」Proc.R.Soc.104（1923）：499-511.
[24] S.J.Barnett，「Gyromagnetic Effects，」Physica 13（1933）：266.「巴奈特調查成果中最重要內容之一是……磁性元素主要由旋壓直徑洛倫茲電子構成，並不是在一條軌道上做電子運動」（第254頁）。
[25] Scott，「Review，」Rev.Mod.Phys.34（1962）：102-109.亦見Heims and Jaynes，「Theory，」Rev.Mod.Phys，14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