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學文化本質上是一套價值體系、行為準則和社會規範，蘊含著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倫理、科學規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是人們自覺或不自覺遵循的生活態度和工作方式。在現實生活中，科學文化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價值理念、制度規範、活動載體、基礎設施四個層面，其中價值理念和制度規範屬形而上層面，活動載體和基礎設施屬形而下層面，但無論在哪一個層面上，科學精神都發揮著主導和核心作用，它源於人類的求知、求真精神和理性、實證的傳統，並隨著科學實踐不斷發展，內涵也更加豐富。[1]作為人類文明形態演進的高級形式，科學文化始終以理性主義為特徵、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為目的，在匯聚人類科學思維與思想成就的基礎上，依托逐步形成的系統化科學知識體系及其應用的制度化形式，在科學發展的歷程中逐步凝煉沉澱、演進和發展，並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進程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科學文化是塑造現代社會和促進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科技事業的發展又反過來推動著科學文化的興起和發展進程。
科學文化因科學的產生而產生，因科學的發展而發展，沒有科學就沒有科學文化。科學作為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同時也是融知識、觀念、精神於一體的獨特文化形態。回顧近現代科學發展歷程，它發軔於16、17世紀歐洲的科學革命時代，伽利略、牛頓、笛卡爾等天才人物取得的偉大成就明確了人在宇宙中的真實位置，使自然科學成為重要的文化力量；科學承認自然規律而否認造物主的設計，破除了許多迷信和傳統信仰；科學提倡觀察和實驗，反對崇尚權威，使自由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進入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以來，現代科學蓬勃發展，科學對社會影響的程度更加全面深入，科學文化的認知功能、方法論功能、創造功能、整合功能、滲透功能日益凸顯，並在改革教育模式、優化思維方式、培育先進文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等諸多方面，越來越充分地展現出它的時代價值，成為社會文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如此，愛因斯坦明確指出：「科學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學直接地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地生產出完全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工具。第二種方式是教育性的，它作用於心靈。儘管草率看來，這種方式不大明顯，但至少同第一種方式一樣銳利。」從這個意義來說，科學不僅創造了物質財富，也創造了全新的文化形態，影響著我們的價值取向。
另一方面，科學文化通過多種方式影響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知道，人是一切生產力和創造力的核心，一部科技發展的歷史就是科技工作者以自己的智力施之於自然現象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家既是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直接載體，也是科學方法和科學思想的直接踐行者，其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科學文化的直接、間接影響。科學文化的方法論功能使得科學家即使在面對暫時的成功、局部的勝利、認識上的一時通透和似乎難以質疑的權威時，也不會放棄對精確性和準確性的追求，始終保持著懷疑、批判和探索的態度；科學文化的價值觀整合功能則能夠把沒有任何血緣、地緣、民族、國家、宗教這些傳統聯繫紐帶的人們聯合在一起，使得不斷有高度智慧和出眾才華的傑出人士拋棄地位、名聲、財富、榮耀、舒適、安逸這些世俗價值而投身到艱苦異常的科學事業中來，使得性情、偏好、興趣、才能各不相同的人相互信任、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相互提攜、相互欣賞、相互讚譽，構成擁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工作方式的科學共同體，從而為科學過程的參與者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家園。[2]
科學文化和社會文化的關係是複雜的，既相互影響、彼此滲透，又相互促進、融合共生。一方面，科學文化依托於科學活動，而科學活動的範圍、規模又取決於社會支持，這就要求科學活動必須向社會公眾展示它的價值和意義，爭取社會公眾對科學文化的認同和接納。同時，科學文化中的制度規則能夠長期踐行，客觀上也需要經濟、社會、法律、政治制度的配套支撐，需要社會文化與科學文化中的不同制度因素相互對接、彼此適應。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的演變，社會文化在相應調整並走向更高形態的過程中，也會廣泛認同接受科學文化中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逐步摒棄、淘汰與科學文化內容相抵牾的非科學因素，或者重新調整民族文化中各種要素之間的關係，使科學文化逐步成為社會文化的核心要素，繼而推動社會文化的整體變革。
二
科學文化是人類經過長期生產生活實踐的磨礪，在創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動日益發達，自我意識和認知能力長足發展，公共語言極大豐富，社會分工格局初步形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經過多次思想革命之後才從朦朧到清晰、從零星要素到系統組合、從個體觀念到群體信念逐步演進而來，有一個形成、制度化和社會化甚至國際化的歷史過程。在人類文明總體演進的過程中，科學文化是在相當晚近的時期才開始成長出來的，包括希臘文化、中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民族文化都貢獻出了自己特有的精華要素，使之融入科學文化之中，成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的共同成分。
科學文化的形成始於價值觀念層面。由於科學對象的複雜性、無限性，科學活動的探索性、不確定性，以及科學勞動的創造性、艱巨性，使得科學過程必須有一些基本的信念和情感來支持其長期延續和傳承，這些基本信念和情感就構成了科學過程的基本價值理念。這些價值理念首先在科學共同體內部確立了「求真知」這一普遍遵循的文化共識，並把尊重科研人員的學術自主和學術自由，倡導相互寬容、相互尊重、誠實守信、理性質疑，以科學的評價體系為導向，以民主的學術批評與監督機制為支撐等作為基本遵循，促進了優良學風和治學氛圍的形成，充分激發起科研人員的創新潛力。正如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所說，科學及以其為基礎的技術，在不斷揭示客觀世界和人類自身規律的同時，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改變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同時也發掘了人類的理性力量，帶來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變革，形成了科學世界觀，創造了科學精神、科學道德與科學倫理等豐富的先進文化，不斷昇華人類的精神境界。[3]這樣一些基本價值理念構成了科學文化的核心內涵，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意義。
相比之下，科學文化的制度化在科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更具有決定意義，因為只有把價值理念形態的內容固化在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制度規範之中，才能通過一定標準識別、評價和指導科學活動參與者的科研行為和交往方式，並通過一定的教化、規訓程序使新進入者理解並身體力行科學活動的要求，進而有效調節和規範科學活動的認知行為和社會行為，保證科學文化以至科學活動作為整體的延續性。一般來說，科學文化的制度規範是多層面、多維度制度的總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規定，也包括非正式的行為規則。一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制度規範，包括對科學家科研過程和結果的要求，比如觀察的可靠性、推理的嚴密性、結果的可檢驗性等等，這些要求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進一步細化為對實驗設計的規定、對實驗過程的規範、對重複試驗的強調等等。二是關於科學家之間合作、交流、評價、監督的行為規範，包括關於科學知識共享的安排，同行評議的質量保障機制，優先權的確認，科學獎勵制度等等。三是關於科學共同體與社會之間的制度規範，包括國家對科學活動的法律規定如憲法保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專業機構的特殊組織原則如把研究和人才培養結合起來的大學制度等等。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科學文化在價值理念層面的內容往往具有總括性、模糊性、多義性，不可能通過條理清晰、整齊劃一的制度充分表達出來，有關科學活動的各種制度規範並不完全是從科學文化的價值理念中簡單推演出來的，也不是來自某些聰明人的整體設計，而是在科學實踐中不斷試錯、逐步改進而來的，至今仍處於調整完善之中。正因為如此，科學文化的制度規範不能完全代替科學文化的價值理念，對科學文化的踐行不僅包括遵循制度規範，同時也包括對價值理念的理解把握。這些價值理念和制度規範共同構成了科技界必須遵守的普遍規則，具有廣泛的行為約束力。[4]
孕育並形成於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科學文化從來不甘寂寞，總是持續不斷地由科學共同體內部向社會延伸、向其他民族國家擴展，這就是科學文化的社會化和國際化。在這個過程中，科學文化爭得了社會對科學價值與意義的廣泛認同，催生了與科學知識生產相輔相成的社會文化，並確立了科學知識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念。[5]而融入了科學文化內涵的社會文化則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科學進步的社會價值，相信科學能夠為人們提供理解自然世界的智慧，提供思考未來世界的理性啟迪，支持使科學成為公眾的常識和思維習慣，從而形成尊重、寬容、支持、參與科學活動的良好社會氛圍。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科學共同體文化的社會化過程構成了科學文化的民族特色或者說國別特徵，國情、文化和歷史的差異決定了科學共同體文化社會化進程的路徑方式甚至具體表現形式，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一國科技發展模式和進程。
世界科技發展的歷程表明，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一個民族要屹立在世界科學之林，離不開科學文化的發展。英國成為近代科學強國，皇家學會成為現代科學組織的典範，培根等思想家的實驗哲學及其關於知識價值的新理念居功至偉；法國科學強國地位的確立，與笛卡爾理性主義文化密切相關；德國在19世紀後來居上成為新的科學中心，洪堡等思想家倡導的科學文化精神及其在大學體制改革中的具體實踐是重要基礎；美國在20世紀中葉崛起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主要依賴於科學文化的引領和對科學發展規律的不斷探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世界科技強國的形成無不伴隨著科學文化變革和制度創新，而制度創新往往源於科學文化理念的創新和引領。我們說科學因其理性精神而熠熠生輝，因其文化傳統而歷久彌新，個中道理也就在於此。如果不能在科學文化上做好準備，不能在科學文化的引領下進行必要的制度創新，就很難擺脫跟蹤模仿的發展軌跡，真正成為開拓科學發展新道路的世界科技強國。
三
中國現代科技事業發展的過程，一定意義上講就是科學文化興起並發展繁榮的過程，沒有科學文化的充分發展和廣泛弘揚就沒有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中國傳統文化有值得我們自豪的豐富內涵，也有制約民族進步的消極因素。李約瑟曾經說過：「從公元1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於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那麼為什麼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曾經引發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原因的廣泛探討。錢學森也曾發出過類似的疑問，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是錢老作為當代中國傑出科學家代表的錐心之問。2015年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進一步激起了國內關於中國科研體制、科學文化的大討論。無論是李約瑟難題、錢學森之問還是屠呦呦引起的討論，都無一例外地指向了科學文化，或許這不是唯一的答案，但一定是最重要的答案。
毋庸諱言，現代科學技術系統引入中國至今不過150多年的時間，相應的科學建制化進程則更是只有剛剛100年的歷史。直到今天，一些制約科學發展的傳統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在科學共同體內部，源自西方的科學價值觀和科學方法論還沒有充分發育起來，以誠實守信、信任與質疑、相互尊重、公開性為主要內容的科學道德準則還沒有充分確立其主導地位，對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倡導，激勵探索、鼓勵創新的價值導向，弘揚求實求真、通過經驗實證與理性懷疑不斷推進科技進步並造福社會的精神理念，還不足以形成相對獨立的科學文化形態。在社會文化層面，西風東漸、歐風美雨雖然推動著科學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共生，但卻始終未能使其成為主流文化的核心內涵；科學理性弘揚滯後於科學事業發展，科學精神的缺失成為中國科學文化的最大缺憾，民眾科學素養長期在較低水平徘徊。[6]雖然黨和政府一再大力倡導，保障探索真理的自由、支持科學事業的發展、尊重專家尊重專業、通過科技進步實現國家富強的理性態度尚未成為社會價值觀的主流，科學文化在保障科學事業健康發展、提升社會文明水平、增強民族理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出來。正因為如此，國家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曾經大聲疾呼：「觀念的創新、科技創新、體制的創新都要回歸於文化的創新，這不僅是邏輯的必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文化是民族的母體，是人類思想的底蘊，要實現科技創新和體制的創新，必須把建立創新文化當做一個重要前提。這不僅是歷史的經驗，也是現實的迫切需要。」從這個意義來說，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文化背景和燦爛文明的國家，如何讓科學文化不斷發揚光大，如何讓科學塑造個人的文化品格，進而鍛造我們民族的文化性格，不僅是一個重大而迫切的話題，同時也是面向未來、加快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誌。
當前，中國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加快現代化建設，科技創新正在步入由跟蹤為主轉向跟蹤和並跑、領跑並存的新階段，處於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時期，我國已經成為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黨中央果斷作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重大戰略部署，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人才是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要求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現代化建設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撐，科學技術的發展呼喚科學文化的發展繁榮。習近平總書記突出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7]面對我國科技創新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對科技創新的巨大需求，必須充分認識科學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全面提高建設科學文化的自覺意識，厚植科學文化的土壤，為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使科學文化建設成為創新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建設中國特色的科學文化，首先要在廣大科技工作者中形成有認同感的文化共識、有凝聚力的共同價值觀、有歸屬感的科學傳統和有感召力的科研環境，培育既能擔當國家使命和社會責任，又能最大限度激發科技工作者創造活力和不斷造就傑出科技人才的科學傳統，調動激發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創新熱情和創造活力；[8]同時還要讓科學的價值理念注入傳統文化的機體，讓科學文化成為文化傳承的核心要素，提高全民科學素質、提升民族理性，參與塑造民族的文化品格，催生理性平和、富有活力和創新意識的社會文化形態，引導社會文化走上科學與民主之路，推動形成為科技工作者創新創造提供良好保障的社會文化氛圍，為我國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強國提供堅實的文化基礎和肥沃的社會土壤。
四
在過去十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非常關注科學文化和創新文化問題，其間除發表過一篇不成樣子的關於創新文化的文章外，一直結合科協工作實際在學習、在思考，越學越覺得研究這個問題很有現實意義，越思考越覺得這個問題博大精深，有些問題甚至到了令人癡迷不覺的地步。比如：
其一，如何理解科學文化與科學傳統及科學觀之間的關係？無論處在何種發展階段，社會公眾對於類似科學技術一類的知識系統都有自己的看法，由此產生的科學文化應該是本土固有的，是這個民族與生俱來的，而不可能是輸入的；如果我們把科學嚴格限定在科學革命以來興起的近現代科學，那麼，以科學共同體內部文化為核心的科學文化就不可避免地會隨著科學技術的擴散而向社會延伸、向國際轉移，這種意義上的科學文化則必然是外源的，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相應的科學傳統及其國別特色。恰如有學者所說，文化的核心是傳統，科學文化的核心是科學傳統。[9]在這種情況下，一國的科學文化究竟是如何建構的？其共性特徵和國別特性又是如何體現的？
其二，中國科學文化的特點是什麼？中國古代確實有技術文化沒有科學文化，缺乏對事物本質的深刻探究和理論說明，有經驗積累沒有理論假說。鴉片戰爭後，西方科學大規模輸入，對科學功能性應用的執著追求以及對科學精神有意無意的抑制，不尊重專家、不尊重專業，科學活動缺乏積累機制和傳承機制，流量很大而存量很小，每一代人幾乎都是從原點做起，找不到甚至也不知道巨人的肩膀在哪裡。這到底是中國科學文化的特點還是缺失？
其三，是否有中國特色的科學文化？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科學文化？有人提出科學文化啟蒙一說，科學可以起到啟蒙的作用，但科學文化如何啟蒙？幾乎所有科學文化學者都認為中國最應該補上科學精神這一課，讓科學精神歸位，可是抓手在哪裡？科學家既是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的直接載體，也是科學方法和科學活動的直接踐行者，從科技人物研究和宣傳入手來培育中國特色的科學文化是否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
為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部署，切實承擔起推進科學文化建設的歷史重任，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於2014年8月啟動了「科學文化譯叢」項目，旨在通過引進翻譯國外優秀科學文化研究成果，為我國的科學文化建設提供更多可資借鑒的學術資源。這項工作啟動以來，其困難和艱辛遠遠超出預期。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科學文化研究有著極為寬闊的學術邊界和豐富的研究主題，科學的本質及其在人類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科學探索與發現、科學的自組織與社會化、科學文化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等等，都是科學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所幸這項工作得到國內致力於科學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們積極響應，也得到出版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經過共同商議，我們從科學文化的歷史、哲學、社會學、傳播學及計量學研究入手，扣住科學文化發生發展史、科學文化的哲學解析和文化學解析，科學文化在各國工業革命與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科學文化傳播（包括科學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進程）與新文化塑造等主題，選擇優秀著作加以翻譯出版。
在譯叢編委會、譯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兩年多的艱辛工作，第一批成果即將面世。作為譯叢主編，我要真誠感謝郝劉祥、袁江洋兩位教授和所有參與譯、校工作的研究人員，這套叢書高度得益於他們的專業精神、學術造詣和傾心奉獻。感謝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提供經費支持，中國科普研究所承擔了主要的組織協調工作，羅暉、王康友同志積極推動，特別是鄭念研究員的辛勤勞動，正是大家的無私奉獻才使翻譯任務如期高質量完成。感謝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原社長韓建民先生、現社長鄭益慧先生、總編輯劉佩英女士和副社長李廣良先生，正是他們的認真負責和積極推進，我們才得以較高效率出版發行本套譯叢。借此機會，我還要感謝袁江洋、李正風、胡志強三位教授，正是他們在過去幾年對中國科協科學文化研究項目的積極參與和深入研討，使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不斷深化，他們的若干觀點和本人的學習心得已經在這篇小文中有所體現了。當然，還有很多同志在這個過程中付出了心血，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今後，我們將繼續推進這一項目的實施，把更多更好的成果呈現給大家。熱情期待有更多的研究人員以寬容和多元的理念去審視和考量科學文化問題，理性觀察和評判科學文化建設進程，努力撰寫出中國人自己的科學文化研究專著。我相信，「科學文化譯叢」作為我們研究科學文化的重要參考文獻，必將成為傳播科學文化的有效載體，建設科學文化的助推器，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能夠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它可能給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於思路的拓展；它未必絕對正確或準確，但希望能給我們留下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
中國科協 王春法
註釋
[1] 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中國科學院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2007年2月26日。
[2] 胡志強：科學文化建設的當代意義，研究報告（未刊稿），2014年4月。
[3] 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中國科學院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2007年2月26日。
[4] 胡志強：科學文化建設的當代意義，研究報告（未刊稿），2014年4月。
[5] 清華大學課題組：科學文化建設研究報告（未刊稿），2014年4月。
[6] 楊懷中：中國科學文化的缺陷及當代建構，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05年2月號。
[7] 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16年11月30日。
[8] 袁江洋：中國科學文化建設綱要，研究報告（未刊稿），2014年4月。
[9] 袁江洋：科學文化研究，載《科學》2015年7月號（67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