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全球都以為人類將邁向人人平等，而全球化和新技術則會讓我們走得更快。但實際上，21世紀可能會產生歷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雖然全球化和互聯網縮短了國家之間的距離，卻可能擴大階級之間的差距；人類似乎就要達成全球統一，但人類這個物種卻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種姓。
不平等的狀態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早在三萬年前的狩獵採集部落，就有某些人的墳墓極盡奢華，身邊滿是象牙珠、手鐲、珠寶和手工藝品，而同一部落的其他人只是在地上挖個洞就草草埋葬。雖然如此，古代的狩獵採集部落已經比後來的所有人類社會都更加平等，原因在於他們本來就沒什麼財產。畢竟，得先有財產，才需要擔心佔有不均的問題。
農業革命之後，財產不斷增加，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人類擁有土地、動物、植物和工具之後，僵化的等級社會出現了，一小群精英世世代代壟斷了大部分的財富和權力。人類也學會了接受這種情況，認為這再自然不過，甚至可能是天命難違。在這種想法之下，等級制度不僅是常態，更是理想。如果貴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為一談而沒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職人員、哲學家和詩人都會耐心地解釋說，就像人體的各個器官也不平等一樣（腳得聽頭的話），如果在人類社會要求平等，只會帶來混亂。
但到了現代晚期，平等已經成為幾乎所有人類社會的理想。部分原因在於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等新思想的興起，還有部分原因是工業革命使民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工業化的經濟需要大量的普通勞動者，工業化的軍隊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無論哪種政體的國家，都極為重視國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為它們需要幾百萬健康的勞動者在生產線工作，需要幾百萬個忠誠的士兵在戰壕裡作戰。
因此，20世紀的歷史有一大部分時間是在縮小階級、種族和性別之間的不平等程度。雖然2000年的世界還有等級之分，但已經比1900年的世界平等許多。在21世紀的頭幾年，人們預期推動平等的進程還會持續，甚至加速，特別是希望全球化將會把繁榮帶到世界各地，使印度人和埃及人也能享受與芬蘭人和加拿大人同等的機會和特權。整整一代人都聽著這個承諾長大。
現在看來，這項承諾大概不會有實現的一天。全球化確實讓許多人受益，但有跡象顯示，社會之間和社會內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劇，少數人逐漸壟斷了全球化的成果，而其他數十億人則被棄之不顧。現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經擁有全球一半的財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擁有的財富，已經超越了最貧窮的40億人。 1
事情還可能更為惡化。前幾章已經提過，人工智能興起可能會讓大多數人類不再擁有經濟價值和政治力量。同時，生物技術的進步則可能將經濟上的不平等轉化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級富豪終於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財富的目標了。迄今為止，能用錢買到的頂多就是地位的象徵，但很快就有可能買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現了延長生命、讓身體和認知能力再升級的全新療法，而這一切的代價又極度昂貴，可能就是人類整體分裂出生物種姓的時刻。
在人類歷史上，富人和貴族總是認為自己是在某些技能上高人一等，才讓他們大權在握。但就我們所知，事實不然。平均來說，公爵並不比農民更具天賦，之所以有地位高下之別，只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經濟歧視所致。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貧民更有天賦、更具創意、更為聰明。等到貧富之間出現真正的能力差異，要再拉近幾乎不再可能。如果富人運用優秀的能力進一步強化自己，而且擁有更多的錢就能買到更強的身體和大腦，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差異只會越來越大。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僅擁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財富，更擁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麗、創意與健康。
因此，在生物工程 與人工智能興起之後，人類可能會分裂成兩個群體：一小群超人類，以及絕大多數位於下層而且毫無用途的智人。雪上加霜的是，等到民眾不再具備經濟與政治上的力量，國家對國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投資意願也可能降低。成了多餘的人，是件非常危險的事。這時候，民眾的未來只能依賴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這種善意能維持幾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難（例如氣候突變），要把多餘的人拋到腦後實在太誘人，也太簡單。
像法國和新西蘭這樣的國家，長久以來抱持自由主義的信仰、福利國家的作風，雖然精英已經不再需要民眾，但或許仍然願意繼續為民眾提供照顧。然而如果是在比較資本主義的美國，只要一有機會，精英群體可能就會立刻打破福利國家的制度。至於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情況就更為嚴峻：一旦民眾不再具有經濟價值，不平等的狀況就會迅猛發展。
這樣一來，全球化非但沒有讓全球統一，還可能造成“種化”（speciation）：人類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種姓，甚至直接成為不同的物種。全球化會讓世界橫向統一、消除國界，但也讓人類縱向分化成不同族群。就算是在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執政的少數精英也可能決定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大批平凡的智人。這樣看來，目前的平民主義者厭惡“精英分子”，確實有其道理。如果我們一不小心，硅谷巨擘和莫斯科億萬富豪的孫子，就可能成為比阿巴拉契亞山區鄉下人和西伯利亞地區農民的孫子更優秀的物種。
長遠看來，這甚至可能會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層種姓聚集起來自稱“文明”，再用城牆和護城河把自己與外界的“野蠻人”隔開。在20世紀，工業文明需要“野蠻人”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蠻並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紀，後工業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納米科技，比起過去更能自給自足、自我維繫。於是，不只是整個人類，就連整個國家、整片大陸都可能變得無足輕重。到時可能就會出現文明區與野蠻區的分別，兩者之間由無人機和機器人形成邊界。在文明區裡，作戰時是生化人彼此互擲邏輯炸彈；而在野蠻區裡，用的則是砍刀和AK–47突擊步槍。
在這本書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稱複數來討論人類的未來，講著“我們”該做些什麼，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或許根本沒有“我們”。或許“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同的人類團體會有完全不同的未來。也許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給孩子的是怎麼寫計算機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該教的是怎樣拔槍拔得快、射擊射得準。
該由誰擁有數據
如果我們希望避免所有財富和權力都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關鍵在於規範數據的所有權。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產，政治鬥爭是為了控制土地，而一旦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貴族和平民。到了現代，機器和工廠的重要性超過土地，政治鬥爭便轉為爭奪這些重要生產工具的控制權。等到太多機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資本家和無產階級。但到21世紀，數據的重要性又會超越土地和機器，於是政治鬥爭就是要爭奪數據流的控制權。等到太多數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人類就會分裂成不同的物種。
爭奪數據的比賽已經開始，目前是以谷歌、臉譜網、百度和騰訊等數據巨頭為首。到目前為止，這些巨頭多半採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 2 的商業模式：靠提供免費信息、服務和娛樂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再把我們的注意力轉賣給廣告主。然而，這些數據巨頭真正的目標其實遠超以往的注意力商人，他們真正的業務不是銷售廣告，而是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取得了關於我們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遠比任何廣告收入更有價值。我們不是他們的用戶，而是商品。
就中期來看，這一大批數據可能帶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而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廣告業本身。這種新商業模式的基礎是將權力從人類轉移到算法手中，包括選擇和購買商品的權力。一旦開始由算法為我們選擇、購買商品，廣告業就會崩潰。以谷歌為例，谷歌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萬事問谷歌，而且我們也能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答案。假設某一天，我們可以跟谷歌說：“嗨，谷歌，根據你對汽車和我的所有瞭解（包括我的需求、習慣、對全球變暖的看法，甚至是對中東政局的看法），哪輛車是我最好的選擇？”再假設谷歌確實能給出很好的答案，而且我們已經從經驗得知要相信谷歌的智慧，而不要相信自己老是被操控的種種感受，到那個時候，汽車廣告 還有什麼用？
而就長期來看，只要取得足夠的數據和運算能力，數據巨頭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層的秘密，不僅能為我們做選擇或操縱我們，甚至可能重新設計生物或無機的生命形式。為了維持運營，這些巨頭在短期內可能仍然需要賣廣告，但它們現在評估應用程序、產品和公司的標準已經不再是能賺多少錢，而是能收集到多少數據。某款熱門的應用程序可能缺乏商業模式，甚至短期內還會虧損，但只要能取得數據，就能價值數十億美元。 3 就算你還沒想清楚怎麼用某批數據來賺錢，最好也先有了再說，因為這可能就是控制和塑造未來生活的關鍵。我無法確認這些巨頭是不是也這麼想，但從它們的作為來看，確實將收集數據看得比實際獲利更重要。
一般人會發現很難抗拒這種過程。至少在目前，人們都還很樂於放棄自己最寶貴的資產（他們的個人信息），以換取免費的電子郵件服務和可愛的貓咪影片。這有點兒像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部落，不經意間就把整個國家賣給了歐洲某國，換來各種顏色的珠子和廉價飾品。如果大眾未來想要阻止數據外流，可能會發現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幾乎所有決定都得依賴網絡，甚至醫療保健和生命延續也不例外。
人類可能已經完全和機器融合，一旦與網絡斷開便無法生存。有可能還在子宮裡的時候，人類就連接上了網絡；而如果日後選擇斷開連接，保險機構就會拒絕投保，僱主就會拒絕僱用，醫療機構也會拒絕提供服務。在健康與隱私的這場大戰之中，健康應該會輕鬆獲勝。
隨著越來越多的數據通過生物傳感器從身體和大腦流向智能的機器，企業和政府將更容易瞭解你、操縱你、為你做出決定。更重要的是，它們還可能破譯所有人身體和大腦背後的深層機制，擁有打造生命的力量。如果我們想要阻止一小群精英分子壟斷這種神一般的權力，如果我們想要避免人類分裂成不同的物種，關鍵的問題就是：該由誰擁有數據？關於我的DNA、我的大腦和我的生命，這些數據到底是屬於我、屬於政府、屬於企業，還是屬於全體人類？
授權讓政府把這些數據國有化，或許能夠對大企業發揮抑製作用，但也可能導致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字獨裁。政治人物有點兒像音樂家，只不過他們手中的樂器是人類的情緒和生化系統。他們發表講話，於是全國就感到一陣恐懼；他們發了一則推文，於是就爆發了一股仇恨。在我看來，實在不該讓這些“音樂家”拿到更先進的樂器。如果哪天政治人物可以直接按下我們的情緒按鈕，隨意讓我們感到焦慮、仇恨、歡樂或無趣，政治就只會是一場情緒的鬧劇。雖然我們擔心企業的力量過於強大，但從歷史上來看，讓政府的力量過於強大也不見得更好。就像此時此刻，我寧可把數據給臉譜網的馬克·扎克伯格 ，也不想給某個國家的領導人〔只不過從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醜聞來看，或許二者沒有多大差異，交給扎克伯格的數據還是可能流到某國領導人手裡〕。
和前面兩種選擇比起來，或許“把數據擁有權握在自己手上”聽起來更有吸引力，但我們其實說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講到要擁有土地，我們已經有幾千年的經驗，知道怎麼在邊界上築起圍籬、在大門口設置警衛、控制人員進出。講到要擁有企業，我們在過去兩個世紀發展出一套先進的規範方式，可以通過股票的買賣，擁有通用汽車和豐田汽車 的一部分。但講到要擁有數據，我們就沒有太多經驗了。這是一項更為艱難的任務，因為不像土地或機器，數據無所不在但又不具真實形態，可以光速移動，還能隨意創造出無窮無盡的副本。
所以，我們要呼籲所有律師、政治家、哲學家甚至詩人，好好注意這項難題：如何規範數據的所有權。這可能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如果不能趕快找出答案，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就可能面臨崩潰。人們已經感覺到這個災難就在眼前，或許正因為如此，全球民眾開始對自由主義這套故事失去信心，而僅僅10年之前，自由主義看起來似乎還永遠顛撲不破。
我們到底該何去何從？又該如何應對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革命的重大挑戰？或許那些最早對世界帶來破壞性創新的科學家和企業家也能用科技找出解決方案？舉例來說，能不能用算法形成網絡，支持全球人類社群，讓所有人共同擁有所有數據，一同監督未來的生活發展？隨著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劇、社會緊張局勢節節升高，或許扎克伯格也該呼籲人數多達20億的臉譜網網民，大家一起來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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