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我有幸上了大學，開始接受系統的醫學教育，那同樣是一段令人終生不能忘懷的時光。
記得有一次上課，老師邊講邊走到我身旁，低聲問道：「你怎麼不記筆記呀？」我回答老師：「您講的，我知道的，我沒記；您講的，書上有的，我也沒記。您講的，我不知道的，書上也沒有的，您看我都記在書上了。」老師看了看，點點頭說：「嗯，好，這樣可以集中精神聽講，效果更好。」
1980年大學畢業後，我終於從山西回到了闊別12年的故鄉——北京。回來不久，我就到了位於先農壇北京市體委大院內的北京市體育科學研究所工作。在那裡，主要是搞運動醫學的科研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我要學習很多新的專業知識才能適應那裡的工作。相比之下，搞臨床醫學對我來說還算輕車熟路，因為在上大學之前，我已經整整「非法行醫」了9年半，積累了一些臨床實際經驗，所以我更偏愛臨床工作。當時剛回北京，人生地不熟，在體育科研所工作之前，我也曾找過市衛生局、區衛生局及幾家醫院的負責人，但都因「沒有指標」而被拒絕，但我心裡還是一直嚮往著醫院，嚮往著治病救人。
1983年春節剛過不久的一天，《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介紹北京市急救站工作情況的文章，記得其中有這麼一句：「北京市急救站的人員、設備都遠遠不能滿足首都政治地位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看完這篇報道，尤其是看到這句話，我真有點兒熱血沸騰了，幾乎沒有考慮，當晚就給北京市急救站的領導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熱愛急救事業、願意到北京市急救站工作的意願。後來，急救站的領導告訴我，他覺得信的內容寫得特別好，還把我寫的信給全體醫務人員讀了一遍。真沒想到，第三天下午，急救站的領導、著名急救專家、享譽中外的李宗浩教授就約我面談，當時就拍板讓我到急救站工作。
可是，體育科研所的領導一直不希望我走。因為在當時，一個人要調動工作是「不安心本職工作的表現」，往往到最後人走不了，還會給大家留下壞印象，不像現在可以跳槽，甚至頻繁跳槽。我十分敬重的老所長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思想單純、直爽，咱們這裡的同志們也都比較單純、直爽，這裡很適合你。像咱們這樣的單位不多，如果到了人事關係複雜的單位，我怕你適應不了。另外，這裡的工作也需要你。所以，所裡不希望你走。」
我心裡也確實非常捨不得科研所裡的同事們，那裡的同事們都單純、善良、熱心、聰明、頑強，他們大部分都是優秀運動員出身，其中還有得過獎的運動員、著名的教練員，而且都是「文革」前各大名校畢業的大學生。至今，我總覺得辜負了老所長的一片心意，心裡常感到愧疚。但是，為了我所熱愛的急救工作，就這麼一直堅持到了退休，這一幹就是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