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左右的時候，父親就已經起床了，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大聲唱著戲文，「胡鳳蓮，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歎，叫一聲，田公子，你細聽俺言——」間或伴隨著「卡卡」的吐痰聲。清晨亮嗓，這是父親幾十年來的老習慣。這是一段悲哀的戲詞，曲調比較慢，如泣如訴，婉轉悠揚，被父親反覆吟唱了幾十年，我們姊妹幾個也爛熟於心，「俺家住在河岸邊，母生下多男並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鳳菊，早不幸，老母親把命喪，撇下了俺父女，以打魚度過荒年。清晨起，老父親到大街把魚來賣，碰到盧公子買魚不給俺錢，我的父一聽心中不願，盧公子賽虎拳，將我父兩腿打斷，然後間又重打四十皮鞭，我的父一股氣兒未上來命喪黃泉……」
父親一生熱愛唱戲，他曾得意地說，在他的少年時代，因為嗓子好，扮相好，他差點被一個戲班子帶走，還是因為爺爺堅決反對，才沒有走成。在我年少的時候，寒冷的夜晚，吃過晚飯，一家人早早地躺下，在一盞昏黃的油燈下，父親躺在母親的腳頭，抱著母親冰涼的腳，給她焐暖。我們姊妹躺在另外一張大床上，蓋著破爛單薄的被子，相互擠在一起取暖。這時候，父親開始悠悠唱起：「胡鳳蓮，站舟船——」窗外清冷的月光照進來，悲哀與溫暖也一同流到心裡。這一場景成為我心靈永遠的底色：淒涼、悲傷，但又有難以言傳的溫暖。
我的父親，一個浪漫的農民，一生多情，母親癱瘓八年，父親始終不離不棄，無微不至地照顧她，常年背著母親到處看病。我們兄弟姊妹六個，從小沒有挨過打，更重要的是，無論家境如何艱難，父親都堅持讓我們上學。在方圓幾十里的村莊裡，父親有著良好的口碑。
吃過早飯，在父親一連聲的催促中，我們又開始了談話。一個月下來，他對我的訪談產生了巨大的興趣，不斷指點我該去和誰談話，和誰聊天，並追問我最終的思考方向。我讓他談談他的政治鬥爭史，那也是一部村莊的政治鬥爭史。
你說政治是啥。我這一生，沒有當過官，「政治」卻處處找到我。
1966年臘月，農村開始「文化大革命」，老老少少都是紅衛兵，打走資派。生產隊裡的幹部、大隊部裡的人都是走資派。幹部吃喝風，也想起來把他們收拾收拾。官誰不想當一下，是不是？村裡都說我行，就選我當「紅衛兵組長」，後來是大隊「文革委員」。村裡有事，我也去斗人，斗保管梁光明，但我斗的都是實事，梁光明恁壞，早該鬥鬥他，打人，還貪污糧食。那時候，會計梁興建急得給我磕頭。為啥事？寫小紅旗寫反了，「毛主席」三個字寫成倒的了，實際他是無意，人們說他是反對毛澤東。我還在床上睡著，他到家就給我下跪，說是讓我饒了他。1967年7月，「文革委員」被「新文革」推翻了，村裡又成立了一個新組織，說我是保皇派，保那些幹部，開始批鬥我。全都是胡整。
我這才到縣城建築公司找你舅，讓他幫我找個事兒幹幹。建築公司幾個年輕人成立了一個「七一兵團」，整老工人。老工人發現我堅持正義，就與我商量，成立了「八一兵團」，隸屬於「摧資總部」。我是「八一兵團」一號，主要領導大家干革命。還有一個叫「八一八兵團」的，和我們對立。雙方都打瞎槍，沒有死過人。後來「八一八兵團」勝利，我又算站錯隊了，被打倒，又被「七一兵團」鬥。我就跑了。後來那些人把我的材料送到鄉政府，要給我判刑。所以我後來才反覆逃跑。
1968年「二月黑風」後，與你五舅一塊兒到湖北打棉花被套。6月份回來，又到建築公司跟別人到另外一個地方蓋倉庫，算是潛逃在外。在這期間，無意間碰到一個村裡人，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一頓，讓他回家別說碰見我，結果他回去就給「革命委員會」說了。當時，梁興隆是兵營營長，馬上派人來抓我。我都來不及跑，被捆住往回押。你外婆家是回梁莊的必經要道，當時剛好是7月，走到場裡，人們看見我，對押我的人說，來喝個茶。趁這期間，他們趕緊把我藏到你外婆家裡，他們找不著，給你外婆村的大隊支書說，這裡逃跑個反革命分子，大隊支書也不管。你外婆村裡人說，別再找了，再找就打死你們這些鱉娃兒。
我這算藏了起來，白天不敢回家，鑽到煙地裡，有時候坐在離村莊很遠的樹蔭下，有時候跑到親戚家。正是夏天，那熱得是沒處鑽，特別是煙地，七八月間煙長得正旺，都是半人高，把地蓋得嚴嚴的，不透一絲風。早晨還涼快點兒，一到下午兩三點，那真叫熱呀。我晚上偷偷回去。春生看見了，報告到大隊部。梁興隆馬上組織人去抓我，把王家路口、去菜園的路都堵住，這都是逃跑的必經之路。我從韓家到北崗的那條路跑了。我才跑到公路上，就看見七八個紅衛兵，他們在那裡候著我呢。這下跑不掉了。
1968年的七月初三又被逮回家，那年閏七月。這我記得可清，一輩子都忘不了。梁興隆們說，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學校操場上開批鬥會，向主席匯報，說清問題。怕我跑，周圍都佈置有人，看著我。為啥下午開會，實際上是想等到黑，好打你。這你大姐都記得清清楚楚。把我綁到會場上，各個生產隊的積極分子、骨幹分子都坐得滿滿的。「二球」[1]們坐在前頭，梁興隆坐在外邊指揮，你原叔[2]後來跟我說，梁興隆跟他們說打死你也不要緊。幾項罪名：一是搶軍火庫；二是罵毛主席；三是支持劉少奇，都是叫人死的罪名。叫我跪，我堅決不跪。看形勢不對，我就說，我實屬人間敗類，請上級處理。實際錯誤我一點都不承認。李學平跟咱們還是親戚，拿著語錄本打我，把我頭打流血了，渾身烏青。打的人都是積極分子，後來亂了，都打，也看不見是誰。我身上的小布衫撕得一條條，被血染紅了。回去的路上，遠遠有人跟著，走到岔口那兒，看見你媽在那兒等我，看我渾身是血，哭起來了。你媽說軋了麵條，讓我自己做做吃，她就出去了。你媽去找著興隆的媽說：「五媽，你看在一個梁家，也沒出五服的面上，你回來給我七哥說一下，別打得太狠了。」剛好興隆回來，五老婆兒就給興隆說：「當年咱們家不行，回來以後沒吃沒喝，光正家賣饃開油坊，也幫過咱們，光正這個事兒，你們看是啥就是啥，別打得太狠了。」興隆說：「就是要打死他，好揚揚威。你別給我提原先的事兒，那跟我無關。」興隆沒有看見你媽坐在那兒，你媽氣得渾身發抖回來了。
第二天晚上又鬥，這次是要定性。走到學校圍牆那兒，一大群學生娃兒，磚頭瓦片往我身上扔。一到會場上，有人就喊：「打倒梁光正！」還是叫我承認。叫找證明人，編排很多事，說我在哪兒哪兒罵毛主席，編成個框兒。我罵毛主席，學生娃兒們都聽見了。後來，會場把燈吹滅了，磚頭瓦片都打在我身上、胸脯上、臉上，疼了好幾個月。這時，立娃兒他媽說：「興隆，你們說得不對，娃們放學天還沒黑，咋能聽見光正罵毛主席？這不對啊。」興隆一聽，不知道說啥好了，就說，待後處理。那夜算結束了。
後來為啥叫你們每年春節都去看立娃兒媽，就是這個事。大前年，立娃兒媽死，你姐還專門回去送了兩百塊錢，請了一盤響[3]。
這是1968年7月的事。打這以後，停了一段時候，很多人找我瞭解情況。1968年年底，又要清理階級隊伍，大隊部說，你可把你的東西弄清。1969年2月，我又是對象。從2月一直整到麥黃梢兒，把我關在鎮上高中，糧食自己拿，集中去許家吃飯。清理幾個月，啥也沒弄清，又弄個待後處理。回去還不斷找。打過的就兩次，批鬥大大小小幾十次。掛個牌子，上面寫著「反革命分子」、「暴亂分子」。後來說是又要運動，安排重活幹。1969年10月，我帶著你大姐跑到新疆找你大伯，臘月間回來。頭天從新疆回來，第二天就被送到「治刁」水庫幹活，到那兒還被批鬥。挖刁河水庫說是疏通河道，挖溝改道，也沒成功，到現在地也毀了，還沒平。萬幸的是，因為一直沒承認錯誤，1970年稍微鬆了點。
1974年春上，因為反對光傑、光勇、光明在村裡橫行霸道，3月間他們在咱們房後打我，打得渾身是血。1975年燒窯。1977年咱們家蓋房子，你妹出生了。1978年才被平反，這一年又出大事。1978年11月15日，梁興隆把咱家門前的路擋住。左邊你二嬸已經把路封住，因為咱們從來都是往右邊走。他現在把右邊路封住，連出路都沒有了，不是讓人沒活路嗎？我拿著鎯頭把牆給砸了。然後，就是打架。那一場架，你大姐、你哥都記得清。我拿著菜刀，你哥拿著那個鐵球，你大姐拿著鐵掀。咱們家的鐵球就是從那時開始立下汗馬功勞。後來告到公社，公社書記肯定向著大隊書記，說我是嚴重的反黨分子，非給他鬥爭到底。我聽說了，公社書記到哪兒開會我跟到哪兒，讓他解決這事兒。最後他煩了，說解決解決，今兒就解決，就派副書記來解決。梁興隆說，那叫光正來我這兒坐坐，我就把牆扒了。我說那不行，他來我這兒坐坐才對，他把我路封住，不讓人活，咋變成我向他道歉？後來又說只讓過人，不讓過車，我說不行。1979年清明這件事基本告一段落。
我這個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慣的事兒，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煩兒」。「吐故納新」[4]的時候，重新選村幹部，梁家幾門之間鬥得厲害。梁光望是咱一個門上的人，為保護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鄉里工作組，想著是家族的事，是一種義氣。沒有人感謝我，你媽說：「人家老欺負咱，快整死你了，你還跟人家一勢，有沒有臉？」你媽那次真生氣。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幾次才回來。
1980年9月16日，你媽生病。因為澆地，興中把咱們的地澆壞了，你媽和他們吵架，興中把你媽推倒在地，手也弄傷了。你媽連氣帶摔，中風了。那年你媽虛歲四十歲。然後就是開始背著你媽到處治病。
父親提到的很多名詞，像「統購統銷」、「二月黑風」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親卻很自然地提起，可見當時的政治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滲透，只不過，他是以一個「破壞者」和「批鬥對像」參與當時的政治。想像著父親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頭的煙地裡，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四週一片寂靜，炎熱的太陽直照著他。那是怎樣的心情？他如何度過那漫長而又飢餓乾渴的酷暑？從整個村莊來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捲了整個鄉村，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心態及操作方式，卻與標準的政治有著根本性的不一樣，村莊內部的家庭恩怨、權力鬥爭、人情近疏都參與其中，它決定著批鬥者的心態及被批鬥者的命運。最終，對父親的批判定性被一個老太太經驗性的一句話給否定了，也恰恰顯示了這場鬥爭內在邏輯的荒誕性。
作為一個「不安分」的鄉村老人，父親經歷了、也參與了中國的當代政治歷史。雖然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但政治卻切切實實地影響著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鬥和「愛管閒事」的性情使得母親和我們整個一家人受到了傷害，父親的批鬥史也是我們一家的受難史。母親的生病與早逝除了自身身體的原因，跟長年的擔驚受怕也有相當大的關係。但如果我們指責父親傷害了母親，他會非常憤怒地罵我們，認為我們太自私。近幾年雖然有點「晚節不保」（父親終於獲得了村莊權力層的認同，頗有點得意地出入於新舊支書家裡，享受著大家對他的禮遇），然而，一遇到什麼不平事，如村裡的財務問題，哪一家被欺負，不管是不是村裡的、認識不認識的，他的「活力」馬上回來，像年輕時代一樣，替人家到處奔波。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經常在為別人打官司，不管什麼時候，家裡總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兒。我上初二時，為幫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幾乎兩個月。那時候，家裡基本上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母親還癱瘓在床，父親生意也不做了，和他們一起去跑，找法官，托人情，和村裡幾個要好的人在一塊兒商量。最終，官司也沒贏。提起這件事，父親又罵起來，這不管能行？這些人都壞到底了，沒人治他們會行？這是幾十年來我們經常聽到的話。父親始終不承認，也不認為他的這些行為有什麼不對。
如果撇開他是我「父親」的身份來看父親，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父親這樣對「政治」充滿熱情的人，那些鄉村的「刺頭」、「事煩兒」、「管閒事」的人，維護著鄉村的道德與正義。他們扮演的通常是鄉村知識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見識，對權力、對欺上壓下有一種天然的不滿，自覺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