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方村莊，對這散落於平原之中的村莊細細觀察，你會發現，這裡有許多廢棄的磚窯，磚窯四周是深深淺淺的大坑。不用說，這肯定是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建造的磚廠，是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重新復甦的標誌之一。
梁莊的磚廠背靠村莊，前靠河坡。80年代初期，村裡有許多人都在這個磚廠幹活，從早晨一直幹到晚上八九點鐘，掙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學費。
小時候，為抄近路去河裡洗澡，我們一群孩子常常從磚廠中間的大磚窯旁穿過去，陷入那隱蔽的土堆和草叢的深坑裡面。磚廠是一個神秘並讓我們感到害怕的地方。我曾經做過噩夢，現在還隱約記得：磚廠成為一個城堡，門緊閉著，吊著索橋，想要衝進去，必須得經過無數的機關和陷阱。
梁莊磚廠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磚廠旁邊的那根電線桿就明白了。從電線桿的底座到它裸露出來的根部約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電線桿成了一個孤零零的旗桿。電線桿前是一片離地平線三丈深的整齊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畝，一眼望過去，非常平坦。對面凹陷地的邊緣有一個廢棄的機井，圓形井身的一邊也深深地裸露著，和電線桿遙遙相對。父親說，連上磚廠，這兒原來共有兩三百畝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麥黃梢時，一片金黃，那真是漂亮。現在這地，已經沒法種了，因為沒有任何營養了。
環繞著磚廠的是無數不均勻的大坑，它們或在樹林旁邊，或在房屋後面，或是緊靠河坡。因為挖土時太靠近樹，有些樹已經歪斜了，盤曲的根部裸露著。曾經像城牆一下擋住洶湧的河水的河坡，如今已經被削得幾乎和地平線一樣了。
我們在機井那兒查看的時候，老貴叔遠遠地看見了，趕緊往這邊跑，一看是我和父親，笑了，說：「我還以為是誰又來調查呢。」老貴叔的腿有點拐，他患風濕病好多年，皮鞋的後跟已經快被踢掉了，沾著些泥。身上還穿著薄裌襖，黝黑的裌襖髒得有些發亮。老貴叔也是梁莊有名的「刺頭兒」，脾氣火暴，看不慣歪風邪氣，看見當官的罵當官的，村裡有啥不道德的事他也會跑去罵一通，他的輩分高，誰也沒辦法，和誰都合不來。所以，當年他承包磚廠的時候也沒有人幫他。我讓他講講關於磚廠的事情。站在那個機井旁邊，老貴叔一手舉著煙，一腳踏在那廢機井的水泥座上，開始了他的講述：
這個磚廠是啥，典型是老百姓遭殃，當官的取利。
1975年夏天開始，建輪窯。地是村裡的，鄉里來建設，占耕地兩百多畝，利潤全給鄉里。合同上寫著每年一畝地免四十塊錢，免兩百斤公糧，從來沒有兌現過。也不知道村裡到底要到了沒有，反正老百姓從來沒有見過。年年都有人為這事去鬧。1985年周貴天半承包經營，鄉政府投資，他交利潤，干了三年。咱梁莊人擠對他幹不成，因為公社過去承諾的一直沒兌現。俺們隊裡那年交公糧，差九千多斤，都不交了。為啥？目標是為磚廠合同這麼多年沒有兌現，我趁機把村長梁書定整下來。
大隊部欠你老五爺（老貴叔的父親，曾經是村幹部）的工資，到你老五爺不幹，一直不給。當時正打麥，我見書定時說：「你爹干的時候不給，你幹的時候可應該給了吧，你們能欠我們幾輩人？！」他傲慢不得了。我罵他：「日你媽，你娃子能吧，你喝的還是老百姓的血，你等著吧，我非給你告下來。」我就告到鄉里，鄉里成立一個專案組專門來調查磚廠的事。他跑到鄉里給專案組說，梁莊麻煩事多，可不敢去。專案組一聽覺得有事，就來了。結果是書定被整下來，為這事，他恨死我了。
我是1988年開始干的，干了三年。1989年的時候，就幹不成了，跟大隊幹部弄不到一塊，老來查我，想等著我送禮，我就是不送，到最後都不送。頭一年承包費四萬。後來我親兄弟也整我，真是四面楚歌，走到死胡同了。看不住，我兄弟背著我賣磚給當官的，我出去一趟，回來磚就少了，問我那個四弟，說被人拉走了，回頭給錢。給他媽那個腳，要都要不回來。有一天，我拿著賬本去找拉走磚的人，當著他的面算賬，讓他給錢，把他給氣得像吹豬[1]哩。估計也是從來沒人敢這樣。當個小官，就把自己當回事了。那算啥人！
後來王西挺承包三年，也是賠錢。他也背時了。那幾年雨也多，磚根本曬不成。咱們鄰村承包窯的，最後想不開，跳井死了。後來，宋承信接手干到1995年，他發了。那時候形勢好了，蓋房子的多了。那可是好日子，公路上來回拉磚的，在村南頭煤建拉煤的，人多得很，咱們村裡有慶家還開了一個小吃店，辦干店，也都發財了。
後來，地弄得深了，你看，就是這樣子（老貴叔用手指著機井），井底變成地面了。原來，這井根本看不見，井蓋還低於地面好多。那頭那個電線桿下面底座上的土堆就是原始高度，挖有幾丈深。
中間停有兩年。窯停了之後，公社給村裡三萬多塊錢，說是退地還耕，錢也不知道到哪兒去了。耕，還能耕嗎？已經挖到地下面了，土都沒有營養了，再說，哪兒有土把這兒填平？現在建設這麼快，到處都在買土賣土。後來韓家河娃又干了兩年，主要就是靠賣土賺錢，現在這坑恁深，與他那幾年狠命挖有很大關係。
2002年，村裡人才開始找河娃的事，我一直出頭到底，一告到底。先找公社書記，頭一回還很利索，說：「你先回去，我派人調查。」第二回找，我說還沒解決，他說我再問問。第三回找，他叫我滾。我說：「你是書記，你叫老百姓滾？！」我在公社院裡大罵，我說：「書記，你給我出來，你把在屋裡的話再說一遍，你敢不敢再說？」他也不敢出來。我又到縣土地局去找，局長說馬上去調查。
來倒來了，日他媽，告一回，來一回，來了好多趟，哪一次都是吃吃喝喝，看看問問，說一堆廢話，拍拍屁股走了，就是沒結果。磚廠一直都沒停。我跑去找土地局長說：「你們別來了，來了就是混飯吃，你看俺們村的飯好吃是不是？」他裝糊塗說：「你們那磚廠已經叫停了，還沒有停嗎？」我說：「局長，我要是胡跑哩，你把我關起來。」我告的時候，把土地法研究了好多遍，知道占耕地、挖土不對，我去的時候，懷裡就揣著土地法。我說：「局長，我這兒有土地法，要不我把它拿出來唸唸，看到底對住哪一條。」他說：「你別念，我都知道。」
到2004年的時候，磚廠才徹底停下來，不是上面查得嚴，也不是韓家河娃發善心，是實在沒啥可挖了。這一百多畝地長短是徹底毀了。現在，人們也不用土磚了，用的是石灰磚，從河裡挖沙，用石子弄成混凝磚。村裡地是不挖了，改挖河了。你也看見了，河成啥樣了。
說起當年告狀的事，父親和老貴叔眉飛色舞，比比劃劃，很是興奮。當年，就是他們倆人在那兒跑上跑下，四處策劃告狀，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他們。在村子裡，他們是典型的「另類」，沒事瞎折騰，自己的日子也沒過好，只知道管閒事。
父親看見我不屑的神情，罵道：「你別小看你老子，俺們幹的可是有利於子孫的好事。你看這大坑，這百十畝凹陷地，這隱患可大著哩。梁莊這幾年是沒發大水，一發大水可是不得了。你還記得你小時候，河裡一發大水，就淹到村裡，麥秸垛都漂起來。」
是的，我當然記得，暴雨來臨，村裡就會成為一片汪洋，每家都在疏通水道，但水仍是四處漫溢，根本無處疏通。很多人家只有在門口擋些沙袋。有一年夏天，家裡的廚房後半角塌了，只好一半淋著雨，在另一半燒水做飯。可是哪有柴呢？村頭麥場裡的麥秸垛都漂流著，很難過去，即使冒著踏進坑塘的危險僥倖到了那裡，所掏的也是半干半濕的麥秸。於是，那一段時間幾乎每家都是狼煙滾滾。
父親說，那時候這磚廠已經開始禍害了，現在敢再發一次大水？可是不得了，原來的河坡已經給挖沒了，順著這凹陷地，水順順溜溜地就把整個村給淹了，沒有退的地方。誰管這些事？你看現在的當官的，說是來村裡調查，全是走過場。所以老百姓不待見他們，走到誰面前都給他扭個脊樑。
老貴叔往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說：「那年，村裡不讓宋承信挖窯，宋承信開大會的時候說：『我宋承信給你們帶來多少幸福？！』我心想，日你媽，你把俺們地挖挖，弄幾個憨娃兒給你幹活，你說給俺們帶來幸福？你捉俺們這老鱉一哩！他們不懂，我還懂一些呢，非把你給告下來不可。」
老貴叔的話讓我很驚訝，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卻講出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是啊，讓他們掙倆錢，卻把地、生態，把一個村莊的環境給破壞了。說給他們帶來幸福，誰信呢？可是，我們這幾十年不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嗎？當農民數著花花綠綠的錢時，有沒有想到他們失去了什麼？他們這一點獲得與失去的是否成正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