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年前，梁家兩兄弟帶著七個兒子來到這裡定居，並繁衍生息。其中五門人丁比較興旺，另兩門逐漸消失。到目前為止，從大家庭來看，梁家幾門共有五十四戶。兄弟幾個，結婚後，兩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幫忙看孩子。無所謂分家，但從經濟實體來說，應該已經算個體小家庭。從這個角度算，應該有一百五十戶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
從家庭居所來看，其中有兩家完全離開了村莊，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裡的宅基地賣了）；一家不知所終，與村裡人沒有任何聯繫；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學，家裡房子封著，幾年沒有回來，短時期內應該也不會回來；一家在鎮上生活，但村裡還有宅基地，馬上要蓋房；還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兩年回來一次，家裡的房子蓋得非常好，顯然是在為將來回來做準備；其餘幾十餘家都仍在村莊生活，家裡的年輕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婦女和小孩留在家裡。還有八九戶，就在土地裡討生活，從來沒有出過遠門。這一類人，在村裡是最老實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們經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梁莊人大規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廠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築工地當小工，據說有一段時間他們還聚集在北京火車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車站周圍拉三輪車。後來，才有到青島、廣州一帶去打工的。極少數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鄉結合部賣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為中心，相互傳帶。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餘人，年紀最大的六十歲，在新疆當建築工，最小的十五歲。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現在已經人到中年，四十多歲將近五十歲的樣子，有些人又回到了農村，在家種地，間或在鎮上或周邊打點短工。還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顯然他們已經堅持不了幾年。有些人不想回來，但身體已經幹不動了，只是在那裡撐著。譬如我一個堂哥，早年從部隊復員回來，娶妻生子後就出門打工，是村裡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當保安，後來到西安蹬三輪，每年就只有春節回家。前些年在村裡碰到他，說話打扮很有城市味兒，非常看不起自己從沒有出過遠門的老婆，總喜歡顯示自己的優越感。他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裡他只是一個蹬三輪的。這幾年年齡大了，幹活漸少，住在了西安的兒子那裡。但很顯然，他終究是要回來的。
有少數在外面過得不錯的，就離開了村莊，如小名叫「壞蛋兒」的村長弟弟，當年，他是村裡有名的搗蛋鬼，差點被送進監獄。現在他在內蒙開了一家校油泵廠，因為起步比較早，掙了不少錢，就在內蒙買了房子，將兩個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經四五年都沒有回來了。村長曾經把倆兒子送去跟著叔叔干，結果，叔叔太摳，不給侄兒工錢。後來村長的兩個兒子在同一個城市也開了一家校油泵廠。
一些中年婦女農忙時組成「打工隊」，給村裡人幫忙種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掙三十來塊錢；青年夫妻則是候鳥式生活，兩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錢在家裡蓋房子，孩子由爺爺奶奶帶著，春節或農忙時回來。村長說，這兩年春節回來的也逐漸少了，暑假、寒假時，家長會讓孩子去他們打工的地兒，假期過完，孩子再回來上學。當然，這只限於夫婦在一個地方打工，並且有條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較能幹的青年，在外打工掙到較多的錢，回來在本地做生意，賣沙，做商品批發。但這只是極個別現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來，他想在鎮上做太陽能生意，這是近幾年農村新興的一個家庭裝備，蓋新房的人家都會買，市場應該不錯。但是，店只開了一年，他不僅沒有賺到錢，反而把打工幾年賺的錢全賠了進去。清保準備今年再出去打工。
有三十多個少年在鎮上讀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學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個兒童在鎮上小學讀書，爺爺奶奶照顧起居，每天接送。村莊的老人有百餘人，基本上都在五十歲以上，在家種地、養孫子，還有的在鎮上做點零活，在本地建築隊當小工，或在村裡石灰磚廠幹活。
「人去樓空」是鄉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農民都在家蓋有新房，並且，他們也是為掙到蓋房的錢或為子女掙得學費而奔向城市去的。他們並不認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養老（也許是他們根本看不到有這樣的可能性），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裡打工，掙一筆錢，在家裡蓋棟像樣的房子，然後在本地找個合適的生意做。
夫妻分離、父母與孩子分離是一個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狀態。即使夫妻兩人同在一個城市打工，他們也很少有機會能夠同吃同住。如果他們在不同的工廠、建築工地幹活，吃住在廠裡，他們甚至連見面的機會都很少。
梁莊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均一畝半地，現在人均八分地。莊稼一年種兩季，小麥一季，接著種綠豆、玉米、芝麻、煙葉等經濟作物。由於地少，這些農作物的收成都不夠養家餬口，因此，20世紀80年代之前梁莊幾乎家家掙扎於貧困線上，一到春天就斷糧，鬧「春荒」。
改革開放以後，到城裡打工為人們打開了新的掙錢門路，不管在城裡幹什麼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錢，供人情世故開銷和日常開支。因為種地要交稅，還要在麥忙秋收時回來，許多人家乾脆把地租給同村的人，條件就是租戶替自己交稅，每年再給自己兩百斤麥子。留在村莊的家庭也多了一項租地經營，麥季收入只夠交稅和給戶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獲利。
到20世紀90年代，村莊缺吃少穿的現象已經非常少見，但是，真正能夠輕鬆地蓋新房，生活過得比較滋潤，還是村幹部、村莊裡的能人、少數經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糧的家庭。據村長講，這兩年因為國家免稅，有許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種的地要回去，種點麥子、玉米等，自己並不回到村莊，托親戚代種代收，工錢照給。但是，也有人家不願意把種了多年的地再還回去，為此還產生了糾紛。當然這不僅僅是因為農民與土地之間的情感聯繫，還有經濟利益關係。
村莊裡的新房越來越多，一把把鎖無一例外地生著銹。與此同時，人越來越少，晃動在小路、田頭、屋簷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個村莊被房前屋後的荒草、廢墟所統治，顯示著它內在的荒涼、頹敗與疲憊。就內部結構而言，村莊不再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經有過的話，也已經到了老年，正在逐漸失去生命力與活力。
而城市裡卻擁擠著無數的農民。每年春運高峰期，火車站裡肯定有梁莊打工者的身影，而那無數拼擠的身影也分別指向中國的無數個村莊。當成千上萬的農民幾天幾宿在全國各地的火車站等待，在風雪裡吹著，在廣場裡蜷縮著，他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狀態呢？幸福、渴望？焦灼、憤怒？對於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僅有的幾天相聚、幾天輕鬆也是如此地艱難，對於遙遠的村莊而言，那也是一年中僅有的熱鬧、充實、滿足的時刻。
20世紀90年代初期，農民剛剛大規模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政策研究者，包括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被這巨大的「流民潮」驚呆了，並認為對農民的「釋放」將成為社會問題的一個「火藥筒」。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認為有三個因素會使得中國流民問題暗藏凶險，在著名的《第三隻眼看中國》中他寫道：「農民的龐大數量與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經濟需要吸引農民勞動力，而是農民勞動力需要擠入城市；農民的綜合素質遠遠達不到城市經濟生活對他們提出的要求，因此，農民與法律的衝突將更為激烈、經常；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幾乎與經濟增長速度持平，而與農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農民在進城伊始就會產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這種心理不僅妨礙他們逐漸成為城市人，而且會以犯罪形式表現出來。」
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們依然會聽到不少城市人對農民工的抱怨，我們依然能看到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尷尬。進城的農民打工者逐漸明白了這樣一個事實：城市，只是自己討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們給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間。他們變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們認同自己的命運，不再抱怨。並且，通過婚姻、言傳身教等方法，他們也竭力抑制他們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被政府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孩子們——做過多的非分之想，因為他們有過痛苦的經驗。
[1] 逼財：當年農村清算地主時的一種說法，即「要徹底清算地主，把地主家隱藏的財產也逼出來」。
[2] 光棍兒：有頭有臉的、耍得轉、耍得開的人。
[3] 老鱉一：老實人，在農村總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負。
[4] 鮮點兒：有代表性的。
[5] 二貨山：耿直、倔強，不懂人情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