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村裡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滿七十歲的父親，對村莊的歷史，對三輩以前的村民結構、去向、性格、婚姻、情感都清清楚楚，如數家珍。雖然父親一直在我們身邊，他的秉性、脾氣、為人我們都再熟悉不過。但是想起父親，想起他的一切，卻還是有支離破碎的感覺。那模糊遙遠的歲月，還有與之相關的歷史，將隨著這個人的逝去而消失。看著他搖搖欲墜的身體，我總有一種來不及的感覺。
被稱為「刺頭」、「事煩兒」的父親，一生沒有當過一天官，卻一直和當官的鬥爭，我們家也因此而遭了不少罪。父親對建國以後村莊的權力紛爭與更替了然如胸，因為他就是參與者，而且他是以一個「破壞者」和被批鬥者的形象而參與的。
梁光正，七十歲，瘦骨嶙峋，顴骨高聳，雙頰下陷，兩眼混濁，佝僂在圈椅裡，連輪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這裡，沉默不語，從他的身上，似乎能感覺到死亡的巨大陰影在迫近。但還有一種頑強的氣質也從這一衰老的軀體上展現出來，那是苦難命運塑造的樂觀與豁達。它告訴我們，眼前這個人不會輕易屈服，哪怕是對於死亡。
你爺是1960年的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爺正月初七死的。你爺在養老院挨餓死的，那時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後沒後，有家沒家，都要集中在養老院集中供養。去（養老院）的時候，你爺精精神神，手裡提著夜壺，背著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結果去了四天，餓死了。
當時，我在黑坡周營修水庫。隨便炸，炸到哪兒是哪兒，說起來是在搞工程哩。那時候人都餓得迷三道四，誰也顧不得誰。回來了，發現你大伯全身浮腫，都發亮了，腿上還有一個大瘡，餓得都哭不動了。看見這情形，我心裡難過，那也顧不得哭，得先找東西吃。「1960年都是賊，誰不偷餓死誰」，一切東西，只要不是生產隊分的，就算樹上的樹葉都被吃光。其實，那時候哪有樹葉，1958年樹都放光了，農村連一棵樹都沒有，所有能燒的東西都拿去煉鋼燒了。人們都餓得像鬼一樣，到處燒東西。
咱們梁莊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兩百多人，1960年餓死六七十人，幾乎是挨家挨戶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時候是村裡的保管員，他家餓死的人最多，爹媽、嫂子都餓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麥子，被人打斷了腿，他也不管，最後餓死了；侄女沒人管，也餓死了。那是個無情無義的人，誰都整。批鬥人時，就他最積極，打得最狠。
1960年2月死人最多，原來每天人均口糧是「四兩」，後來變為「二兩半」，根本吃不飽。後來劉少奇下命令「七大兩」（十兩秤），這樣人才少死了很多。當時的糧食都控制在各大隊的糧倉裡，都放壞了，也不讓吃，梁光明死死地看著。麥收之後，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為餓的時間長了，腸子餓細了，一吃多，就撐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樹，還記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幹活從公路下去拐彎的那個地方，大煉鋼鐵時為了煉鋼，留下一個大坑，後來就埋人了，堆的全是死人。人們燒紙時，有的哭爹，有的哭媽，有的哭娃。
1962年「四清」，清理貪污的農村幹部，也是走形式，沒清出任何人。家裡沒吃沒喝，我沒辦法，就弄些碎煙葉，挑著擔子，上山去換糧食、換柴，山裡人喜歡吸煙。沒成想，走到另外一個縣，換的推車、糧食被「大辦室」沒收了，當時允許拉柴，但不允許換糧食。我哭一路，兩手空空，半夜就趕回來了，你媽也沒怨我。
浮誇風延續了很多年。那時候說產量高是因為種得密，說是密得兔子都鑽不到麥棵裡。一聽就是假話，兔子鑽不到麥棵裡，那這麥苗還能結出麥穗嗎？開會報產量，誰第一個報整誰，大家都順著他往上報。「沒膽量，沒產量。」
我從小就討厭「假大空」，不喜歡敲鐘上地磨洋工。那時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實際上就挖個干溝。
不管講什麼，只要是「念古經」，父親都會從爺進養老院開始。父親斷斷續續地講，雖然已經到了古稀之年，但他的記憶力卻是驚人地好，對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號和政策指向還能夠清楚地複述下來。不知不覺間已到了中午，嫂子催了幾次飯，父親卻仍沉浸在回憶中。
中午吃飯，做的是家鄉的糊塗面，父親不顧我們的堅決反對，執意要往裡面放上好幾勺辣椒。他的胃黏膜是無法承受這些刺激的。父親卻說：「不讓吃辣椒，活著還有啥意思？還不如早點死了算了。」少年時代，家裡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飯。冬天的時候，辣椒吃完了，無論如何努力節約，儲存在沙裡邊的白蘿蔔也吃完了。父親就把辣椒桿弄成粉末，撒到碗裡，吃得滿頭大汗。村裡許多人家都是這樣。有時候，習俗是與貧窮相關的。
吃過午飯，父親又開始絮絮叨叨了，村裡的姓氏結構及大致的家族歷史在他的敘述中也逐漸變得清晰了：
要說咱們梁莊，那可算歷史悠久。咱們國家，民族遷移由來已久，戰亂，水淹，移民不斷。梁莊三大姓：韓、梁、王。韓家是嘉慶年間形成的，從郭韓灣過來。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過來的，就是人們說的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過來的，其實河南許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過來的，中原戰亂，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韓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識品味比較高。韓家幾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韓立閣開封大學畢業，韓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間，地主、惡霸、富農都出在韓家。
韓立閣大學畢業之後，任國民黨縣兵役科科長，後來是龐橋二區區長，大致是1941年、1942年幹起，干了七八年。他回來探家時,我已經記事。那人相貌黑黑的，長方形頭，有殺氣，有威嚴，對人很恭敬。離家還有十里地，就下馬，步行到家，見人就欠頭問好。回村之後，韓、梁、王家挨家都拜。國民黨倒台後，他逃跑到北京，1950年「放匪」，政府宣傳寬大處理，韓立閣一定要回來，爭取重新做人的機會。再說他母親一直在家被鬥。1950年秋回來後，在家從事生產，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開公審大會要槍斃，村裡人都哭著保他，說他人好，到底還是被槍斃了。
還有「挖底財」，就是逼著地主交私藏的錢，地主也到處跑著找親戚借錢。韓立閣的爹也被殺一儆百。他媽與他嬸一看沒什麼過頭，穿得整整齊齊就上吊了。死前還吃的油旋饃。原來還有人可憐他們，一看人家死前還吃油旋饃，就罵起來。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兒子是倉庫主任，也被槍斃，說話不好聽，有男女關係，收糧食大斗進小鬥出，有點民憤。那時候槍斃人都在鎮上二初中大操場那兒，現在走到那兒還有一股子陰氣。
韓立閣的弟弟韓殿軍也是開封大學畢業，還沒等到就任，國民黨就倒台了。1957年回來，也被批鬥，跑到甘肅被逮住。韓立閣的老婆被逼財[1]、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兒子韓興榮，沒找來老婆，前幾年死了。這一家算敗了。
韓立挺，在福音堂自學醫生，跟著他媽信主，信基督教，後來做到教主、長老。以前的時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幾年的時候，信主的又紅火一陣子，大量發展人員，印發小冊子。韓立挺生病癱瘓，家裡沒人來照顧，福音堂信主的人輪流照顧。兒子在葬禮上念祭文的時候，村裡人起哄，罵他兒子，老子生病了，連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是韓建文家，全家都信主，都是醫院醫生。韓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從我記事時，過春節時，全梁莊的對聯都是韓家人寫的。
韓家人脈旺，家家都是好幾個兒子，但就是不團結。幾個兒子之間打、鬧，爭小利益，上法庭，不贍養老人，正常得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開始是兩兄弟，後七個兒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門，第五個和第七個兄弟人脈少，早絕了。現在梁家這幾十家都是剩下這五門的後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沒有那麼多知識。有「光棍兒」[2]，也有「老鱉一」[3]哩。但是，梁家人會政治鬥爭，也會窩裡鬥。所以，土改後梁家比較興旺。梁家當權，三朝元老，也出過縣委書記。咱們以前的支書梁興隆的壞勁兒就不用說了，當大隊支書幾十年，整個梁家的人都被他欺負遍了。那年，梁清立拿著刀滿村追著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負急了，狗急了還要跳牆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個壞貨。他兄弟三個，梁光富單身漢，梁光懷被餓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歸梁光明。杜家玲子，爹媽死後，由她嬸說給梁光明的一個兒子，後來玲子不願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佔去了，說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禮錢。
梁家光出那鮮點兒[4]人物，梁光基，幹過縣武裝部長，退休後人事檔案丟了，連基本工資都沒有。可梁家沒有一個人同情他，為啥？不養生病的老父親，他哥半夜把老父親拉到縣城他家院子裡，清晨起來一看，以為是誰送的糧食，結果是老父親。看這咋辦？他就去找親戚，親戚諷刺他說：「那咋弄？你去問郵局郵寄不，把人郵寄回去？」結果，父親連車子都沒下，當天又被送回到了村裡南菜園子那兒。還告訴鄉親傳話給他哥，老頭兒在南菜園。
王家就不說了，都是些歪脖兒樹，不成才。梁莊人也不把他們當回事。
咱村裡的那些小姓，有錢家、周家、張家、袁家、劉家。老錢，一輩子沒說過話，沒人記得他長啥樣兒。他老婆花兒，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裡四個孩子，日子沒法過，花兒就跟張家、周家幾個單身漢鬼混，給家裡弄點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幾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當過會計，周利忠小巴結，父子三人，外號「大積極」、「二積極」、「三積極」。周利和是個私生子，那真叫個勤快，他做的莊稼，連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得很啦也不都是好事兒，種麥冬，上肥太勤，結果只長苗，不結籽。後來得胃癌，去安陽做手術，去之前還在曬麥，把麥曬曬裝裝才走，手術後還沒出院就死了。村子裡有人編順口溜：「去的時候活蹦亂跳，回來響支鞭炮；去的時候能吃饃，回來抱個骨灰盒。」
周利忠的閨女春榮出嫁前半夜翻牆頭跑了。梁家拐子常，別看大字不識，最會編順口溜，在村裡唱：「二月二，龍抬頭，周家姑娘翻牆頭。周利忠，抬起頭，看看床上有人頭，襖子搭在被子頭，裡頭蓋的是枕頭。攆到靈山頭，相遇在橋頭，結婚證一看，垂頭喪氣轉回頭。」
八幾年，我和拐子常幾個人去弄煙苗。到崗上歇，都在閒說話。拐子常就說：「二哥，你現在不如我，欠人家錢，老婆還有病，六七個娃兒，你啥什麼時候能超過我？」那意思是笑話我，日子過不成哩。旁邊有人說：「你可別說，龍爬一步，鱉移十年。」現在，拐子常還是拐子常，幾個娃兒，沒一個成樣的，大娃倒插門，就沒回來過；二娃兒出去打工也不回來，拐子常四十八歲時又生兩個小娃兒，後來有一個淹死了，另一個天天出去上網，打遊戲。
總結來說，咱梁莊的情形，就是那個順口溜：韓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貨山[5]。
天色漸漸暗下來，父親卻毫無倦意。在父親那裡，所謂村莊的整體面貌，就是一個個生動的、相互糾結的家庭故事，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每一個村莊都是一部歷史，每個家庭都是一個獨特的人生類型。
當父親講到錢家女人花兒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和對待王家的態度一樣，我小時候幾乎也沒有真正意識到他們的存在，雖然錢家就住在離我們家不遠的坑塘的另一邊，他家的女兒和我們姊妹也幾乎同齡，但我們很少到她家裡去玩。她們也似乎以一種自覺狀態，從來不提起自己家裡的事情，從來不邀請別人到她們家裡去玩。
一個村莊就是一個生命體，一個有機的網絡，每個家庭的運動看似不相關聯，但卻都充滿著張力和佈局。費孝通認為鄉村的社會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以「己」為中心，和別人建立聯繫，大家不是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個村莊裡面，大家族的人總能夠通過各個層面的親屬關係推出較大的勢力空間。那些小姓，或獨姓，因為缺乏基本的私人聯繫，也很少有機會通過婚嫁這一渠道進入大姓的親屬範疇中，很難推出大的波紋，難以進入村莊的內部空間，獲得更多人的認同。也因此，他們的言、行、道德總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費孝通所言，在鄉土社會這個親密的社會中，他們是村莊的「陌生人」，「來歷不明，形跡可疑」。錢家在梁莊就是這樣的典型形象。
對於梁莊的兩大姓——韓姓和梁姓而言，他們是梁莊的主人。但是，也有不同角色的定位。兩百多年來，梁姓和韓姓一直處於明爭暗鬥的狀態。梁姓在文化上始終落於下風，韓姓信主的家庭特別多，讀書的人很多，在氣質和修養上，甚至在相貌上都顯得超凡脫俗，但也因此而在背後遭到很多詆毀。梁姓一直以來對信主很排斥，也許他們覺得跟著韓姓人到處跑太丟人。在政治上，梁姓則一直佔上風，兩百多年來都是梁姓做族長、支書，掌管村裡事務，直到最近十幾年，才被韓家人奪了過去。梁家人雖然會政治鬥爭，但是，經濟上卻一直都不行，在改革開放時代，順理成章地被趕下台去。
已經夜裡十一點了，父親幾乎說了七八個小時，連晚飯都沒吃。哥哥、妹妹、嫂子，還有下午從縣城回來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著，只聽得見我在電腦上啪啪打字的聲音。全家人都沉默著，似乎在為整個梁莊思索，帶著一種很明顯的神聖感，這讓我很震動。
對於他們來講，日常生活只是一種無意識的生活，柴米油鹽，吃喝玩樂，好像沒什麼大的追求。但一旦有某種契機的時候，他們也很願意去思考，也理解其中的意義，並試圖進入到這一境界之中。只是生活很少給他們這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