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 > 孤寂的聲音 >

孤寂的聲音

不久之前我過得很快樂。為什麼?我忘記了。現在感覺像是另一場人生的開始。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怎麼能重新生活,怎麼能繼續活下去?但現在我就在這裡有說有笑。我曾經傷心欲絕,曾經不知所措。我想找人談談,可是找凡人是不夠的。我會去教堂,那裡很安靜,像是在丘陵上一樣,安靜得讓人忘了自己。但每次我早上醒來,伸手探去——他在哪裡呢?只有他的枕頭,他的味道。

窗台上有只小鳥在走動,觸碰著風鈴,使我醒了過來。我沒聽過這種聲音,這樣的鳥叫聲。他在哪裡呢?這一切我講不清楚,說不明白。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怎麼活下來的。

晚上,女兒會來找我說:「媽媽,我的功課做完了。」

這時我才想起我還有小孩。而他在哪裡?

「媽媽,我的紐扣掉了,你可以幫我縫上去嗎?」

我該怎麼去找他,怎樣才能再見他一面?

我閉上眼想他,直到沉沉睡去。他會在夢中出現,卻總是轉瞬即逝。我甚至可以聽到他的腳步聲。但是他去哪裡了呢?在哪裡?他不想死。他看向窗外,看著天空。我放了一個枕頭在他身下,然後放了第二個、第三個,這樣他才能看得更遠。他已經過世很久了,一整年了,但我們卻沒有分開。(她沉默了很久)

不用擔心,我已經不再哭泣了。我想要談一談。我無法欺騙我自己忘記一切,就像我的朋友一樣。我們的丈夫在同一年過世,他們一同去了切爾諾貝利,但她已經準備好再婚了。我並不是責怪她——這就是人生,日子還是得過,她家裡有小孩。

他在我生日那天去了切爾諾貝利。家裡那時還有客人在,他向大家致歉。他吻了我,車已經在外面等著他了。

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我的生日。他是建築工人,他的工作地點遍及整個蘇聯,而我經常在家裡等他回來。我們這些年就是這麼過的——就像愛情鳥一樣,不斷地分離,然後重聚。

那時候,我們兩人的母親都很害怕,但我們並沒有這種感受,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因。我們都知道他要去哪裡。我應該拿鄰居高中小孩的物理課本來看一看的。他去的時候甚至沒戴帽子。與他同行的男人在一年內頭髮都掉光了,但他的頭髮卻長得特別濃密,像鬃毛一樣。

那些人都沒活下來。一整隊的人,一共七個,他們都死了。他們都很年輕,卻一個接一個走了。第一個人在三年後死去。我們以為只是碰巧而已,我們以為只是命運。但之後第二個人死了,接著是第三個和第四個。然後其他人便開始等待輪到自己的那一天,他們過的就是這種日子。我丈夫是最後一個走的,他在半空中工作。他們將人們已經撤離的村莊的燈關掉,然後爬上路燈的桿子。他總是高高在上,俯視著空房子和無人的街道。他身高將近兩米,有九十公斤重——什麼東西能殺得了他呢?(她突然露出微笑)

他回來的時候,我高興得不得了。我們舉辦了派對,每次他回來,我們都會幫他舉辦派對。我穿上美麗的長睡袍。我喜歡昂貴的內衣,我有很多很美的衣服,但這件睡袍很特別——只有在特殊的場合我才會穿。是為了紀念我們第一次約會,第一個夜晚。

他的身體早已烙在我心裡,所有的部位,我吻遍了他的全身。有時我會夢到變成他身體的一部分,這樣我們就無法分離了。他離去的時候,我很想念他。想念一個人真的很痛苦。當我們分開一陣子之後,我感到失落,有時候我會忘了自己在何處,忘了現在是什麼時候。

他回來的時候,我發現他的淋巴結有硬塊,硬塊很小,我的唇卻能感受到硬塊的存在。

「去看醫生好嗎?」我問。

他安撫我:「久了就會消掉。」

「你在切爾諾貝利過得怎樣?」

「只是普通的工作而已。」

他沒有吹噓,也沒有恐慌。我只從他那裡知道了一件事:「在那裡跟在這裡沒什麼差別。」

普通工人可以在餐廳一樓吃到面和罐頭食物,長官和將軍則在餐廳二樓享用水果、紅酒和礦泉水。二樓有乾淨的桌布,每人都有一台輻射劑量計。而一整隊的普通工人卻連一台輻射劑量計都沒有。

噢,我真的很開心!我們當時還去了海邊,大海就和天空一樣無邊無際。我的朋友也跟她丈夫去了海邊,但她覺得海很髒:「我們擔心會得霍亂。」

是的,沒錯,報紙也提到了。但我記憶中的海卻是不同的,是更為明亮的。我還記得海是如此遼闊,就像天空一樣,一片蔚藍。而他就在我身旁。

我是個為愛而生的人。學校裡的女孩都夢想著上大學,或加入共青團的工讀旅遊,只有我夢想著結婚。我想要去愛,熱烈地愛人,像娜塔莎·羅斯托夫10一樣,只為了愛。但我不敢跟別人說,因為當時你的夢想應該是參加共青團的建設旅遊。他們就是那樣教導我們的,他們教育人們前往西伯利亞,去那片無法通行的針葉林。他們會這樣唱著:「越過濃霧,還有那針葉林的氣味。」

我第一年沒考上大學,分數不夠,所以去了通信站工作。我就是在那裡遇見他的,而且是我向他求婚的,我對他說:「娶我吧,我好愛你!」

我愛他愛得昏天暗地,他長得真帥,我開心得要飛起來了。是我自己開口對他說的:「娶我吧。」(微笑著)

我會在其他時間想一些事,好讓自己開心起來,比如,也許死亡不是盡頭,他只是換了形態,在另一個世界生活。我現在在圖書館工作,我看了很多書,認識了不少人。我想要談論死亡,想要理解死亡,我想要找到慰藉。不論是報紙還是書籍,只要是任何有關死亡的題材,連電影也不放過。沒有他真的很痛苦——我沒有辦法孤零零一個人。

他不想去看醫生:「又沒發生什麼事,也不痛。」

但是他的淋巴結已經腫得像雞蛋一樣大了。

我拉著他上車,帶他去診所。他們把他轉給癌症醫師診斷。一個醫生看到他之後,對另一個醫生說:「又來了一個切爾諾貝利人。」

後來他們沒讓他回家。一周後便動了手術,他們切除了他的甲狀腺和喉頭,用一些管子代替。沒錯……(她沉默下來)沒錯——現在我回想起來,當時也過得很快樂。老天!我忙得四處奔波,跑了一家又一家商店,買禮物給醫生,我買了好幾盒巧克力,還有進口酒。我把巧克力送給護士,她們都收下了。他卻嘲笑我:「聽好,他們又不是神。他們有足夠的化療和輻射治療設備,不送糖果一樣會幫我治療。」

不過我還是跑到鎮的另一邊,去買蛋奶酥和法國香水。當時沒認識的人,是拿不到這些東西的,這些東西都藏在櫃檯下面。之後他們就讓他出院了。

他出院了!醫生給了我一種特別的針,還教我如何使用。我需要使用這種針來幫他餵食。所有的事我都要會。一天要下廚四次,烹飪新鮮食物,非得要新鮮的食物不可。我把食物放進絞肉機,絞成條狀後放進針筒裡。然後把針插到那根最大的管子裡,管子直達他的胃。當時他已經失去嗅覺了。

我會問:「味道如何?」他卻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仍然去看了幾次電影,然後在電影院裡接吻。牽連我們的線已經細若游絲,但我們仍在盡情享受生命。我們試著不去提起切爾諾貝利,不去想那些事,這話題對我們來說是個禁忌。我不讓他接電話,我會搶著去接,他的那些朋友都一個個死去,這也是個禁忌。

有一天早上,我叫醒他,遞給他睡袍,但是他起不來,也說不出話。他再也講不出話來了,眼睛瞪得老大。這時他才開始感到害怕。沒錯……(她再次沉默不語)

我們後來又共同生活了一年。他掙扎著活了整整一年。

每過一天,情況就會變得更糟,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在掙扎。我們就憑著這樣的想法繼續撐下去,但是這也令人難以承受,因為你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人們嘴裡說著「切爾諾貝利」,筆下寫著「切爾諾貝利」,卻沒人知道那是什麼。

某種可怕的東西在我們面前被釋放出來了。我們的一切都改變了:我們生下來時就有所不同,死的時候也不一樣。如果你問我,經歷過切爾諾貝利的人是怎麼死的……我愛這個人勝過一切,我是這麼愛他,就算他是我自己生下來的孩子,我也無法多愛他一點。而他就在我眼前變成了一頭怪物。

他們取走了他的甲狀腺,所以他的循環系統會受到影響,他的鼻子開始歪向一邊,變成之前的三倍大。他的眼睛也不一樣了——看起來空洞無神,望向不同的方向。他的眼神也變了,我從沒看過他這樣的表情,好像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有另一個人在他體內向外張望。然後他的一隻眼睛再也睜不開了。

我害怕什麼呢?我只害怕他看到自己的樣子。他開始請求我,用手對我示意,要我拿鏡子給他。我會跑到廚房,假裝忘記這件事,或裝作沒聽到,或找別的借口。我瞞了他兩天。

第三天,他在筆記本上寫著斗大的字,還有三個驚歎號:「把鏡子拿來!」我們有筆記本、鋼筆和鉛筆,這是我們的溝通方式,因為他連輕聲說話都沒辦法,他完全啞了。我跑到廚房,開始敲打鍋碗瓢盆,假裝沒看到他寫的字,假裝我會錯意了。他又寫了一次:「把鏡子拿來!」依然帶著那些驚歎號。

我把鏡子拿來了,我拿了最小的一個。他看了之後抱住頭,不住地搖晃,在床上前後搖擺。

我開始懇求他:「等你好一點的時候,我們一起去別的村莊,去廢棄的村莊。如果你不想住在有很多人的大城市,我們可以在那裡買一棟房子住下來。我們兩個人可以獨自生活。」

我是認真的,我願意跟他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好。他是我在乎的一切,我是認真的。

不想談的事情,我也不會記得。發生了很多事。我看得很遠,也許比死亡還要遠。(停了下來)

認識他的時候我才十六歲,他比我大七歲。我們約會了兩年。我很喜歡明斯克郵局總局附近的環境,尤其是沃羅達科佛街,我們會相約在大時鐘下見面。

我住在環境最差的工業區,我搭的五號公交車不會停在郵局總局,而是會停在後面一點的童裝店。我每次都會遲到一點點,這樣才能從公交車上看到他在等我,然後我會想:在等我的他是多麼英俊啊!

那兩年裡,我想的全是他,我忘記了夏天,也忘了冬天。他會帶我去聽演唱會,聽我最喜歡的伊迪絲·派卡。我們不去舞廳,因為他不會跳舞。我們只是吻著對方,吻了又吻。他會叫我「我的小可愛」。還有我的生日,每次都是我的生日,很奇怪,重要的事情總是會發生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很難不相信這是命運的安排。

那一天,我在大時鐘下等他,我們約好五點見,但是他沒有出現。等到六點時,我開始難過起來,穿過街,哭著走向公交車站。然後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就回頭一看——他穿著制服和靴子,背著光向我快步跑來。獵裝外套,水手襯衫,我最喜歡他這樣的打扮了——他穿什麼都好看。我們去了他家,他換了衣服,然後我們決定去餐廳慶祝我的生日。可是晚上已經沒有位子了,其他人都塞給領班五塊錢十塊錢,我們兩人卻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關係,」他說,他依然神采煥發,「我們去買香檳和蛋糕,然後到公園慶祝吧。」

在漫天繁星下過生日!他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在高爾基公園的板凳上坐到天亮。這是最難忘的一次生日,我就是在那一天對他說:「娶我吧,我好愛你!」

他笑了:「但是你還小啊。」

我們第二天就登記結婚了。

我當時真的很開心!就算上天告訴我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我也不會做別的選擇……我們結婚的那一天,他找不到他的身份證,我們找遍了整棟房子。他們只好把我們的結婚證明暫時登記在一張紙上。

「女兒啊,這不是個好兆頭。」我媽媽說。

我們後來在頂樓的舊褲子裡才找到他的身份證。

愛情!這已經不能算是愛情了,而是歷久不衰的真愛。我以前早上常對著鏡子跳舞——我年輕又漂亮,而且他深愛著我!現在我已經忘了那個表情,和他在一起時的表情,鏡子裡再也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這該不該說?該如何形容?我們有一些秘密,我還是不太明白這樣做的意義。在我們相處的最後幾個月,他晚上還是會找我過去,他仍對我有慾望,他愛我愛得更深了。每當我在白天看著他的時候,總是不敢相信晚上發生的事。我們不想分離。我擁抱著他,撫摸著他。這時我會想起那些快樂的時光,閃亮的日子。

想起當他從卡姆恰卡回來時,留了很長的鬍子,他在那裡留的。想起我在公園板凳上度過的生日。

「娶我吧。」我真的該說嗎?我可以說嗎?我像男人對女人一樣,主動向他求愛。

除了藥物之外,我還能給他什麼呢?還有什麼希望呢?他並不想死。

我沒有告訴我媽媽任何事。她不會懂的,她只會批評我,只會辱罵我們。因為這可不是普通的癌症,一般的癌症就會使人害怕,何況這是更糟糕的切爾諾貝利癌症。

醫生對我說:如果腫瘤在他體內蔓延,他就活不久了,但腫瘤只是慢慢向上移,從身體到臉上。他的身上長出了黑色的東西。他的下巴移位了,脖子不見了,舌頭卻跑了出來。他的血管開始破裂流血。脖子,臉頰,耳朵,到處都是。我裝了冷水,用濕布擦拭他,卻一點幫助也沒有。

這景象很可怕,枕頭上全是血。我從浴室把臉盆拿過來,血流入盆裡,像是在用桶接牛奶一樣。那種聲音聽起來很柔和,好像來到了農村。我現在晚上還是會聽到這個聲音。

在他還有意識的時候,如果他開始拍手,就是示意我要叫救護車了。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歲。

救護人員也知道我們,他們並不想來:「我們幫不了你丈夫了。幫他打針吧!給他麻醉劑!」

我後來學會注射了,但打針會在他的皮膚上留下黑色的淤青,而且不會消失。

有一次,我設法找來了救護人員,當時還來了一位年輕的醫師。他看到之後,嚇得倒退了幾步:「對不起,他該不會是從切爾諾貝利來的吧?他是從那裡回來的人嗎?」

我說:「是的。」

然後他,我沒有誇大,他大叫著說:「噢,這位女士,讓他早點解脫吧!早一點!我看過那些從切爾諾貝利回來的人是怎麼死的。」

當時我的丈夫還有意識,他聽到了。但是還好,他不知道,他也沒有猜到,當時他是他們隊裡最後一個活著的人。

還有一次,我從附近診所請來一個護士,她只是站在門口,拒絕進來:「噢,我辦不到!」

為什麼我就辦得到?我什麼都願意做。我還能想些什麼辦法呢?我怎樣才能救他?他痛苦地大喊著,吼了一整天。最後我才找到方法:我把注射筒裝滿伏特加注入他體內。他才停了下來,忘記了苦痛。這方法不是我想出來的,是其他女人跟我說的,她們也有同樣的經歷。

他媽媽之前會過來說:「你為什麼讓他去切爾諾貝利?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根本沒想過能阻止他去,他大概也沒想過拒絕。當時跟現在不同,是軍事統治的時代。

我曾問他:「你後悔去那裡嗎?」

他搖頭表示不會。他在筆記本上寫著:「我死掉之後,賣掉車子和備胎,不要嫁給托利克。」

托利克是他弟弟,他也喜歡我。

還有很多事呢——他睡著的時候,我會坐在他身旁,他的頭髮很美,我拿著剪刀悄悄地剪了一束下來,他睜開眼,看到我手裡的頭髮,露出了微笑。

我留著他的手錶,他的軍證,還有切爾諾貝利的徽章。(她沉默不語)我以前真的很開心!我還記得我在產科病房裡的日子,我會坐在窗邊,看著外面等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到底怎麼了?我對他百看不厭。我還以為遲早有一天我會厭煩。我給他做早餐,然後看著他吃東西的樣子。我看著他刮鬍子,我看著他走出門外。我是個盡職盡責的圖書館管理員,但我不知道該如何熱愛我的工作。我只愛他,只愛他,我不能沒有他。我會在晚上大吼,埋在枕頭裡大吼,這樣孩子們才聽不到。

我從沒想過,他會離開這個家,從沒想過,我們會永遠分開。我的媽媽,他的弟弟,他們開始告訴我,對我暗示說,醫師們在推薦一個地方。你懂嗎,簡而言之,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特別的醫院,是專門讓這種無可救藥的病患在那裡等死的。以前住的是那些從阿富汗回來、四肢不全的士兵——現在則是給從切爾諾貝利回來的人住。

他們懇求我:「那裡比較好,隨時都有醫生照顧。」

我不想,我根本不想聽。後來他們說服了他,他也開始請求我:「帶我去那裡,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這時我正在想辦法請病假或事假。只有照顧自己生病的孩子才能請病假,而事假最多只能請一個月。

他在筆記本上寫得滿滿的,要我答應帶他去那裡。最後他弟弟開車載我去看了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在一個村莊的邊緣,叫格雷本卡,是一棟大木屋,旁邊有口破井,廁所在屋外。我看到一些穿黑色衣服的老婆婆——都是修女。

我甚至沒有下車,沒有離開座位。那天晚上我吻著他:「你怎麼可以要我這麼做?我絕不會讓這種事發生的!絕不!」我吻了又吻。

最後幾周是最令人害怕的。我們需要花半個小時,讓他排尿到半升的罐子裡。他從頭到尾都低著頭,他覺得很羞愧。

「噢,你為什麼要這麼想!」我說。我吻了他。

最後一天,有那麼一瞬間他坐了起來,睜開了眼睛,笑著說:「瓦莉烏西卡!」他想喊我的名字。他死的時候孤零零的,所有人都是如此。當時他們打電話給還在上班的我:「我們要把他的紅色成就證書交給他。」

我問他:「你們的人想過來,他們要拿證書給你。」

他搖頭表示不要,但他們還是來了。他們帶了些錢,還有裝在紅色本子裡的證書,封面有列寧的照片。

我收下來時心想:「他犧牲性命,就是為了這個嗎?報紙上說不單是切爾諾貝利爆炸了,共產主義也跟著爆炸了。但封面上的照片卻依舊不變。」

有個人想對他說些好話,他卻用毯子蓋住自己,只讓人看得到頭髮。他們待了一會兒就離開了。他已經開始害怕見人,我是唯一他不會害怕的人。

安葬他時,我用兩條手帕蓋住了他的臉。有人向我請求,我才會把手帕掀開。

一個曾經愛過他的女人看到後就昏倒了,我以前還會妒忌她。

「讓我再看他最後一眼。」

「好。」

我沒有告訴她,他死的時候沒人敢靠近,大家都很害怕。

根據我們的習俗,我們是不能為死去的親人清洗和穿衣的。兩個太平間的看護人過來跟我要伏特加喝。

「我們什麼都見過了,」他們對我說,「我們見過被壓扁的人,我們見過支離破碎的人,我們還見過燒焦的小孩屍體。但是都比不上這個。切爾諾貝利人的死狀是最恐怖的。」(壓低了音量)他死了,就躺在那裡,他全身發燙,沒有辦法碰觸他。他死的時候,我把家裡的鍾都停了下來。時間是早上七點。

剛開始,在沒有他的日子裡,我一連睡了兩天。沒人叫得醒我,我會起來喝一些水,什麼都不吃,然後又回到枕頭上。現在我才覺得奇怪:我怎能睡得著呢?

我朋友的丈夫臨終時,對著我的朋友丟盤子,他不明白,她為什麼可以這麼年輕漂亮。而我丈夫卻只是一直看著我。他在他的筆記本上寫著:「我死了之後,把我的遺體火化。我不想讓你害怕。」

有謠言說,那些來自切爾諾貝利的人,死後的屍體也會有輻射。我讀過有關那些在莫斯科醫院過世的切爾諾貝利消防員的報道,他們被葬在莫斯科近郊的米季諾,他們的墳墓至今仍被視為有放射性。人們路過時會刻意避開,也不會把親人葬在那裡,好像連死者也畏懼這些人的屍體。大家都不明白切爾諾貝利是什麼,只好任憑感覺臆測。

他把在切爾諾貝利工作的白色衣服帶了回來,一套帶褲子的特殊防護衣。這套衣服一直放在我們的儲藏室,直到他過世。然後我母親決定:「我們要把他的東西全部丟掉。」

她也會害怕。但我想留下這套衣服。這是不好的——我們家裡還有小孩,所以我們還是把所有東西都帶到鎮外埋了起來。

我讀過很多書,我就生活在書堆之中,但有件事卻是無法解釋的。他們將骨灰罈交給我時,我一點也不害怕,我用手撫摸他的骨灰,裡面有小顆粒,像是沙灘裡的貝殼,那是他的臀骨。在此之前,我撫摸他的遺物時都無法聽到他的聲音或感受到他的存在,但是現在我卻感受到了。我想起他死後的那個晚上,我坐在他身旁,忽然間我看到一縷輕煙冒了出來——我在火葬場時又看到了一次——那是他的靈魂。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沒看到。當時我感覺我們又見面了。

我以前過得多麼快樂!他去出差,我在家裡,數著日子等他回來。我不能沒有他。我們曾去看望他住在鄉間的妹妹,晚上她妹妹說:「你的床在這個房間,而你的床在另一個房間。」

我們都看著對方笑了——我們無法想像要睡在不同的房間裡。我不能沒有他,我跟他私奔了。他的弟弟做了同樣的事。他們兩人個性很像。但是現在如果有人碰我的話,我想,我只會不停地哭。

是誰把他從我身邊奪走的?誰有這個權力?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們拿著一張印著紅色旗幟的通知前來,像是要徵召他從軍一樣。(我們喝著茶,她給我看她的家庭照片和結婚照片。正當我要起身離開時,她攔住了我。)

我該怎麼活下去?我還沒有說完,還沒講到最後。我曾經過得很快樂,快樂得跟瘋子一樣。也許你不應該寫出我的姓名,有些秘密——人們只會在私下祈禱,輕聲說給自己聽。(停了一下)不,還是把我的名字寫下來吧,寫給神看。我想要知道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受苦?起初我以為我的世界會就此不同,變得黑暗且不屬於我。是誰救了我呢?是什麼讓我重新找回人生?是我兒子,我和他的兒子。他病了很久,他已經長大了,卻還在用五歲小孩的眼光看世界。我想陪著他。

我希望能把房子賣掉,搬到諾文奇附近,那裡有精神病院。他就在那裡,按醫生吩咐住在那裡。醫生說,如果要活下去,他一定要住院。我會在週末去看望他,他會對我說:「米沙爸爸在哪裡?他會來嗎?」還有誰會問我這種問題呢?他還在等爸爸。

我會跟他一起等。我會輕聲說著我的切爾諾貝利禱言。你知道嗎,他是用小孩的眼光在看這個世界。

——瓦蓮京娜·季莫費娜·帕納謝維奇,清理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