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六年——當時過的是怎樣的日子？科技所造成的世界末日是怎麼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我們是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自己的團體，過著自己的生活，跟周圍的一切保持距離。這就是我們抗議的方式。
我們有我們的規矩：我們不看《真理報》，但是會傳閱《星火》雜誌。他們只要稍稍放鬆管控，我們就開始全面接受信息。我們閱讀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家裡擺著沙拉莫夫的書，在廚房裡高談闊論。我們渴望從生命中獲得更多東西。那是什麼呢？我們想要像凱瑟琳·德納芙那些戴著貝雷帽的電影明星一樣，我們想要自由。我們當中有些人脫離了團體，終日酗酒；有些則加入了共產黨，開始了政治生涯。沒人認為這個政權會崩潰。我們會想，如果真是這樣，如果這個政權永遠屹立不倒，那就別管其他人了，只要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就好。
然後發生了切爾諾貝利事件，剛開始我們的反應都一樣——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就讓有關當局去擔心吧，切爾諾貝利是他們的責任。那裡距離遙遠，我們甚至沒有看地圖。當時我們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但是當他們把牛奶貼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標籤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覺這件事離家人又近了一點。好吧，就算我不是共產黨員，我還得在這裡生活。我們開始感到害怕：「為什麼今年的蘿蔔葉看起來像甜菜一樣？」
一打開電視，就能聽到他們說：「不要聽信西方世界的挑撥！」
這個時候，你才真的能確定發生事情了。
而勞動節遊行呢？沒人強迫我們參與——沒人強迫我們一定要去。我們可以選擇，但後來我們錯過了這次遊行。這次勞動節遊行是我看過的最熱鬧最擁擠的一次。大家都很擔心，都希望融入人群——與其他人在一起。人們需要有抱怨的對象，抱怨有關當局、政府和共產黨。現在我回想過去，轉折點是在什麼時候呢？之前我們並不想知道真相，我們只想知道蘿蔔能不能吃而已。
我是奇姆沃羅諾工廠的工程師。當時廠裡有一群來自東德的專家，正在安裝新裝置。我看到了來自其他文化的人的反應。當他們得知這場意外後，他們立刻要求醫療照顧、輻射劑量計，還要求管理食物來源。他們收聽德國廣播節目，從中得知該怎麼做。當然，他們的要求都被拒絕了。因此他們立刻打包，準備離開。
「幫我們買車票！讓我們回去！如果你不能保證我們的安全，我們就要離開。」
他們群起抗議，發電報回國。他們都帶著家人一起過來，他們是為了老婆和小孩在奮鬥，是為了自己的性命在奮鬥！而我們呢？我們又有什麼反應？噢，這些德國人日子過得太好了，他們太傲慢了——真是歇斯底里！他們都是懦夫！他們竟然還測量羅宋湯和絞肉的輻射量，真是可笑！而我們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羅斯男兒！
我們的人不顧一切與反應爐搏鬥。我們的人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戴著帆布手套，徒手爬上正在熔解的屋頂（這些我們都在電視裡看到了）。我們的孩子手持旗幟，加入遊行隊伍，那些老兵也來了，他們是過往的守護者。（沉思）但是不懂得為自身感到害怕，也算是一種未開化的習性。我們總是說「我們」，而不說「我」。
「我們會讓他們見識蘇聯人的勇氣。」
「我們要讓他們瞧瞧蘇聯民族的厲害。」
我們要向全世界展現！但我還是我，我還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己，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審視自己的感受，可以看看：我是如何成長與改變的？我發現我開始更多地注意周圍的事物。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後，有這樣的反應是很自然的。我們開始學會說「我」。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偉大的帝國開始崩潰四散。首先是阿富汗，接著是切爾諾貝利。蘇聯解體時，我們才發現自己孤立無依。我很不想這麼說，但我們熱愛切爾諾貝利。切爾諾貝利成為我們生命的意義，成為我們苦難的意義，如同戰爭一樣。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後，世人才得知我們的存在，我們才開啟了通往歐洲的窗口。我們是切爾諾貝利的受害者，也是切爾諾貝利的信徒。我很不想這麼說，但的確如此。
現在，切爾諾貝利變成了我的工作。我會前去視察。在隔離區內，人們依然生活在恐懼中，生活在倒塌的小屋裡。他們期盼共產主義來臨。每一次投票，他們都投給主張鐵腕統治的人，他們夢想回到斯大林年代、軍事統治年代。其實他們就生活在軍事管理之下：崗哨、穿制服的人、門禁、配給制度，還有分配人道救援物資的官僚。箱子上用德文和俄文寫著「禁止買賣或交換」。但這些物資的買賣與交換，仍發生在每家每戶，發生在每個小攤上。
這就像一場遊戲，像一場表演。我跟著一些外國人，開著一輛滿載人道救援物資的卡車前來。這些人大概是奉基督之名來的。在外面，渾身泥土，穿戴著大衣和手套，站在水坑裡的那些人，就是我的同鄉。他們都穿著廉價靴子，眼神似乎在說：「我們什麼都不需要，反正遲早會被拿走。」但是他們又很想拿點什麼，不論是一個盒子還是一個箱子，他們想拿一點舶來品。
我們都知道村裡老婆婆們的住所。這時，我突然有個異想天開又很可憎的念頭。
「我讓你們見識一下！」我說，「這在非洲可看不到喔！只有這裡才看得到。你看，兩百居裡，三百居裡。」
我注意到那些老婆婆改變了表情——她們當中有幾個可真會演戲。她們把台詞記得一清二楚，還會在適當的時候哭泣。這些外國人第一次來的時候，這些老婆婆都不願多說什麼，只是站在原地流淚。現在她們知道該說什麼了，這樣也許能拿到額外的糖果給小孩吃，或者拿到一箱衣物。這種行為是深奧的人生哲學——來自她們與死亡和歲月的關係。她們之所以不願離開住了一輩子的小屋，絕不是為了這些糖果和德國巧克力。
回程途中，夕陽西下。
我說：「看看這塊土地多麼美麗！」
太陽照耀著森林和田野，餘暉彷彿在與我們道別。
「沒錯，」一位會說俄語的德國人說，「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
他手裡正握著一個輻射劑量計。這時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裡才看得到夕陽。這裡是我的家鄉，這裡是我生活的地方。
——娜塔利婭·阿爾謝尼芙娜·羅斯洛瓦，切爾諾貝利受災兒童莫吉廖夫婦女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