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學家，所以我只會向你陳述事實，不會添油加醋。
遲早會有人出來為切爾諾貝利負責。有一天他們會出來承擔責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樣。也許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們也都過世了。他們這些罪人！（安靜下來）我們要讓事實流傳下去。後人會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裡聽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電話給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我打了一次、兩次、三次電話，但他們不讓我跟他說話。我轉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從莫斯科打來的，幫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緊急的消息。」
電話是用政府專線打的，但他們已經開始封鎖消息了。你只要一講起意外，通話馬上就會中斷。很明顯，有人在竊聽！我希望能找出是誰在竊聽——應該有專門的機構，是政府裡的秘密組織。更何況，我是打給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學院院士，但就連我的電話也被封鎖了。
我花了兩小時，終於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話。
我對他說：「據我計算，這是一起很嚴重的意外。」——我當時有機會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談話，因此知道部分實情——「輻射雲正朝我們飄過來，朝白俄羅斯飄過來。我們需要馬上對人民實施碘劑預防措施，撤離核電廠附近的居民。方圓一百公里內，都不應該有任何人和動物。」
「我已經收到報告了，」斯柳尼科夫說，「那裡起了一場火，但是已經被撲滅了。」
我忍不住了：「這是謊言！這是明目張膽的欺騙！只要是物理學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處以一小時五噸的速度在燃燒，你想想這會燒多久？！」
我趕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車。我整晚沒睡。我測量了我兒子的甲狀腺——當時測量輻射量最適合的部位——測出每小時一百八十毫倫琴的劑量。他需要碘化鉀，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兩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劑裡服用，成人則需要三到四滴。
反應爐已經燒了十天，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該做了。但是沒人願意聽我們的話！沒人願意聽科學家和醫生的指示！他們把科學、醫學與政治混為一談。他們就是這樣！
我們不能忘記當時的環境背景，十年前，當時的我們是怎樣的？當時國家安全委員會還在進行秘密實驗，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鎖。當時有上千種禁忌，黨和軍隊都握有機密。和平的蘇聯境內，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樣安全——人們是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的。我們是被恐懼和偏見束縛的人民，我們的信仰變成了迷信。
然而，好吧，只說發生的事實。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七日，我決定前往位於烏克蘭邊境的戈梅利州。我去了幾座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那羅夫亞，那些地方僅與核電廠相隔二三十公里。我需要更多信息。
我帶著整套測量環境輻射的裝備去了。環境輻射測出來的結果是：布拉金，每小時三萬毫倫琴；那羅夫亞，每小時兩萬八千。但是人們仍在田里播種和除草，準備慶祝復活節。他們把蛋塗上色彩，烘焙復活節蛋糕。他們會說：什麼輻射？那是什麼？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命令。上頭只對我們說收成如何，進度如何。他們以為我瘋了：「教授，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倫琴，毫倫琴——這聽來像是外星人說的話。」
然後我們回到明斯克。街上人來人往，人們照常賣著餡餅、冰激凌、三明治、酥皮點心，而輻射雲就在他們頭頂。
四月二十九日——每件事發生的日期我都記得很清楚——早上八點，我坐在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區。我想見他，我試了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坐到下午五點半。這時，有個知名詩人從斯柳尼科夫的辦公室走了出來。我認識他。他對我說：「我剛才和斯柳尼科夫同志在討論白俄羅斯文化。」
我氣炸了：「如果我們不趕快把民眾從切爾諾貝利撤離，如果我們不救他們，以後就沒有白俄羅斯文化了！也沒有人讀你的書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我最終見到了斯柳尼科夫。我告訴他前天的所見所聞，我們需要救救這些人！在烏克蘭——我已經跟他們通過電話——他們早就開始撤離人民了。
他說：「為什麼你的人員（研究所員工）拿著輻射劑量計在鎮內到處走動，把大家都嚇壞了？我已經向莫斯科的伊雷因教授請教過了，他是蘇聯輻射防護局主席，他表示一切正常。政府委員會也到了核電廠，檢察官的辦公室也設在那裡。我們已派出軍隊，用上全部的軍事裝備來處理漏洞。」
我們要面對上千噸的銫、碘、鉛、鋯、鎘、鈹、硼，還有未知數量的鈽（切爾諾貝利使用石墨鈾反應爐，這類反應爐可以製造出適用於核彈的鈽元素），一共四百五十種放射性物質。這相當於三百五十顆廣島原子彈的威力。他們應該講物理學，談物理定律，而他們卻反倒歸咎敵國，開始尋找敵人。
或早或晚，一定會有人出來負責。
「你會說你的專長是牽引機，」我對斯柳尼科夫說，他曾是牽引機工廠的主管，「你會說你不懂輻射的影響，但我是物理學家，我知道會發生什麼後果。」
可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又算得了什麼？幾個教授，一群物理學家，憑什麼告訴中央委員會該怎麼做？不，他們並不是罪犯集團，更應該說是無知和盲從的團體。他們的生活原則，他們從那個大機器那裡唯一學來的事，就是不要出風頭，大家開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後就被召喚到莫斯科，陞官了。這個陰險的傢伙！我打賭，戈爾巴喬夫一定親自從克里姆林宮打電話給他，大概會說，我希望你們白俄羅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騷動。
如果你不討好你的長官，那麼你就會失去陞官的機會，失去出國旅行的機會，也會失去那棟別墅。如果我們仍在封閉的體制內，仍在鐵幕之下，人們恐怕至今還住在反應爐旁邊。他們會掩蓋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嗎？我們還活在斯大林的國家裡。
依照當時我們的民防教育指導，在可能遭遇核子攻擊或發生核子意外的情況下，全民都應實行碘劑預防措施，這是在有危險時就應採取的行動。我們這裡每小時有三千毫倫琴的輻射量，但他們擔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這個國家屬於當權者，國家永遠擺在第一。他們大可以找出別的方法來實行預防——不需要公佈，也不會造成恐慌。他們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庫裡，或加在牛奶裡。市內已備有七百公斤的濃縮碘來應付這種狀況，但這些濃縮碘統統原封不動。人們害怕上級長官的程度，甚於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電話，沒有人行動。
我的公文包裡帶著一個輻射劑量計。為什麼？因為他們不再讓我與重要人士會面，他們已對我感到厭煩，所以我帶著輻射劑量計到接待室，測量那些秘書或私人司機的甲狀腺。有時候這樣做很有效，他們會感到害怕，然後讓我進去。
這時有人對我說：「教授，為什麼你要這樣到處嚇人？你認為你是唯一關心白俄羅斯人民的人嗎？更何況，人免不了一死，就像人難免因為吸煙、車禍或自殺而死一樣。」
他們嘲笑烏克蘭人。烏克蘭人跪在克里姆林宮前，懇求得到更多資金、藥物和輻射測量裝備（這些裝備數量不足）。與此同時，我們的斯柳尼科夫卻只花了十五分鐘處理這種狀況：「一切都沒事，我們會自行解決。」
大家都稱讚他：「我們的白俄羅斯兄弟，這麼做就對了！」想想這微不足道的讚美，是用多少生命換來的？
我手裡有資料，能證明那些長官都服用過碘劑。我研究所的同事幫他們檢查時，他們有乾淨的甲狀腺，不可能沒服用過碘。他們還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萬一。當他們進到隔離區時，他們會戴上防毒面具和特製的外衣——這些裝備是大家所沒有的。他們在明斯克擁有專用的家畜，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頭牛都有編號，並且嚴加管控。他們有專用的土地、專用的苗床，有專人來監督。最令人噁心的是，他們中間沒人敢出來負責！
當他們不再接見我之後，我就改用信件轟炸他們。我把正式的報告寄到各地，寄給每個名人，寄給整個指揮體系。四份文件夾，每份兩百五十頁，寫的全是實情。所有文件我都備份了，以防萬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辦公室，另一份放在家裡，交給我妻子藏了起來。為什麼我要備份呢？因為在我們的國家不得不這樣做。我總是親自鎖上辦公室的門，但有一次我出差回來後，那些文件都不見了。
我是在烏克蘭長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薩克人，我也有哥薩克人的個性。我不停地寫，我不停地呼籲：「你們要救救這些人！要立刻撤離他們！」
我們不停地在各地遊走。我們的研究所率先畫出了污染區的地圖，整個南邊都是紅色的。
這些都已成為歷史了——一個罪行的歷史。
他們把研究所全部的輻射測量裝備都拿走了，沒有任何說明就沒收了裝備。我在家裡開始接到恐嚇電話：「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場恐怕會很慘。想知道會有多慘嗎？我們可以讓你見識一下。」他們用恐嚇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學家施壓。
我寫信給莫斯科。
隨後，國家科學院院長普拉托洛夫接見了我：「你不會被白俄羅斯人民所遺忘，你為他們付出了很多，但你不應該寫信到莫斯科，這不是個好主意。他們現在要我把你撤職。為什麼你要寫信？難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麼人對抗嗎？」
好吧，我手裡有地圖和數據，而他們有什麼？他們可以把我關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們這樣威脅過。他們說可以保證我會發生意外車禍——我也收到過警告。他們可以讓我受到法庭審判，罪名是從事反蘇聯活動，或者因為研究所裡不見了一盒釘子。
然後，我被他們拉上法庭審判了。
他們達到了目的，我心臟病發作了。（沉默不語）
我把一切都寫下來了，都裝在這個文件夾裡。裡面寫的都是事實，沒有添油加醋。
我們檢查村裡的男孩和女孩，他們有一千五百、兩千、三千毫倫琴，還有超過三千毫倫琴的。這些女孩都無法生育了，她們會發生基因突變。
牽引機還在耕地，我問跟我們一起來的人：「至少要讓牽引機的駕駛員戴上防毒面具吧？」
「不，他們不用。」
「什麼？難道你們沒有防毒面具？」
「噢，我們有很多！用到公元兩千年才用得完。我們只是不發給他們而已，不然會引起恐慌。大家都會逃跑，他們會離開這裡。」
「你怎麼可以這麼做？」
「教授，這些事你說起來很簡單。如果你丟了飯碗，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而我該怎麼辦？」
這是何等的權力！一個人竟然可以擁有無盡的權力來支配他人！這已經不僅僅是欺詐和謊言，這是對無辜人民的戰爭！
我們開車沿皮裡亞特河走的時候，看到人們在河邊搭起了帳篷，他們與家人在一起露營。他們游泳、曬太陽，全然不知這些天來他們都處於輻射雲之下。與他們交談是被嚴格禁止的。但我看到了小孩，於是我上前跟他們解釋。他們不相信我：「為什麼電視和廣播都沒說？」
一個地方黨支部的人隨時陪同在我們身邊——他什麼也沒說，但我可以從他的表情猜到他的想法：我應不應該向上級報告呢？
但他也很同情這些人！畢竟他也是正常人。我不知道當我們回去後，他會做出什麼決定。他會向上級匯報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漫長的沉默）
我們知道這些真相又能如何？我們該如何面對？
如果核電廠又發生爆炸了，同樣的事會再次發生。
我們還活在斯大林的國家裡。人們還活在斯大林的統治下。
——瓦西裡·鮑裡索維奇·涅斯捷連科，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