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提供很多材料，我已經收集了七年——有剪報，還有我自己的評論，我也有各種數據，這些全都可以給你採用。我已經離不開這個議題了，可是我無法寫作。我知道如何抗爭——組織遊行、監督、取得藥物、探望病童——但我無法寫作。我有太多感受，我無法承擔這一切，這會讓我無所適從。你應該把這些寫下來。關於切爾諾貝利事件，已經有許多狂熱分子和專屬作家寫了。我不想成為另一個濫用此題材的人。
如果要我據實記錄？（思考著）那溫暖的四月雨，七年過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場雨。雨滴像水銀般彙集在一起。人們說輻射是沒有顏色的，但是那天的積水卻是綠色和亮黃色的。
我的鄰居悄悄告訴我，自由電台報道了有關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意外。我沒有把她的話放在心上。我相信，如果發生了嚴重的事件，我們一定會收到通知。他們有各式各樣特殊的器材——比如特殊的警示燈、防空洞——他們一定會警告我們的。我們非常肯定！我們都上過民防教育課程，我甚至還當過民防課程的教師。
那天晚上，另一個鄰居帶了些藥粉給我。那些粉末是她親戚給的，她還講解了使用方法。她親戚在核能研究所上班，叮嚀她一定要保密，要她守口如瓶！要她像塊不會說話的石頭！那位親戚還特別擔心電話被竊聽。
我侄子當時和我住在一起，他還很小，而我呢，我依然不信。我們家沒有任何人喝下這些粉末。我們對國家都充滿信心——不只是老一輩人，年輕人也一樣。
現在我回想那些第一印象，還有那些初次聽到的傳言，我回想從當時到現在形勢的轉變，我曾這樣想，以一個作家的角度來看，這是十分令人煎熬的，就像我體內住著兩個人，一個活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前，另一個活在之後。現在要確切地回憶那個之前的我很不容易，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
最初幾天，我開始往隔離區跑。我還記得，在一些村莊停留時，讓我感到很詫異的是，那裡竟然如此安靜。沒有鳥兒，什麼都沒有。走在路上，放眼望去，什麼都沒有，寂靜無聲。我的意思是說，房子空了，人也都走了，所有東西都像是被按下了開關，連隻鳥兒都沒有。
我們來到朱迪亞尼村——這裡的輻射量是一百四十九居裡。馬林諾夫卡村——五十九居裡。這裡的居民受到的輻射劑量，是巡邏核彈試爆地的士兵的一百多倍，也是核彈試爆地的一百多倍！
輻射劑量計在搖晃著，早已達到極限，而集體農場的辦公室卻立起了告示牌，聲稱：當地輻射學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蔥、西紅柿、小黃瓜——統統可以吃。地裡種的東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現在輻射學者是怎麼說的？地方黨支部書記又是怎麼說的？他們怎麼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我們在村裡遇到不少喝醉的人。他們隨處都能喝起酒來，連女人也不例外，尤其是那些擠牛奶的女工。
我們在一個村莊參觀了幼兒園。小孩們跑來跑去，在沙堆裡玩耍。主任告訴我們，這些沙每個月都會換新的，沙子是從別處運來的。你大概可以猜得到是哪裡來的了。孩子們都很悲傷，我們講笑話，他們卻沒有一絲笑容。孩子們的老師說：「別再試了，這些孩子不會笑的。」孩子們睡著時卻會哭泣。
我們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剛生產完的婦人。「誰允許你在這裡生產的？」我說，「外面有五十居裡的輻射量。」
「是放射診斷科的醫生，她叫我不要把孩子的衣物晾在外面。」
他們試圖說服人民留下來。就算他們把村裡的人撤離，他們還是會帶人回來種田，采收那些馬鈴薯。那些地方委員會的書記，他們現在又怎麼說？他們是怎麼為自己辯解的？他們把過錯歸給誰了？
我留下了很多指令——最高機密的指令，這些全部都給你，你一定要寫一本誠實的書。這裡有如何處理受污染的雞的指令。你需要穿戴防護裝備，橡皮手套、橡皮外套、靴子等，就像處理其他輻射物品一樣。如果居裡數達到一定程度，你就要把雞放在鹽水中煮沸，用過的水要倒進馬桶，肉拿來做成餡餅或薩拉米香腸。如果居裡數太高的話，就把雞裹上骨粉，拿去餵牲畜。這就是他們對肉類生產的規劃。這些肉從「污染區」廉價地賣到「乾淨區」。負責運送的駕駛員告訴我，這些小牛很古怪，它們的皮都拖到地上了，而且餓得什麼都吃，包括破布和紙。它們很好養，全都是要賣到集體農場的。如果駕駛員想要的話，也可以帶一頭回去。這真是罪惡！罪惡！
我們在路上遇到一輛卡車。這輛車開得很慢，像是裝著屍體的喪車。我們把車攔下來，我本來以為駕駛員喝醉了，結果看到是一個年輕人在開車。
「你還好嗎？」我問。
「很好，我在運被污染的土。」
在這樣的高溫下？！在漫天飛塵裡？！
「你瘋了嗎？你還得結婚生子啊！」
「那你讓我去哪兒找這種拉一趟賺五十盧布的工作呢？」
當年的五十盧布可以買一套高級西裝。這些人竟然只是為了這點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冒險。至少跟生命比起來，那是微不足道的。
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愛列娜·基謝廖瓦，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