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的幾天，那種感覺是五味雜陳的。有兩件事我還記得：害怕與受辱。發生了那麼多事，卻沒有任何通知，政府默不作聲，醫生也一樣。地方單位等省政府的指示，省政府等明斯克，明斯克等莫斯科。這是一段又臭又長的連鎖關係，只有少數人在頂端下達命令，結果使我們毫無防備。這是那些日子裡最主要的感受。極少數人掌控著我們的命運，掌控著上千萬人的命運。
與此同時，極少數人也足以害死我們所有人。這些人不是瘋子，也不是罪犯，他們只是核電廠的普通員工。當我得知這個真相時，我感到非常震驚。切爾諾貝利開啟了一個無底深淵，就連科雷馬集中營、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有猶太人大屠殺都比不上。一個人用斧頭、弓箭，或者用手榴彈和毒氣室，也殺不了所有人，但是用原子的話……
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不會講大道理。我只會告訴你我記得的事。開始的幾天，大家都很恐慌：有些人去藥店，把所有碘液都買光了，有些人不敢再買市場上的肉類和牛奶，尤其是羊肉。我們家不打算省錢，買了最貴的薩拉米香腸，期望這些薩拉米香腸用的肉會比較好。後來我們才知道，只有貴的薩拉米香腸才會混入受污染的肉，因為比較貴所以買的人比較少。我們毫無防範之力，這點我已經說過了。我想說說別的事，有關蘇聯時期的我們這一代。
我的朋友多半是醫生和教師，是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自己的小團體，常在我家聚會、喝咖啡。其中有兩人是我的老朋友，一位是醫生，她們都有小孩了。
「我明天要搬去跟我父母住，」那位醫生說，「我會帶孩子一起走。如果他們生病了，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但是報紙上說幾天內狀況就會穩定下來，」另一個朋友說，「軍隊來了，還有直升機和裝甲車。廣播裡也說著同樣的話。」
醫生說：「你應該帶孩子一起走，帶他們離開這裡！把他們藏起來！這不是戰爭。我們無法想像發生了什麼事。」
忽然間，她們彼此抬高了音調，最後演變成互相責難與指控。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怎麼辦？我們還會贏得戰爭嗎？」
「你在出賣你的孩子！你的母性本能跑哪裡去了？真是不可理喻！」
當時大家的感覺，包括我在內，都覺得我的醫生朋友在大驚小怪。我們需要等待有人前來通知，等待有人宣佈。但她是個醫生，她懂得比較多：「你們連自己的孩子都保護不了！難道他們沒有受到威脅嗎？反正你們心裡都在害怕！」
我們當時真的很討厭她，她搞砸了我們的聚會。第二天她就離開了，我們則把孩子們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參加勞動節遊行。我們可以選擇去或不去，沒有人強迫我們，也沒有人要求我們參加。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責任，是理所當然的！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日子，大家都應該走到街上。我們湧入充滿人潮的街上。
地方黨支部委員會的所有書記都來到看台上，就站在第一書記的身旁。他的小女兒也來了，站在台上，讓大家都能看見。雖然是晴天，但是她穿著雨衣，戴著帽子，而第一書記則穿著軍大衣。然而他們仍舊現身了，我記得很清楚。被污染的不只是土地，還有人心。長久以來一直如此。
——摘自從切爾諾貝利撤離的小鎮教師，柳德米拉·德米特芙娜·波連卡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