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夫季亞·格裡戈裡芙娜·巴爾蘇克，清理人的妻子
塔瑪拉·瓦西裡芙娜·別洛卡雅，醫生
葉卡捷琳娜·費多羅芙娜·博布洛娃，從皮裡亞特鎮撤離的居民
安德烈·巴提斯，記者
伊凡·瑙莫維奇·維吉奇克，小兒科醫師
葉連娜·伊利尼契娜·沃羅尼科，布拉金安置中心的居民
斯韋特蘭娜·戈沃爾，清理人的妻子
納塔利婭·馬克西莫芙娜·貢恰連科，撤離的居民
塔瑪拉·伊利尼契娜·杜比科夫斯卡雅，那羅夫亞安置中心的居民
艾伯特·尼古拉耶維奇·扎裡茨基，醫生
亞歷桑德拉·伊凡諾夫芙娜·克拉夫特索娃，醫生
葉列諾拉·伊凡諾夫芙娜·拉杜堅科，放射學家
伊琳娜·尤里芙娜·盧卡捨維奇，接生婆
安東尼娜·馬克西莫芙娜·拉裡沃契科，撤離的居民
阿納托利·伊凡諾維奇·波利修克，水文學家
瑪麗婭·雅科夫列娃·薩維列耶娃，母親
尼娜·漢特斯維奇，清理人的妻子
我很久沒有見過因為懷孕而開心的女人了，也沒見過快樂的母親。一個最近生產的母親，她剛恢復精神，便馬上喊道：「醫生，把孩子帶來給我看！把他帶過來！」她撫摸著嬰孩的頭、前額、嬌小的身體和四肢。她只是想確定：「醫生，我生下來的孩子正常嗎？一切都沒問題吧？」護士幫嬰兒餵食。母親很害怕地說：「切爾諾貝利離我的住處不遠。我曾去那裡探望我媽媽。我被黑色的雨淋到了。」
她還告訴我們她做的夢，她夢到她生了一頭有八隻腳的小牛，還有長著刺蝟頭的小狗。真是古怪的夢。女人們以前不會做這樣的夢。至少我從沒聽說過。我當接生婆已經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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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學校老師，我教俄文。這件事發生在……我想想……是在六月初的考試時。校長忽然將我們全部人召集起來，宣佈：「明天，所有人都要帶鏟子來。」
原來，我們必須把學校周圍受污染的表層土挖起來，然後軍隊會前來將地鋪平。
教師們提出了問題：「他們會提供什麼樣的防護裝備給我們？他們會帶特殊服裝或防毒面罩來嗎？」
答案是否定的。「拿起你們的鏟子挖就對了。」
只有兩個年輕老師拒絕這麼做，其他人都出去鏟土了。雖然覺得受到了壓迫，但在我們心中，仍覺得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要勇於面對困難和危險，要能保護我們的祖國，這不就是我一直在教導學生的事嗎？要挺身而出，保家衛國，犧牲奉獻。我教導的俄國文學作品，可不是在講人生道理，而是戰爭，例如肖洛霍夫、綏拉菲莫維奇、富爾馬諾夫、法捷耶夫和鮑裡斯·波勒沃夫。只有兩個年輕教師拒絕參與。他們是新一代的人。這些人已經跟我們大不相同了。
我們從早到晚都在外頭鏟土。我們回家時，意外地發現商店仍在營業，女人們開始購買褲襪和香水。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戰爭的氣氛了。尤其是忽然間出現了排隊人潮，在購買麵包、鹽巴和火柴的現象，更加深了這種氣氛。大家都忙著把麵包脫水，做成餅乾。雖然是在戰後出生的，但我很熟悉這一切。我已經可以想像我會怎樣離開我的家，我跟孩子們會怎麼被撤離，我們會帶些什麼東西走，給母親的信會寫些什麼。雖然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但日常生活卻一如既往，電視上仍播放著喜劇。我們知道如何在恐懼中生活，這是我們的天性。在這方面，沒人能比得上我們俄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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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進村後，開始撤離居民。街道上很快便充斥著軍事器材：裝甲運兵車，蓋著綠色帆布的軍用卡車，甚至還有坦克車。居民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離村莊，這樣的氣氛充滿壓迫感，特別是對那些參與過戰爭的人來說。剛開始，人們抱怨俄羅斯人——是他們的反應爐出了問題，所以是他們的錯，然後漸漸改口為：「都是政府的錯。」
切爾諾貝利事件常被拿來與戰爭相提並論，但前者嚴重多了。戰爭是人們可以理解的。而切爾諾貝利呢？人們對此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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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感覺像是我從未離開過此地。我每天的行為一模一樣。走在同樣的街上，經過同樣的房子。這個城鎮就是這麼寧靜。
那一天是星期天，我躺在外頭，曬著太陽。我母親跑了過來：「孩子，切爾諾貝利爆炸了，人們都躲到家裡，你竟然還在這裡曬太陽！」我笑了：「那羅夫亞離切爾諾貝利有四十公里遠。」
當晚，一輛日古利車停在我家門前，我朋友跟她丈夫走了進來。她穿著浴袍，她丈夫穿著運動服和老舊的拖鞋。他們從皮裡亞特穿過森林，經過鄉間小路才來到這裡。
一路上有警察巡邏，還有軍隊封鎖道路，他們不打算讓任何人離開。她一進門就大喊：「我們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點！」她不停地喊著。「我們剛買了新傢俱、新冰箱。我還織了一件毛衣。所有東西都留在那裡，我用玻璃紙把東西都包了起來。我們整晚都沒睡。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到底會怎麼樣？」她丈夫試圖安撫她，我們一連好幾天都坐在電視前，等著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但政府沒有做出任何聲明。等到節日過後，戈爾巴喬夫才出現在電視上，他說：「同志們不要擔心，一切狀況都在控制之中。情況並不糟。人們仍在當地生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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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村莊撤離的牲畜，被趕到地方行政中心的指定集合點。那些奶牛、小牛和豬群像瘋了一樣，在街上到處亂跑——人們想牽走就可以牽走。載著罐裝肉品的火車從肉類集散場開到卡裡諾維奇的車站，再開往莫斯科。莫斯科不接受這些貨物，所以火車又開了回來，這些車廂如今已是墳場了。一整批貨都被我們埋葬在此。我身上肉類腐爛的味道到了晚上仍消散不去。「這就是核子戰爭的味道嗎？」在我印象中，戰爭的味道是硝煙味才對。
起初，他們會在夜間把孩子們運出來。他們打算隱瞞這場災難，但人們還是發現了。人們會帶著牛奶罐，來到我們的巴士前要食物，還自己煎派來吃。這情況就跟戰爭時一模一樣。沒有比戰爭更貼切的比喻了。
接著在地方行政官的辦公室開了一場會議。這氣氛像是在戰時一樣，所有人都等著民防科科長發言，因為大部分人對輻射一無所知，只有高中物理教過一點。科長走上台，照本宣科地念著核戰書的內容，例如：一個士兵受到五十倫琴的輻射，就必須離開前線；如何建造避難所；如何穿戴防毒面具，以及測定爆炸範圍的數據；等等。
我們搭著直升機來到污染區。我們全都裝備齊全——沒穿內衣，穿著看起來像廚師的廉價棉質雨衣，外頭罩著防輻射的材質，戴著連指手套和外科用口罩，身上還掛著各式各樣的裝備。我們降落在某個村莊，那裡的小男孩正在沙堆裡玩耍，似乎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個孩子嘴裡銜著一顆石頭，另一個孩子咬著樹枝。他們都沒穿褲子，裸露著身體。我們收到命令，不能造成民眾恐慌。
而現在我要承受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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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上開始播放這些片段—一一個老婆婆正在擠奶，把擠好的奶裝到罐子裡。一位記者帶著軍用輻射劑量計前來測量牛奶，然後旁白說：「看吧，一切都沒問題，這裡離反應爐只有十公里遠。」
電視裡還播了人們在皮裡亞特河畔游泳、曬太陽的畫面，遠方可以看到反應爐和冉冉煙縷。旁白說：「西方想要製造恐慌，編造和這次意外相關的謊言。」然後，記者會再次拿出輻射劑量計，測量盤子裡的魚、巧克力條，或者小販賣的鬆餅。這些全都是假的。當時軍用的輻射劑量計，是設計用來測量環境輻射量，而非測量單一物品的。
這些謊言，這些天大的謊言，在我們心中已與切爾諾貝利密不可分。只有在戰爭時，政府才會說出這樣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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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等待第一個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男孩，而我想要女孩。醫生試圖說服我：「你的丈夫去過切爾諾貝利，你必須墮胎。」我丈夫是個卡車司機，他在災難發生的前幾天被叫去運送沙石。但我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
生出來的嬰兒是個死胎，少了兩根指頭。是個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給她手指啊，」我心想，「她畢竟是個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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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打電話給軍方總部——所有醫療人員都去出任務了——因此我自願幫忙。有一位少校，我記不起他的名字，對我說：「我們需要年輕人加入。」
我試著說服他：「首先，年輕的醫生還沒有準備好；其次，他們的危險程度會增加，因為年輕人更容易受到輻射影響。」
他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接到命令了，我們要派年輕人出去。」
患者傷口癒合的速度越來越慢。我還記得第一次下輻射雨的情景——人們後來稱之為「黑雨」。我們是世界上最好、最傑出、最強大的國家，但人們並沒有準備好應付這種事。
我丈夫是一位工程師，有大學學歷，他很嚴肅地想要說服我，這是一場恐怖攻擊，是敵國的牽制行動。當時很多人都這麼認為。但我還記得有一次在火車上，我遇見一位曾參與建築斯摩稜斯克核子反應爐的人。他告訴我，那些水泥、板材、釘子跟沙石是怎樣從工地被偷走帶到鄰近鎮上去賣的。這些建材被偷去換成現金，或換來一罐伏特加。
黨中央會派人到城鎮來跟工廠與人們商談，但是來的人卻不知道如何去除輻射活性，不知道如何保護孩童，也不知道食物裡滲入了多少放射線係數。他們不知道什麼是阿爾法、貝塔、伽馬射線，也全然不懂放射生物學、離子化輻射，更不用說懂同位素了。對他們而言，這些東西就像從外星來的一樣。他們只知道頌揚蘇聯人民的勇敢，講述軍隊的英勇事跡和揭露西方間諜組織的陰謀。當我在黨內集會中提出懷疑時，他們卻告訴我要取消我的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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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害怕繼續住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給了我一個輻射劑量計，但有了這個又能如何？我洗好衣服，洗得既潔白又乾淨，輻射劑量計卻響了起來。我烹飪食物，製作餅和派，輻射劑量計又響了起來。連我鋪床時，它都會響。我要這個東西做什麼？我哭著給我的孩子們餵飯。他們會問：「媽媽，你為什麼要哭？」
我有兩個男孩。他們沒去托兒所或幼兒園——他們總是待在醫院裡。大的從外表上看不出是男孩還是女孩，因為他沒有頭髮。我帶他去看過醫生，也看過傳統醫者7。在同年級的孩子裡，他是最瘦小的。他不能跑步、玩耍。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倒他，他就會開始流血，還有可能會死。他得了一種血液疾病，這個病名我不知道怎麼發音。我跟他一起躺在醫院，心裡想：「他快要死了。」我後來才知道，不應該這麼想。我躲在浴室裡哭泣。沒有任何一個母親會在病房裡哭，她們都會到浴室或廁所裡哭。我回來時，帶著滿臉笑容：「你的臉頰好紅潤，你會好起來的。」
「媽媽，帶我離開醫院。在這裡我會死。在這裡的每個人都死了。」
現在我該去哪裡哭呢？去浴室嗎？浴室前面已經排起了隊——排隊的人都跟我有著相同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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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一日紀念日當天，他們允許我們到墓園去。我們可以去墳墓，但警察不讓我們回到自己的房子和庭院裡，不過至少可以從墓地遠望家園。我們在那裡為家鄉的人們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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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什麼樣的人住在這裡。讓我來舉例說明。剛開始的幾年，在那些「骯髒」的區域，政府在商店裡擺滿了中式牛肉罐頭、蕎麥等物資，於是人們便說：「噢，住在這裡真好，現在你趕不走我們了。」
土地受污染的程度不一——在集體農場裡可能有一塊田是「乾淨的」，而旁邊的田卻是「骯髒的」。在「骯髒」的田里工作的人可以領到更多錢，所以大家都搶著去，而不願意去「乾淨」的田里工作。
前不久，我弟弟從東亞回來看我。他說：「你們這裡的人都像是黑盒子。」他的意思是飛機上那種記錄航空信息的黑盒子。我想，我們這裡的人都活得好好的，會說話，會走路，會吃飯，我們熱愛彼此，但我們都是記錄信息的黑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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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兒科醫師。孩子們有不同的觀點。舉例來說，他們不認為癌症等於死亡——他們還不知道這兩者之間的關聯。他們對自己身上發生的事瞭如指掌——例如診斷結果，服用的藥品，手術的名稱。他們懂的比他們的母親還多。他們過世的時候，臉上有著驚訝的表情。他們就這樣帶著訝異的表情離開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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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警告說，我的丈夫有可能會死。他得了白血病，也就是血癌。他從切爾諾貝利隔離區回來後，兩個月內便生病了。是工廠的人派他去的。某次夜班結束後，他早上回到家說：「我明天要離開了。」
「你要去做什麼？」
「在集體農場工作。」
他們在方圓十五公里的土地用耙子耙起麥稈，采收甜菜，挖馬鈴薯。
後來他回來了，我們一起去看望他的父母。他跌倒時，正在跟他父親一起補牆。我們叫了救護車，送他去醫院——他的白細胞過高，已達到有生命危險的程度。
回來時他說：「我就要死了。」他變得很安靜。我試著說服他不要這樣想。我哀求他，但他不相信我。後來我幫他生了一個女兒，他才肯聽我的話。有一次我早上醒來，看著一旁熟睡的他，心想：我以後一個人該怎麼辦？
人不應該一直想著死亡，所以我把腦海中的這些念頭趕走。如果我早知道他會因此生病的話，我會把家裡的門都鎖上，我會站在門口擋著，我會用家裡所有的鎖，把每一扇門都鎖起來，不讓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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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我兒子這兩年來跑了一家又一家醫院。我不想再聽到或讀到關於切爾諾貝利的事。我什麼都見識過了。
醫院裡的小女孩玩著洋娃娃。她們會合上洋娃娃的眼睛，假裝洋娃娃死了。
「洋娃娃為什麼死了？」
「因為她們是我們的小孩，小孩子都活不了，生下來以後就會死。」
我的小孩阿爾喬姆七歲了，但是看起來像五歲的孩子一樣。我看到他閉上眼睛，以為他睡著了。我哭了起來，以為他不知道，但他卻開口說：「媽媽，我要死了嗎？」
他會沉沉睡去，幾乎沒有呼吸。我會跪在他的床邊：「阿爾喬姆，睜開你的眼，跟我說話。」我心想，他的身體還是暖的。
他會睜開眼睛，然後又沉沉睡去，像是死了一般。
「阿爾喬姆，睜開你的眼。」
我不會讓他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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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們在慶祝新年。各種食物我們應有盡有，而且全是自製的，有豬油、肉類、醃菜，連伏特加都是自製的。只有麵包是從商店裡買的。當然，「自製」也就意味著這些東西是從切爾諾貝利來的，殘留著銫和鍶的餘味。但我們還能從哪裡取得物資呢？鎮上的商店都空了，就算有東西買，以我們的薪水和撫恤金也買不起。
家裡來了一些客人，是我們的鄰居，都是些年輕友善的人。一個是老師，另一個是集體農場的技工，還有他的妻子。我們吃飯喝酒，然後開始唱起歌來。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唱起那些老歌——革命歌曲和軍歌。「柔和的晨曦照亮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宮」。那是個美好的夜晚，像是回到了過去。
我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提到了這件事。他是學生，住在首府。他回信說：「媽媽，我試著想像這個畫面。這很不可思議。在切爾諾貝利的家中，新年樅樹被裝飾得閃閃發亮，人們圍繞著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和軍歌，像是古拉格集中營和切爾諾貝利事件都從未存在過一樣。」
我感到很害怕——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我兒子。他已無家可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