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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和真相

人們為此寫了許多書。又厚又長,還附有註解,卻仍然無法理性地敘述切爾諾貝利發生的事情。忘了是別人告訴我的,還是我讀到的,說切爾諾貝利帶來的首要問題,就是自我認識。這個說法似乎是對的。我一直在等著某個聰明人向我解釋這一切,就像人們解釋斯大林、列寧或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樣,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場的口號般不斷重複。然而,我們是在一個沒有切爾諾貝利的世界裡長大的,現在卻要與切爾諾貝利共存。

我是一個太空火箭研究者,專長是火箭燃料的研究。我在拜科努爾(此地為太空研究中心)工作。宇宙號衛星和東歐科學衛星這樣的太空計劃,佔去了我大部分的人生。那真是一段不可思議的時光!你可以帶領人們進入天空、極地,無所不及!你可以帶領人們到達太空!蘇聯的全體人民都跟著尤里·加加林,一同進入太空,人們與他一同脫離了地球。我們都到了太空!我至今仍十分敬愛加加林——他是個了不起的俄國人,有著燦爛的微笑,就連他的死亡都很戲劇化。

那段日子真是不可思議!我因為家庭原因搬到白俄羅斯,結束了我在拜科努爾的工作。來到這裡,我隨即投身於這片名為切爾諾貝利的太空,我對事物的認知都必須重新來過。就算我曾經接觸過最先進的科技,還有最先進的太空技術,這裡發生的事情仍然完全超乎我的想像。這簡直難以形容——連想像都沒有辦法——這……(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嗎,我剛才還突然覺得,我終於懂了——我還以為我能歸納出一個結論。不論你跟誰談起切爾諾貝利,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一套說法,但我寧願告訴你們我的工作內容。有些事情我們是不會做的!我們建造了一座教堂——屬於切爾諾貝利的教堂,當中供奉著聖母像,這座教堂是為了紀念這次「神的懲罰」。我們收集捐款,慰問病人和垂死的人。我們如實記錄事件,還要建造一個博物館。

我之前認為,以我當時的心態,恐怕無法勝任這樣的工作。我接到的第一個指示是:「錢在這裡,你要把錢分給三十五個家庭,也就是分給三十五個寡婦。」她們的丈夫都是清理人,所以你必須公平地分配資金。但是該怎麼分呢?有一個寡婦要養育生病的小女孩,另一個有兩個孩子,第三個寡婦自己也得了病,而且房子還是租來的,還有一個寡婦有四個小孩。我晚上睡不好,滿腦子在想:「怎麼做,才不會虧待這些人?」我想了又想,算了又算,卻找不到方法。最後,我們只能按名單,把錢平分給每個家庭。

我真正的貢獻是博物館:切爾諾貝利博物館。(他沉默了一會兒)有時我會想,不要建博物館,改建一座殯儀館好了,我可以出任治喪委員會委員。今天早上,我還沒脫下外套,就有一個女人走了進來。她哭泣著——與其說是哭泣,不如說是哀號:「把他的獎章給你!把他的獎狀也給你!把撫恤金都還給你!把我丈夫還給我!」

她哀號了好一陣,然後留下了她丈夫的獎章和獎狀。唉,這些物品會被陳列在博物館裡。人們會看到這些展品,但她的哭泣聲卻只有我一個人能聽見。每當我擺設這些獎狀時,我就會想起她的哭聲。

亞羅舒克上校已經來日不多了。他是一個放射化學家。他以前壯得像頭牛,現在卻癱瘓在床。他老婆像翻枕頭一樣幫他翻身,拿湯匙給他餵食。他有腎結石,需要接受碎石治療,但我們付不起手術費。我們一貧如洗,只能仰賴人們的救濟。政府就像債主一樣,我們這些人好像早已被政府遺忘。

當他死的時候,政府可能會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條街,也可能是一座學校,或一項軍事武器。但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會發生。亞羅舒克上校走遍了整個隔離區,將高輻射的地點一一標記出來。政府徹頭徹尾地利用了他,把他當成機器人。上校也知道這一點,但他仍然去了。他走遍了反應爐和所有有輻射反應的區域,就憑一雙腿和手裡的輻射劑量計。他必須「感受」到一個定點,然後繞著定點走,以便能在地圖上準確地標示出來。

那些被派去反應爐屋頂工作的士兵,又怎麼樣了呢?總共有兩百一十支部隊被派去清理這場大災難的輻射塵,也就是說,一共有三十四萬士兵參與善後。那些清理屋頂的士兵受害最嚴重。他們穿著鉛制上衣,但是輻射卻來自下方,他們的下方沒有輻射防護,只是穿著普通的廉價迷彩靴子。

這些人每天都要上屋頂作業一分半鍾或兩分鐘,當日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然後能領一份獎狀和一百盧布賞金。之後,這些士兵便四散至祖國各地。他們在屋頂上撿拾反應爐的燃料跟石墨,以及混凝土碎片跟金屬物品。大約二十秒至三十秒,便可裝滿一台手推車,然後再花約三十秒的時間,將這些「垃圾」從屋頂上丟下去。這些特製的手推車本身就重達四十公斤。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畫面:鉛制上衣、防輻射面具、手推車,還有快得驚人的工作速度。

在基輔的博物館裡,展示著軍帽大小的石墨模型。如果這是真的石墨,將會重達十六公斤,由此可知石墨密度高又沉重。現場的遙控機器時常不聽使喚,因為電路會遭到高輻射的影響。最可靠的「機器」就是士兵,他們被稱為「綠色機器人」(以軍服的顏色命名)。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毀壞的反應爐屋頂作業。夜裡,這些士兵睡在帳篷裡,他們都曾跟我說過,剛開始時他們將麥稈鋪在地上睡——這些麥稈都是從反應爐附近取來的。

這些士兵都是年輕人。他們現在也來日不多了,但他們知道,如果沒有他們的話……這些人都來自同樣的文化背景,這個文化有著偉大的成就,而他們都是犧牲品。

當時很有可能會發生核爆,士兵們必須將冷卻用的水從反應爐下取出,以避免鈾跟石墨的混合物與水接觸。一旦碰到水,將可能達到臨界質量的狀態。若發生爆炸,威力將可達三百萬噸至五百萬噸。這意味著不僅基輔與明斯克,連整個歐洲都將有一大部分地區無法居住。

你可以想像嗎?一場遍及歐洲的大災難!所以問題就來了:誰願意潛下去打開排水管活門?政府保證會提供汽車、公寓、別墅,還有全家人的永久補助金。他們開始在士兵當中尋求志願者。然後這些人便站了出來!那些年輕人潛入水中好幾次,成功地打開了活門。他們所屬的部隊得到了七千盧布的獎賞,不過當初保證的汽車和公寓都被遺忘了——但這並不是那些士兵潛水的動機!他們不是為了得到物質獎勵才這樣做的,這些物質保證是他們最不看重的。(他開始難過起來)這些人都過世了,只剩下在我們博物館裡的文件裡,還寫著他們的名字。如果沒有他們挺身而出,又會如何?他們有著做出自我犧牲的準備,這份情操無人能比。

有人這樣對我說,發生這樣的事,是因為我們將生命的價值看得太低了。這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一個願意犧牲自己的人,並不會覺得自己是特別的個體。他只是想在生命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色。他也許之前只是個無名小卒,如同背景一般毫不起眼,而現在,忽然間,他當上了主角。這就是對人生意義的渴求。我們的訴求是什麼?我們的意識形態又是什麼?你得到了一個用死亡換取人生意義的機會,還能夠被後人敬仰。你得到了屬於自己的角色!這樣的死亡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這樣的死亡能換來不朽。針對他的說法,我與這個人爭辯起來。

我不認同他的說法!完全不認同!沒錯,我們是受軍事教育長大的。我們要能隨時出動,隨時準備執行不可能的任務。當我完成高中學業,打算進普通大學時,我父親很震驚:「我是一個職業軍人,而你竟然打算將來穿西裝上班?我們的祖國需要有人來保護!」他好幾個月都不肯跟我說話,直到我申請進入軍校為止。

我父親參加過戰爭,現在已經過世了。他基本上沒有留下任何實質的遺物,跟他同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在他死後什麼都沒留下:房子、汽車、土地。他留給我什麼遺物呢?一個校官用的背包,是他在芬蘭戰役開始前得到的,裡面裝滿了他的戰爭勳章。我還有另一個袋子,裡面裝著三百封他從前線寫來的信,最早一封是一九四一年寫的,我母親把這些信保存起來。這就是我父親留下的所有東西。我認為這些東西是無價的。

現在你可以理解我怎麼看待這座博物館了嗎?這個骨灰罈裡裝著切爾諾貝利的泥土,只有一小把土。還有一個礦工的帽子,也是從切爾諾貝利來的。還有一些從隔離區取來的農具。我們這裡可沒有輻射劑量計——因為我們會發光!這裡收藏的所有物品都是真的,沒有任何塑膠模型。人們需要相信我們。人們只會相信貨真價實的物品,因為有關切爾諾貝利的謊言實在太多了,一直是這樣。一些不實的團體甚至成立了基金和商業大樓……

既然你在寫這本書,你一定要看看這些難得一見的影片。我們在不斷收集這些影片。這不是有關切爾諾貝利的紀錄片,不是的,政府不會讓任何人錄像,錄像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人錄像被發現,有關當局會立刻取走底片,損毀後才把機器還給你。

我們沒有任何紀錄片記載他們遷走人們和家畜的過程。他們不允許任何人錄下這些悲劇,只能錄下英雄事跡。現在仍有部分切爾諾貝利的照片殘留下來,但當時他們破壞了數不清的錄像機和照相機!

人們已飽受官僚體制的摧殘。講出切爾諾貝利的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氣。相信我,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你一定要看看這段影片:那些消防員烏黑的臉,像石墨一樣。而他們的眼神呢?只有知道自己離死不遠的人,才會有這種眼神。還有一個片段是一個女人的腿,她在災難發生的第二天,仍然去反應爐附近的田里工作,走在滿是露水的草地上。她的腿會讓你想起鐵柵欄,膝蓋以下的部分滿是坑洞。如果你要寫這本書,你一定得看看。

我回家時,還抱不起我的小兒子。我需要先喝五十克至一百克伏特加,才可以抱他。

博物館裡有一個區,是用來紀念那些直升機駕駛員的。這位佛多拉斯基上校是俄羅斯的英雄。他安息在白俄羅斯的土地上,葬在一個叫祖柯夫魯格的村莊。

他在受到超過安全劑量的輻射後,本應該立即離開,但他留下來額外訓練了三十三名直升機駕駛員。他一個人就完成了一百二十趟飛行任務,總共運送了兩百三十噸貨物。平均一天要飛行三到四次,在反應爐上方三百米處飛行,機艙的溫度可達六十攝氏度。從高空不斷空投沙包下去,你可以想像一下底下的情形。這樣的工作,每小時會受到一千八百倫琴劑量的輻射。駕駛員在空中仍可以感受到輻射。

為了準確空投命中爆炸後的火坑,這些駕駛員必須將頭伸出機艙,用肉眼來確認目標,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那些政府委員每天開會時都講得很簡單:「這個任務會需要犧牲兩到三條人命,至於另一個任務則需要犧牲一條。」就是講得這麼簡單明瞭,而且這種事每天都會發生。

佛多拉斯基上校死了。掛牌上標示著他在反應爐上方受到的輻射量,那些醫生寫著七貝克,而實際上卻是六百貝克!

至於那四百名不眠不休、在反應爐底下挖隧道的礦工呢?工程師表示,他們需要一條隧道,在其中灌注液態氮來冷凍地枕帶,否則反應爐將會接觸到地下水。於是,從莫斯科、基輔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等地招來了礦工。

至今我仍沒有讀過任何有關他們事跡的文章。他們在高達五十攝氏度的地下赤身裸體,一邊爬行,一邊推著推車。底下的倫琴劑量高達數百。這些人也活不久了。假如沒有他們呢?我認為他們都是戰爭英雄,而不是戰爭的受害者,這是一場從未發生過的戰爭。人們稱切爾諾貝利是個意外,是一場災難,但其實這就是場戰爭。切爾諾貝利紀念碑,看起來跟戰爭紀念碑沒什麼不同。

有些事情我們不會說出口,這是我們斯拉夫民族內斂的一面。但是既然你在寫這本書,我認為你應該知道這些事。那些在反應爐裡,或在週遭工作的人們,他們的——他們——這也是那些火箭工程師常見的症狀,大家都知道他們的泌尿生殖系統會失去功能,但是沒人會公開談論這件事。這是不應該的。

我有一次與一位英國記者同行,他常會提出一些很特別的問題,尤其是這方面的問題——他對人性的題材特別感興趣——比如人們在家裡如何生活、如何相處的情形,還有人們的親密行為。但他總是得不到誠實的回答。

他請我召集一些直升機駕駛員前來接受採訪,就當是男人之間的對談。駕駛員們來了,其中有些三十五歲或四十歲就已經退休了。其中一位駕駛員斷了一條腿,因為輻射使他的腿骨軟化。其他人扶著他來的。

這位英國記者問道:「你們的家庭情況如何?跟你們年輕的妻子相處得如何?」

直升機駕駛員們都沉默了,他們以為會談到一天出五次飛行任務,而這個人卻在問他們妻子的事情。竟然問這個?

這位英國記者開始個別詢問,但大家的回答都一樣:「我們很健康,政府很重視我們,我們的家庭充滿了愛。」

沒有一個人向他敞開心懷。駕駛員們走了,我想這位英國記者一定很受挫。他對我說:「你知道為什麼沒人相信你們嗎?你們在欺騙自己。」

我們談話的地方是一家咖啡館,兩位美麗的女服務員負責招待我們。英國記者問她們:「可以問你們一些問題嗎?」然後她們做出了回答。

記者問:「你想結婚嗎?」

「想,但不是在這裡。我們都夢想能嫁給外國人,這樣才能生出健康的小孩。」

記者問得更大膽了:「那你們有對象嗎?他們怎麼樣?他們能滿足你們嗎?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看到那些人了嗎?」女服務生笑著說,「看到那些直升機駕駛員了嗎?身材高大,又戴著閃亮的徽章。這些人出席常務委員會很風光,但在床上卻不怎麼樣。」

英國人拍下女服務員的照片,又對我說了一次:「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沒人相信你們了吧?你們在欺騙自己。」

我跟他一起去了隔離區。根據廣為人知的統計資料,切爾諾貝利附近有八百個廢物掩埋場。他以為會看到精心設計的建築物,但看到的卻是尋常的坑。坑裡裝滿了從反應爐周圍一百五十公頃範圍內砍下的「橘色的樹木」。(在意外發生後的數天裡,反應爐周圍的松樹和常青樹漸漸變成了紅色,後來轉為橘色。)坑裡還裝著上千噸金屬,有鋼鐵、管線,還有特殊服裝與混凝土構造物。

他給我看一張英國雜誌刊登的俯瞰照片。照片裡有數千個零件,這些零件來自車輛、飛行機具,還有消防車跟救護車。這個規模最大的掩埋場,就在反應爐附近。已經過去十年了,他還想去那裡拍照。他如果能拍到這樣的照片,就能拿到更多報酬,所以我們四處遊走,接連拜訪上級官員。一個官員說他沒有地圖,另一個說他無法批准。

我們跑了許多地方,這時我才忽然發覺:掩埋場已經不存在了。這些多餘料件只存在於賬目中,實際上早被賣到市場了,到了人們家裡或集體農場。所有東西都已被偷竊一空。這位英國記者無法理解這一切。我跟他說明了真相,但他不相信。就連我自己也一樣,當我在文章中讀到最英勇的行為時,我也不相信。我有時會想:「萬一這也是虛構的呢?」這場悲劇中氾濫著謊言,這些謊言就跟人們之間打招呼一樣頻繁!自欺欺人!(他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任何東西,我都會帶去博物館。我收集了這些收藏品。有時我會想:「算了吧!逃吧!」你懂嗎?我真不知該如何承受這一切!

有一次,我跟一位年輕的牧師站在薩沙·貢恰羅夫士官長的墳前談了起來。這位士官長也在反應爐的屋頂工作過。那一天下著雪,刮著大風,天氣非常差,牧師祈禱時卻沒有戴帽子。

我後來問他:「你好像完全不受天氣影響。」

「沒錯,」他說,「在這樣的場合,我會覺得自己充滿能量。祈禱時我充滿力量,其他教堂儀式都無法與之相比。」

我一直記得這句話——這是一個經常與死亡為伍的人說的話。我常常問那些外國記者為什麼來這裡,他們中間有些人來了好幾次,為什麼他們要求進入隔離區?如果把他們的目的想成為了錢或事業,就太愚昧了。

「我們喜歡這裡,」他們說,「可以感受這裡散發著生命的能量。」

真是出乎意料的回答,不是嗎?我想,對他們來說,我們這裡的人,這裡的感受,這裡的環境,都是未知且充滿魅力的。不過我並沒有問清楚,他們到底對我們有多少好感,他們會寫些什麼,或是從我們身上理解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在死亡邊緣徘徊?

切爾諾貝利就是我們僅有的世界。這場災難破壞了我們腳下的土地,帶給我們實實在在的痛苦,但我們現在領悟了,這是我們僅有的世界,我們無處可去。很可悲,我們已經習慣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裡的人生觀與眾不同。參與過戰爭的人被稱為「迷失」的一代。我們也同樣迷失了。唯一沒變的,是人的苦難。苦難是我們的象徵,是無價的!

經歷過這一切之後,我回到家。妻子聽我訴說完之後,靜靜地說:「我愛你,但我不會把孩子交給你。我不會讓任何人碰他。切爾諾貝利人不行,車臣人也不行,誰都不行!」恐懼已在她心裡紮下了根。

——謝爾蓋·瓦西裡耶維奇·索博列夫,切爾諾貝利防護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