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對像：
尼娜·康斯坦丁諾芙娜
尼古拉·普羅霍羅維奇·扎爾科夫
兩人皆為教師。尼古拉教勞工研究，尼娜教文學。
尼娜：
我對於談論死亡的話題已經習以為常了。你聽過孩童們談論死亡嗎？我的七年級學生在辯論死亡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以前的孩子總是會問：我們是怎麼出生的？嬰兒是怎麼來的？現在他們卻在擔心核戰後會發生什麼事。孩子們不再喜歡那些古典文學，我背誦普希金的詩給他們聽，卻只看到他們冷漠、空洞的眼神。
他們的世界已經截然不同。他們喜歡閱讀科幻小說，讀著人們脫離地球，以太空時間計時，到達另一個世界。他們對此很感興趣。他們跟大人不同，不會害怕死亡，他們對死亡充滿著幻想。
我時常思考——當死亡近在咫尺，你很難不去想這些事。現在俄國文學班上的孩子，跟我十年前所教過的孩子不一樣。這些孩子成天看著人或物品被埋入土中，被安置在地下。不論是房子或是樹木，無一倖免。
如果讓這些孩子排隊等十五至二十分鐘，其中一部分就會開始頭暈，流鼻血。你沒有辦法給他們一個驚喜或是讓他們感到開心。他們總是疲憊又睏倦，臉色灰白。他們不會玩耍、嬉鬧。
如果這些孩子打架或是不小心弄破了玻璃，老師們反而會感到很慶幸。我們不會對他們大聲責罵，因為他們的表現並不像小孩。他們學得很慢。在課堂上，你請一個孩子跟著朗讀，但那個孩子就是做不到，到最後你僅僅要他跟著你念一個句子，但他還是做不到。你會情不不禁想要問他：「你人在哪裡？你人還在嗎？」
我時常思考這些事。好像用水灑在牆上作畫，沒人知道我在畫什麼，沒人猜得到，也沒人有任何頭緒。我們的生活中總是離不開切爾諾貝利。事情發生時，你人在哪裡？反應爐離你的住處有多遠？你看到什麼了嗎？有誰過世了？他們去哪裡了？
我還記得剛開始幾個月，街上的餐廳裡又熱鬧起來了——人們說著「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我們會死，也要聽著音樂死去」，接著軍隊跟官員們開始來來去去。現在，我們每一天都離不開切爾諾貝利。一個年輕的孕婦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法醫也沒有診斷原因。一個小女孩上吊自殺了，她才五年級。就這樣……不知緣由地自殺。她還是個小女孩啊。
所有事只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切爾諾貝利。不論發生什麼事，每個人都歸咎於切爾諾貝利。人們對我發脾氣說：「你身體不舒服，是因為你感到害怕。你因為恐懼而身體不適，這叫輻射恐懼症。」但為什麼小孩子也生病死亡呢？他們不知道該害怕什麼，他們還不懂。
我還記得那些日子。我的喉嚨刺痛，全身沉重。
「你只是患了慮病症，」醫生這樣跟我說，「因為切爾諾貝利事件，現在每個人都會這樣。」
「什麼是慮病症？我覺得很虛弱，全身都在痛。」
我跟我丈夫的腿都開始麻痺，沒有感覺了，但我們都不太好意思跟對方說。每個人都在抱怨，包括我們的朋友，每一個人。當你走在街上時，你會想要就地躺下來休息。上課時，學生們趴在教室的桌子上失去了意識。每一個人都變得不快樂，變得陰沉，一整天看不到一張友善的面孔。人們的臉上看不到微笑，什麼表情都沒有。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孩子們必須待在學校，嚴禁外出或四處走動。
孩子們都領取了派發的衣物：女孩拿到的是裙子跟襯衫，男孩領到西裝。但當他們把衣服穿回家後，接下來怎麼處理，我們卻一無所知。根據官方指示，母親們需要每天清洗這些衣物，這樣孩子才能穿著乾淨的衣物上學。但是這些孩子只領到一套衣服，每人只有一件裙子跟一件襯衫。其次，處理牲畜等家事，早已讓母親們忙不過來，她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這些衣服非得每天清洗不可。對這些母親而言，衣服上該洗的污垢是墨水、泥土或是油漬，而非短半衰期的同位素。
我試著向家長們解釋，但是對他們來說，我就像非洲來的巫醫一樣難以理解。一個母親不理會我的勸告：「到底什麼是輻射？聽不到又看不見……好吧，讓我告訴你輻射是什麼：輻射讓我們總是入不敷出。過去三天，我們只靠牛奶跟馬鈴薯過日子。你懂嗎？」但人們不應該喝牛奶，也不應該吃馬鈴薯。政府帶來了中式炒菜罐頭和蕎麥，在商店裡銷售，可這些人要去哪裡賺錢來買呢？
我們這裡的居民可以得到一些賠償金——死亡賠償金——但這點錢不算什麼，只夠買兩罐食物罐頭。每日洗衣的指示只適用於特定人士，只適用於特定的家庭。我們這裡沒有這樣的家庭，沒有這樣的人！話說回來，要解釋倫琴和貝克這些輻射單位有什麼不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我看來——我認為這是宿命，人們微不足道的命運。舉例來說，人們不應該吃家裡後院第一年種出來的東西，但是人們還是照吃不誤，照樣烹飪食用。他們可真是會種菜啊！假如你告訴他們，這些小黃瓜和西紅柿不能吃，他們會問：「你說不能吃是什麼意思？」這些東西吃起來很美味，吃了也不會肚子痛，更不會在夜裡發光。
我的鄰居在樹林裡搭了一間房子，他們測量過了，那裡的輻射超標正常範圍的一百倍。沒有人去拆除那間房子，他們就這樣住了下來，不需要配合，也不需要別人的協助，認為一切問題總會迎刃而解。
剛開始，人們會將物品帶給輻射檢測人員檢查——所有東西都嚴重超標，最後人們便不再去檢查了。「反正眼不見為淨。誰知道那些科學家又會胡謅些什麼。」於是一切就這樣繼續下去：他們翻土，播種，收割。
雖然發生了難以想像的災難，人們還是照之前的方式過日子。對他們來說，不能吃自己種的小黃瓜，比切爾諾貝利事件還來得嚴重。
整個夏天，孩子們都必須待在學校裡，士兵們用特殊的粉末清洗校園，還把學校周圍的土地鏟掉了一層。然後，秋天呢？他們帶著學生來採集甜菜根。那些來自技校的學生，被帶到田里工作。其他人都被趕走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的重要性，還比不上田里未收的馬鈴薯。
誰要為這一切負責？除了我們之外，誰要負責？
之前，我們並不在意身邊的環境。如同天空、空氣一般，就在我們身邊，像是被永久賜予我們的一樣，不受人的影響，永遠地存在著。我以前常躺在森林裡仰望天空，愜意得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而現在呢？森林依舊美麗，長滿了藍莓，卻再也沒有人去摘了。
秋季的森林裡，已經難以聽到人聲。恐懼已深入人心，進入了人們的潛意識。我們還是擁有電視、書籍，以及想像的能力。但現在的孩子卻是在家裡成長，他們不再和樹林、河流為伴，只能在遠處觀望。這些孩子跟以往的孩子大不相同。我念普希金的詩給他們聽，我一直認為他的作品是經久不衰的。但我現在卻有了一種可怕的想法：萬一我們的文化只剩下一個裝著古板書籍的老舊箱子，該如何是好？我所熱愛的這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嗎，我們都是受軍事教育長大的。面對核彈攻擊時，我們都很清楚要如何防範及處理。我們都能應付化學戰、生化戰及核戰，但我們從未學過，要如何將放射性物質從我們體內除去。
的確，切爾諾貝利不能與戰爭相提並論，兩者並不相同，但大家仍然將兩者互相比較。我童年時經歷過列寧格勒圍城戰，我知道這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當我們在列寧格勒時，那裡像戰場前線一般，時常有人朝我們開槍。當時還有饑荒，持續了好幾年，人們淪落到靠動物般的本能行事。但這裡卻不一樣，請到外面的花園看一看，花草樹木都還很茂盛呢！這兩者根本不能相比。
我還有一件事想說，但我一下子想不起來。啊，對了，天主保佑！遭到炮火攻擊時，你可能活不過下一秒，並不是在未來的某一天死去，而是當場死亡。那個冬天，我們斷糧了，列寧格勒的人開始燒傢俱取暖，房裡所有木製物品都拿去燒了。我記得，所有書也都燒了，我們甚至把破舊的布丟進火爐。
一個人在街上行走，然後就地坐了下來。第二天經過時，你會看到他仍然坐在原地，因為他被凍住了，而他很可能會繼續坐在同樣的位置，坐整整一個星期，甚至坐到春天來臨，直到天氣變暖。沒人有力氣幫他解凍。
如果有人跌倒在冰地上，有時會有人過去幫忙，但通常人們只是從旁邊走過，應該說從旁邊爬過才對。我記得當時人們不是在走，而是在爬。那時人們的行動就是這麼遲緩。沒有任何事可以與這些情況相比！
反應爐爆炸時，我母親仍然跟我們住在一起。她常說：「兒子，我們都已經從最困難的狀況中活下來了。我們從圍城戰中活下來了。不可能再有比這更糟的狀況了。」
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做好發生核戰的準備，我們建造了核彈避難所。我們想要躲避原子，像躲避炮火一樣。但是原子無處不在，在麵包裡，也在鹽巴裡。我們呼吸、食用著這些輻射。也許你可以不吃麵包和鹽巴，也許你可以飢不擇食，把皮帶煮熟，聞著香味充飢——這些行為我都能理解。但是對於核能，我卻無法理解。
所有的東西都有毒？那我們該如何過活？剛開始幾個月充滿了恐懼。醫生、教師，總而言之，就是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拋棄一切，全都離開了這裡，簡直就是落荒而逃。但是軍方命令不准任何人離開——連持有黨證也沒用。
誰該為這一切負責？為了繼續過日子，我們必須知道誰會為此負責。是誰呢？是那些科學家，還是核電廠的員工？是廠長，還是值班的人員？告訴我，為什麼人們反對建造反應爐，卻不反對建造汽車工廠？我們應該要求立刻關閉所有核電廠，然後再將所有的核能學者關起來嗎？我詛咒這些人！但是知識，知識本身並不能算是一種罪惡。那些學者同樣是切爾諾貝利的受害者。我希望能成為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倖存者，而不是受害者。我想要理解這一切。
人們現在有著不同的反應。十年過去了，人們將發生的事看成戰爭。也就是說，我經歷了兩次戰爭。我來告訴你人們的各種反應。他們會說：「一切都會沒事的。」「十年過去了，我們再也不害怕了。」「我們都死定了！我們都活不久了！」「我想要離開這個國家。」「他們應該給予我們援助才對。」「啊，別再說了。日子總是要過的。」
我想，這些已經囊括了人們的各種反應。我們每天都聽到這類話。就我來看——我們都是這個國際實驗室裡的實驗品。一共有一千萬白俄羅斯人，還有我們這兩百萬人住在這塊有毒的土地上。這裡是一個巨大的惡魔實驗室，你可以記錄數據，盡情實驗。為了寫論文，各地的人來到這裡：有從莫斯科來的，有從聖彼得堡來的，還有從日本、德國、澳大利亞來的。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在做提前準備。（談話中斷了一會兒）
我剛才在想些什麼？我又想起了戰爭與切爾諾貝利的不同。我想，我能開口談論切爾諾貝利，但我不願多說有關圍城戰的事。有人發給我邀請函，要我去參加「列寧格勒圍城戰之子」的聚會，我去了，卻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他們只是要我說出害怕的心情嗎？這是不夠的。我們怕得在家裡隻字不提圍城戰的事，我母親不希望我們記得這些事。但我們卻會談論切爾諾貝利。不對。（他停下了談話）我們並不會彼此談起這些事，這個話題只會跟外來的人說起：那些外地人、記者，以及遠方的親戚。
為什麼我們要避開有關切爾諾貝利的話題？比如，避免在學校跟學生提起。當這裡的孩子前往奧地利、法國和德國就醫時，他們都會被問到相關的問題。我問過這些孩子：「別人都問你們什麼問題？他們對什麼感興趣？」孩子們通常不記得當時身在哪個城市或小鎮，也不記得那些人叫什麼名字。但他們都記得他們收到了禮物，得到了美食款待。有些人收到錄音機，有些人沒有。他們回來的時候，都穿著不屬於他們的衣服，像是去巡迴演出過一樣。
孩子們都很期待有人再帶他們離開這裡。他們會被送去給人觀賞，然後帶著禮物回來。孩子們都習慣了，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增長見識的方法。在「出國」旅遊之後，在這豪華的巡迴演出之後，孩子們終將回到學校。在教室裡，我看得出，這些孩子都只敢看不敢動手。我把他們帶到我的工作室，那裡有許多我的木雕作品。孩子們都很喜歡我的木雕。我說：「這些都是用木頭做出來的，你們也可以試試看。」醒醒吧！木雕幫我走出了圍城戰的陰影，我花了好多年才走出來。
我們通常會保持沉默。我們不會大吼大叫，也不會抱怨。我們一直很有耐心，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該如何敘述。我們害怕談論這些事。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經歷，衍生的問題也不尋常。這世界已被一分為二：我們，是切爾諾貝利人；你們，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嗎？在這裡，沒人會說自己是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我們都自稱為切爾諾貝利人。
「我們是從切爾諾貝利來的。」「我是切爾諾貝利人。」
就像另一個種族。就像一個新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