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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死亡時牙痛的人

我當時在想別的事,你也許覺得奇怪,不過當時我和我的妻子正準備離婚。

他們突然拿著一張通知單出現,說一輛車在樓下等我。就像一九三七年,他們晚上到你家,把你帶離溫暖的被窩。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那個方法就不管用了,男人的妻子不是拒絕應門,就是撒謊說丈夫出差、出遠門或和父母待在度假小屋。士兵給她們通知單,妻子拒收。於是他們開始到大街上或趁午休時到工廠食堂抓上班的人。

不過當時我幾乎已經失去理智,我的妻子背叛了我,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上了他們的車,便衣軍人走在兩側,顯然擔心我會逃跑。上車後,我突然想到登陸月球的美國航天員,其中一個後來去當牧師,另一個發瘋了,他們以為他們在那裡看到城市和人類的殘骸。我記得我看過報紙說,我們的核電廠絕對安全,安全到可以在紅場上蓋一座,比茶壺還安全。就像星星一樣,我們用它們「點亮」地球。但是我的妻子離我而去,我滿腦子都是那件事。我自殺過幾次。我們上同一所幼兒園、同一所中學、同一所大學。(沉默,抽煙)

我告訴你,這裡沒有英雄,沒什麼值得書寫。有時我想,這又不是戰爭,我為什麼在這裡冒生命危險,別人卻和我的妻子睡覺?為什麼是我,不是他?老實說,我在這裡沒有看過英雄,只有瘋子,都是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我已經夠瘋狂了。我得到獎章和獎金,但那是因為我不怕死,我根本不在乎!對我來說那也是結束生命的方法,政府會出錢把我當成烈士埋葬。

到了那裡,你會發現自己置身於怪誕的世界,像是世界末日遇上石器時代。對我來說又更清晰,更赤裸。我們在反應爐二十公里外的森林搭帳篷,就像被徵召接受軍事訓練的游擊隊。我們都介於二十五到四十歲之間,有些人有大學文憑或技術學院的文憑,像我就是歷史老師。他們不是給我們機關鎗,而是鏟子,我們掩埋垃圾堆和菜園。村裡的婦女盯著我們看,在胸前畫十字架。

我們戴著手套和防毒面具,穿著手術袍,艷陽高照,我們像惡魔般出現在他們的院子,他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埋他們的菜園,撕碎看起來很尋常的大蒜和白菜。老婦人邊畫十字邊問我們:「年輕人,這是怎麼回事?世界末日來了嗎?」

屋裡的灶台在炸豬油,你用輻射探測儀一量,發現那不是爐子,而是一座小反應爐。

男人說:「來坐啊。」他們想表示友善,我們婉拒了。

他們說:「來喝幾杯,坐啊,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

我們能告訴他們什麼?消防員在反應爐用雙腳踩熄燃燒的燃料,反應爐在發光,但是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們能知道什麼?我們被分成幾個小組,每一組都有輻射探測儀,不同地方的輻射強度不一樣。有些人在有兩倫琴輻射的地方工作,另一批人在十倫琴的地方工作。我們什麼權利也沒有,和囚犯沒什麼兩樣。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我不會,我覺得自己像旁觀者。

一組科學家搭直升機前來,穿著特製的橡膠服、高筒靴,還戴防護眼罩,像準備登陸月球。

一名老婦人走過去問:「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科學家。」

「哦,科學家。你看他打扮成什麼德行!你看那個面罩!那我們呢?」她拿棍子追他。

我有時候想,他們有一天可能會追殺科學家,就像中世紀時有人把醫生捉起來淹死一樣。

一個男人看著我們掩埋他的房子。(沉默)我們埋房屋、水井、樹木、土地,把東西切成小塊,用大塑料布捲起……我告訴過你,這裡沒有英雄。

有一天深夜,我們坐裝甲運兵車回去休息——我們一次工作十二個小時,沒有任何假期,只有晚上能休息。在途中,我們看到一個人在空蕩蕩的村子裡行走,我們接近他,發現是一個背著地毯的年輕小伙子。

附近停了一輛日古利小轎車,我們停下來檢查,發現後車廂塞滿電視機和電話。裝甲運兵車調過頭,「砰」一聲就把日古利壓爛了,好像壓扁汽水罐。大家都靜默不語。

我們埋葬森林,把樹鋸成一米半大小,用玻璃紙包起來,丟進洞穴。我晚上睡不著,只要閉上眼睛就看到黑色的東西在移動、翻轉,好像土地是活的——裡面有蟲、蜘蛛、蚯蚓,我不知道它們的名字,只知道是蟲、蜘蛛、螞蟻,有小有大,有黃有黑,各種顏色都有。一個詩人說過,在某個世界裡,動物是另一種人。我殺了它們,一次殺十隻、一百隻、一千隻,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名字。我摧毀它們的房子、它們的秘密,埋葬它們。

我很喜歡一個作家,叫作安德烈耶夫。他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描述一個名叫拉撒路的人死而復活,但從此後就與世人格格不入,永遠無法像其他人一樣,雖然耶穌基督讓他復活。

我說夠了吧?我知道你很好奇,沒去過那裡的人都很好奇,但那裡依然是人的世界,同樣的世界。人不可能持續生活在恐懼中,不可能那樣生活,所以時間一久,你也恢復了正常的生活。(又繼續說)男人喝伏特加、打牌,想辦法交女朋友或生小孩。他們時常提到錢,但我們不是為了錢才去那裡,至少大多數人不是。我們工作,是因為我們必須工作,他們叫我們做事,你不會多問。有些人希望因此獲得陞遷,有些人曾經作奸犯科,大家都希望得到當初承諾他們的特殊待遇:馬上有公寓可住,搬出軍營,讓孩子上幼兒園,得到一輛轎車,等等。

有一個傢伙不肯離開帳篷,穿著塑膠衣睡覺。膽小鬼!他後來被開除黨籍時大喊:「我還想活命!」什麼人都有,我遇過自願來的女人,他們不讓她們來,因為我們需要的是駕駛員、水管工和消防員,不過她們還是來了。成千上萬的人自願在夜裡看守倉庫,包括學生,也有人捐款到受害者基金會,好幾百人捐贈血液和骨髓。

同時,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買到任何東西——獎章或病假。集體農場主席帶了一箱伏特加給輻射專家,請他們把他的村子從疏散名單裡剔除;另一個集體農場的主席也帶來同樣的箱子,請他們在名單裡列上他的村子,因為有人答應在明斯克給他三套公寓。

沒有人檢查輻射報告,俄羅斯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物品被註銷之後仍然出售,你一方面覺得噁心,另一方面……媽的,你們為什麼不都去死?

他們派學生拉田里的藜草、收集麥稈,一對年輕夫妻牽著手走來走去,你幾乎看不下去,可是這個地方真的好美!美到不可思議,這讓恐怖顯得更加恐怖,真的太美了。居民卻得像畏罪潛逃的犯人逃離這個地方。

他們每天帶來報紙。我只看頭條,「切爾諾貝利——成就之地」,「反應爐被打敗」,「我們要繼續生活」。黨部官員舉辦政治研討會,說我們一定要勝利,可對手是誰?原子?物理?還是宇宙?勝利對我們來說不是事件,而是過程。人生是不停奮鬥和克服困難的過程,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喜歡水災或火災等災難,我們需要機會證明我們有多「英勇」。

官員念著報上的聲明,說我們因為有「高度政治覺悟以及精心策劃」,所以災變後僅僅四天,紅旗已經在四號反應爐上飄揚。那面紅旗一個月後就被輻射吞噬,於是他們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一個月後又得再插一面。

我想像那些士兵走上屋頂換旗子時的感受,那是自殺任務。是信奉蘇聯,還是奮勇犧牲?不過老實說,如果他們給我那面旗,叫我爬上去,我也會那麼做。為什麼?我說不上來,也許我當時不怕死,我的妻子連一封信都沒寫給我,六個月,一封信都沒有。(沉默)

想聽一個笑話嗎?一個囚犯逃出監獄,跑到切爾諾貝利方圓三十公里內的地方。他們抓住他,把他帶到輻射探測儀旁測量,結果他的輻射劑量高到根本不可能把他關回監獄,也不能帶他去醫院或放到人群中。

你為什麼不笑?

(笑)我到那裡的時候,鳥在巢穴裡;我離開時,蘋果都在雪地上。我們沒機會埋葬所有東西,我們把土埋在土裡,連同昆蟲、蜘蛛、水蛭,那是和人不一樣的世界,那些蟲子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東西。

我其實什麼都沒告訴你,只是零碎的回憶。安德烈耶夫也寫過一篇寓言,描述一個男人住在耶路撒冷,耶穌被帶去處死時經過他家,耶穌背著十字架倒地大叫,他本來都可以看到,但是他的牙齒痛,所以他沒有跑到外面。兩天後他的牙齒不痛了,別人告訴他耶穌復活了,他想:「我本來可以親眼見證,可是我牙痛。」

是不是都像這樣?一九四二年,我父親參加了莫斯科保衛戰,很多年後他才從書本和電影裡發現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他只記得:「我坐在戰壕裡,拿著步槍射擊,後來發生爆炸,我被埋住,他們把半死不活的我挖出來。」就那樣。

當時,我的妻子離我而去。

——阿爾卡迪·菲林,清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