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喬姆·巴赫季亞羅夫，二等兵
奧列格·列昂季耶維奇·維洛比，清理人
瓦西裡·約瑟福維奇·古希諾維奇，司機兼偵察員
根納季·維克托羅維奇·德門耶夫，警官
維塔利·鮑裡索維奇·卡博維奇，清理人
瓦連京·古考夫，司機兼二等兵
愛德華·鮑裡索維奇·科羅特科夫，直升機飛行員
伊戈爾·利特溫，清理人
伊凡·亞歷山德羅維奇·盧卡舒克，二等兵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米哈列維奇，蓋格計數器操作員
奧列格·列昂諾維奇·帕夫洛夫少校，直升機飛行員
阿納托利·鮑裡索維奇·雷巴克，警衛團指揮官
維克托·桑科，二等兵
格裡戈裡·尼古拉耶維奇·赫沃羅斯特，清理人
亞歷山大·瓦西裡耶維奇·申克維奇，警官
弗拉基米爾·彼得羅維奇·施韋德，上尉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亞新斯基，警官
我們的軍團收到緊急通知。可是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羅斯火車站，他們才告訴我們目的地。其中一個傢伙——好像是列寧格勒來的——出聲抗議，他們說要把他拖去軍事法庭。指揮官當著所有人的面對他說：「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槍斃。」
我的反應和那個傢伙完全相反，我想成為英雄。也許這樣很孩子氣，但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我們來自蘇聯各地：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不知道為什麼，我既覺得害怕，又覺得有趣。
他們直接把我們帶到核電廠，給我們白袍、帽子和紗布口罩。我們負責清理，一天清下面，一天清上面，最後是反應爐的屋頂。我們拿鐵鍬工作，我們都說到屋頂清理的傢伙是「鸛」4。機器人無法運作，都出故障了，但我們還可以工作，這點讓我們很自豪。
***
我們開車進去，看到一面寫著「隔離區」的牌子。我從來沒打過仗，但是我覺得很熟悉，不知道在哪裡看過……在哪裡？不知道為什麼，那讓我聯想到死亡。
我們在路上看到發狂的狗和貓，它們的行為怪異，看到我們就跑走，好像認不出我們是人類。我不明白它們為什麼那樣，直到他們命令我們射殺它們……所有房屋都被查封，農業機械四處棄置。那是很奇妙的景象，沒有別人，只剩我們和負責巡邏的警察。你走進屋子，看到牆上掛著照片，但是一個人也沒有，共青團的證件、身份證、獎狀四處散落。我們「暫時借用」了一台電視，但是我沒看到有人把東西帶回家，因為你總覺得這些人隨時會回來，而且這裡和死亡有某種聯結。
有些人開車到反應爐附近，想照相給家人朋友看。他們既害怕又好奇，想知道反應爐究竟是什麼。我沒去，我的妻子還很年輕，我不想冒這個險，但是有人喝了幾杯就去了，所以……（沉默）
***
鄉間小路、田地、公路都空無一人，還有廢棄的公路，電線桿上也掛著廢棄的電線。起初還有幾間房子的燈亮著，後來都熄滅了。我們開車到處逛，看到野豬和兔子跳出校舍，到處都是動物，住宅、學校和黨部會所都看不到人。牆壁上貼著海報——「我們的目標是促進全人類之幸福」「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終將勝利」「列寧的思想永垂不朽」，感覺好像回到過去。集體農場的辦公室有紅旗，全新的頭巾，還有排列整齊的橫幅介紹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牆上掛著領導人的畫像，辦公桌上是他們的半身像。戰爭紀念館，教堂旁的墓園，匆忙時關上門的屋子，水泥砌成的灰色牛棚，牽引機修理廠，公墓和烈士。彷彿交戰中的部落倉促離開營地，藏匿起來。
我們互問：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嗎？我們第一次從旁觀者的角度審視，覺得很震撼，好像腦袋被重重敲了一下……有一個笑話很好笑：基輔蛋糕的半衰期是三十六小時，所以……那我呢？我是三年，三年後我交出黨證，我的小紅書。我在隔離區獲得自由，切爾諾貝利撼動了我，也釋放了我。
***
我看到一棟廢棄的房子，門關著，一隻貓坐在窗台上。我心想，一定是黏土貓，走近一看才發現是真貓。它吃掉屋裡所有的天竺葵。那隻貓是怎麼進去的？或許它被單獨留在屋裡？
門上的一張紙條上寫著：「親愛的好心人，請不要在這裡尋找貴重物品，我們沒有貴重的東西，想用什麼儘管用，但是請不要把這裡弄得亂七八糟，我們會回來。」
其他房屋也掛著五顏六色的牌子，比如：「親愛的房子，原諒我們！」他們向自己的家道別，就像和人說再見。不然就是「我們白天離開」或「我們晚上離開」，上面有日期，甚至時間。
也有寫在學校作業本上的紙條：「不要打貓咪，不然老鼠會吃掉所有東西。」還有童稚的筆跡：「不要殺我們的祖卡，她是好貓咪。」（閉上眼睛）我什麼事都忘了，只記得我去過那裡，其他的就不記得了，全部忘了。我沒辦法數錢，記憶力變得很差，醫生不知道我出了什麼問題，我去過好幾家醫院。不過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你看到一間房子，以為裡面是空的，打開門，卻看到一隻貓和小孩寫的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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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徵召，任務是不讓居民回疏散的村子。我們架路障，蓋觀察哨，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叫我們「游擊隊」。那段時期很和平，我們卻穿著軍服站在那裡，農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例如：他們為什麼不能從自己的院子拿水桶、陶罐、鋸子、斧頭？為什麼不能收作物？
你該怎麼跟他們解釋？真實的情況是——士兵站在道路的一邊，阻止居民進入，另一邊卻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機嗡嗡作響，卡車運載作物。老婦人哭著說：「年輕人，讓我們進去，這是我們的土地和房子。」她們給我們雞蛋、培根和自製的伏特加，為她們被污染的土地、傢俱和財產哭泣。
那個地方會顛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條理都被打亂。女人擠牛奶，旁邊站著一個士兵，確保她擠完後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婦人拿著一籃雞蛋，旁邊一名士兵陪著她走，看著她把蛋埋起來。農民悉心呵護他們寶貴的馬鈴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實他們應該把馬鈴薯埋起來。最糟糕也最令人費解的是，一切都那麼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瘋狂，包括我們的在內，我再也不會看到那種表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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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軍人，軍人應該奉命行事，不過我也想展示英勇，那是我們應盡的本分。政治人物發表演說，廣播、電視都播送相關新聞。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有些人接受採訪，是因為想在電視上露臉，有些人只把它當成工作，然後還有第三種人——我遇到的幾乎都是這種，我們想英勇助人。我們的待遇還算優渥，但是錢對我們來說好像完全不重要。我平常的薪水是四百盧布，在那裡可以領到一千盧布，後來有人說：「他們領了一大堆錢，現在回來可以買他們的第一輛車和添購傢俱了。」聽到那種話你當然難過，因為我們不是為了錢才去那裡。
出發之前我很害怕，不過一到那裡就不怕了。我們奉命行事，夜以繼日地工作和執行任務。我想坐在直升機上觀察反應爐，看看裡面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禁止我們這麼做。我的醫療卡上註明我接受到的輻射劑量是二十一倫琴，不過我不確定那是真的。程序很簡單：你飛到省會切爾諾貝利——對了，那座城市很小，和我當初想像的不一樣。一個人拿輻射探測儀在離核電廠十到十五公里外的地方測量背景輻射，然後把測量結果乘上我們每天飛行的時數。但是我要從那裡飛到反應爐附近，有些地方是八十倫琴，有些是一百二十倫琴。有幾天晚上，我得繞著反應爐飛兩小時。我們用紅外線拍攝，照片裡的石墨碎片看起來就像輻射，不過你白天看不到。
我跟一些科學家聊，一個科學家說：「你用舌頭舔直升機也不會怎樣。」另一個說：「你飛行時沒有保護措施，不想活啦？你要把自己包起來！」
我們把鉛襯在直升機的座位下方，還自己製作鉛背心，後來才知道這樣能防止一種射線，另一種卻不行。我們從早飛到晚，那沒什麼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罷了。我們晚上看電視裡轉播的世界盃，所以聊了很多關於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後，我們才開始思考這件事。其中一個傢伙生病了，然後又有一個，有人死了，另一個發瘋自殺。我們就是那個時候開始回想這件事的，但是還要等二三十年我們才能真正瞭解。對於我來說，阿富汗——我在那裡待了兩年，還有切爾諾貝利——我在那裡待了三個月，都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經歷。
我沒有告訴父母我被派到切爾諾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報》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給媽媽看。「你看，」他說，「他是英雄！」我的母親哭了。
***
有一天開車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麼了嗎？在微弱的銀色光線下，路邊散落著像水晶一樣的東西，那是……我們當時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開，經過莫吉爾，就在那裡發現閃閃發光的東西，大家都在討論。我們工作時，注意到葉片上有細細的小洞，尤其是櫻桃樹。我們摘黃瓜、西紅柿，發現葉子上也有這種黑洞，我們邊罵髒話邊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願過去。剛開始，你不會看到漠不關心的人，只有到後來，大家都習慣了，你會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獎牌？想得到好處？狗屁！我什麼都不需要。公寓、汽車，還有什麼？沒錯，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裡服務有一種魅力，那是男子漢才會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裡。有些人的妻子懷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幾個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傷，大家都咒罵自己，可是他們還是去了。
回家之後，我脫掉所有在那裡穿過的衣服，丟進垃圾滑運槽。我把帽子送給我的小兒子，因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時每刻都戴著那頂帽子。
兩年後，他們診斷出他長了腦瘤……剩下的你自己寫，我不想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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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從阿富汗回來，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馬上結婚。可是紅色的「特別召集令」不到一小時就送到我家，我的媽媽當場就哭了，她以為我又被徵召去前線打仗。
我們要去哪裡？為什麼去？我們一點訊息也沒有。他們叫我們到斯盧次克車站換衣服和領取裝備，說我們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們到了霍伊尼基，發現當地居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把我們帶去一座村子，我們看到有人在舉辦婚禮，年輕人跳舞，聽音樂，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禮。他們下達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約一個鏟子深。
五月九日，勝利紀念日，來了一個將軍。他們叫我們列隊，說要祝我們節日快樂。其中一個傢伙鼓起勇氣問：「為什麼不告訴我們這裡有多少輻射？我們到底接收了多少劑量？」
將軍離開後，旅長把他叫去痛罵一頓：「那是挑釁！你危言聳聽！」幾天後，他們發防毒面具給我們，不過沒有人戴，他們給我們看了幾次輻射探測儀，但是從來沒交給我們。每三個月他們讓我們回家幾天，我們的目標是買伏特加。我抬回兩大包裝滿酒瓶的背包，大家都把我舉起來。
回家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找我們約談。他很明確地讓我們知道，我們不該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討論我們在這裡看到的狀況。我從阿富汗回來時，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這裡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後才把你殺死。
***
我記得什麼？什麼事讓我印象最深刻？
我們開車到不同村莊測量輻射，沒有一個女人請我吃蘋果；男人不太怕，他們會走過來，請我們喝伏特加或吃豬油。拒絕他們雖然尷尬，但是我們當然不想吃有銫的食物。所以我喝酒，但不吃東西。
不過在某個村子，他們請我們坐下來吃烤羊肉。主人微醺後，向我們承認那是剛出生的小羊，他說：「我不得不宰了它，我沒辦法再多看它一眼，那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醜陋的東西！丑到我幾乎不想吃。」聽到這種事……我馬上灌了一整杯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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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感覺好像從來沒發生過，要不是生病，我早就忘了。
你要報效祖國！那很重要。領到內衣、靴子、帽子、褲子、皮帶、衣袋之後，我就動身。他們給我一台卡車，叫我運水泥。講起來很簡單，但又沒那麼簡單。我們很年輕，都還沒結婚。我們沒戴防毒面具，年紀比較大的人會戴，但是我們沒有，指揮交通的人也沒戴。我們坐在駕駛座裡，指揮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時暴露在放射性塵埃下。大家都領到很多錢，是平常工資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貼。我們都花掉了。伏特加對消除壓力很有幫助，難怪戰爭時他們發給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然後就像在老家一樣——醉酒的交通警察開罰單給喝醉酒的司機。
不要描寫蘇聯的英雄主義有多神奇，雖然那種英雄的確存在，而且真的很神奇……他們派我們飛到那裡，就像把沙子丟進反應爐，他們每天宣佈「最新行動訊息」——「人們勇敢無私地工作」，「我們熬得過去，我們會勝利」。
我得到一枚獎章和一千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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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我們還半信半疑，但那是真正的戰爭——原子戰爭。我們不知道什麼東西危險，什麼不危險，我們應該提防或忽略什麼。沒有人知道。
那種疏散是真正的疏散，居民直接到火車站，離開家園。車站的狀況像什麼樣？我們幫忙把小孩從窗戶推進車廂、維持售票窗和藥房排隊買碘的隊伍秩序。排隊時很多人爭執或打架，不然就是打破商店或售貨亭的門，弄壞窗戶的金屬條。
還有一些人是從其他地方過來的，他們住在黨部會所、學校、幼兒園。大家餓著肚子走來走去，每個人的錢都花得很快，商店所有貨品都被一掃而光。我永遠不會忘記洗衣服的婦人，沒有人帶洗衣機，只好用手洗。那些洗衣婦都很老，雙手結痂、長滿癤子，衣服不只髒，還有幾十倫琴的輻射。「年輕人，來吃東西。」「年輕人，去睡一下。」「你們還年輕，要小心。」她們覺得我們很可憐，替我們感到難過。
她們還活著嗎？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們一群待過那裡的人都會聚在一起。我們只記得自己是軍人，而上戰場是軍人的天職。我們忘記不好的部分，只記得這一點，記得他們不能沒有我們。像我們這種以軍事體系為主的政府在緊急狀況下很管用。你在那裡終於獲得自由，這點很重要，自由！在那種時候，俄羅斯展現了它有多偉大，有多獨特，我們永遠不是荷蘭或德國，不會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齊的草坪，但是我們永遠不缺犧牲奉獻的英雄。
***
他們徵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產黨員，前進！當時就是這樣。我的頭銜是高級陸軍中尉，他們答應再給我一顆「星星」，當時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原本應該先做身體檢查，但是他們沒檢查就派我過去了。本來是另一個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張醫生證明，說他有潰瘍，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緊急任務！（笑）我聽過一個笑話：男人下班回家告訴妻子：「他們說我明天不是去切爾諾貝利，就是交出黨證。」「可是你不是黨員。」「對啊，所以我在想怎麼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張黨證。」
我們是軍人，不過剛開始他們把我們分派到建築隊，要我們蓋一間藥房。我馬上就覺得渾身無力、昏昏欲睡。我告訴醫生我沒事，只是太熱的關係。食堂供應集體農場的肉、牛奶、酸奶油，我們照單全收，醫生也沒意見。他們把食物烹調好，醫生就拿書對照一下，說食物都沒問題，但是我們注意到他從來沒有採樣化驗。當時就是這樣，我們也沒辦法。後來出現了很多草莓，到處都是蜜蜂。
有人趁亂打劫，我們把木板釘在門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戶的鐵條被破壞，麵粉、糖、糖果和罐頭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卻沒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經疏散的村子裡的東西。當時就是這樣。我們看守那裡，集體農場的前任主席帶著已經被重新安置的民眾回來收割、播種，載走成捆麥草，我們在裡面發現縫紉機和摩托車。他們給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許他們運出電視機，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換牽引機和播種機，沒人對錢感興趣。（笑）就像共產主義，所有東西都要課稅：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兩升伏特加；摩托車——數量不定。我在那裡待了六個月，替換的人才出現。事實上我們多待了一陣子，因為波羅的海地區的軍隊拒絕前來。當時就是這樣。人們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動的東西都偷光了，隔離區的物品都被運回這裡，你可以在市場、當鋪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鐵絲網裡的只有土地和墳墓，還有我們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
我們到那裡領取裝備，隊長告訴我們：「只是一起意外，很久以前發生的，已經過了三個月，不會有危險。」「很好，」士官長說，「只要記得飯前洗手。」
我負責測量輻射。天一黑就有人開車來，停在我們的小崗哨旁，給我們錢、香煙、伏特加，要我們讓他們進去翻找被沒收的物品。他們把背包塞滿，帶去哪裡？也許是基輔或明斯克的二手市場。我們把剩下的東西埋到溝渠裡，連同衣裙、靴子、椅子、口琴、縫紉機，埋到我們稱為「公墓」的地方。
回家後我去跳舞，遇到喜歡的女孩，我說：「我們交往吧。」
「有什麼用？你是切爾諾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
我有我自己的回憶。在那裡，我的正式職務是駐衛警察隊指揮官——世界末日指揮官（笑），沒錯，就這樣寫下來。
我記得我攔過一輛從普利彼特開來的汽車，那座城市已經疏散完畢，空無一人。我說：「請出示文件。」他們沒有文件。後座蓋了一張帆布，我們拉起來看，我記得很清楚，裡面藏了二十組茶具、一個壁櫥、一把扶手椅、一台電視、幾張地毯和幾輛自行車。
所以我開了一張單子。
我記得發狂的豬在空蕩蕩的村子裡跑來跑去，集體農場的辦公室和黨部會所貼著褪色的海報：「我們提供祖國麵包！」「蘇聯工人萬歲！」「人民的成就永垂不朽。」
我記得荒蕪的公墓有裂開的墓碑，上面刻著：博洛金隊長，高級陸軍中尉。另外還有長柱上刻著二等兵的姓名，排列起來像詩一樣，周圍長滿牛蒡、刺蕁麻和藜草。
我記得一座被精心照顧的菜園，主人走出房子，看到我們。
「年輕人，不要嚷嚷，我們的表格已經交出去了——春天就離開。」
「那你為什麼翻菜園的土？」
「可是那是秋天的工作。」
我瞭解，但是我得開一張單子……
***
我的老婆帶著孩子離開。那個賤人！不過我不會像萬尼亞·科托夫一樣上吊自殺，也不會從七樓窗戶跳出去。那個賤人！我從那裡帶回裝滿錢的皮箱時，什麼問題也沒有。我們買了一輛車，那個賤人跟我住得很高興，她當時一點也不害怕。（唱起歌來）
「一千伽馬輻射線，阻擋不了俄國男人的小弟弟快樂一天……」
很棒的歌，從那裡聽來的。想不想聽一個笑話？一個人去過反應爐之後回家，他的妻子問醫生：「我該怎麼做？」「你要把他洗乾淨，擁抱他一下，然後停止使用他。」
那個賤人！她怕我，她把孩子帶走了。（突然變得嚴肅）我負責開車接送在反應爐附近工作的軍人，我和其他人一樣，脖子上都掛了一具輻射探測儀。值勤結束後，我把他們載到第一部門，也就是機密部門。他們在那裡檢視探測儀上的數字，在我們的卡片上寫一些東西，但我們接收到多少劑量是軍事機密，那些混賬！
一段時間過後，他們突然說：「好了，你不能再接收更多輻射。」他們只告訴你這麼點醫療信息，連離開時他們都不說我一共接收了多少輻射。混賬！現在他們在爭權奪利，搞內閣組合，辦選舉。你想聽另一個笑話嗎？切爾諾貝利事故後你什麼都可以吃，不過你得用鉛把自己的排泄物埋起來。
我們沒有任何證明文件，醫生如何診斷？他們到現在還在藏著，不然就是老早就銷毀了，因為那些文件太機密。我們如何幫助醫生？如果我有證書，證明在那裡接收到多少劑量，我就可以拿給那個賤人看，讓她知道我們什麼都熬得過去，我們可以結婚生子。切爾諾貝利清理人禱告：「上帝啊，既然你讓我不行，能不能也讓我不想要？」媽的，你們都去死好了！
***
他們叫我們簽保密合約，所以我什麼也沒說。退伍後我馬上成了二級傷殘人士。我當時二十二歲，接收到不少輻射。我們從反應爐搬出一桶桶石墨，那裡的輻射是一萬倫琴。我們用普通的鏟子挖，值勤一個班次要換三十個面罩——我們稱那是「嘴套」。我們也負責灌石棺，那是資深操作員瓦列裡·格旦霍克的大墳墓，爆炸時他當場就被困在殘骸裡，好像二十世紀的金字塔。我們還剩三個月。每天工作結束，他們甚至沒給我們更換的衣物，就讓我們穿著在反應爐穿的褲子和靴子走來走去，直到我們被送回家。
即使他們准許我講話，我要跟什麼人講？我在工廠工作，老闆說：「不許再生病，不然我們要裁掉你。」
後來他們真的把我裁掉了。我去找廠長說：「你沒有權力這樣做，我去過切爾諾貝利，我救了你們，保護你們！」
他說：「我們又沒派你去。」
我半夜醒來，聽到媽媽說：「兒子，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你沒睡覺，只是睜著眼躺在那裡，連燈都沒關。」
我不說話，因為沒有人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或用我的語言跟我說話，沒有人明白我從什麼樣的地方回來，而且我什麼也不能講。
***
我現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死。我的一個朋友臨終前腫得像水桶。我的鄰居去那裡開起重機，他變得像黑炭一樣黑，整個人縮水，只好穿童裝。我不知道我會怎麼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來臨時感受它，就像腦袋挨一顆子彈。我也去過阿富汗，那裡比較簡單，他們直接開槍把你射死。
我從報紙上剪了一篇關於當晚在核電廠值班的操作員列昂尼德·塔普托諾夫的報道。爆炸前幾分鐘，他按下紅色緊急按鈕，可是無濟於事。他們把他帶到莫斯科的醫院，醫生說：「我們需要另一個身體才能治療他。」他全身上下只有背上一個小點沒有輻射。他們把他埋在邁汀斯卡亞的公墓，和其他人一樣，先用金屬薄片把棺材隔絕起來，再倒半米混凝土，加上鉛蓋。他的父親站在那裡哭，走過他身旁的人說：「都是你的王八蛋兒子害它爆炸的！」
我們很孤單，我們在這裡像陌生人，他們甚至把我們分開埋葬，好像我們是外星人。老實說，我覺得死在阿富汗還比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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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駕駛直升機飛到反應爐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豬，它們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動作前進。它們吃在那裡生長的草，它們不明白，不明白它們應該和人一起離開。
我該不該去，該不該飛？我是共產黨員，怎麼能不去？
兩個傘兵拒絕去，他們的妻子很年輕，還沒生小孩。他們遭到羞辱和懲罰，不會有前途了。去那裡也關乎男子氣概和榮譽！那是吸引我去的一個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現在我會從不同的角度看這件事，經過九次手術，兩度心臟病發作，我不會批評他們了，我瞭解他們的想法，他們還很年輕。可是無論如何我都會去，這點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漢。
當時的空中裝備相當驚人，包括重型直升機、中型直升機和雌鹿戰鬥直升機。米格二十四或米二直升機在切爾諾貝利能做什麼？很多年輕飛行員剛從阿富汗回來，那些人都覺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夠了，卻還得坐在反應爐附近的森林吸收輻射。那是命令！他們沒必要把所有人送到那裡吸收輻射，有什麼意義？他們需要的是專家，不是大批人力。
我從空中看到損毀的建築，一地殘瓦碎片，還有很多小小的人形。他們運來一架東德起重機，但是無法正常運作，起重機一開到反應爐附近就發生故障了。盧卡契夫學院為了探索火星設計的機器人和日本的機器人也壞了，所有線路都被輻射摧毀，但是穿橡膠服、戴橡膠手套的軍人還在那裡跑來跑去……
回去之前他們警告我們，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最好不要到處告訴別人我們看到的情況。可是除了我們，沒有人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什麼都不懂，可是我們什麼都看在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