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過了好久才習慣戰爭狀態的……
有一次，我們向敵人發起進攻，有個傷員動脈出血不止，我以前哪裡見過這般情景啊：血就像噴泉一樣湧出來！我正要跑去喊醫生，可是那傷員卻對我大喝了一聲：「你要到哪兒去？哪兒去啊？還不快幫我用皮帶扎上！」這時我才回過神來……
還有一件讓我想起來就心疼的事情。有一個男孩，一個七歲的男孩，沒有了媽媽，他媽媽被打死了。這孩子就坐在大路邊上，守在死去的媽媽身邊。他還不知道媽媽已經沒有了，他還在等媽媽醒過來，他想跟媽媽要吃的……
我們的團長沒有丟下這個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邊說：「好兒子，你的媽媽沒有了，但你會有很多爸爸的。」從此這個男孩就和我們在一起，在軍隊裡長大，就像是全團戰友的兒子。他當時七歲，負責給我們的轉盤自動槍裝填子彈。
等您離開我家之後，我丈夫一定會罵我一通。他不喜歡我談論這些，不喜歡我談論戰爭。他沒上過戰場，是個年輕人，年齡比我小，我們倆沒有孩子。我心裡一直記著那個男孩，他本來可以做我的兒子……
戰爭過去之後呀，我瞧著什麼都覺得憐憫……不但憐憫人，還憐憫公雞，憐憫狗狗，現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別人吃苦。我在醫院工作時，病人們都很喜歡我，說我心腸好。我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我從來連一個蘋果都不會賣，連一個野果都不會賣，我把它們全都分掉了，分給別人，從戰爭到今天，我只剩下了這個，就是一顆憐憫的心……
——柳鮑芙·扎哈洛夫娜·諾維克
（戰地護士）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有同志被捕。一連幾天我們都會提心吊膽地等著：他們能不能忍受住嚴刑拷打？如果他們受不住酷刑，那麼新的一批逮捕就會開始。過了一段時間後，聽說敵人要處死他們。上級給我的任務是：到現場去，看看今天敵人要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著，看著敵人在準備絞索。我們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鐘的遲疑，因為到處都是密探。有好多詞能夠表達當時的心情，只有一個詞是不恰當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強大的心靈力量，才能夠保持住沉默，不流淚水地從旁邊經過啊。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當蓋世太保把我抓走時，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我早已明白和預感到了一切。敵人把我投入監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見識了什麼叫法西斯的「修指甲術」。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種刑具把針插進我的指甲裡，同時把所有指甲都插進鋼針……這簡直比下地獄還痛苦！我立刻昏了過去。我甚至都記不住當時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實在太可怕，後來我怎麼也無法回想起來。他們還用圓木來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記得不確切，說得不對茬口了。我只記得一點：這邊和那邊各擺一根圓木，把我放在中間……這是個什麼刑具呀，我都能聽到自己骨頭斷裂的嘎嘎聲……這樣折磨了我多長時間？我也記不得了。他們還把我放在電椅上拷問，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個劊子手臉上的時候，那個壞蛋是年輕還是年老我不記得了。他們把我全身剝得一絲不掛，這傢伙還上前來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臉上吐口水，沒有別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臉上，他們就把我按在電椅上……
從那時起我就一點都碰不得電器。我一直記得他們是怎樣把我按到電椅上去的……我現在連電熨斗都不敢用，一輩子都落下了這塊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覺得全身都彷彿通了電。凡是與電有關的事，我一件也幹不得。也許戰後應該建立一種心理治療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麼會這樣大哭。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最後，敵人判處我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裡，裡面還關著另外兩名婦女。知道嗎？我們一滴眼淚都沒有流，毫不慌張，因為我們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會有這樣的命運在等待我們，所以我們十分鎮定從容。我們在一塊兒談論詩歌，回憶自己喜愛的歌劇。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們談論愛情，故意不去想我們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們微笑著，互相鼓勵，就這樣過了兩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們互相道別、親吻，但沒流眼淚，也不覺得恐懼。顯然，我多少已經習慣了死的念頭，連恐懼感都沒有了，也沒有眼淚。只不過還有些空虛感，已經什麼人都不去想了……
我們被關在囚車裡走了很久，也記不清車走了幾個小時，反正我是與人生永別了……汽車停下來，我們一共是二十個人，因為被折磨得太厲害，連下車的氣力都沒有了。敵人把我們扔下車，就像扔口袋一樣。德軍指揮官命令我們爬到板棚去，他還用皮鞭抽打我們……在一個板棚跟前，站著一個女人，她還在抱著孩子餵奶。唉，您是知道的，旁邊就是軍犬和警備隊，他們立在那兒一動不動，像柱子似的。但那個德國軍官看到這個情景，就跳了過去，一把從母親手中搶走了孩子……您知道，當時人們正在排隊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鐵製的水龍頭上。孩子的腦漿當場就流了出來，是像牛奶一樣的顏色……我看到那位媽媽頓時昏倒了，我是醫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們每天被押著去幹活，都要在城裡走過，穿過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車，正好是在一個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在叫：「媽媽，媽咪！」我抬起頭：只見達莎大嬸站在那邊，我的小女兒從人行道上跑了過來。她們是偶然到馬路上來看見我的。女兒飛快地跑著，一下子撲到我懷裡來。您想想，邊上就是狼狗，它們是受過專門訓練、專往人身上撲的。可是這回，連一條狼狗都沒有動。平時要是有誰過來，它們早就撲上來撕你的衣服了，它們就是為此而受訓的。可是這回，它們全都一動不動。女兒撲到我身上來，我沒有哭，只是說：「好女兒，娜塔申卡，我很快就會回家的，別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備隊和狼狗都站在旁邊，可是誰也沒碰她一下……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我女兒五歲就開始讀祈禱文，而不是讀詩歌。達莎阿姨教她必須祈禱，她就成天為爸爸媽媽禱告，保佑我們活下來。
19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峽邊上的克羅澤集中營。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紀念日那天，法國人組織了越獄。我也逃了出去，參加了馬基17。
我還獲得過一枚法國「戰鬥十字勳章」……
戰後我返回了家鄉。我還記得踏上祖國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們當時全都跳出了車廂，親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懷裡。我記得我當時穿著一件白色長衫，我趴倒在地上親吻著，捧起一把土貼在胸前……我當時想的是，我怎麼還能和祖國分開呢？怎麼還能和親愛的土地分開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裡，女兒在達莎大嬸家。得知丈夫被內務部逮捕了，關在監獄裡，我馬上就趕過去，到了那兒才聽說是怎麼回事……他們對我說：「你丈夫是個叛徒。」實際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兩人相伴，他是個勇敢而誠實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誣告他、誹謗他、中傷他。我回答說：「不，我丈夫不可能叛變。我相信他，他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調查人員就像神經錯亂似的對我說：「閉嘴，你這個法國妓女！給我閉嘴！」那時候對所有人都會產生懷疑：只要你在佔領區生活過、被俘過，或者曾經被送往德國，被關過法西斯集中營。他們就只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活了下來？為什麼沒有死？甚至連死者也會被懷疑，連犧牲者都會被懷疑。他們從來沒有關注過我們曾經進行的艱苦鬥爭，為了勝利我們犧牲了一切。現在我們勝利了，人民勝利了！但是斯大林還是不相信人民。祖國就是這樣感謝我們的，就是這樣回報我們的愛心、我們的熱血……
我四處奔波申訴，寫信給所有部門。半年後丈夫總算獲釋，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斷了，一個腎臟被打壞了……他在納粹的監獄裡曾經被打壞了腦袋，打斷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監獄裡白了頭，1945年他又在內務部的監獄裡被打成了殘廢。我護理他好多年，把他從疾病中拉扯出來。可是我什麼反對意見都不能說，他就是不願意聽……他反覆說的只有一句話：「這不過是一個錯誤。」他還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勝利了，這就是根本的一點。當然，我對丈夫總是堅信不疑的。
我沒有哭。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地下工作者）
該怎樣對孩子解釋啊？如何給孩子解釋死亡是什麼呢？……
我帶著兒子在街上走，到處都是死人——躺在馬路這邊和那邊。我一邊走一邊給兒子講童話小紅帽的故事，而周圍全是死人。當時我們是離開逃亡的難民群回到我母親那兒去，因為我拿兒子沒辦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兒一坐就是好幾天。那年他才五歲，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塊兒，吃了一年多苦頭。我怎麼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了？我們住在地下室裡，每當有人從街上走過，我們會看到一雙雙大皮靴。有一次，兒子不知為什麼，從床底下爬了出來，但一看到窗外有一雙大皮靴，就失聲尖叫起來……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法西斯們曾用皮靴踢過他……
不過，這反應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裡和孩子們玩，晚上回到家裡，突然抬頭問我：「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啊？」
我就給他解釋說：「爸爸啊，他是面孔白淨的美男子，他在軍隊裡打仗。」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蕩盪開進城來。我兒子哭著跑回家來說：「那裡沒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沒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們全是年輕小伙子，面孔曬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從戰場上回來時已成了殘廢，而且也不再是年輕人了，他變成了一個老頭。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兒子已經認定他的父親是個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來的卻是個老頭，一個病人。兒子好長時間不承認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樣稱呼他。我只好想法讓他們父子倆彼此親近起來。
丈夫下班回家經常很晚，我就問他：「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季瑪急壞了，說：「我的好爸爸到哪兒去了？」
丈夫打過六年仗（還參加過對日戰爭），確實是跟兒子生疏了，跟這個家生疏了。
每次我給兒子買了東西，總要對他說：「這是爸爸給你買的，他惦記著你……」
後來他們就相處好了……
——娜傑日達·維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地下工作者）
那就說說我的故事吧……
我從1929年起就在鐵路上工作，當火車副司機。當時在蘇聯各地還沒有一個女司機，這正是我的夢想。機務段領導很無奈：「一個姑娘家，卻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兒。」我還真就夢醒成真了。1931年，我開創了咱們國家的先例，成了第一個火車女司機。您大概不信，當年我開火車時，每到一個車站都有許多人圍上來看熱鬧：「呵，姑娘家開火車了。」
當時我們機務段的火車頭正好在放氣，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輪流開一個車頭。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孩子，就做了這樣的安排：如果他出車，我就帶孩子，要是我出車，他就待在家裡。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來，輪到我去出車。早晨醒來時，我聽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聲鼎沸。我打開收音機一聽：「戰爭爆發了！」
我趕忙叫醒丈夫：「廖尼亞，快起來！戰爭爆發了……快起來，打仗了！」
他跑到機務段去，回來時已經是淚流滿面：「戰爭！戰爭爆發了！你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嗎？」
我們怎麼辦啊？該把孩子送到哪兒去呢？
上面把我和孩子撤到了後方，撤到了烏裡揚諾夫斯克。我們分到一套兩間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沒有那樣的住宅。兒子也上了幼兒園，一切安適，人們對我都非常好。還用說嗎，我是女火車司機，又是全國第一個……可是您大概不相信，我在那兒沒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這怎麼行？人人都在保衛祖國，而我卻蹲在家裡？！
有一天我丈夫來了，他問我：「怎麼，瑪露霞，你還打算待在後方嗎？」
「不，」我說：「我們一起走吧。」
當時，上面組織了一支為前線服務的特別預備縱隊。我和丈夫都申請加入了這支隊伍。丈夫是司機長，我是司機。一連四年我們都住在悶罐子車裡，兒子也和我們在一起，他在我身邊度過了整個戰爭，甚至連一隻貓也沒見過。有一次他在基輔郊外弄到一隻小貓，那時我們的機車正好遭到猛烈轟炸。有五架敵機向我們襲擊，他卻還抱著那隻小貓：「基薩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興，我在這裡誰都看不到，你就和我坐在一起吧，讓我親親你。」真是個孩子，只有孩子才這麼天真……他在睡覺時還說夢話：「媽咪啊，我們現在有了一隻小貓咪，我們現在有真正的家了。」你不會想到這些，也不會寫這個吧？……可別放棄這段，一定要寫一寫這隻小貓……
我們常常遭到轟炸和機槍掃射，敵機專門瞄準車頭打，他們的首要目的就是打死司機，毀掉機車頭。飛機進行低空俯衝，向機車和悶罐子車廂掃射，而我的兒子就待在車廂裡。每次敵機轟炸掃射，我最擔心的就是兒子。沒法形容……轟炸時我只好把他從車廂轉到機車裡，放在身邊。我緊緊抱著他，貼在心口上：「讓同一塊彈片把我們娘兒倆都打死好了。」難道想死就死得了嗎？您瞧，我們偏偏活下來了。你一定要寫這些……
火車頭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青春，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現在還想開火車呢，可是人家不讓我開了，嫌我老了……
在戰爭中帶個孩子是多麼可怕，又是多麼愚蠢啊……瞧瞧我們現在的生活，我住在兒子家裡，他是醫生，而且是主任醫生。我們的住房不大，但我哪兒也不想去，從來不領旅遊證……沒法描述……我就是不能離開兒子，不能離開孫子，哪怕離開一天我都會害怕。我兒子也是哪兒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從來都沒有外出旅遊過。工作單位的所有人都奇怪得很：他怎麼一次都沒申請過旅遊證呢？「媽咪，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這麼說的。我的兒媳婦也是這樣。沒法描述……我們甚至連別墅也沒有，就因為我們連分開幾天都做不到。我是一刻也不能沒有他們的。
如果誰參加過戰爭，他就會明白，分開一天，這是怎麼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瑪利亞·亞歷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
（火車女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