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逃跑……我們幾個人在一起逃跑。敵人一邊對我們緊追，一邊朝我們開槍。我媽媽也在跟著跑，當她看到我們跑掉了，就停了下來，她是在德寇衝鋒鎗手的看押之下。我隱約聽見了她的聲音，她是在喊叫什麼。後來別人告訴我，她喊的是：「好啊，我的好女兒……你穿上了白裙子……往後再不會有人替你換衣服了……」媽媽以為我肯定會被敵人打死，但她高興的是，我將穿著一身白衣服倒下。在事情發生之前，我們正準備去鄰村做客。那天是復活節，我們要去走親戚……
周圍十分寂靜，敵人停止了朝我們開槍。只有我媽媽還在叫喊……也許敵人後來開槍殺死了她？我沒聽見……
在整場戰爭中，我全家人都死了。戰爭結束後我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等待……
——柳鮑莢·伊戈列夫娜·魯德柯夫斯卡雅
（游擊隊員）
敵人開始轟炸明斯克……
我趕緊跑到幼兒園去接兒子。我的小女兒已經在城郊，她剛滿兩歲，在托兒所裡，托兒所那時已經遷去了城郊。我決定先把兒子接出來領回家，然後再跑去接女兒。我想盡快把兩個孩子都接到我身邊。
我跑到幼兒園，敵機已飛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彈了。我還在幼兒園牆外，就聽見我那不滿四歲的小兒子的說話聲：「你們都不要害怕，我媽媽說了，敵人會被打垮的……」
我從柵欄門看進去，院內有好幾個孩子，我兒子正在安慰別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來，大聲哭了。原來他自己也害怕極了。
我把兒子接回家，請婆婆幫助照看一下，又跑出城去接女兒。我一路緊跑趕到郊外的托兒所，可是那兒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幾位鄉下女人示意我，孩子們都給帶走了。我問：到哪兒去了？誰帶走的？她們說也許是進城了。原來，托兒所裡只有兩位保育員，她們不等到汽車來，就帶著孩子們步行離開了。從這兒到市區有十來公里，可那都是小娃娃啊，有的才一兩歲。我親愛的，為了找他們，我到處轉了兩個星期，走遍了所有村落……終於有一天，當我走進一幢房子時，別人告訴我這就是托兒所，孩子們就在這裡，我都不敢相信了。上帝啊，孩子們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滿身的屎尿，有的還發著高燒，像死了一樣。托兒所所長是個少婦，都已經急出了白頭髮。原來，他們從頭至尾全是走路到市裡來的，還迷了路，幾個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間跨著走著，就是沒找見自己的女兒。所長安慰我說：「不要絕望，再找找看。她應該在這兒的，我記得她……」
我終於憑著一隻小皮鞋認出了我的艾洛契卡，否則我根本就認不出是她……
後來，我們的房屋都被燒燬了，我們隻身逃出，流落街頭。這時德國軍隊已經進城，我們連藏身之地都沒有。我一連幾天帶著孩子們在大馬路上到處流浪。在街上，我遇到了塔瑪拉·謝爾蓋耶夫娜·西妮查，戰前我和她並不太熟悉。她聽說了我的情況後，就對我說：「你們到我家來吧。」
「我的孩子們正患百日咳，怎麼能去您家呢？」我說。
她也有兩個小娃娃，弄不好會被傳染的。那個時候真沒法子，沒有藥，醫院早已經關門了。但是她堅持道：「別說了，快走吧。」
我親愛的，這樣的事情難道我能忘記嗎？塔瑪拉和她的孩子與我們一起分吃土豆皮。為了給兒子送點生日禮物，我只好用自己的舊裙子縫製了一條小褲子……
但是我們仍然渴望去參加鬥爭。碌碌無為是苦惱的，只要有機會參加地下工作，我就感到痛快，不能兩手空空地坐在家裡等待。兒子畢竟大了一點，我就常常把他送到婆婆家。而婆婆提出的條件是：「我可以照顧孫子，但你再也不許到家裡來。我們會因為你而全都被殺死的……」結果，我在三年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兒子，甚至不敢走近那座房子。而女兒呢，當蓋世太保盯上我時，我就帶著她逃到了游擊隊。我抱著她走了五十公里。這五十公里路，我們走了兩個多星期……
她跟我在游擊隊待了一年多……今天我還時常在思考：當時我是怎麼帶著她活下來的？您要是問我，我也答不上來。我親愛的，那簡直是不可能挺下來的！如今要有誰提到「圍困游擊隊」這句話，我的牙齒還會打戰。
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上級派我把一部打字機送到另一個游擊區去，在鮑裡索夫地區。他們那兒有一部俄文打字機，配有俄文鉛字，可是他們需要德文字型，而這種打字機只有我們支隊才有。這部德文打字機還是我受地下委員會的派遣從淪陷區明斯克帶來的呢。可是當我沿途經過帕利克湖地區時，沒過幾天圍困就開始，於是我就耽擱在那兒了……
我不是隻身一人來到這兒的，還帶著我的女兒。過去我每次外出執行一兩天的任務時，都會把女兒托付給別的同志，可是長時間執行任務就沒人可托付，只好把孩子帶上。這一回，連女兒也落入了敵人的包圍圈，德寇把這個游擊區團團圍住了。如果說男人們行軍只帶一支步槍就行，我卻不僅背著步槍，而且帶著一部打字機，還有艾洛契卡。我抱著女兒走路時，常常會突然絆一跤，女兒便越過我的肩膀，跌進沼澤地。我們爬起來繼續趕路，走不了幾步就會再摔一次……就這樣走了兩個月！我那時暗暗發誓，要是我能活下來，一定要遠離沼澤地，永遠也不想再看到它。
「我知道敵人開槍時你幹嗎不臥倒，你就是想讓子彈把我們倆一起打死。」這就是我女兒，一個只有四歲的孩子對我說的話。其實我是沒有力氣臥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游擊隊員們有一次也同情地說：「你夠受的了，還是把小女兒交給我們來領吧……」
可我誰也信不過。要是突然遇到敵機掃射，要是她被擊中，我不在身邊可怎麼辦？要是小女兒丟了怎麼辦？
游擊隊政委洛帕京接見了我。
「真是個好女人！」他很感動地說，「在這種情況下還帶著孩子，打字機也不丟掉。這種事連男人也不是個個都能做到的。」
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著她、吻著她，翻遍了他自己所有的衣袋，把零星食物都搜出來給她，那正是有一次她差點被沼澤地的髒水淹死之後。別的游擊隊員也都學政委的樣子，把衣袋都翻開，倒盡裡面的東西給她。
等游擊隊突圍之後，我徹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癤子，皮都蛻了下來。而我懷裡還抱著孩子。我們等待從大後方派來的飛機。據說如果飛機能飛來，就要把傷勢最重的傷員運走，還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帶走。我清楚地記得，把女兒送走的那一時刻，那些傷員們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這兒來。」「到我這兒來，我這兒有地方……」他們全都認識艾洛契卡，她會在醫院裡給他們唱歌：「哎——真是想啊，真想活到結婚那一天……」
一個飛行員問她：「在這兒你是跟誰過啊，小姑娘？」
「跟我媽媽，她在機艙外邊站著呢。」
「叫上你媽媽，讓她和你一起飛吧。」
「不行，媽媽不能飛走，她還要打法西斯呢。」
這就是他們，我們的孩子們。我望著她的小臉，不由得打了個寒戰——往後我還能見到她嗎？……
我再給您講講我跟兒子是怎樣見面的吧……那是在家鄉解放之後，我朝婆婆的房子走去，兩條腿軟綿綿的。游擊隊裡年紀大一些的婦女事先教我說：
「你要是看見他，決不要馬上承認你是他媽媽。你知道沒有你的時候他是怎樣熬過來的嗎？」
鄰家的小姑娘跑來告訴我：「喂！廖尼亞媽媽，廖尼亞還活著……」
聽到這話，我的兩條腿再也邁不動了：兒子還活著！小姑娘又告訴我，我婆婆已經死於傷寒，是女鄰居收留了廖尼亞。
我走進他們的院子。您知道我當時穿的是什麼？一件德國軍便服、一條補丁撂補丁的黑裙子、一雙破舊的高筒皮靴。女鄰居馬上認出了我，但她沒吭聲。兒子坐在那兒，光著小腳丫，破衣爛衫。
「你叫什麼名字，孩子？」我問他。
「廖尼亞……」
「你和誰住在一起？」
「我早先和奶奶住在一起。後來她死了，我把她埋了。我每天都去看她，求她把我也帶到墳裡去。我一個人睡覺害怕……」
「你爸爸和媽媽呢？」
「爸爸活著，他在前線。媽媽被法西斯打死了，是奶奶告訴我的……」
和我一起回來的，還有兩個游擊隊員。他們是來安葬犧牲的同志的。聽到兒子這麼回答，他們都流下了眼淚。
這時我再也忍不住了：「你怎麼連媽媽都不認識了？」
他一下子跳起來，大叫了一聲撲向我：「爸爸——！」因為我穿的是男人服裝，戴著男人帽子。過了一會兒，他才又抱著我大喊了一聲：「媽媽！」
這是怎樣的一聲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整整一個月，兒子哪兒也不讓我去，連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兒都帶著他，因為他過去很少看到我在他身邊，所以理所當然地纏著我。就連和我一起坐著吃飯，他也用一隻手抓牢我，用另一隻手吃飯。嘴裡一個勁兒地重複著「媽咪」。一直到現在他還這樣叫我：媽咪，我的媽咪……
在我和丈夫重逢時，一連幾個星期都是說啊說啊，沒個夠。我白天黑夜沒完沒了地對他講……
——拉依莎·格利戈裡耶夫娜·霍謝涅維契
（游擊隊員）
戰爭，就是每時每刻地埋葬死人……那時我們常常要埋葬游擊隊員，有時整個小分隊遭到伏擊，有時所有人都戰死。我要給您講一個關於葬禮的故事……
那一次，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鬥。戰鬥中我們損失了很多人，我也負了傷。每次戰鬥之後都要舉行死者安葬儀式，人們通常要在墳墓前簡短地致辭。首先是指揮員講話，然後是戰友講話。這次，犧牲者中間有一位本地小伙子，他的母親來參加了葬禮。這位母親號啕大哭：「我的兒啊！我們已經為你準備了新房啊！你還保證說要把你年輕的未婚妻帶來給我們看啊！你這是要到地下去娶親了啊……」
隊伍肅立，沒人說話，也沒有人去打擾她。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來，發現犧牲的不只是她兒子一個人，還有很多年輕人躺在地上。於是，她又為別人家的兒子放聲痛哭起來：「你們這些孩子，我的親兒子們啊！親人啊！你們的親娘都不能來看望你們，她們都不知道你們要入土了！這土地這麼冰冷，真是太冷了啊。只好由我來代替她們來哭了，我心疼你們所有人啊。你們都是我的親人啊，我親愛的孩子們……」
當她說到「我心疼你們所有人」和「你們都是我的親人」時，在場的男人們也都開始哭出聲來。誰都忍不住淚水，控制不住自己了。整個隊伍一片哭聲。這時指揮員大聲發令：「鳴槍致意！」哭聲這才被槍聲壓倒。
這件事深深打動了我，直到今天我還常常想起來，慈母心真是偉大：在安葬自己兒子、痛不欲生的時候，她那顆心同時也在為其他母親的兒子慟哭，就像為自己的親人那樣慟哭……
——拉麗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羅卡雅
（游擊隊員）
我回到老家的村裡……
在我家房子旁邊，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邊看一邊就想：「哪一個是我的孩子呢？」他們全都一個樣，頭髮剪得短短的，就像以前我們給綿羊剪毛那樣，齊刷刷的。我認不出哪個是我女兒，就問他們中間誰叫柳霞。只見一個穿長褂子的小孩應了一聲，轉身就朝屋裡跑去。當時我很難分清誰是女孩，誰是男孩，因為他們全都穿得一模一樣。我又問：「你們當中到底誰叫柳霞啊？」
孩子們用手指了指，說跑掉的那個就是。我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兒。
過了一會兒，一位老太太牽著她的手出來了。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領著柳霞朝我走來：
「我們去，我們去……我們這就去問問這位媽媽，她為什麼把我們丟下不管了……」
我當時穿著男式軍服，戴著船形帽，騎著馬。我女兒一定是把她的媽媽想像得跟太外婆和別的女人一樣，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卻是一個大兵。
女兒害怕，好長時間不敢走到我懷裡來。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為我畢竟沒有撫養她，她是跟著老奶奶們長大的。
我帶回一塊肥皂送給孩子做禮物，這在那時候可是相當講究的禮物了。可是在給女兒洗澡時，她竟用牙齒啃起肥皂來，想嘗一嘗肥皂的味道，以為是一種可以吃的東西。她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啊！在我的記憶裡，母親是個年輕婦女，但她來接我時，已經是個老太婆了。有人說她女兒回來了，她從菜園子裡一蹦就跳到大街上來，看到我，張開雙臂就跑過來。我也認出了她，朝她跑去。她還差幾步才跑到我身邊時，突然虛弱地癱倒在地上，我也癱倒在她旁邊。我又親吻媽媽，又親吻土地，心中充滿了愛和恨。
我記得，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德國傷兵趴在地上，他很疼，兩隻手死命地摳著土地。這時我們的一個戰士走到他跟前說：「別動，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邊，你是打那邊來的……」
——瑪麗亞·瓦西裡耶夫娜·帕甫洛維茨
（游擊隊醫生）
我是追隨丈夫上戰場的……
我把女兒留給了婆婆，可婆婆不久就去世了。我丈夫有個姐姐，是她收養了我女兒。但戰後我復員回家時，她說什麼也不肯把女兒還給我，還數落了我一番，說是「既然你能拋棄這麼小的女兒去打仗，那就不應該有女兒」。母親怎麼會拋棄自己的孩子呢，況且又是這麼小的、無依無靠的孩子？我從戰場上回來時，女兒已經七歲了，我離開時她才三歲。我見到的是一個看上去像個小大人似的女孩。不過她長得很瘦小，因為常年吃不飽、睡不好。附近有一所醫院，她常常到那所醫院去，為傷員表演節目，唱歌跳舞，醫院的人就給她點麵包吃，這是她後來告訴我的。起初她是等待爸爸和媽媽，後來她就只等媽媽一個了。因為爸爸犧牲了，她都知道，她心裡都明白……
我在前線常常想念女兒，一刻都忘不掉她，做夢都會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一想到不是我在夜裡給她讀童話故事，一想到她睡覺和醒來時身邊沒有我，就不由得哭起來。也不知道是誰在給她編辮子……但我並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理解她，她很愛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個強壯、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這樣的人會被打死。他是當場就犧牲的，是在戰爭的頭幾個月，敵人飛機一大清早突然轟炸地面。在戰爭剛爆發的那幾個月，甚至大概是戰爭爆發後整整一年裡，空中優勢完全是被德國飛行員所掌控，他就是這樣被炸死的……他的姐姐不願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來，這是他唯一的骨肉。她是那樣一種女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孩子，這些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論是遇到轟炸還是掃射，她只有一個念頭：今天怎麼沒給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責備她……
她說我是個狠心的女人，沒有女人的良心。可是要知道，在戰爭中我們吃了那麼多苦頭，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裡，又不只是我一個人這樣做。我們背著降落傘，坐著等待上級隨時下達任務。男人在抽煙、在玩牌，可我們呢，在起飛信號彈升起前，還在坐著縫頭巾。我們終究還是女人啊。您瞧這張相片，這是我們的領航員。她想寄照片回家，於是我們有人找出一塊頭巾替她扎上，為的是不讓肩章露出來，我們還用被單遮住她的軍上裝，好像她穿的是連衣裙……就這樣拍出的照片。這是她最珍愛的照片……
當然，後來我和女兒相處得非常好，一輩子都非常好……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