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我就是確信無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產黨員，我自己也曾經是共產黨員。我信仰共產主義，我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生存，也正因為這個信念，我才倖存下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秘密報告後，我聽他談到斯大林的錯誤，一下子就生了大病，臥床不起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在戰爭期間，我也高喊過：「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強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撐……
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擊隊打了兩年仗……在最後一次戰鬥中，我的兩條腿都受傷了，整個人失去了知覺。可那是在天寒地凍的地方啊——待我醒過來時，兩隻手也凍傷了。別看現在我的兩隻手很靈活、很健康，可當時都發黑了……兩條腿當然也凍傷了。如果不是嚴寒，兩條腿興許還可以保住，因為它們當時還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們找到我時，把我與其他傷員一起集中到了一個地方。傷員有很多，又正在被德軍包圍，游擊隊要撤退突圍出去，我們就像柴火一樣給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處，隱藏起來。就這樣運來運去，後來游擊隊才向莫斯科報告了我的傷情，畢竟我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算是個大人物，人們都為我感到驕傲。我是從最基層，一個普通的農婦，從一個農民家庭成長進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產黨……
我的腿就這樣沒有了，被截肢了……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樹林裡動了手術，條件是最原始的。他們把我放在桌子上，連碘酒都沒有，使用簡單的鋼鋸，把我的雙腿鋸了下來……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沒有。同志們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擊隊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時什麼都沒有，更不要說麻藥了，代替麻藥的是一瓶家釀白酒。什麼手術器械都沒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鋼鋸，木匠用的鋸子……
游擊隊一直同莫斯科聯繫，要求派飛機來。一架飛機飛來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盤旋，周圍的敵人拚命向它射擊，無法下降。第四次，飛機總算降落了，可我的兩條腿已經截掉了。後來，我在伊萬諾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補截肢，因為發生了四次壞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來越高。第一次我還哭呢，因為想到今後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傷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是什麼幫助了我，支撐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樣說服自己的。當然，我遇見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醫生，他自己也沒有腿，他有一次談到我的時候，這樣說道（這是別的醫生轉告我的）：「我對她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給那麼多男人做過手術，卻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的人。沒有叫喊一聲。」我確實是有毅力……我已經習慣於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堅強有力……
後來我回到了後方，回到迪斯納，我的家鄉小城。我是拄著枴杖回去的。
我現在走路不行了，因為我老了。可當初那會兒，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裝了假肢到處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體農莊去，因為我那時是區執委副主席，承擔了很繁重的工作。我從來不坐在辦公室裡，總是往農村跑，往農田里跑。要是別人想照顧我，我反而會發火。當時那會兒，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有文化的集體農莊主席，每逢有什麼重要活動，區裡就得派人下鄉。每逢星期一，我們都要被召到區委，上級分配任務後，就派我們到各農莊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來，望著窗外，看見別人不斷地到區委去，偏偏就沒叫我，傷心極了。我也想和他們一樣去開會啊。
終於，電話鈴響了，是第一書記打來的：「費克拉·費多洛夫娜，請您來一下。」我那時多麼滿足啊，雖然我到各個村莊去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遠。有的地方可以乘車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時在森林裡走著走著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來，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掙扎著撐起身子，扶住樹幹站起來，繼續趕路。我已經領取了退休金，本來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日子，可是我想做一個對別人有用的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嘛……
我沒有任何私人財產，只有一些勳章、獎章和證書。房子是國家造的，又高大又寬敞。因為裡面沒有孩子，就顯得格外空曠……在這麼高的天花板下面，這麼大的房子裡面，只有我和妹妹兩個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媽媽，還是我的保姆。我現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們姐妹二人相依為命，都是活在過去的時代。我們有一個美好的過去，生活雖然艱苦，但是既美好又誠實。我問心無愧，一輩子都問心無愧……我這一生從沒有過污點……
——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
（女游擊隊員）
是時代把我們變成當時那樣的人，我們也展現了自己。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時機了，歷史不會重複。那時候，我們的想法是年輕的，我們的人也是年輕的。列寧剛去世不久，斯大林還活著……當我戴上少先隊的紅領巾時，在我戴上共青團徽章時，是那樣自豪和驕傲……
戰爭就在這時爆發了，而我們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當然，在我們的日托米爾，馬上出現了地下抵抗組織。我立即參加了地下組織，甚至不用商量：參加還是不參加？害怕或不害怕？這根本不用說……
過了幾個月，我們的地下組織被出賣，遭到敵人追蹤。蓋世太保抓住了我……當然，這是很痛苦的，對我來說比死更痛苦。因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萬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們每個人都這樣想過，如何面對酷刑……比如我吧，從小時候開始，就很難忍受任何疼痛。其實，我們當時都不瞭解自己，不知道我們會有多麼堅強……
在蓋世太保的最後一次審訊中（這次審訊後我第三次被列入槍斃名單），這已經是第三個審訊我的人了，這是個自稱教育歷史學家的傢伙。在他審訊我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個法西斯想要弄明白，為什麼我們是這樣的人，為什麼思想觀點對我們是如此重要。「生活高於思想。」他對我說。我當然不同意他的話。他就狂叫著毒打我，邊打邊問：「是什麼使你們成了這樣的人？是什麼使你們連死都不怕？為什麼共產黨人認為共產主義必定在全世界獲勝？」他說著一口流利的俄語。於是我決定把一切都講給他聽，反正我知道他們要殺死我的，我不能這麼白白死掉，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大約在四個小時裡，他提出問題，我就盡我所知，盡我在中學和大學所能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回答他。哈，他當時是多麼狼狽啊！抱著腦袋，在刑訊室裡走來走去，然後又像釘在地板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著我，盯著我，卻第一次沒有動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還有兩條大辮子，如今頭髮卻被揪掉了一半。一個連飯也吃不飽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塊哪怕是很小的麵包；後來，連麵包皮也行；再後來，哪怕有些麵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這樣，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兩眼放光。他久久地聽我說話，認真地聽著，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時並不是感到害怕，因為當時才是1943年。但他已經感覺到了某種危機。他是想弄清楚，這種危機感到底來自何處。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問。可是當我走出刑訊室時，他把我列入了槍斃名單……
在被執行槍決前的那一夜，我回憶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記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時候。他們是為了躲避轟炸而背井離鄉幾十公里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兒都沒去。我知道我們必須繼續鬥爭，我們也感覺勝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們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尋找和救護傷員。他們遍佈在田野、街市和溝壑裡，我們甚至爬到牲畜棚裡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們菜園發現了一個傷員。他是一個年輕軍官，快死了，氣若游絲，連告訴我他的名字都沒有力氣，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幾個字，我都聽不清楚。我記得自己當時曾經很絕望，可我也覺得從來沒有像那些日子那麼幸福過。我第二次得到了雙親。在這以前我以為爸爸是遠離政治的人，實際上他卻是個黨外布爾什維克。媽媽是個沒文化的農家婦女，她篤信上帝，整個戰爭中她都在祈禱。想知道她是怎麼祈禱的嗎？她跪在聖像前禱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產黨不受希特勒惡魔的糟害吧。」在蓋世太保刑訊室裡，我天天巴望著大門會突然打開，親人們會走進來，爸爸拉著媽媽走進來看我……我知道我已經落入怎樣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沒有出賣任何人。我們也怕死，但是更怕當叛徒。當我被他們抓走時，我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開始了。我雖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堅強的，但是肉體呢？
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審訊的情景了……儘管我那時並沒有失去知覺。只有一次我昏了過去，那是他們用一個什麼鐵輪子絞我的雙手。好像我沒有叫喊過，雖然在這之前敵人常拉著我去看別人受刑時的慘狀，聽別人的慘叫聲。在後來的審訊中已經失去了疼痛感，身體麻木得就像木頭一樣。我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說！在敵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絕不能！只是在拷打結束後，他們把我扔回監牢裡，我才能感到遍體鱗傷的疼痛。體無完膚……但是要挺住！一定挺住！要讓媽媽知道，我寧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人。媽媽！
敵人還剝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來拷打我，還給我拍照。我光知道用兩隻手緊緊遮護著胸脯……我看到敵人瘋狂得喪失了人性。我曾經看到一個叫柯連卡的小男孩，還不到一歲，大人還在教他學說「媽媽」呢。就是這麼幼小的嬰孩，當敵人把他從母親懷裡奪走時，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親了，於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媽——媽！」其實這還不是語言，或者說，這不僅僅是語言。我想好好地講給你聽，全都講給你……唉，我在牢房裡見過的，都是多麼好的難友啊！她們在蓋世太保的地下室裡默默死去，她們的英勇行為只有牢獄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們表示深切的敬意。她們常說：「死比什麼都簡單！」可是，活著呢？……人們又是多麼想活著！我們堅決相信：我們必定會戰勝敵人。我們懷疑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們能否活到那個偉大的日子？
我們牢房裡有個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鐵柵欄，得讓人托著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僅僅是一小片屋頂。我們大家都虛弱得厲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難友叫安尼婭，是個女傘兵。她是在一次從飛機裡跳傘到敵後，一落地就被敵人抓住了，傘兵小隊全都中了敵人埋伏。就是她，已經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突然請求我們：「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這就是全部了。我們大家一齊用力把她托了起來。她叫了起來：「姑娘們，那兒有一朵小花……」於是，每個姑娘都開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麼會長到屋頂上的，又是怎樣在那兒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個姑娘都在想這朵小花的來由。我現在知道了，當時大家都是同一個疑問：這朵小花能活著離開這座地獄嗎？
我曾經那麼喜歡春天，喜歡看櫻桃花開，喜歡聞丁香樹周圍飄溢著的丁香花芳香……您不會對我的情調感到驚訝吧？我還喜歡寫詩呢。可是現在我不喜歡春天了，那是因為戰爭橫在了我們之間——在我和大自然之間。就是在那年的櫻桃花盛開時節，我看到法西斯踐踏在我的故鄉日托米爾的土地上……
我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一些尊重我父親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親是個大夫，在那個年代，醫生是個很崇高的職業。在敵人把我們送上刑場槍決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車，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記得傷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夢境中，一直朝著人們都跑去的那個方向……後來人們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傷，而且馬上長滿了神經性濕疹。我甚至連人說話的聲音都不能聽，一聽到聲音就會疼痛，爸爸媽媽只能小聲交談。我難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熱水裡才會住聲。我不許媽媽離開我一會兒，她只好求我：「好女兒，媽媽要去生爐子，侍弄菜園子……」可我還是不放她走，因為只要我一鬆開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襲來，我經歷過的一切都會浮現出來。為轉移我的注意力，媽媽給我找來一束花，是我最喜歡的風鈴草和栗子葉，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蓋世太保抓去時穿過的連衣裙，媽媽都給藏了起來。直到媽媽去世，那條連衣裙都一直壓在她的枕頭下面。她活著時一直藏著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軍戰士的時候。當時我已經躺了一年多，卻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親人們！最親愛的人……你們回來了……」是戰士們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興奮，第二天、第三天接連跑到兵役委員會去：「給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訴了我爸爸，他趕緊跑來領我：「孩子，你怎麼到這兒來啦？誰能要你去工作啊？」就這樣折騰了幾天之後，我又不行了……又開始犯病，渾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著喊著，人們從房屋外邊走過，都祈禱著：「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靈魂，要不就救救她，別讓她這麼痛苦了……」
最後，還是茨卡爾圖博16的醫療泥漿救了我，也是求生慾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別無他求。我終於活了下來，能和大家一樣生活了。我在圖書館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歲月，的的確確。現在呢，生活又成了與疾病沒完沒了的鬥爭。無論怎麼說，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還有疾病和孤獨，我完全是一個人過活，那些輾轉難眠的漫漫長夜啊……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總做噩夢，每次醒來都嚇出一身冷汗。我不記得安尼婭姓什麼了，也不記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還是斯摩稜斯克，我只記得她是多麼不願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彎在腦後，透過窗欞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沒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誰述說她的故事……
——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
（女地下工作者）
戰爭之後，我們才知道了奧斯威辛，知道了達豪……看到了這些，我還怎麼敢生孩子啊？當時我已經懷孕了……
戰後我馬上被派到鄉下去征訂公債。國家需要錢，需要重新建立工廠，恢復生產。
我到了一個村莊，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們都在地底下住著，生活在地窖裡……有一個婦女鑽了出來，她身上穿的是什麼啊，簡直不忍目睹。我鑽進地窖，看到裡面有三個孩子，全都餓得不成人樣了。那女人把孩子們攆到一個鋪著乾草的大石槽裡。
她問我：「你是來征訂公債的嗎？」
我說是的。
她說：「我根本沒有錢，只剩下一隻母雞。讓我去問問鄰居大嬸要不要買走，昨天她還問我來著。要是她買了，我就把錢給你。」
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像有什麼東西哽在喉嚨裡。這些都是怎樣的人啊，多麼好的人啊！那位婦女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丟下三個孩子，家裡一無所有，只剩下這隻母雞，她還要把它賣掉，好向我交錢，我們那時征的是現金。她寧願貢獻出一切，只要能換來和平，只要能讓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記得她的面孔，還有她那幾個孩子……
他們會怎樣長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們，看看他們……
——克拉拉·瓦西裡耶夫娜·岡察洛娃
（列兵，高射機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