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完成了一項任務，不能繼續留在村裡，就投奔了游擊隊。幾天後，蓋世太保進村抓捕我的家人。雖然弟弟僥倖逃脫，但母親被他們抓住了。敵人殘酷地折磨我的母親，向她拷問我的行蹤。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裡，每次搜索行動，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婦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們害怕踩到游擊隊的地雷，所以總是逼著當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眾就會被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兩年，他們就這樣押著我母親……
不止一次了，我們正要打伏擊開火，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面，德國人走在後面。等她們走近了，又看見自己的親人都在裡頭。這時大家最提心吊膽的，就是游擊隊長下令開槍，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個人小聲嘟噥：「那是我媽。」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著一條白頭巾。她個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別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
射擊命令一旦下達，你就必須開槍。在那個關頭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兒開槍了，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塊白頭巾——看看媽媽是活著，還是倒下了？那塊白頭巾很顯眼……只要槍聲一響，鄉親們和敵人都向四處跑開，也就會有人被擊中倒下。如果我沒有弄清楚媽媽是否還活著，就會一連數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聯絡員從村裡回來，告訴我媽媽還在，我才又恢復正常。就是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再經歷一回。這種事要是擱在今天，我是怎麼也受不了這種刺激的。可當時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這種仇恨，支撐我挺了下來……
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裡的孩子的叫聲。您哪裡聽到過那種聲音啊？那孩子被扔進井裡時，尖聲淒厲，簡直像是從地獄裡，像是從陰曹地府傳出來的聲音。那已經不是孩子的喊叫聲，甚至不是人的聲音了……還有，誰看到過一個年輕小伙子被鋼鋸活活鋸成幾段？……那是我們的游擊隊戰友……從那兒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心裡就只有一個念頭：殺敵報仇，有多少殺多少，用最無情的方法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活活掐死他幾個。用我的雙手掐死他們，用我的牙齒咬死他們。我都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這時已經是1943年，他們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在臨死前還在為我們祝福：
「堅持下去，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隨隨便便地死……」
媽媽並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她說的只是普普通通女人的話。就是想我們能活下去，並且要讀書學習，特別是學習。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裡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噢，姐妹們，我只有一件事掛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顧我的孩子們！」
所以，待戰爭過後，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也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游擊隊裡，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爸爸從前線回來時，滿身的傷、滿身的病，沒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這麼一大家子人，到頭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母親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她哭著，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親被敵人槍殺後，變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敵人槍殺她們後，把屍體埋在一個很深的防坦克壕裡，又用推土機在上面碾過。人們在現場指給我看，媽媽當時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跑過去用雙手挖了起來，找出了好幾具屍體，我憑著媽媽手上的一枚戒指認出了她。看到這枚戒指，我大叫一聲，就不省人事了。幾個女人把母親的屍體抬回來，用罐頭盒舀水洗淨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現在還保存著那個罐頭盒。
一連幾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擺脫愧疚：媽媽都是因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為我……如果我因為擔心自己的親人而不去抗敵，如果另一個人也這樣想，如果第三個、第四個人也都這樣，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我決意讓自己忘記，忘記媽媽向我們走來時的情景，忘記聽到命令的那個瞬間……可是我確實朝她那個方向開過槍，我忘不掉她的白色頭巾……您絕不能想到，這種感受是怎樣讓人痛不欲生。時間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時在深夜裡，窗外突然有年輕人的笑聲和說話聲傳來，我都會嚇得亂打哆嗦，剎那間以為這是孩子的哭喊聲、孩子的慘叫聲。有時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覺得喘不過氣來，一團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燒焦是什麼氣味，特別是在夏天，那是一種叫人毛骨悚然的甜絲絲的味道。我如今在區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兒著了火，就必須趕到現場搬走文件。可是如果聽說是農場失火，有牲畜燒死了，那我是說什麼也不會去的。我不能夠去，因為那會使我回憶起過去……那種味道，就像被燒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時深夜醒來，也會跑去取香水，因為我覺得空氣中也有這種氣味，到處都是……
我很長時間不敢結婚，不敢要孩子。因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發戰爭，我還是要上前線，那我的孩子怎麼辦？現在我喜歡閱讀有關人死之後的書籍，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在那邊會與誰相遇？我是多麼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見到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是不怕，但是現在年齡大了……
——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康德拉紹娃
（貝托施地區游擊旅偵察員）
我最強烈的體會是，一看到德國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毆打，整個身體都難以忍受地疼，每一個細胞都感到痛苦：他們憑什麼到我的家鄉來？那種仇恨十分強烈，超過對自己親人的擔憂，甚至比對死亡的恐懼都要強烈得多。我們當然每時每刻都在擔憂親人們，但我們卻別無選擇。敵人窮凶極惡地侵犯了我們的土地，用火和劍殺了進來……
那一次，我在得知敵人要來抓我時，就逃進森林參加了游擊隊。我一個人走了，把七十五歲的老母親留在了家裡，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們商量好，讓媽媽裝作又聾又瞎，以為這樣，敵人就不會把她怎麼樣了。其實，這都是我在自我安慰。
就在我逃離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門而入。按照我們說好的，媽媽假裝她是既看不到又聽不到。但敵人還是殘酷地毒打她，逼問她女兒在哪裡。母親也因此生了一場大病，長期臥床不起……
——雅德維佳·米哈伊洛夫娜·薩維茨卡雅
（地下工作者）
我會一直保持我們當年的樣子，到生命結束……是的，那時我們多麼天真，多麼浪漫。雖然現在我們白髮蒼蒼了……但是我依然不變！
我有一個女友叫卡佳·西瑪柯娃，是游擊隊的聯絡員，她有兩個女兒，都不大，也就是六七歲吧。她常常牽著兩個女兒的手，走遍全城，記下哪兒有敵人的軍事設施。敵人崗哨喊住質問她，她就張著嘴巴，裝出癡呆的樣子。就這樣極度危險地工作了好幾年……作為母親，她是把自己的女兒奉獻了出去……
我們還有個叫扎查爾斯卡雅的女戰友，她有個女兒叫瓦列麗亞，小姑娘才七歲。有一次，需要炸掉敵人的一座飯堂，我們決定把炸藥包放到敵人的烤爐裡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藥帶進敵營。這位母親說，她的女兒可以把炸藥帶進去。她把炸藥放在籃子裡，上面鋪了兩件兒童裙、一個毛絨玩具、二十個雞蛋，還有一些黃油。就這樣，硬是讓一個小姑娘把炸藥包帶到敵人飯廳裡去了。人們都說，最強大的力量是母親保護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認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沒有這樣的母親，沒有這樣的女兒，如果她們不敢這樣帶炸彈進入敵營，我們根本就不會勝利。是的，生命誠然寶貴！但還有更加貴重的東西……
——亞歷山得拉·伊萬諾夫娜·赫羅莫娃
（安托波爾地下黨區委書記）
我們游擊隊裡有一對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們在自己家的村子裡中了埋伏，被堵在一個穀倉裡，敵人從四面向他們開槍，又放火圍攻，他們一直堅持到打完最後一顆子彈，最後渾身大火衝了出來……敵人把他們放到大車上示眾，讓人們辨認他們是誰家的人。希望有人會出賣他們……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裡，他們的父母也在人群裡，但誰也不吐露一個字。做母親的要有一顆多麼堅強的心，才不至於喊出聲來呀……但沒有任何應聲。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來，整個村子都會給燒光。敵人不僅會殺死她一個人，全村鄉親都會被殺害。為了一個被打死的德國兵，德寇是會燒掉整個村子來報仇的！她知道這一點。任何功績都能受勳，但這位母親呢？就是用「金星英雄」這種最高勳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麼啊……就是為了她的沉默……
——波琳娜·卡斯貝洛維奇
（游擊隊員）
我和母親一同參加了游擊隊……媽媽在游擊隊裡給大夥兒洗衣服、做飯。需要的時候，她還站崗。有一次我外出去執行任務，我媽聽人說我被絞死了。過幾天我回到了營地，她看到我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一連幾個鐘頭，好像口舌麻木了。當時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這些都是當時必須忍受的痛苦……
曾經，我們在路上救起過一位婦女，當時她已經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說自己已經死了。儘管感覺血還在身上流動，但她斷定自己是在陰間，已經不是在人間了。我們使勁搖晃她，她才多少恢復了神志，對我們講述敵人是怎樣把她和她的五個孩子一道拉出去槍斃的。敵人把她和孩子們拉到板棚前，先把幾個孩子槍斃了，一邊開槍，還一邊獰笑著……最後只剩下一個吃奶的孩子。一個法西斯比畫著說，放下你的孩子，我要開槍了。這位母親使勁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寧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願意讓德國鬼子開槍打死……她說她不想活了，在經歷了這一切後，她再也無法在人間活下去了，只有活在陰間。她不想留在這個世界上……
我不想殺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殺人的。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教師。但是，當我看到法西斯怎樣燒燬我們的村莊，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聲來：我們那次是被派出執行偵察任務，恰好到了這個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雙手至今還留有那時候的傷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裡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人們是怎樣尖叫，牲畜是怎樣尖叫，家禽是怎樣尖叫……我覺得連牛羊雞鴨都發出了人的尖叫聲。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號叫。
這不是我在說話，而是我的悲傷在說話……
——瓦蓮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爾凱維奇
（游擊隊聯絡員）
我們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必定勝利……
後來，人們都以為是上級把父親留下來執行區黨委的任務。其實，沒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沒有什麼任務。是我們自己決定留下來戰鬥的。我記得，當時我們家人完全沒有害怕和驚慌，有的只是憤怒與痛苦。是的，絕沒有驚慌，大家都相信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就在德國人入侵我們村莊的那天傍晚，父親用小提琴奏起了《國際歌》。他悲憤地拉著小提琴，表達自己抗爭的意志……
兩三個月過去了……或者，更多時間過去了……
我還記得，看到一個猶太男孩……一個德國人把他拴在自行車上，他就像狗一樣跟在德國人車後面緊跑。「快跑！快跑！」德國人一邊騎車一邊大笑著。是個年輕的德國人……等他玩累了，就從自行車上下來，比畫著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著地，就像狗一樣跳著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撿回來！猶太男孩站起身，跑過去把棍子拿在手裡跑回來。德國人大怒，氣勢洶洶地打他罵他，比畫著要男孩四肢著地，像狗一樣跳著跑過去，用牙齒銜起木棒。最後，男孩是用牙齒咬著木棒回來的……
那個德國青年這樣耍弄了猶太男孩兩個多小時後，又把他拴到自行車後面，轉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樣跑著……朝猶太人隔離區那邊……
聽到這個故事，您還會問為什麼我們要去作戰，為什麼要學會射擊嗎？……
——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熱米亞金娜
（游擊隊員）
我怎麼忘得掉傷員們用湯匙只能吃鹽的情景啊……還有集合列隊點名時，士兵剛應聲出來，就和步槍一起倒在地上——餓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們。要是沒有人民的支援，游擊運動就無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們並肩作戰。雖然有時他們會流淚，但畢竟還是把自己的東西全都貢獻了出來：「孩子們，我們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勝利。」
他們把糧食都給了我們，連最後一點點土豆仔也拿出來，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裡交給我們。這個說：「我有多少，交多少。」那個說：「我也是。」「那麼你呢，伊萬？」「你呢，瑪麗亞？」「我跟大家一樣，可我還有孩子……」
要是沒有老百姓，我們怎麼辦？游擊隊全都駐紮在森林裡，沒有老百姓我們就活不成。他們耕地、播種，養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們吃、供我們穿，整個戰爭期間都是這樣。夜裡只要不打槍，他們就出來耕地。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村子，那兒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種糧食時被打死的，死的時候種子還緊緊攥在手裡，掰都掰不開。他們對糧食永遠不放手……
我們有武器，我們可以自衛，可他們呢？因為把糧食送給游擊隊，他們會被敵人殺死。我在村裡過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說我在哪家待過，那家家人都會被槍斃。一個村裡有個單身婦女，沒有男人，卻帶著三個小孩。她有孩子要養活，但我們到她家去時，她從不趕我們走，還給我們生爐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後一點餬口的東西都送給了我們：「你們吃吧，年輕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我們吃著，孩子卻在爐邊坐著，哭著。這是最後一點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亞歷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
（戈麥爾州二二五團游擊隊政委）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我收到一批傳單，把它們縫到了枕頭裡。媽媽鋪床的時候摸出來了，她把枕頭拆開，發現了裡頭的傳單，哭了：「你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可是後來她也幫我幹起了工作。
那時游擊隊的聯絡員常常到我家來，雖然從馬匹上卸完東西就走，但您想，別人會看不見嗎？誰都能看到，也猜得出來。我總是對人說，他們是打我哥哥那兒來，是從鄉下老家來的。可是鄰居們都一清二楚，我在鄉下根本沒有什麼哥哥。我永遠感激他們，我應該向我們那條街上的所有鄰居致敬。只要走漏一絲風聲，就足以使我們全家人遭到殺身之禍……甚至只須用手指頭朝我們家這邊指一下，我們就完了。可是沒有，沒有一個人幹出那種事……戰爭期間，我真的太喜歡那些鄰居了，對他們的愛永遠不會減少……
解放以後，我走在大街上總要習慣性地環顧四周：已經不能不害怕了，已經不能心情平靜地通過街道了。走路必須注意汽車，在火車站要注意火車……好久都不能放棄這種心態……
——薇拉·格裡戈利耶夫娜·謝多娃
（地下工作者）
我當時忍不住哭了……淚水奪眶而出……
我們走進一家小茅屋，裡面幾乎什麼都沒有，只有兩條磨得光光的長凳和一張桌子。連喝水杯子也沒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給敵人搶走了，但是屋角卻擺著一尊聖像，聖像上罩著一條手巾。
屋裡坐著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們一個游擊隊員脫下長筒靴，解開包腳布，包腳布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哪裡還能裹住腳呢。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濘，靴子也是破的。老婆婆看在眼裡，起身蹣跚著走到聖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聖像上的手巾，遞給了游擊隊員：「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後你怎麼走路呢？」
這個茅屋裡再也不剩什麼了……
——維拉·薩弗倫諾夫娜·達維多娃
（游擊隊員）
在最初幾天，我在村外找到兩個傷員……一個是頭部受傷，另一個士兵是腿上中了彈片。我自己把那個彈片拔了出來，再往傷口裡倒煤油沖洗，那時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處理好這兩個傷員，我扶著他們站起來。先扶著一個走進樹林，然後是第二個。這個傷員離開時，突然跪在我的腳下，想親吻我的腳：「親愛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個時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沒有任何事情。只有妹妹和哥哥。
一到晚間，村裡的女人們就聚集在我家茅屋裡議論時局：「德國人說他們拿下了莫斯科。」
「他們永遠別想！」
解放之後，同樣是這些婦女，我們一起建立了集體農莊，她們選我做農莊主席。我們農莊裡還有四個老爺爺和五個十到十三歲的小男孩。這就是我農莊的全體成員。我們有二十匹馬，但它們已經是渾身生瘡，必須治療，這些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當。既沒有車子，也沒有馬匹，婦女們就自己一鏟一鏟地翻地，趕著牛耙地，拽著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們就起不來了。幾個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繩子從身上解開。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樣的：野菜餅。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種子碾碎揉成面後烤成的……沒有聽說過吧？這是一種草，三葉草擠壓磨碎，再完全搗成粉，就能做成烤餅。這種餅很苦很苦……
秋天政府發來了派工單：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誰能做到啊？我就帶上自己十二歲的兒子和十歲的女兒干。其他婦女也學著我干，我們就這樣砍倒了一片森林……
——薇拉·米特羅凡諾夫娜·托爾卡切娃
（游擊隊聯絡員）
下面是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雅修凱維奇和他的女兒，原羅科索夫斯基旅彼特拉科夫游擊隊聯絡員瑪麗亞講的故事。
為了勝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貢獻出去了……最親的家人。我的兒子們都在前線打仗，我有兩個外甥，因為跟游擊隊有聯繫而被敵人槍斃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倆的母親，被法西斯活活燒死在家裡的茅屋中……當時在場的人們說，她一直抱著一尊聖像，直直地立著，像一根蠟燭，直到被火焰吞噬。戰後，每當我看到夕陽，總會感覺那是一團烈火在熊熊燃燒……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
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只有十三歲。我知道父親在幫助游擊隊，我全都懂……經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裡來，留下一些東西，又取走一些東西。父親外出時常常把我也帶上，他把我放在大車上，對我說：「好好坐著，不許站起來。」我們坐著大車到約定的地點去，他從那兒運回武器和傳單。
後來爸爸開始派我一個人去聯絡站，他教我必須記住哪些要點。我總是悄悄地藏在灌木叢裡，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記下敵人列車通過的數目，還要記下車上是運送什麼東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在運武器，有時運的是坦克，有時運的是士兵。樹叢就在鐵路旁邊，德國人每天都要朝這裡掃射兩三次。
你當時不害怕嗎？
我那時長得很小，偷偷鑽進樹叢去，誰也發現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兩次試圖走出我們住的村子，游擊隊在樹林裡等他。可是他兩次出村，都被敵人巡邏兵趕了回來。天色黑下來了，他終於喊起我來：「瑪琳娜……」這時媽媽說話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從爸爸身邊拽走……
可我還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過林子。雖然我熟悉那裡的每條小路，但說實話，我很怕黑。最後，我總算找到了游擊隊，他們正在等著呢。我把爸爸說的話告訴了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開始黎明。怎樣才能避開德國人的巡邏隊？我在樹林裡繞啊繞啊，結果掉進了湖裡，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從冰窟窿裡鑽出來……在雪地上光著腳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沒爬起來，雙腿麻木。那時候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媽媽只能煎些草藥湯給我喝，用黏土敷在我頭上……
戰後才把我送去看醫生，可是已經太晚了，我全身癱瘓了，只能躺在床上……現在我可以坐起身來，但是時間不能久，只能躺著看電影……這就是我記憶裡的戰爭……
——瑪麗亞
我把她抱在懷裡，過了四十年，還是像小孩子那樣……我妻子兩年前去世，臨終前，她原諒了我的一切。年輕時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瑪麗亞仍不肯原諒我，從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來……我現在很怕死去，因為那樣就把女兒一個人留在世界上了。誰還能這樣把她抱在懷裡？誰還會在夜間為她祈禱？還有誰能為她祈求上帝呢……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