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一直在說的只是一件事……翻來覆去就是一個主題……
我說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是關於她們與死亡的關係，死亡是常常伴隨她們左右的。如同對生活一樣，她們對死亡也是如此親近，而且十分熟悉。我一直想弄明白，在這無休無止地體驗死亡的常態中，怎麼才能安然無恙？日復一日地觀察，孜孜不倦地思索，情不自禁地嘗試。
我們可以談談這個話題嗎？這會受到語言和我們感情的影響嗎？什麼是不能解釋的謎題？我的問題越來越多，答案卻越來越少。
我有時在採訪後回到家，內心有一種想法揮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種孤獨，像聾子一般地與世隔絕。有時我又感覺到，痛苦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別，是人生中無法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和保存的東西，我們尤其如此。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建立的，我們也是這樣成長的。
我是在白俄羅斯國立大學的大講堂裡見到本章一位女主人公的，當時剛下課，學生們在喧嘩著，愉快地收拾自己的筆記。「我們當時是什麼樣子？」她回復了我的第一個問題，「就和我的這些學生們一樣啊。只有衣著不同，還有女孩子的打扮更簡單些。金屬的指環、玻璃的項鏈、橡膠底便鞋。哪有現在這些又是牛仔褲又是錄音機的。」
我一邊看著學生們匆匆離開教室，一邊開始了採訪……
我和閨密在戰爭之前就大學畢業了，戰爭期間我們又進了工兵學校。我們是以軍官身份上前線的，軍銜是少尉……上級是這樣歡迎我們的：「好樣的姑娘！女孩能上前線，真的很棒。但是我們不能把你們派到任何地方去，你們就留在司令部吧。」工兵司令部就是這樣迎接我們的。聽到這話，我們轉身就去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我們還走在路上呢，營地裡已經到處傳開了，說有兩個女孩子在尋找司令員。有一個軍官向我們走來說：「請拿出你們的證件。」
他一邊看著一邊說：「你們為什麼要找司令員，你們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嗎？」
我們回答他：「我們是作為工兵少尉被派到這裡的，可是他們要把我們留在司令部。我們的要求就是，作為工兵排長這樣的級別，必須是上前線的。」
這位軍官當即把我們送回了工兵司令部。他們在擠滿了人的小房間裡聊啊聊地說了很久，每個人都發表意見，然後又有誰大笑起來。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說我們是有介紹信的，必須擔任工兵排長的職務。這時，那個把我們送回司令部的軍官發火了：「小姐們！你們可知道一個工兵排長能活多久嗎？工兵排長平均只能活兩個月……」
「我們知道，所以我們才要求上前線。」
他們沒有辦法，只好給我們寫了介紹信：「那麼好吧，我們就派你們去第五突擊軍。你們大概也知道什麼叫作突擊軍吧，顧名思義，就是在第一線的軍隊。」
他們沒有再對我們多說什麼嚇人的話，但我們很高興：「完全同意！」
於是我們來到了第五突擊軍的司令部，那裡坐著一位溫文爾雅的大尉，彬彬有禮地接待了我們，但是當聽說我們要當工兵排長時，他就撓了撓頭說：「不行不行！你們以為自己是誰？我們給你們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這裡。開什麼玩笑啊，前方只有男人，突然間來了一個女工兵排長，還不叫人家瘋掉了。你們以為自己是誰啊？」
一連兩天，他們就在那裡做我們的工作，一個勁兒地勸說。我們也不退讓，就是要當工兵排長，寸步不讓。而且這還不是全部。終於……他們總算接受了我們的職務，把我帶到我的排裡去了……士兵們看著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還有的甚至帶著惡意，再就是聳聳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當營長宣佈說這就是你們的新排長時，他們異口同聲地發出「嗚嗚嗚……」的聲音表達不滿，其中一人甚至還「噗」的一聲吐出口水。
可是過了一年，當我被授予了紅星勳章時，同樣是這些小伙子（活下來的傢伙），他們一起把我抬了起來，高舉著把我送進了掩蔽部。他們為我感到驕傲了。
如果你問我戰爭是什麼顏色的，我會告訴你，是土地的顏色。對於工兵來說，戰爭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黃色，就是黏土的顏色……
不管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都露宿在樹林裡。燃起篝火，圍著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靜地坐著，有人就睡著了。我即使睡著也會盯著篝火，我睡覺總是睜著雙眼：看著那些飛蛾，有的是小蠓蟲，一整夜一片一片飛來，撲向篝火，沒有任何聲響，沒有任何動靜，就這樣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前仆後繼地撲火……直說吧……我們不也就是這樣嗎？前仆後繼，後浪推前浪。
兩個月過去了，我並沒有死，又過了兩個月，我負了傷，第一次受的是輕傷。後來我就不再去想死的問題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羅夫娜·沃爾科娃
（少尉，工兵排長）
在我小時候……我就從我的童年開始說吧……其實在戰爭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回憶童年，就是想小時候的事情。那最溫柔的童年，在戰爭中可不能去回想……戰爭沒有柔情，那裡是禁區。
是這樣的……打從很小開始，父親就給我剪短短的寸頭。當兵後，部隊裡給我們剪頭髮，我們突然就從姑娘變成了小兵蛋子，當時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時候。有些女孩被嚇壞了……但是我很容易就習慣了。那是我的自然天性，難怪連我爸都無可奈何地歎氣說：「我養的不是個丫頭，是個小子。」我的這種剛烈性格惹了不少禍，因此不止一次被父母打罵。冬天我經常會從陡峭的山崖跳到被大雪覆蓋的峽鄂畢河上，放學之後我就穿上父親的老棉褲，把褲腳和氈靴紮在一起，用棉花塞進褲子，再用皮帶拉緊，頭上戴一頂遮耳棉帽，在下巴上緊緊紮牢，看上去就像一頭熊似的蹣跚地挪著腳步去到河上的山崖邊。先要使盡全身力氣助跑，然後從一個懸崖破口跳下去……
啊哈！在你飛身跳入深淵，一頭扎入大雪中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啊！
呼吸都屏住了！也有別的一些女孩和我一起嘗試，但她們都不順手：要麼是腳崴了，要麼是鼻子被冰雪碰破了，各種事故都有發生。只有我，比男孩子還要敏捷。
我先來回顧童年的事情……是因為不想馬上說到流血……當然我知道，這才是重要，非常重要的。我喜歡讀書，我懂的……
1942年9月，我們抵達了莫斯科……整整一個星期，我們都乘坐在鐵路環線的列車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奧恰科沃，每到一站就從車上下去一批姑娘。人們俗稱的「買家」來到姑娘當中，他們是不同軍兵種的幹部，在我們中間挑選狙擊手、衛生指導員，或者無線電員……所有這些都沒有讓我動心。最後整列火車上只剩下了十三個人，都被轉到一輛悶罐車，拉到了路軌的盡頭，在那兒停著兩節車廂：我們這節和指揮部的一節。連續兩天兩夜，沒有一個人來找我們，我們只管又說又笑又唱俄羅斯民歌《被遺忘和被遺棄的》。到第二天晚上，我們終於看到有三個軍官和列車長一起朝車廂這邊走來。
「買家」來了！他們身材高大魁梧，紮著武裝帶，軍大衣上的軍扣珵亮，帶有馬刺的皮靴擦得發光。好帥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軍官。他們走進了指揮部的車廂，我們就把耳朵緊貼在車廂外牆上，偷聽他們在說什麼。車長在念我們的名單，並且對每個人的特點簡要說明：誰誰本來是做什麼工作的，老家是哪兒的，受過什麼教育，等等。最後我們聽到一聲命令：「讓她們全都過來。」
於是，車長走出指揮部車廂，命令我們列隊集合。上級問我們大家：「你們想學習作戰技能嗎？」我們怎麼會不想呢？當然求之不得，可以說是夢寐以求！以至於我們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一句：去哪裡學習，和誰學習？只聽到長官命令道：「米特羅波爾斯基上尉，把這些姑娘帶到學校去。」於是我們每個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兩人一行，軍官把我們帶上了莫斯科大街。親愛的莫斯科，祖國的首都！即使在這種艱難的時刻也是那麼美麗，那麼親切……那軍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們都有些跟不上他。直到以後，在衛國戰爭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日那天，當我們與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米特羅波爾斯基在莫斯科重逢時，他才向我們這批莫斯科軍事工程學院的學員坦承，當年他帶領我們走在莫斯科街頭時，他感到相當尷尬，是想離我們越遠越好，免得被民眾注意到是他在帶領這批羊群一樣的女孩子……我們當時可不知道他心裡想的什麼，就是一路小跑地跟住他。大概，我們那個時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就是這樣子……在開始學習的頭幾天，我就被罰了兩次額外勤務，一次是因為教室裡太冷，我凍得受不了，還有一次是因為什麼來著，您也知道，學校的規矩是很多的。反正我是罪有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紀律……屢教不改。大家分手之後，學員們在街上看到我時，還都忍不住笑我：這就是那個專職的勤務員！在他們看來當然可笑，我白天不能上課，夜晚又不能睡覺。白天我要一整天在靠近門邊的衣櫃邊擔任勤務，晚上要在宿舍裡擦洗樹脂地板。那個時候怎麼洗刷地板？現在我可以一五一十地講給你聽……那時可不像現在這樣，有各種刷子和打蠟工具等。那時候……為了不弄髒樹脂地板，要脫下氈靴，用舊大衣的布條把腳包上，就好像是繩子捲起來的樹皮一樣。你要先在地板上灑開樹脂，然後用刷子去磨刷，當然不是纖維的，而是鬃毛的刷子，鬃毛刷子容易落下，我們就要趕緊用腳整理乾淨，地板要擦到鏡子一樣亮。這些活兒還都要在熄燈之後做，所以你要一整夜在那裡，像跳舞一樣團團轉！兩腿酸到麻木，腰背直不起來，眼睛都被汗水蒙住。到了早晨筋疲力盡，甚至沒有力氣朝大家喊：「起——床！」白天也不能坐下去，因為是要站在門邊的衣櫃周圍值勤。有一次我碰上一件怪事……好笑極了……那天我在衣櫃周圍整理宿舍，因為困得不行，立刻就倒了下去，倚著櫃子睡著了。突然我聽到有人打開門進到房間，我就一躍而起，在我面前站著營值班員。我趕緊舉手報告：「上尉同志，本連正在休息。」他睜大眼睛看著我，忍不住就笑起來。後來我才明白，因為我是左撇子，匆匆忙忙地就舉起左手到帽簷邊報告了。馬上又想改為右手，但為時已晚，一錯再錯。
都好長時間了，我還意識不到這裡既不是遊玩的地方，也不是在中學，而是準備打仗的軍事院校，長官的命令就是下屬的法律。
我還清楚地記得畢業考試中的一個問題：
「工兵一生中可以犯幾次錯誤？」
「工兵的一生只能犯一次錯誤。」
「沒錯，姑娘……」
接下來就是軍校的行話：
「你通過了，巴拉克學員。」
這就是戰爭，真正的戰爭……
上級把我帶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
但是全排士兵都不站起來。有人躺著，有人坐著，有人在抽煙，還有人在打哈欠伸懶腰，渾身骨骼咯咯作響。他們都假裝沒注意到我的存在。這幫久經沙場的男偵察兵居然要服從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女孩子指揮，他們感到很丟人。我當然明白他們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說：「解散！」
就在這時，敵人突然開始炮轟……我要跳進戰壕，因為大衣是新的，我沒有一下子臥倒在泥土上，只是大衣側面粘了一些薄薄的白雪。年輕時候常常是這樣，把一件軍大衣看得比性命還珍貴。女孩子嘛，就是這麼傻！得，當然是遭到我的士兵們一陣訕笑。
就是這樣子……我們的工兵偵察是怎麼進行的？就是戰士們在深夜悄悄潛入中間地帶，挖一個雙人掩蔽溝。有一天黎明之前，我和一個班長悄悄爬到雙人掩蔽溝裡，其他戰士給我們打掩護。擔心換人會驚動敵人，我們就在溝裡埋伏了一整天。一兩小時後，手腳就都凍僵了，就算穿著氈靴和皮襖也不頂用。四小時後，人都成了冰柱。要是再下雪……我就變成一個雪姑娘……到了夏天，又不得不在酷暑或雨水中趴著，一整天趴在那裡仔細觀察所有動向，並且畫出前線觀察圖：查看哪些地方的地表層出現變化。如果發現地面有凸出或者土堆，雪地有污痕，草地被踩踏過或者露水沒有了，這些都是我們必須留意的，目的就是要探明：是否有德國工兵在野地中布過雷；如果他們設置了鐵絲網隔離帶，就必須找出隔離帶的長度和寬度；還有他們使用哪一類地雷，是反步兵地雷還是反坦克地雷，或者是更加厲害的地雷？還要精確找出敵人的火力點……
在我軍進攻之前，我們在頭一天夜裡就要做好偵察工作，一寸一寸地探測區域地形，在雷區中確定一條走廊出來……我們總是緊貼地面匍匐移動，肚皮就像滑行的船底，而我自己就像穿梭一樣急速地從一個班爬到另一個班。「我的」雷區比別人更多。
我遭遇過各種各樣的情況……那些故事足夠演一部電影……一部多集的電影。
有一天，軍官們邀請我去吃飯，我同意了。工兵們並不總是能吃到熱食，因為大多數時間我們都在野外度過。可是，當一切都擺在食堂桌面上時，我卻盯住了一個爐門關閉的俄羅斯烤爐，走過去想看看裡面是什麼。那些軍官看到我這個樣子都笑了，說這女人都神經兮兮了，大概以為砂鍋裡都會有地雷吧哈哈。我正要回答他們的笑話，卻立即注意到在烤爐左側的底部，有一個小孔。我仔細地朝裡面看去，只見有一根細細的導線通向烤爐裡。我急忙轉身對坐在屋裡的人說：「房子裡有雷，請馬上離開房間！」軍官們頓時安靜下來，卻難以置信地瞪著我，沒有人想從桌旁站起來。燒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在房間裡飄著呢……我又大聲說了一遍：「馬上清空房間！」隨後我帶領工兵開始工作。先卸下烤爐門，再用剪刀剪斷導線……這下就看到了：就在烤爐內，有幾個用麻線捆在一起的一升大小的搪瓷缸子。我們把那種缸子叫「士兵之夢」，比用鐵鍋更實惠。但是在烤爐深處，隱藏有兩大卷東西，用黑紙包著的，那是二十公斤炸藥。嘿，這就是你們說的砂鍋啊？
我們反攻到烏克蘭境內，已經到了斯坦尼斯拉夫，現在叫作伊萬-弗蘭剋夫州。我們排接到一項任務：立刻到一座制糖廠去排雷。我們爭分奪秒地趕路：也不知道是用何種方式在工廠布下的地雷，要是安裝了定時裝置，隨時都可能發生爆炸。我們一路急行軍前往任務地點，當時天氣已經轉暖，我們是輕裝上路的。我們經過一個遠程榴彈炮陣地時，突然看到有個人跳出戰壕衝著我們大喊：「空襲啊！拉瑪12來了！」我抬起頭看看，空中沒有拉瑪啊，任何飛機都沒有發現。四周寂靜無聲，拉瑪在哪兒啊？這時我的一個工兵請求批准他從隊伍裡出去一下，只見他跑過去找到那個叫喊「空襲」的炮手，扇了他一耳光。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就聽到那炮手在喊：「弟兄們，他們打人啦！」於是從戰壕裡跳出來好幾個炮手，包圍住我的工兵。我們工兵排的士兵們也不由分說，扔掉了挖地鑽頭、探雷器和身上的背包，趕上前去救自己的弟兄。一場打鬥爆發了。一時間我還沒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的士兵們突然打起架來？現在是分秒必爭要去排雷，這裡卻亂成一團了。我馬上下令：「工兵排集合！」沒有人理睬我。於是我掏出手槍，朝天開了一槍。這時從防空洞跑出來幾個軍官，他們平息了大家，緊張的時間過去了。這時，一個大尉走向我的隊伍問：「誰是領導？」我報告說是我。他睜大了眼睛，顯得很是困惑，又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答不上來了，因為實際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時我的政治副排長走出來講述了事情的原委，我也才知道了拉瑪還有其他的意思，是個對女人羞辱的詞，類似於妓女什麼的，這是前線一句罵人的髒話……
您知道……我們實話實說……我在戰爭中盡量不去想愛情和童年的事情，死亡也不去想。嗯嗯……我們實話實說……是這樣的，我已經說過：為了活下來，我自己定下了很多禁區，比如我決不讓自己去觸碰任何曖昧和溫情，連想都不能去想，回憶過去也不行。我還記得在解放利沃夫之初，上級批准我們有幾個夜晚可以自由活動。那是整個戰爭期間的第一次……我們全營都到城市劇院看了一場電影。起初我們已經不習慣坐進軟圈椅，不習慣看到這樣美麗雅靜、舒適安寧的環境。電影開始之前有一個樂隊演奏和藝術家演出，大家可以在大廳裡跳舞。跳波爾卡，跳勇士舞，跳西班牙舞，最後以永遠不變的「俄羅斯女人」結束。音樂對我是特別有感染力的……甚至讓我一時間忘掉了有些地方還在作戰，忘記了我們馬上還要開赴前線，忘記了不遠之處仍然有死神守候著。
只過了一天，我們排就奉命去清理通往鐵路那段崎嶇不平的地區，在那裡炸飛了幾輛汽車，又是地雷造成的……我們偵察兵帶著掃雷器沿著公路前行。天上下著冰冷的細雨，寒氣很重，所有人都被雨水淋得透濕。我的靴子泡脹了，越來越沉重，彷彿腳底是兩塊鐵板一樣。我把軍大衣的衣襟塞到皮帶裡面以免踩在腳下絆倒自己，走在前面的是我的軍犬涅爾卡，我用皮帶拴著它，它負責尋找炮彈和地雷，然後就坐在旁邊等待我們排雷。它是我忠實的朋友……瞧，這張照片就是涅爾卡，它坐在那兒等待的時候還不時地叫幾聲……這時候，有人依次傳達口令給我：「中尉，請到將軍那兒去。」我回頭一看，鄉村公路上停著一輛吉普車，我跳過路邊水溝跑過去，邊跑邊拉出大衣的下擺，調整好皮帶和軍帽。儘管如此，我看上去還是有些邋遢寒酸。
我跑到車前，打開車門就開始報告：「將軍同志，按照您的命令……」
這時我聽到一聲：「稍息……」
我依舊保持立正姿勢。將軍甚至根本沒有朝我轉身，只是通過車窗向外凝視著公路。他神情緊張，不時地看一下手錶。我就一直立正站著。一會兒，他轉頭問自己的勤務兵：「工兵指揮官到底在哪兒？」
我試圖再次報告：「將軍同志……」
他終於轉過頭來，對我發怒道：「我下了地獄才會需要你！」
我頓時都明白了，差點笑起來。倒是他的勤務兵先猜到了：「將軍同志，也許她就是工兵指揮官？」
將軍瞪了我一眼：「你是誰？」
「我是工兵排長，將軍同志。」
「你就是工兵排長？」他怒氣沖沖地問。
「完全正確，將軍同志！」
「這兒是你的工兵在工作？」
「完全正確，將軍同志！」
「別一口一個『將軍，將軍』……」
他跳下汽車，向前走了幾步，來到我身邊停了一會兒，用眼睛仔細打量我一番，又轉身問他的勤務兵：「你確信是她嗎？」
又轉過來問我：「你到底多大了，中尉？」
「二十歲了，將軍同志。」
「是哪裡人啊？」
「西伯利亞姑娘。」
他又問了我很多問題，還提出要我轉到他的坦克部隊去。我居然如此破衣爛衫的樣子，將軍很惱火，說我要是在他的手下，這是決不被允許的，還說他們的部隊也迫切需要工兵。然後他把我拉到一邊，指一片小樹林說：
「那邊是我的一批箱子，我想通過這條鐵路運送它們，可是鐵軌和枕木都被拆掉了，而公路上可能佈滿了地雷。所以請幫幫坦克手們，去檢查一下公路吧。從這裡能夠更方便並更近距離地運送到前線。你知道什麼是出其不意的突然襲擊吧？」
「我知道，將軍同志。」
「哦，好好保重自己，中尉。一定要活著看到勝利，我們很快就會勝利，你知道的！」
我們檢查出來，鐵路真的被佈雷了。
到了此時，每個人都想活著看到勝利……
1944年10月，包括二一特別掃雷支隊在內的我們這個營，與第四烏克蘭方面軍的部隊一起踏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所到之處，人們都喜慶地迎接我們，鮮花、水果、香煙向我們拋來，街道都鋪上了地毯……一個女孩子指揮了一個由男人組成的排，而且自己也是工兵的事跡成了一件轟動的大事。我本來就剪著男孩的頭髮，又是穿著男人的褲子和夾克，行為舉止也都很男性化，身材又矮，就像個少年男孩。有時候我騎著馬進入村莊，人們很難確定這個騎手的身份，只有女人們本能地會猜測到並且敬佩地望著我，女人的直覺很厲害……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真好玩！那天我來到一幢應該下榻的居民樓，那裡的主人們只是得知他們的房客是個軍官，卻沒有說是男人還是女人。結果很多人都驚訝得嘴都合不上……就跟無聲電影一樣！但是對於我來說，就是覺得很好玩，我就喜歡以這種方式讓人們驚奇。在波蘭也是這樣，我記得在一個小村裡，有個老太太拍拍我的頭。我猜到她是什麼意思了：「您看我是個小伙子嗎？」她不好意思地說：「哦，不不。」可她就是挺可憐我的，說「這樣年輕的小伙子」。
那時候，每邁出一步都可能踩雷，多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們走進一座房屋，有人一眼就看到一雙長筒靴立在衣櫃旁邊。他已經伸出手要去拿了，我大叫一聲：「不要去碰！」然後走過去查看，果然那雙靴子是連著地雷的。什麼東西裡都有可能安置炸彈，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抽屜櫃，有的是梳妝台，還有布娃娃和吊燈……農民還懇求我們到菜地裡去排雷，那裡種植了西紅柿、土豆和白菜。還有一次為了換一頓餃子嘗嘗，工兵排不得不先到一個村的麥田里去幫助他們探雷，甚至連脫粒機的滑輪也要檢查一番……
就是這樣的……我們一路上到過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德國……但是對沿途景色留下的印象很少，基本上都是地形地貌的偵察照片。各種巨石……茂盛的草叢……不知草叢是真的長得高，還是我們感覺它很高，因為要從那些草叢中使用探雷器穿過去，真是艱苦得難以置信。草都枯了……灌木叢上面是牛蒡草……我還記得更多的溪流和溝壑、森林灌木、密密層層的鐵絲網和腐朽的木樁、雜草叢生的雷區。德國人很喜歡花壇，他們留下了一座座荒廢的花壇，但那裡總是埋下了地雷。有時，人們在附近的地裡用鐵鏟挖土豆，我們就在一旁排雷……
有一次，在羅馬尼亞的德治城，我住在一個年輕的羅馬尼亞女子的家裡，她俄語說得很好，原來她的祖母就是俄羅斯人。這個女人有三個孩子，丈夫在前線陣亡了，他在羅馬尼亞志願師裡作過戰。可是她還是很愛笑，總是很愉快。有一次她邀請我一起去參加舞會，她建議我穿上她的衣服，這對我誘惑很大。於是我先穿上我的軍褲、套頭軍便服和長筒靴，外面再套上羅馬尼亞民族服裝：長長的亞麻布縫製的襯衫和羊毛方格緊身裙，腰上紮了一條她的黑色寬腰帶，頭上包著一塊帶穗的大頭巾。由於當時是夏天，我總在山上爬行，曬得黑黝黝的，只是鬢角上有一些白色，鼻子都曬得掉皮了，看上去我和真正的羅馬尼亞人沒有什麼區別，就是個羅馬尼亞姑娘。
那裡沒有俱樂部，所以年輕人都是在住家房子裡歡聚。我們到達時，音樂已經播放，正在跳舞。我看到我們營幾乎所有人都來了，起初我怕他們認出我來，就遠遠地坐在一邊，免得引起別人的注意，甚至用頭巾遮住臉，偷偷地看著所有人……就是從遠處看著他們跳舞……沒想到我有好幾次被邀請跳舞，居然沒有一個軍官認出塗抹了嘴唇和畫過眉毛的我，我覺得真有趣、真好玩，就放心地玩樂起來……聽到人們說我是個漂亮姑娘時，我真開心啊，我喜歡聽恭維話……那天晚上我跳舞跳了個夠……
戰爭結束後，我們還有整整一年時間要排雷，從田野到湖泊和河流。在戰爭中，所有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跳進水裡，主要任務是渡過去，準時到達目的地。而現在，我們開始想別的事情了……想活下去的事情了……對於工兵來說，戰爭的結束是在戰後又過了好幾年才實現的，他們比任何人作戰時間都要長。勝利之後還要繼續等著炸彈爆炸，這是怎樣的感覺？仍舊不能擺脫提心吊膽的那一刻……我們不願意！勝利後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死亡，那是第二次死亡。
就是這樣……作為1946年的新年禮物，上級獎勵我一塊十米長的紅緞子。我笑了：「我要它有什麼用呢？難道復員之後我要縫製一件紅色連衣裙，勝利的紅裙子？」我望著河水發呆……不久，就下達了我的復員命令……和通常一樣，我所在的全營戰友舉行了隆重歡送式。在晚會上，軍官們給我獻上一份厚禮——一塊大大的刺繡藍頭巾。這塊藍頭巾讓我不得不獻上一首歌曲《藍色小方巾》13。那次，我為戰友們唱了一整夜。
在回家的火車上，我發燒了。臉腫得嘴都張不開，原來是長出了智齒……我從戰爭中回來了……
——阿波琳娜·尼科諾夫娜·裡茨凱維奇-巴拉克
（少尉，工兵掃雷排排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