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長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兒……
我的父親米隆·帕夫洛維奇·連科夫，由一個沒文化的小伙子成長為一名國內戰爭時期的紅軍排長，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犧牲的時候，我和母親正住在列寧格勒，我身上所有的優點都應歸功於這座城市。我對讀書著迷，被麗吉婭·察爾斯卡雅10的愛情小說感動得痛哭流涕，對屠格涅夫的作品愛不釋手，還喜歡讀詩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們家人一起去頓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戰爭。攜帶軍事委員部特急件的信差騰雲駕霧般地策馬飛馳。哥薩克女人們唱著歌，喝著酒，號啕大哭著，送哥薩克男人上戰場。我趕到鮑柯夫斯克鎮，到了區兵役委員會。那裡的幹部生硬而乾脆地說：
「我們不要小孩子上前線。你還是共青團員？這非常好，就請你幫助集體農莊幹活去。」
我們在貯糧窖裡用鏟子翻動糧食，以免霉爛，接著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繭，嘴唇也裂開了，臉被草原的陽光曬得漆黑。如果我與村姑們還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詩歌，在從地裡回家的長長道路上，我一口氣能背出許多詩。
戰場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佔領了塔干羅格。人們紛紛離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說：「你們都還年輕，要逃生去啊。」我們走了五天五夜，到達了奧勃利夫斯克。平底涼鞋扔掉了，我們是光著腳走進這個哥薩克鎮的。火車站站長提醒所有人：「你們不要等客車了，就坐上露天車皮走得了。現在我給你們去張羅機車，把你們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運，我們爬上了運燕麥的車皮。我們光著腳丫子踩進燕麥裡，用頭巾裹著臉，彼此緊緊依偎著，打起盹兒來……糧食早吃光了，並且是身無分文。最後那幾天，哥薩克女人就勻給我們一些東西吃，我們不好意思接受，因為沒什麼好報答的。她們就勸我們：「吃吧，可憐見的，現在大家都在受苦，應當互相幫助。」我暗暗發誓，永遠不忘這些善良的好人。永遠不能忘記！不管怎樣，都不會忘記。
我們從斯大林格勒乘輪船，然後轉乘火車，在一天深夜兩點鐘到了梅德韋吉茨車站。人潮把我們帶到月台上，因為我們兩個都要凍成冰棍了，動都動不了，只好站在那兒，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斷骨頭。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隻青蛙從燃燒的氧氣中跳出來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虧有和我們一起來的什麼人還記得我們。來了一輛裝滿人的四輪大車，他們就把我們拴在車子後面，給我們穿上棉襖說：「你們得走走路，不然會凍死的。身上沒暖過來，不能讓你們上車。」我們起初一邁步就倒下，但又爬起來走，後來乾脆跑了起來，就這樣跑了十六公里……
弗蘭克村，又叫五一集體農莊。集體農莊主席聽說我是從列寧格勒來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級，高興得很：「這很好，你就留在這裡助我一臂之力吧，頂替會計員。」
我起初很高興，可是我馬上就看到了，在農莊主席身後掛著一幅宣傳畫：「姑娘們，握緊方向盤！」
「我不坐辦公室，」我對主席說，「只要能教我，我一定會開拖拉機。」
拖拉機停在地裡，落滿了雪。我們把它們從雪裡拖出來打掃乾淨。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屬，立刻就被粘去一層皮。緊緊擰住並且生銹的螺絲釘好像焊死了一樣，逆時針方向擰不動，我們就試著往順時針方向擰。在這節骨眼上，好想故意為難似的，生產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尼基金像是從地裡突然鑽出來一樣。他是集體農莊唯一的正規拖拉機手，也就是我們的老師。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亂罵髒話。「嘿，他媽的！」……他罵的聲音倒是很輕，但是我還是一下子就哭了出來……
我是倒退著把拖拉機開進地裡的：這台斯大林格勒出產的拖拉機，變速箱裡的大部分齒輪都已經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簡單，變速箱是從那些行駛了兩萬公里、在設備賬上已報廢的拖拉機上拆下來裝成的。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機手薩羅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沒發現散熱器漏水，結果把馬達弄壞了。當然又是一頓臭罵：「嘿，他媽的！」……
我在戰前連騎自行車都沒有學會，在這裡卻開上拖拉機了。馬達長時間運轉，違背操作規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負荷運轉是怎麼回事，也知道按照這種程序如何駕駛拖拉機——不能轉圈，也不能斜著往前開……潤滑劑和燃料全都按照戰時定額標準使用，得對每一滴油盡心負責，對每一個哪怕已徹底磨損的軸承也得視若性命。嘿，他媽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樣……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開齒輪箱蓋子檢查油質，發現了一些乳漿。我忙喊生產隊長來，說應該注入新機油了。隊長走過來，用指頭蘸了點機油，捻了捻，聞了聞，說：「甭擔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兒。」我急忙說：「不行呀，您自己說過的嘛……」他打斷我的話：「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給咬住不放了。知識分子就是難弄。嘿，他媽的！……我命令你開，就這樣開！去吧。」……我只好開著拖拉機下地了。拖拉機冒著煙，熱極了，叫人喘不過氣來。今天還真是有些奇怪：軸承怎麼不對勁啊？我覺得拖拉機在不斷跳動，趕忙停下來，好像又沒什麼了。等到再踩油門，它又跳動起來！又過了一會兒，我的坐墊下面突然間「突突突」地震動起來！
我趕緊熄了火，跑到檢視孔那兒，打開蓋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機油沾著一層金屬細屑，兩副軸承都已經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著輪胎大哭起來，這是我在戰爭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該死：剛才明明看出是什麼油質了！助手瑪塔也害怕起來。剛才我真該厲害地跟生產隊長爭辯一下的，可是卻沒有，迂腐的書生氣啊！
我聽到身後有人說話，轉過身一看，糟了！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經理、政治部主任都來了，當然，還有生產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兒，不敢過來。他心裡有數，可是卻一言不發。嘿，他媽的！……
拖拉機站長也心裡有數，問道：「壞了幾副軸承？」
「兩副。」我回答。
按照戰時法律，這就應該抓去送審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壞。
政治部主任轉過身去對生產隊長說：「你為什麼沒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麼能把孩子們送交法院受審！」
他們經過了幾次交涉，事情總算過去了。從這兒以後，隊長在我面前再也沒罵過娘。我倒是學會罵娘了……嘿，他媽的！……狠狠地罵人……
後來我們交好運了：找到了媽媽。媽媽也來到這個集體農莊，我們又有了家。有一天，媽媽突然對我說：「我想，你應該到學校去。」
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到哪兒去？」
「難道要別人去替你把十年級讀完嗎？」
在經歷過這一切之後，重新坐到課桌邊，解習題，做作文，背德語動詞變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國法西斯），這該有多麼不習慣！而此時敵人已逼近了伏爾加河！
我本來完全應該稍微等一等：再過四個月我就滿十七歲了。就算沒有十八歲，至少有了十七歲，那就誰也不能把我趕回家了！在區委還算一切順利，可是在兵役委員會就非得幹上幾架不可了。需要檢查年齡和視力，而且優先考慮的是年齡……當他們指出我的年齡問題時，我就罵兵役委員是官僚……並且宣佈絕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員的辦公室裡，兩天兩夜沒動地方，他吩咐送來的麵包和開水都被我拒絕了。我威脅說我馬上就會餓死，但我要寫下遺言，說明誰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禍首。兵役委員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體檢了。所有項目的檢查都在兵役委員旁邊的一個房間裡進行。大夫檢查了我的視力後，遺憾地攤了攤手，這時兵役委員笑了，說我餓肚子白費勁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說，我正是因為絕食才什麼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戶，湊近那張可惡的視力表大哭起來……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幾行圖形為止。然後我擦乾眼淚，說我準備再接受一次檢查。就這樣，我通過了。
1942年11月10日，我們按照指令，準備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個姑娘，鑽進了一輛破卡車的車廂。我們一路上高唱著《軍令已下達》這首歌，不過把「投身到國內戰爭中去」的歌詞改為「保衛自己的國家」了。我們在卡梅申宣過誓，然後出發沿著伏爾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預備役團就在那裡安頓下來。那兒有幾千名男人，我們混在裡面簡直讓人發現不了。但是從各部隊到此補充兵源的「僱主」們，也是盡量不想看見我們，總是想法擺脫我們……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倆沒有什麼專長，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備軍事專長。所以，不管人家要什麼人，我們三個總是步調一致地向前邁出三步。我們認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們。
不過，當「司機、拖拉機手、機械員，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發出，我們應聲跨出了隊列。這次的「僱主」是一個年輕上尉，他沒能夠擺脫我，因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開口。
「你們為什麼只要男人？我也是個拖拉機手！」我說。
他聽了我的話，挺奇怪：「不可能吧！那麼，說說拖拉機的操作規程。」
「一、三、四、二。」
「你燒壞過軸承嗎？」
我老實地承認我燒壞過兩副軸承。
「好吧，我收下你。就為了你的說話誠實。」他點點頭，走開繼續問別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來的還有身邊兩個女友呢，上尉只好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嘿，他媽的！……
部隊首長在會見補充人員時，問上尉：「你怎麼把這幾個姑娘帶來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說是因為他看我們很可憐：「她們要是隨隨便便去了哪個單位，會像山雞一樣被打死的。」
首長沉默了一會兒，歎了口氣說：「好吧，一個到廚房，一個到倉庫，那個有點文化的，到司令部來當文書。」停了一會兒又補充說，「真是憐香惜玉。」
我們三個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當文書，那不行！這叫「憐香惜玉」？我忘記了軍隊的紀律，直接就怒吼起來：「我們都是志願者！是來保衛祖國的！我們必須參加作戰部隊……」
大概因為我態度很堅決，上校居然馬上讓步了：「要去作戰部隊就去吧。那兩個姑娘到流動組開機床，這個利嘴姑娘，去裝配發動機。」
就這樣，我們在第四十四自動裝甲坦克野外檢修場開始了工作。我們的工廠是建在汽車輪子上的。在稱為流動服務隊的汽車上安著幾種設備：銑床、鏜床、磨床、旋床，還有電站、澆注組和硫化組。每兩人一組，操作全部車床，一個人要不歇氣地連續干十二個小時。早、中、晚飯都由副手替換你。要是兩人中一個去出公差勤務，那麼，留下來的那個就得一氣工作二十四小時。常常要渾身是雪、渾身是泥地幹活，就是在敵人轟炸時，工作也不能停下。已經沒有人說我們是美女了。當然在戰爭中大家還是都憐惜美女，比平時更加憐惜，這是事實。不忍心參加她們的葬禮……不忍心給她們的媽媽寫陣亡通知書……嘿，他媽的！……
我現在還經常做戰爭夢……我知道做了些什麼夢，但是卻很少記得住細節，不過會留下感覺，那是在戰爭中的什麼地方……我又回到了戰場……在夢境中，一瞬間就可以完成在現實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還有一次我把夢與現實混淆了……我夢見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剛下班回來躺了兩個小時，轟炸就開始了。嘿，他媽的！……我心想，寧可被炸死，也不能讓這兩小時的甜蜜睡眠被破壞。附近發生了劇烈的爆炸，房子都搖動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訴你吧，我當時毫不懼怕，根本沒有這種感覺。只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襲後，我的一顆蛀空了的牙齒鬆動了。即使這樣，也沒鬆動多久。戰後的五年裡，我身體的各部位常常出現莫名其妙而又難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專家診斷，要不是因為這個，我迄今還會把自己看成是絕對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經驗的神經病理學家在得知我的歲數後，驚愕了：「才二十四歲，全身植物性神經系統就遭到了徹底破壞！往後你到底打算怎樣生活？」
我回答說，我打算好好過日子。最重要的是我還活著！戰爭中我是那麼夢想活下來！不錯，我是活了下來，可是戰後的安生日子沒有超過幾個月，我就開始全身關節腫脹，右臂疼得要命，不聽使喚，視力不斷衰退，還有腎下垂、內臟轉位，等等。就像後來弄清楚的那樣，植物性神經系統全亂了。我在整個戰爭中的夢想就是繼續學習。但對我來說，大學卻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我提前了一年大學畢業，否則真沒精力讀下去了。戰爭的四年中，我就穿著一件軍大衣度過冬天、春天和秋天，還有一件發白的褪色軍便服……嘿，他媽的！……
——安東尼娜·米隆諾夫娜·連科娃
（野站裝甲車車間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