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五一節結的婚……6月22日戰爭就爆發了。第一批德國飛機進行了空襲。戰前我在西班牙兒童保育院工作，孩子們都是1937年從西班牙送到我們基輔來的……那時是西班牙內戰……德寇空襲時，我們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們已經開始在院內挖壕溝了。他們倒是全都懂……我們把他們送到後方，然後我到了平札州。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組建一個護士訓練班。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這個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所有的醫生都上前線了。我給學員們發了證件後，自己也申請上前線。上級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進了陸軍野戰醫院。我在周圍的姑娘們中間是最年長的，至今還和我保持友誼的索尼亞·烏特魯戈瓦雅，那時才十六歲，剛剛讀完九年級，就進了這個醫務訓練班。我們到了前線，都第四天了，索尼亞還坐在小樹林裡哭。我走到她身邊：
「索涅奇卡，你怎麼還在哭啊？」
「怎麼你不懂，我已經三天沒見到我媽媽了！」她回答我。
現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來。
在庫爾斯克會戰時，上級把我從醫院調到了野戰洗衣隊當政治指導員，洗衣員都是非軍事人員，所以通常是這樣：我們坐在大車上，車上堆放著大水桶、洗衣盆、保溫桶，最上面坐著身穿五彩繽紛的裙子的姑娘們。這一下，誰見了都大笑著說：「洗衣大軍來了！」……人們把我叫作「洗衣政委」。過了好長時間，我的姑娘們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話說的那樣，馬馬虎虎過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那時聽都沒有聽過什麼叫洗衣機，全是手洗……全靠女人們的雙手……我們每到一地，上級就撥一間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給我們，我們就在裡面洗衣服。為了先滅虱子，必須先用一種專門的凱牌肥皂水浸泡，然後再洗淨烘乾。滅虱劑是有的，可是當時滅虱劑已經不頂用了，我們只能用凱牌肥皂。這種肥皂非常難聞，氣味簡直嚇人。而在這間房子裡，我們不但要洗衣、烘衣，還要在裡面睡覺。上級規定每個戰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額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發到我們手中。這肥皂像土塊一樣，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為長期洗衣負擔過重和緊張過度而得了疝氣病，還有很多人雙手都被凱牌肥皂腐蝕出了濕疹，指甲脫落，我們都以為指甲不會再長出來了。不過，只能歇上一兩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們都很聽我的話……
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那裡駐紮著空軍飛行員，整整一個飛行大隊。您想想吧，他們都在盯著我們看，而我們卻穿得破破爛爛、邋邋遢遢。於是，這些花花公子輕蔑地說：「真了不起，原來是洗衣大姐們啊……」我的姑娘們聽了這些話差點氣哭了：「指導員，您瞧他們……」
「沒關係，我們會報復他們的。」
於是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這天晚上，我的姑娘們穿上了她們最好看的衣服來到小草坪上。一個姑娘對著飛行員那邊拉起了手風琴，他們聞聲趕來，跳起了舞。可是我們都說好了：絕不和任何一個飛行員跳舞。他們湊了過來，但沒有姑娘理睬他們，整個晚上，姑娘們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後飛行員們求饒說：「一個傻瓜出言不遜，你們卻怪罪我們大家……」
一般說來，非軍事人員是不得關禁閉的，但你跟前兒這一百多個姑娘，對她們怎麼管理呢？比如，我們這兒空襲警報常常要到夜裡十一點才解除，可是她們誰也不把它當一回事，總是千方百計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幾個姑娘關了禁閉。有一回，附近部隊的首長到我們這兒來，恰好在我的房間裡正關著兩位。
「這是怎麼搞的？你們把非軍事人員關禁閉？」他們問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說：
「上校同志，您想給上級打報告就打好了，隨您的便。可我還是得嚴明紀律。我的隊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他們只好走開了。
紀律是不能動搖的。有一次我從房間裡走出來，看到一個大尉正好從我屋子旁邊走過。他看到我，停了下來。
「我的天哪！您怎麼從這兒出來了，您知道這屋子裡住的是誰嗎？」大尉對我說。
「我知道。」
「這兒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的住處，您不知道她有多麼厲害嗎？」
我說，她厲害不厲害我從沒聽說過。
「我的天！她從來沒笑過，總是一臉氣勢洶洶的。」
「莫非您想跟她認識認識嗎？」
「謝天謝地，我可不敢！」
於是我對他說：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我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
「不，這不可能！人家給我講過她的事……」
但我也很愛護自己的姑娘們。我們洗衣隊裡有個很漂亮的姑娘，叫華麗婭。有一次，上級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沒回來。回到洗衣隊時，我聽說華麗婭這些天常常回來很晚，在偷偷和一個什麼大尉來往。好啊，好啊，原來在幹這種事！兩個月過去，我聽說華麗婭懷孕了。我把她叫來：「華麗婭，這是怎麼搞的？你現在到哪兒去好呢？你後媽（她沒有母親，只有後媽）也還住在掩蔽部裡呢。」她哭了，對我說：「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離開，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她們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親、和大姐姐在一起。
華麗婭還穿著單薄的衣服，天氣已經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軍大衣送給了她。我的華麗婭就這樣走了……
1945年3月8日這天，我們正在過婦女節。我們燒了熱茶，還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我的姑娘們從屋裡出來時，突然發現從樹林裡鑽出兩個德國兵，自動槍掛在身後……是兩個傷兵……姑娘們立刻把他倆收拾了。我作為政治指導員，理所當然地向上級寫了一份請功報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虜了兩個德國兵……
第二天，我們去參加幹部會議，政治部主任頭一件事就說：
「聽著，同志們，我先要讓大家高興一下：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還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戰洗衣隊的洗衣女工們抓了兩個德國俘虜……」
大家鼓起掌來。
戰爭進行當中我們沒得過任何獎勵。在戰爭結束時，上級對我說：「你們洗衣隊可以嘉獎兩個人。」我一聽就火了，憤憤不平，據理力爭說：
「我是洗衣隊的政治指導員，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勞動有多麼繁重，她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氣，手上起了濕疹，姑娘們都很年輕，洗衣機也沒有她們洗得多，她們就像牽引車一樣負重。」上級問我：「您明天能再上報一些需嘉獎者的材料嗎？我們再獎勵一批……」於是我和隊長又研究嘉獎人員名單，一夜未睡。結果，很多姑娘獲得了勇敢獎章和戰功勳章，還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紅星勳章。這是一位最優秀的女工，她時刻不離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盡、累得躺倒時，她仍在埋頭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們回家了，真想送點東西給她們。她們全都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而那裡已經徹底毀於戰火了。我怎麼能讓她們兩手空空地回到家鄉呢？我們那時正好駐紮在一個德國村莊裡，村裡有一個縫紉工場。我跑過去一瞧：縫紉機都在那兒，完好無缺。我真為此慶幸。就這樣，我們送給了每個要走的姑娘一份禮物。我當時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好幸福啊。這就是我力所能及為姑娘們所做的一切了。
其實，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沒有人知道在家鄉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鮑爾肖夫斯卡婭（中尉，野戰洗衣隊政治指導員）
說說我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聖潔的人。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他總是教育我：「要是沒有蘇維埃政權，我什麼都不是，就是個窮光蛋，給富農扛長活兒的。是蘇維埃政權給了我一切，讓我受了教育，成為一名橋樑工程師。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祖國政權。」
我自己也熱愛蘇維埃政權，熱愛斯大林，熱愛伏羅希洛夫，熱愛所有的國家領導人。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戰爭在進行，我在成長。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國際歌》，唱《神聖的戰爭》，爸爸還拉手風琴伴奏。到我一滿十八週歲，爸爸就帶我去了兵役委員會……
我從部隊上寫了一封信回家，告訴爸爸我在修建和保護橋樑。這是我們全家人的快樂！爸爸使我們家裡人都愛上了橋樑，我們從小就喜歡橋樑。每當我看到那些因轟炸或爆破而毀掉的橋樑，我都會難過得哭出來，我對待橋樑就像對待一個寵物，而不是一個戰略設施……我一路上親眼看見大大小小幾百座橋樑遭到破壞，戰爭中首先就是要摧毀橋樑，那是第一目標。每當我們通過了毀塌的橋樑時，我總是要想：要重新修復它們，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戰爭也是在扼殺時間，扼殺人類的寶貴時間。我清楚地記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橋是花了多少年時間。他每天夜裡都坐在那兒看圖紙，即使是週末也不休息。戰爭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時間。爸爸的時間……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還繼續愛著他。當有人說我爸爸這樣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從或者是因為懼怕斯大林的時候，我絕對不信。他們是真誠地相信列寧思想，真正是始終如一的。請相信我，他們都是善良而誠實的人，他們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寧，而是相信共產主義思想，就像後來所說的那樣，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9，相信要為所有人謀幸福，要為每個人謀幸福。他們是一批夢想家，一批理想主義者，但絕不是盲從的人，我絕不認為他們是盲目追隨者，絕不同意這樣說！在戰爭中期，我們也有了優質的坦克和飛機，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沒有信念，我們也不可能打敗如此兇惡的敵人，希特勒的軍隊是強大而有紀律的軍隊，他們征服了整個歐洲。沒有信仰，我們不可能打斷他們的脊樑骨。我們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懼。我對您說的是一個誠實黨員的心裡話，我是戰爭期間入黨的，至今也是共產黨員。我不以為有黨員證是恥辱的，我從來沒有拋棄過黨證。從1941年開始，我的信念就沒有改變過……
——塔瑪拉·盧基亞諾娃·托洛普
（列兵，建築工程師）
我們在沃羅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們每天狂轟濫炸，但是久久攻不下這座城市。德國飛機每天飛過我們莫斯科夫卡村。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敵人，只見到了他們的飛機。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戰爭就是這樣的……
上級派人到我們醫院傳達說，沃羅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車遭到轟炸，命令我們立即趕赴現場。在那裡我們放眼看去……看到了什麼啊？到處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說不出話來！我記得主治醫生是先來到的。他大聲喊道：「擔架！」那時我是最年輕的，剛滿十六歲，他們全都看著我，怕我昏倒過去。我們沿著鐵軌，一節一節地爬上車廂查看。已經沒有人可以放上擔架了：車廂燒燬了，已經聽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聲，已經找不到完整的人形。我的心跳簡直要停止了，嚇得閉上雙眼。等我們回到了醫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頭放在桌上，有人癱在椅子上，就這樣睡著了。
我值班後回到家。帶著滿臉淚痕倒在床上，只要一閉上眼睛，就又看到了那一切……媽媽下班回家了，米佳舅舅也回來了。我聽到媽媽的聲音：
「我不知道蓮娜會怎麼樣。你瞧這段時間去醫院之後她的臉色都成了什麼樣子。她都不像自己了，總是沉默不語，跟誰都不說話，只是在夢中大哭大喊。她以前那些笑容和開心都到哪兒去了？你知道她以前是多麼快樂的姑娘。現在她再也不說笑了。」
聽著媽媽的話，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
1943年沃羅涅日解放的時候，我加入了戰時警衛隊。那裡清一色都是姑娘，全都是十七到二十歲左右，年輕美麗，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這麼多漂亮的女孩們集中在一起。我第一個認識的是瑪露西亞·普羅霍洛娃，她還有個閨密叫塔尼亞·費多羅娃。她倆來自同一個村莊。塔尼亞不苟言笑，特愛整潔，井井有條，瑪露西亞就喜歡唱歌跳舞，總愛說些淘氣頑皮的歌謠。她最喜歡的是描眉化妝，在鏡子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塔尼亞總是責罵她：「美麗不是畫出來的，你不如把自己的服裝好好熨平，把床鋪弄乾淨些。」我們警衛隊裡還有個女孩叫帕莎·利塔夫琳娜，是個毫無顧忌的女孩，但她的女友舒拉·巴蒂謝瓦雅，則是既靦腆又謙遜，在女兵中是最安靜的。還有柳霞·利哈喬娃喜歡燙卷髮，一邊卷頭髮一邊彈吉他，每天睡覺起床都抱著吉他。姑娘中年紀最大的是寶莉娜·涅維洛娃，她的丈夫在前線戰死了，她總是一臉愁容。
我們所有人都是穿著軍隊制服。我媽媽第一次看到我穿軍裝時，臉色變得煞白：「你決定參軍了？」
我安慰她：
「不是的，媽媽。我都和你說過了，我們就是守護橋樑。」
媽媽卻哭了起來：
「戰爭很快就結束。你要盡快脫掉你的大衣。」
我也是這樣想的。
過了兩天，聽說戰爭結束了，我們都被集合在榮譽室開會。警衛隊隊長納烏莫夫同志說了一番話。
「我親愛的女兵們，」他說，「戰爭是已經結束了。不過昨天我接到命令說，西部道路還需要警衛隊戰士們去保衛安全。」
不知誰喊了一聲：
「要知道在那邊是有反革命匪幫的！……」
納烏莫夫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是的，姑娘們，那裡是有匪幫。他們在和紅軍作戰。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應該去執行。有誰願意去，請向警衛隊領導提出申請，志願參加。」
我們回到了宿舍，每個人都在自己床上躺下，大家非常安靜。誰都不想再背井離鄉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了，誰都不想在戰爭結束後還要面臨死亡。第二天，我們又集合起來開會。我坐在主席台桌子後面，桌上覆蓋著紅布。我想我是最後一次坐在這張桌子後面了。
警衛隊長講話：「我知道，巴比納同志，你是第一個參加的。而你們所有人，姑娘們，年輕人，也都很勇敢。戰爭是結束了，你們本可以回家的，但你們還要出發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兩天後我們出發了。上級給我們派出一列貨運火車，車廂裡鋪著乾草，瀰漫著草味。
我早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斯特雷這個城市，現在就是我們要守護的一個地方。我不喜歡這個恐怖的小城，日日飄蕩著哀樂，天天有人被埋葬：要麼是警察，要麼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我們再次看到了死亡。我和一個女孩佳麗雅·克洛波金娜交上了朋友，後來她就犧牲在那裡。我還有另一個女伴……也被刺死在夜裡……我自從到了那個地方後，就完全沒有再說笑過……
——葉蓮娜·伊萬諾夫娜·巴比納
（戰時警衛隊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