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沼澤地中行軍，戰馬經常陷入沼澤而死掉。汽車也呼哧呼哧地開不動……士兵們就用身體拖拉大炮。用人力拉著裝有糧食和服裝的馬車行進，還有馬合煙草的大箱子。我看到過一個煙草箱子怎樣飛落到沼澤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罵……戰士們很珍惜彈藥，也很珍惜煙草……
我丈夫總是反覆地對我說：「睜大眼睛好好看看吧！這就是史詩！史詩啊！」
——達吉揚娜·阿爾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婭
（隨軍記者）
戰前我過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媽媽身邊。我爸爸是從蘇芬戰場上回來的，回家時右手已經少了一根手指頭，我總問他：「爸爸，為什麼會有戰爭？」
戰爭這麼快就來了，我還沒怎麼長大呢。明斯克居民開始疏散，我們被送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兒的集體農莊裡幹活。有一次，村蘇維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慮你的事。」
我很奇怪：「您考慮我什麼事呀，大叔？」
「還不是這該死的小村子！都得怪這該死的小村子……」
我站在那兒莫名其妙。他又說：
「上面來了一個文件，要我們出兩個人上前線，可我沒人可派。本來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這倒霉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來的。或許你還是能去的吧？我這兒有兩個小姑娘：你和瑪麗亞·烏特金娜。」
瑪麗亞是個高個子姑娘，身體已經成熟，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嗎？」主席又問。
「能發給我一副裹腿嗎？」我反問。
那時我們渾身衣服都爛了，我們就是想領到一些日用品！
「你真是個好姑娘，到了部隊會發給你一雙皮鞋穿的。」
於是我同意了。
……
我們從軍列上下來時，一個魁梧的大鬍子叔叔來接我們，可是誰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我也沒問。我是這種人，不願當積極分子，從來不幹挑頭的事。反正我們大家都不太喜歡這個大叔。後來又來了一個漂亮的軍官，真是個美男子！他勸動了我們，我們就跟他走了。等我們到了部隊，在那兒又遇上了這個大鬍子叔叔。他笑著說：「噢，調皮鬼們，怎麼不肯跟我一塊兒來呀？」
少校對我們點名，逐個詢問：「你會幹什麼呀？」
一個姑娘回答：「我會擠牛奶。」另一個姑娘說：「我在家幫媽媽煮過土豆。」
點到我的名了：「你呢？」
「我會洗衣服！」
「我看，你是個好姑娘，要是你再會做飯的話。」
「我也會做飯。」
於是，整個白天我就做飯，到晚上再去給戰士們洗洗衣服，還去站崗。當人家對我喊「哨兵！哨兵！」時，我卻怎麼也回答不出來，因為一點力氣也沒有，甚至出聲的力氣都沒有了……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
（列兵，炊事員）
坐在衛生列車上……我記得，頭一個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為離開了媽媽；第二，我睡的是上鋪，那兒算是我的「小房間」，可後來堆滿了行李。
您是什麼年齡上前線的？
我那時正在讀八年級，但沒有讀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線去的，衛生專列上的姑娘們全都是我這個年齡。
你們都幹些什麼？
我們的工作就是照料傷員，餵水、餵飯、送便壺——這些活兒全是我們干。有一個比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塊兒值班，一開始她很照顧我：「如果他們要便壺，你就招呼我。」傷員們傷勢嚴重：有的沒有手臂，有的沒有腿。第一天我還叫那位姑娘遞便壺，可是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後來就留下我一個人值班了。於是傷員也這樣喊我：「小護士，便壺！」
有一次，我把便壺遞給一個傷員，可是他不接過去，我這才發現他沒有手。我腦子裡馬上閃過一個念頭，想像著該怎麼辦。我站了好幾分鐘，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確實應該幫助他……可是我不知道男人那個是怎麼回事，從來沒有瞧見過，甚至在訓練班上也沒人跟我們講過……
——斯維特蘭娜·尼古拉耶夫娜·柳畢契
（義務衛生員）
我從來沒有打過槍，我的任務是每天給戰士們燒粥，為此我還得過一枚獎章呢。對於這枚獎章，我從來不當一回事：我又沒有打過仗！我只管燒粥，燒大鍋湯，搬鍋灶和大桶，它們死沉死沉的……我記得，連長有一次很生氣地說：「我真想開槍把這些大桶都打穿……這樣勞累下去，戰後你還怎麼生孩子呀？」後來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開槍打穿了。結果不得不到村裡又找來了一些小一點的桶。
有一天，從前沿陣地上回來了一群小戰士，是讓他們來休假的。可憐的小傢伙們，渾身骯髒，累得不成樣子，手腳都凍壞了。大家特別害怕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地區的嚴冬。在他們老家那兒，常常有太陽，很暖和，而這兒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攝氏度。他們身上暖和不起來，只能由我們來餵飯。他們自己都拿不住湯匙吃東西了……
——亞歷山德拉·謝苗諾夫娜·瑪莎柯夫斯卡雅
（列兵，炊事員）
我一直給士兵們洗衣服……整個戰爭期間就是跟洗衣盆打交道了。我們全都是手洗，棉襖啊、套頭軍裝啊都洗……衣物送來了，磨損得那麼厲害，骯髒不堪，爬滿了虱子。還有醫務人員的白大褂，幾乎都認不出來了，上面濺滿了血，大褂已經不是白色，而是紅色的了。舊的血跡是黑色的。第一遍水是沒法下手洗的，馬上變成黑紅色……軍裝沒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兒，褲子沒有了褲管。我們真是用淚水洗，用淚水漂啊。
要洗的軍裝堆積成山……還有棉襖、棉背心……我現在一想起來，胳膊還酸脹呢。冬天的棉衣很沉，上面的血跡都凍硬了。我常常在夢裡見到這些情形……一座座黑色的大山在我面前……
——瑪利亞·斯捷潘諾夫娜·傑特科
（列兵，洗衣員）
戰爭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告訴你一件……
我們的通信員阿尼婭·卡布洛娃躺在草地上……一顆子彈射中了她的心臟，她要死了。就在這個時候，天上飛過了一群排列成人字形的仙鶴。我們全都抬起頭望向天空，阿尼婭也睜開眼睛，看著天空說了句：「真可惜，姑娘們。」她停頓了一下，又對我們笑笑，「姑娘們，我是要死了嗎？」就在這時，我們的郵差克拉瓦跑來了，一邊跑一邊高叫著：「你不要死啊！你不能死啊！你家裡來信啦……」阿尼婭並沒有閉上眼睛，她一直在等待著……
我們的克拉瓦在阿尼婭身邊坐下，打開了信封。這是阿尼婭的媽媽寫來的一封信：「我親愛的，心愛的女兒……」我旁邊站一個醫生，他說：「這真是個奇跡，奇跡啊！她居然還活著，這是違反全部醫學定律的……」一直到讀完了她媽媽的信……阿尼婭方才閉上了眼睛……
——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瓦西裡耶夫娜
（中士，通信兵）
我的專業嘛……我的專業就是給男人理發……
那天來了一個姑娘……我就不知道該怎麼給她剪髮了。她有一頭秀髮，天生自然卷的美麗長髮。指揮員進入掩蔽部說：
「給她剪個男人頭。」
「但她是個女人啊。」
「不，她現在是一名軍人。戰後她才會重新成為一個女人。」
反正……反正只要姑娘們的頭髮稍稍長出來，我就在夜晚偷偷給她們卷頭髮。沒有卷髮筒，我們就用松枝，用雲杉球果……嗯，至少能捲起些波浪來……
——瓦希莉莎·尤日妮娜
（列兵，理發員）
我只讀過很少的書……所以無法講得很好聽……我們的工作就是給士兵們換衣服、洗衣服、熨衣服，這就算是我們的英雄行為了吧。我們全是騎馬，很少乘火車，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說，我們是一路步行到達柏林的。如果回憶我們做過的全部事業，就是這樣的：我們幫助衛生員背過傷員，在德聶伯河畔搬運過炮彈，因為不能用大車運，只好捧在懷裡硬是走了好多公里，我們挖過掩蔽部，我們鋪設過橋樑……
我們也陷入過包圍圈，我和大夥兒一樣，邊打邊突圍。我說不出自己到底殺過人還是沒殺過人。反正就是一邊開槍一邊逃出重圍，和大夥兒一樣。
我覺得我記得的東西太少了。總共沒有幾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來……
——安娜·扎哈洛夫娜·戈爾拉契
（列兵，洗衣員）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司務長問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十八歲了，幹嗎？」
「是這樣，」他說，「我們不收不夠年齡的人。」
「隨便您派我幹什麼，就是烤麵包也行。」
於是他們就接受我了……
——娜塔莉亞·穆哈梅金諾娃
（列兵，麵包員）
我被列入文書編製……說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這項工作……上級對我說，我們知道您戰前曾經在照相館工作，那就在我們部隊負責照相吧。
我記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給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我總是在士兵們休息的時候、抽煙的時候和說說笑笑的時候給他們拍照，特別是在授予獎章、勳章的時候。可惜的是當時我沒有彩色膠卷，只有黑白膠卷。要是有彩色膠卷的話，在授予戰鬥團旗幟的時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而今天……就常有記者到我這裡來問：「您給犧牲者拍過照片嗎？在戰場上……」我就開始找……我很少有犧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伙子們都請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嗎？」我們去找他活著時的照片……為了看到他的微笑……
——葉蓮娜·維倫斯卡雅
（中士，文書）
我們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鐵路、搭建浮橋、構築掩體。前線就在旁邊，我們只能在夜間挖戰壕，以避免被敵人發現。
我們也做伐林工作。我那個班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輕。男人沒有幾個，因為這是非戰鬥部門。我們怎麼伐樹？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樹，然後把它拖走。整個班就圍繞一棵樹。我們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卓雅·盧基亞諾夫娜·維爾什畢斯卡雅
（工兵營，班長）
我讀完了師範學校……等拿到畢業文憑時，戰爭已經爆發了。既然開戰了，我們也就沒有畢業分配，被打發回各自老家。回到家裡沒過幾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員會去。媽媽不放我走。不錯，我那時還年輕，只有十八歲。媽說：「我送你到哥哥家裡去，對別人就說你不在家。」我說不行：「我是個共青團員呀！」兵役委員會把我們集中起來，如此這般地動員了一番，要求我們婦女去為前線烤麵包。
活兒很重。我們共有八個大烤爐，每到一個被破壞的村鎮或城市，就要把烤爐架起來。架好烤爐，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麵粉。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麵粉袋，我們兩個人一抓就扛起來了。或者是四十個戰爭麵包放在擔架上，像我這樣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來。我們日日夜夜地烤麵包，這幾盆的面還在發酵，那幾盆的面已經快做成麵包了。敵人炸敵人的，我們做我們的……
——瑪麗婭·謝苗諾夫娜·庫拉柯娃
（列兵，麵包員）
整整四年戰爭我都是在車輪上度過的……我們按照「繡錦農莊」或「科盧羅農莊」等指示牌四處奔波，在市場上徵集煙草、香煙和打火石，如果沒有這一切，士兵們是不能上前線的。在一個地方收購後，還要繼續上路。有時我們乘汽車，有時我們坐馬車，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個或兩個士兵一起。到前線戰壕時，所有的東西都在自己身上扛著背著，因為不能趕著馬匹，那樣德國人會聽到馬蹄作響，所以全都壓在自己身上，就像駱駝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葉蓮娜·尼基甫洛芙娜·葉夫斯卡婭
（列兵，物資供應員）
戰爭開始時……我是十九歲……我住在弗拉基米爾州的穆羅姆市。1941年10月，我們一批共青團員被派去修建穆羅姆市——高爾基市——庫列巴基的汽車公路。當我們從勞動第一線返回時，又被徵集入伍了。
我被送到高爾基市的通信學校學習郵政信使課程。課程結束後就參加了作戰部隊，第六十步兵師，負責一個團的郵政信件。我親眼看到前線的戰士們收到家信後如何一邊親吻信封一邊痛哭。很多官兵的親人都被敵人殺死，或者是在敵占區度日，不能寫信來。那個時候我們還以陌生的姑娘的名義寫了很多信給戰士們：「親愛的兵哥哥，我是一個與你素不相識的女孩，我寫信給你，是想知道你是怎麼打擊敵人的？你什麼時候能夠帶著勝利勳章回家？」我們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兒寫信……為了戰爭，我寫了數百封這樣的信……
——瑪利亞·阿列克賽耶夫娜·雷姆涅娃
（少尉，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