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還在繼續……不過這一次我不需要遠行……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條大街，是用蘇聯英雄瓦西裡·扎哈羅維奇·科爾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參加過國內戰爭，又是西班牙戰爭的英雄，後來是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游擊隊領導人。每個白俄羅斯人都讀過關於他的書，就是在中學課本上和電影中也有他。他是白俄羅斯的傳奇。雖然我無數次地在信封和電報紙上寫過這個名字，卻從來沒有把他作為一個現實的人去想過。神話早已取代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成了他的雙胞胎。可是這一次，我是懷著嶄新的感受走在這條大街上的：我乘了半個鐘頭電車趕到市區的另一邊，專程去看望他的女兒和妻子，英雄的兩個女兒也都曾經在前線作戰。我眼中的傳奇神話變活了，變成了凡人的日常生活，降落到了人間，宏大變成微小。不論我喜歡仰望天空還是眺望海洋，只要從顯微鏡中看，每一粒沙子都要比我大得多，一滴水中可見大千世界，我從戰爭中發現了深刻得難以估量的個人生活。當宇宙與個人的維度同樣都是廣闊無邊的時候，又怎能把小稱之為小，把大稱之為大呢？我早已經區分不開它們。對於我來說，一個人是如此豐富而複雜，他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失去一切。
我找到了正確的地址，這又是一幢龐大而笨拙的高層建築，我走進第三個門洞，按了第七層電梯按鈕……
他的小女兒給我開的門，她叫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那寬寬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誠的目光，一如照片上她的父親。
「請進吧，我們正等著您呢……奧麗雅姐姐今天早晨才從莫斯科趕來，她常住那邊，在盧蒙巴各民族友誼大學教書。我們的媽媽住在我這裡。瞧，我倒要感謝您使我們家人相聚了。」
這兩姐妹，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和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都曾經在騎兵連裡當過衛生指導員。她們並排坐在一起，但眼光都望向她們的母親，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
母親先開腔了：
「敵人轟炸我們這兒時，到處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們往後方疏散……我們跋涉了很長時間，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婦女兒童繼續往後方撤，男人就迎頭向前方趕。收割機司機和拖拉機司機們都上了前線，所有卡車司機也都開上了前線。我記得有一次，一個人在車上站了起來，衝著我們喊：『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些糧食，支援我們打敗敵人！』這時，全車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們致意。而我們出來時唯一來得及帶著的，就是我們的孩子。我們就把孩子們舉起來，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裡。那人還在朝我們喊著：『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糧食……』」
這以後，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再沒有插一句話。女兒們時不時地輕輕撫摸她的雙手，安撫媽媽。
我們那時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歲半，奧麗雅十六歲，弟弟廖尼亞十三歲。那幾天，我們剛好要送奧麗雅去少年兒童療養院，父親也想和我們一起去趟鄉下，看看他的親戚……可是這天夜裡他實際上沒在家過夜。他白天在州黨委會辦公，深夜人們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來。他跑進廚房，匆匆吃點東西，說：「孩子們，戰爭爆發了，你們哪兒也別去，等著我……」
到了夜裡，我們離開了家。父親有一件他最珍貴的西班牙戰爭紀念品——一支獵槍，很名貴，帶彈夾。這是對他勇敢作戰的獎勵。他把獵槍交給哥哥說：
「你是家裡最大的孩子，已經是男子漢了，應該照看好媽媽和妹妹……」
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們一直珍藏著這支獵槍。家裡值錢的東西全都賣掉了，或者換了糧食。可是這桿獵槍卻始終保存了下來。我們不能同它分開，它寄托著我們對爸爸的懷念。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襖扔到我們車上，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車站上，我們換乘了火車，可是還沒有到戈麥爾，就遭到敵機激烈地掃射。上面下令：「統統下車，到樹叢裡去趴下！」掃射結束後……先是一陣寂靜，接著就是一片哭聲……大家都朝火車跑過去……媽媽和小弟弟及時鑽進車廂，而我就落在了下面。我很害怕……真的好怕！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留下過。突然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覺得自己那段時間甚至突然失語了……啞巴了……有人問我什麼，我卻說不出話來……後來我就緊跟著一個女人，幫助她，她是個醫生。大家叫她「大尉醫生」。我就隨著她的衛生部隊一起出發了。他們給我吃給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問我：「你多大了？」
我知道，要是我說實話，他們就會把我送到哪個兒童收容院去。我馬上就想到了。可是我再也不願離開這些有能力的大人，我想和他們一樣去打仗。那時我們總是不斷地得到保證，父親也常說，我們就要打到敵人老家去了，目前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戰爭很快就會勝利結束。既然如此，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那時的想法也太天真了。於是我回答他們，說我十六歲了，這樣他們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訓。我在訓練班學習了四個多月，除了學習，大部分時間是照料傷員。我習慣了戰爭……當然是需要逐漸習慣的……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衛生營裡訓練出來的。我們撤退時，帶了很多傷員。
我們不能走大路，因為大路常常遭到轟炸和掃射。我們只能走沼澤地，走羊腸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進。只要什麼地方集合了許多人，就是說，那裡要進行戰鬥了。就這樣走啊，走啊，走啊。我們路過了大片田野，地裡莊稼多好啊！我們走著看著，踩踏著無人收割的黑麥。那是前所未有的豐收年景，莊稼長得很高很高。綠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陽光，可是地裡卻躺著死人，凝著血……死人當中也有活人。樹木燒黑了……火車站被炸毀了……在燻黑的車廂上，掛著燒焦的屍體……我們就這樣走到了羅斯托夫。在那兒又遇上一場轟炸，我受了傷。當我恢復知覺時，已經在火車上了。這時迷迷糊糊聽到一個烏克蘭老兵在訓一個年輕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時候，她沒哭，你倒哭了。」他回過頭，看到我已經睜開了眼睛，就對我說：「你哭幾聲吧，孩子，哭幾聲吧。哭哭，心裡好受些。你是可以哭的。」我想起了媽媽，於是哭了起來……
出院後，上級安排我休個什麼長假。我就想方設法去找媽媽。媽媽也在四處找我，而奧麗雅也在找我們。真是奇跡！我們竟然通過莫斯科的一些熟人找到了彼此。我們都往熟人的地址寫信詢問，這樣就找到了。真是神奇啊！媽媽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區的一個集體農莊裡。我也到了那兒。
那是1941年年底……
他們怎麼過活呢？弟弟廖尼亞已經開上了拖拉機，他還完全是個孩子，才十三歲。他起先是當耕播助手，拖拉機手全都上了前線後，他便當了拖拉機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媽媽擔心他會困得睡著，一頭從拖拉機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機上去看他，或跟他並排坐在一起。媽媽和廖尼亞睡在別人家裡的地板上……都是穿衣睡覺，因為沒有任何可以蓋的東西。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不久，奧麗雅也來了，她被安排當會計員。但她給兵役委員會寫了信，申請上前線，可她的申請一直沒被批准，於是我們決定（那時我已經是有戰鬥經驗的人了）兩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兒設法混進一支部隊。我們哄騙媽媽，安慰她說，我們到庫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那兒是個富有的地方……
我有一件舊軍大衣、一件軍便服、兩條長褲。我給了奧麗雅一條長褲，她什麼都沒有。一雙長筒靴我們兩人可以輪流穿。媽媽用純羊毛線給我們織了一雙既不像襪子，又不像鞋子的東西，但穿上很暖和。我們倆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勒。二月天，飢寒交迫，我們冒著嚴寒行走：一個人穿長筒靴，一個人穿媽媽做的那種便鞋，然後再調換。媽媽給我們路上準備的吃的東西是什麼？是用骨頭湯做的肉凍和一些乾糧。我們一路真是餓壞了……只要一睡覺做起夢來，就都是夢見吃的東西。在夢裡，一個個大麵包就在我頭頂上飛來飛去。
我們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裡的部隊都不理睬我們，根本沒人願意聽我們講話。於是我們決定，就像我們哄媽媽的那樣，真的到庫班去，按爸爸給的地址去找熟人。我們鑽進了一輛貨車：我穿著軍大衣坐在車上，奧麗雅就鑽到貨架底下。然後我們換穿大衣，我再爬到貨架底下去，讓奧麗雅坐在外面，因為軍人是沒人管的，而我們手裡連一分錢也沒有……
我們到了庫班……真是幸運……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裡我們得知，哥薩克志願軍，即第四哥薩克騎兵軍成立了，後來又被命名為近衛軍，全是由志願者組成的。在這支部隊裡，年齡參差不齊：有曾經在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率領下衝鋒陷陣的老哥薩克，也有年輕人。他們接收了我和奧麗雅。我至今都不知道為何那麼順利，大概因為我們反覆地懇求吧。反正我們也無處可去，我們被編入一個騎兵連。每個人都發到了軍裝和馬匹。自己的馬必須自己喂、自己飲、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負責。好在我們小時候家裡就有馬，對馬很熟悉，也喜愛它們。馬一發到我手裡，我就騎了上去，一點都不害怕。雖說它沒有立刻馴服，但我卻不慌張。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幹可愛的小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聽使喚。我很快就學會了騎術，揚揚得意。後來……後來我連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馬都會騎了。我是那麼愛馬，我發現自己直到現在都不能夠漠然地從馬兒身邊走過，我喜歡擁抱馬兒。我們在馬兒的腿下睡覺，它連移動腿都很輕，絕不碰到人。它永遠不會去踩踏死者，而對於活人，如果主人只是受傷了，它就絕不會離開，不會拋棄你，真是非常聰明的動物。對於騎兵來說，馬就是好朋友，永遠忠誠的朋友。
第一次戰鬥洗禮……是我們軍在庫紹夫斯克參加的坦克大戰，庫紹夫斯克戰役（很著名的庫班哥薩克騎兵衝鋒戰）之後，我們軍被授予「近衛軍」稱號。那次戰鬥十分殘酷，對於我和奧麗雅來說尤為可怕，因為我們那時膽子還很小呢。我雖然打過仗，知道打仗是怎麼回事……可是這種場面……騎兵們像怒濤一般衝向前去，騎兵的契爾克斯戰袍騰空翻起，馬刀出鞘，戰馬嘶鳴，簡直飛到空中了，真的有這麼大的力量……就是這股怒濤，撲向坦克，撲向大炮，撲向法西斯，這真是陰曹地府的夢境一般。絕不是人間的景象……法西斯人數很多，比我們多得多，他們挎著衝鋒鎗，跟著坦克並排前進，可是這下，他們頂不住了。德國鬼子知道自己無法抵抗這股怒濤，紛紛拋下武器，抱頭鼠竄……就是那樣一幅景象……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我正在給傷員包紮，邊上躺著一個法西斯。我以為他已死了，根本沒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傷，還想殺死我。我發覺有誰在後面動我，趕忙轉過身一看，飛起一腳踢掉了他的衝鋒鎗。我沒有打死他，也沒給他包紮，就走開了。那傢伙是腹部受傷……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
我正在背傷員，突然發現有兩個德國鬼子從一輛輕型坦克裡爬出來。坦克被打壞了，而他們顯然沒及時跳出來。只差一秒鐘！要是我沒有及時射擊，我和傷員就被他們開槍打死了。事情總是那麼突然。戰鬥結束之後，我走過去看那兩個傢伙，他們死在地上，眼睛還睜著。我至今也忘不掉那兩雙眼睛……其中一個是很英俊的德國小伙子……雖然他們是法西斯，但我還是有些可憐他們，畢竟都是人……那麼長時間，這樣的感覺一直揮之不去：我真的不想殺人，您明白的。可是內心又如此憎恨：他們為什麼要到我們的土地上來？然而如果親手殺死他們，又真的很痛苦……沒有其他的話可以說……就是非常痛苦。親手殺過人……
戰鬥結束了，上百名哥薩克都從馬鞍上跳下來，可是這時奧麗雅卻不見了。我逢人便問，最後一個離開戰場，到處都查看過了。天已經黑了，奧麗雅仍沒找見……大夥兒都說，她和其他幾個人留在戰場上負責抬傷員了。於是我什麼都不做，只是一個勁兒尋找她。我留在大隊人馬後面等姐姐，然後再去追趕大家。我哭了起來：難道第一次戰鬥就把姐姐弄丟了？她到哪兒去了？她出什麼事了？也許她正在什麼地方快死了，在呼喚我……
奧麗雅……原來奧麗雅也是哭成了淚人……她深夜才找到我……見到我們姐妹倆重逢，連哥薩克們都哭了。我們吊在對方的脖子上，不肯分開。到這時我們才明白，我們不能在一個連隊，雙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開，不見面。如果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眼前死去，那麼我們肯定經受不住這種打擊。於是我們決定，我得申請到別的連隊去。可是怎麼分開……怎麼能呢？
把您調走了嗎？
是的，我們倆分開作戰。起初是在不同的騎兵連，後來甚至不在同一個師了。但只要有機會，就互相轉達問候，瞭解一下對方是否還活著……死神在每一步之外等候著，等待著你……我還記得在亞拉拉特山下的一件事……我們紮營在沙漠中。亞拉拉特還被德寇佔據著。那天是聖誕節，德國人在休息過節。我們選出了一個騎兵連和一個四十毫米口徑炮兵連。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開始出發，徹夜行軍。黎明時分見到了我們的偵察員，他們剛剛從那個鎮子上出來。
城鎮就在山下……一切如常……德國鬼子怎麼也不會料到我們居然能夠從這樣的沙漠中走過來，他們防守很鬆散。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繞到他們的身後。從山上衝下去，馬上抓住了哨兵，摸進了鎮子，好像從天上飛下來的。德國大兵們還在赤身裸體地唱啊跳啊，只是衝鋒鎗還抓在手裡。他們在聖誕樹邊狂歡……酩酊大醉……每個院子裡都停有至少兩三輛坦克。有輕型坦克，還有裝甲運兵車……所有的裝備都在。我們就在原地把這些裝備炸毀了，當時是槍聲大作、炸彈橫飛，德國人驚恐萬狀，四處流竄，一片混亂……當時的情況太可怕了，每個人都唯恐逃之不及。那真是火海一般……聖誕樹燃成了火炬……
那次我救了八個傷員……把他們一個個背上山……但是我們卻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疏漏：沒有切斷通信聯絡。結果德寇的炮火劈頭蓋臉地炸向我們，又是迫擊炮又是榴彈炮，火力非常密集。我急忙把自己的傷員放到救護馬車上運走……但是我又眼睜睜地看著一顆炮彈落到救護馬車上，把它炸得粉碎。當我再過去看時，只見到有一個人還活著。這時候德國人已經上山來了……那個傷員求我：「護士，丟下我吧……別管我了……我就快死了……」他的肚子被炸爛了……腸子都流了出來……這樣子……他又自己把腸子攏在一起，塞回肚子裡……
我以為我的馬是因為這個傷員而沾了滿身的血，可是再一看，原來它的一側也受了傷，我把全部的急救包都給馬用上了。最後發現身上還有幾塊糖，就把糖也給它吃了。這時子彈從四面八方射過來，可我就是看不到德國人和自己人都在哪裡。我騎著馬走了十幾米，不斷遇上傷員……我想，還是得找到一駕馬車，把所有傷員都帶走。我走到了一個斜坡，看到下面有三條路：一條向左，一條向右，還有一條向前。我迷了路……到底要向哪兒走呢？只好牢牢地抓住韁繩，任由馬兒走，往哪兒走都行。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怎麼才好，就是一種本能暗示我，聽說走到這種三岔口，馬兒自己可以憑著嗅覺找方向，於是我就放鬆韁繩，讓它朝著與我自己想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方向走下去。走啊走啊，一直走了下去。
我渾身無力地坐在馬背上，不在乎馬兒往哪兒走，走哪兒算哪兒吧。它就這樣走啊走啊，後來它似乎越來越高興起來，開始搖頭晃腦，我就提起韁繩抓在手中，又彎下身子，輕輕用手撫摸它的傷口。繼續走著，馬兒顯得更加歡快，還嘶鳴起來，顯然是聽到了什麼。我卻擔心了：可別突然出現德國人啊。我決定先跳下馬再說，這時我自己也發現了新鮮蹤跡：馬匹踩出的蹄印，還有車輪的轍印，看來是有五十多人走過去了。又經過了二三百米，馬兒就一頭撞到前面一輛大車上了。大車上躺著我們的傷員，就是說找到了我們騎兵連的散落人員。
不久，援助人員也找到了我們，帶來了馬車、牛車……原來上級下了命令：要找回所有人員。哪怕冒著槍林彈雨，也要把自己人全部找到，一個人都不能丟下，傷員和死者都要帶回去。我也上了一輛牛車。我在那裡找到了所有人，就連那個肚子炸開的傷員也找到了，所有人都運了出來。只有被射殺的戰馬留在了那裡。黎明那麼美麗，一邊走一邊看，成群結隊，那麼漂亮而強壯的馬群……晨風吹起了它們的鬃毛……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在我們坐著的大房間裡，整面牆壁掛滿了姐妹倆在戰前和前線的放大照片。有一張照片上，她們還是中學生，戴著太陽帽，捧著鮮花，這是在戰爭爆發前兩周拍的一張照片。兩張純樸而又帶孩子氣的面孔，笑盈盈的，因為想顯得成熟些，而稍稍有點一本正經。在旁邊的照片上，她們已經穿起了哥薩克的袍子和騎兵的氈靴，是1942年拍攝的，時間上雖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卻大變樣了，簡直是判若兩人。這張照片是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從前線寄給母親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獎章。還有幾張照片是兩姐妹在勝利那天拍的……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們神態的變化：從輕柔稚氣的線條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還含有某些堅毅的嚴厲。很難相信這些神態的變化是在短短的幾個月或幾年時間裡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這種變化會十分緩慢，而且不知不覺。人的面孔是靠長年累月塑造成型的，而在面孔上會慢慢顯現出靈魂。
但戰爭卻很快就能創造出自己的人物肖像，書寫出自己的人物畫廊。
我們攻佔了一個大村莊，有三百多戶人家。還留下了一所德國人的醫院，就在當地醫院的一幢大樓內。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院內挖了一個大坑，裡面有一些被槍斃的德國傷兵——在逃跑之前，德國人殺死了自己的傷員。顯然他們認為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以為我們也會做出他們對我們的傷病員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有一個病房的傷員留了下來，看來是他們沒來得及動手殺掉他們，也可能是存心拋棄他們，反正他們都沒有腿腳。
我們走進病房時，德國傷兵都用仇視的眼光看著我們，大概以為我們是來要他們命的。翻譯告訴他們，我們不殺害傷員，而且會給予治療，這時有個傷員提出要求說，他們三天三夜滴水未進了，三天沒有換藥了……我過去一瞧，果然不錯，真是太危險了。德軍醫生早就不管他們了，傷口化膿腐爛，繃帶都長到肉裡去了。
你們憐憫他們嗎？
我不能說出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憐憫或者同情，這畢竟是一種情感。我還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情感。這是另一回事……我們還遇到過這麼一件事……有個戰士打了一個俘虜……這在我看來是不應該的，所以去保護了那個俘虜，雖然我很明白，那是他心靈的吶喊……他認識我，痛罵了我，當然他比我年長。但是他沒有再打那個俘虜，而是對我大喊大叫：「你都忘記了嗎……媽的！你難道都忘了他們怎麼對待我們的……他媽的！」我當然什麼都沒忘記，我清楚地記得見過的那些靴子……當時德國人竟然在他們的戰壕前擺上一排帶著斷腿的長筒靴。那是在嚴冬，那些穿著靴子的腿豎立在那裡，就像一排木樁子……那些靴子……都是我們在自己同志身上看到過的……留下來的……
我還記得水兵們是如何趕來援救我們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地雷炸死，我們當時撞入了一片雷區。這些水兵，他們在地上躺了很久。在太陽底下躺著……屍體都腫脹起來，他們穿著海魂衫，腫脹得看上去就像西瓜，好像大片野地裡一個個巨大的西瓜，很大很大。
我當然不會忘記，我絕不會忘記。但是我卻不能去打俘虜，雖然因為他已經沒有武器。不過，這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為了自己，這是很重要的。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
那次戰鬥在布達佩斯城下，是在冬季……我正在背著一個傷員，中士機槍班長。我自己身穿棉褲和棉襖，頭戴遮耳棉帽。一邊背著傷員，一邊看到：前面的白雪中有一大塊黑色……燒焦的黑色……我意識到那是一個深深的大坑，這正是我需要的。我滑到這個大坑中，發現裡面還有活著的人，我覺得他還活著，還有咯吱咯吱的金屬聲音……我轉過身，原來是個腿部受傷的德國軍官，躺在那兒，用衝鋒鎗對著我。當時我的長髮從棉帽中露出來，肩背著急救挎包，挎包上有紅十字標記。當我轉過身時，他看到了我的臉，意識到這是一個女孩，顯然情緒就放鬆了！他本來緊張的神經平復下來，扔掉了槍，他也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此時在一個坑中有三個人：我們的傷員、我和這個德國人。坑很小，我們彼此的腿都搭在一起。我身上都是他們的血跡，我們的血都混合在一起。那德國人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他那雙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看我會對他做什麼。該死的法西斯！但是他馬上扔下了槍，你明白嗎？這一幕……我們的傷員都沒有去想這是怎麼回事，就抓起了槍……挺起身子想掐死那個德國人……而德國人就看著我……現在我還記得他那雙眼睛……我給自己人做了包紮，而德國人還在血泊中，他的血快流盡了，一條腿完全炸斷了。再流一會兒血他就會死掉。我很明白這一點。於是，我還沒有給我們的傷員包紮完，就轉身去給這個德國人撕開軍服做包紮，纏上止血帶。然後我又轉身回來給我們的傷員包紮。那德國人不住地說：「好人，好人。」不停地重複這個詞。而我們的傷員就對我大叫著發脾氣，直到失去知覺……我撫摸著他，安慰他。這時候救護馬車到了，把他們兩個都裝上車，運走了……德國人也救走了。您明白嗎？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當男人們在前線看到女人時，他們臉色都會起變化，就連女人的嗓音也會使他們的神態跟原來不同。有一天夜裡，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聲唱著歌。我以為大家都睡著了，沒有人聽得見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連長對我說：「我們都沒睡著。我們真渴望聽聽女人的聲音……」
還有一次，我給一個坦克手包紮傷口……戰鬥還在繼續，轟轟隆隆的。他卻突然問起我：「姑娘，您叫什麼名字？」口氣中帶著明顯的曖昧。我說我叫奧麗雅，我對於在這隆隆的炮聲中，在戰火紛飛的險境裡還要把名字告訴人家，自己都感到驚愕不解。我平時總是力圖保持整潔端莊的外表，別人常常議論我：「天哪，難道她在戰鬥中還這麼乾乾淨淨的嗎？」我就是害怕自己萬一被打死，躺在地上會很難看。我見過一些被打死的姑娘……在泥巴中、在污水中……那怎麼行……我可不願意死的時候像她們那樣……有時我躲避掃射，不是考慮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臉藏起來以免毀容，還有雙手也不能難看。我覺得所有姑娘都是這樣想的。而男人們總是嘲笑我們這一點。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滑稽可笑。他們說，姑娘們擔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們擔心什麼，傻不傻。都是女人的那些胡思亂想。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
死神是無法馴服的……沒有可能……必須習慣與它交往……有一次我們部隊躲開德國鬼子，退到山裡。留下了五個重傷員沒法走，他們全都傷在腹部，而且是致命傷，過上一兩天他們肯定是要死的。帶他們走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辦法挪走他們。上級要我和另一個叫奧克薩諾奇卡的衛生指導員留在板棚裡照料傷員，對我們說：「過兩天我們就回來接你們。」可他們過了三天才來接我們。我們和這些傷員們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們本來都是些身強力壯的男子漢，他們不願意死……而我們只有些消炎粉，別的什麼都沒有……他們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給他們喝水啊。有些人理解，另一些人就罵人，什麼粗野的話語都用了。有人摔杯子，有人扔靴子……這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三天。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卻完全沒法幫他們……
您問我的第一次獎賞？上級決定授予我一枚勇敢獎章，可是我沒去領它，因為我不服氣。我的上帝，真好笑！您猜是怎麼回事？因為我的一個女友被授予了戰功獎章，而我只弄了個勇敢獎章。她總共只參加過一次戰鬥，而我在庫紹夫斯克和其他地方參加過好多次戰役。我可委屈了：她只參加過一次戰鬥，就得了戰功獎章，那就是說有許多功勳，而我，到頭來只有一枚勇敢獎章，好像我只有一次是勇敢的8。後來指揮員來了，當他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忍不住笑了。他告訴我：勇敢獎章是最高等級的獎章，只差一點就是勳章了。
在頓巴斯的馬克耶夫卡，我負了傷。傷在屁股上，一塊石頭子兒大小的彈片鑽了進去，卡在裡面。我發覺自己流血了，趕忙把急救藥棉塞在傷口上，又繼續跑起來，給傷員包紮。我不好意思向別人說及此事。一個姑娘家受了傷，再說又是傷在屁股上，這種事，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是羞於承認、不敢告訴別人的……這樣，我帶著傷繼續奔忙，給別人包紮，直到流血過多昏死過去，長筒靴子灌滿了血……
我們的人看到這情景，顯然以為我已經死了。衛生員跑來，又走了。戰鬥繼續進行。也許再過一會兒，我真要死了。可是，幾個出來偵察火力的坦克手發現了我——看見一個姑娘躺在戰場上。我沒戴帽子躺在那裡，帽子已經不知丟到哪兒去了。他們看到我下身還在流血，斷定我還活著，馬上把我送到了衛生營。此後衛生營把我轉到野戰醫院，然後又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啊呀呀……我的戰爭這麼快就結束了……光是確定我的健康狀況就花了半年時間。我才十八歲……可是身體垮了：三次負傷，一次嚴重的震傷。但我還是個姑娘啊，不用說，我把身體狀況隱瞞了。我告訴別人我受過傷，但從不說震傷的事。可是震傷本身卻把我出賣了，我又被送進了醫院，還發給了我殘廢證書。可是我能容忍嗎？我把這證書撕得粉碎，扔掉了，連殘廢撫恤金我也沒去領。如果領了證書和殘廢金，就得經常到會診委員會去複查身體。要不斷地述說：啥時候震傷，啥時候負傷。到哪兒去啊？
我住院時，騎兵連長和司務長到醫院來探望。在戰爭時期我就很喜歡連長，可那時他從來不注意我。他是個美男子，軍裝特別合身。男人穿軍裝個個服帖。可女人的穿著又怎樣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長褲，辮子也不許留，一律剪得簡直像個男孩子。直到戰爭後期才批准我們留頭髮，梳辮子。在醫院裡，我的頭髮長了出來，梳成了長辮子，就變得漂亮了，結果呢，我的上帝，真好笑！他們兩人竟然同時愛上了我……太突然了！整個戰爭我們都是在一起過來的，我從來都沒引起過他們的興趣，可是現在，他們兩個人，騎兵連長和准尉司務長，同時愛上了我，都來向我求婚了。愛情啊！愛情……我們所有人都渴望愛情！渴望幸福！
這是在1945年年底的事情了……
戰後人們都想盡快忘掉戰爭，父親幫助了我和姐姐。爸爸是個聰明人，他把我們的獎章、勳章和獎狀、證書全都收去，藏了起來，對我們說：
「戰爭過去了，仗也打完了。現在你們必須把它忘掉。戰爭是戰爭，現在是現在，該過日子了。你們應當穿上便鞋。你們倆都得給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們還應該去學習，應該出嫁……」
可是奧麗雅卻老是不能適應新生活，她太傲氣了，就是不肯脫掉軍大衣。我記得，有一次聽到爸爸對媽媽說：「這是我的過錯，讓姑娘們這麼小就去打仗。戰爭哪能會不傷害她們呀……那樣的話，她們一輩子都在打仗了。」
因為我獲得過勳章和獎章，收到一些優待券，可以到軍人服務社去買些緊缺商品。我到那裡去給自己買了一雙當時最時髦的膠底女鞋，還買了外套、連衣裙和高筒套鞋。我決定把軍大衣賣掉，就去了舊貨市場……穿著一件時髦光鮮的連衣裙……漂亮的髮夾……猜猜我在舊貨市場看到了誰？一群失去腿腳和胳膊的年輕小伙子……全部都是戰場上回來的……胸前掛著獎章和勳章……那些手臂完整的在出售自製的匙勺、女人的胸罩和內褲。另一些人……沒有手沒有腳的……就坐在那兒流淚，乞討點小錢……他們沒有殘疾人的輪椅，是被還有手臂的弟兄們用板車推著來的。他們都喝得醉醺醺的，唱著《我被人遺忘，我被人拋棄》。看到這樣一幅景象，我悄悄離開了，沒有賣掉自己的軍大衣。我在莫斯科住了幾年，有五年多吧，再也沒有去過舊貨市場。我害怕這些殘廢軍人中有人認出我來，他們會對我怒吼：「為什麼你那時候要把我從戰火中救出來？為什麼要救出我們？」我想起一位年輕的中尉……他本來有兩條腿……一條被彈片削掉了，另一條懸掛著……我給他做了包紮……冒著轟炸……他對我大吼道：「別管我！對我開槍！打死我……我命令你……」您明白嗎？所以我一直害怕見到這位中尉……
我住在醫院時，那兒所有人都認識一個年輕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但沒人知道他姓什麼，只是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兩條腿都給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邊一條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從盆骨那兒鋸掉的，連假腿都不能裝，只能坐輪椅。醫院為他特別定制了一輛高輪椅，只要能做到，大家全都輪流推他。當時有很多老百姓到醫院來幫助照料傷員，他們都特別照顧米沙這樣的重傷員。有婦女也有中學生，甚至還有孩子們。人們把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喪。他真想活下去啊。他只有十九歲，簡直還沒好好生活過。我也不記得，他是否有親屬。但是他深知人們不會撇下他一個人受苦的，他相信人們不會忘記他……當然，戰爭是在我們國土上進行的，到處都留下了廢墟。我們解放的一些村莊，已經全被燒燬了。人們只剩下了土地，唯有土地還存在。
我們姐妹倆戰前的理想是當醫生，可是後來我們誰都沒當。我們不需要經過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學醫，我們前線回來的人有這種權利。可是人們的苦難、人們的死亡，我們見得太多了，已經不能夠再見到傷病員，哪怕連想像都受不了。甚至過了三十年，我還勸阻女兒不要報考醫學院，雖然她很想報考……都幾十年過去了……只要閉上眼睛，我又能看到那些景象……春天……我們在剛剛打過仗的野地裡走著，尋找傷員。野地被打得一片慘象。我們意外發現兩具死屍，一個是我們的年輕士兵，一個是德軍的年輕士兵。他們都躺在麥苗中，眼睛直直地看著天空……他們就好像沒有死去。就是那樣望著天邊……我至今還記得他們的眼睛……
——季娜依達·瓦西裡耶夫娜
我對戰爭中最後那幾天記得最清楚。那天，我們正騎馬行軍，忽然不知從哪兒傳來了音樂的聲音，是小提琴獨奏……在我的感覺裡，戰爭就是這天結束的……那真是神奇的時刻：突然間聽到了音樂，久違的另一種聲音……我就像大夢初醒似的……我們大家都覺得，經歷過戰爭，經過如此人間浩劫和滔滔血淚，生活將變得格外美好，一切都是美麗的。勝利之後，這一天之後……我們都覺得，所有人都會變得非常善良，彼此相愛。大家都成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們朝思暮想的就是這一天……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