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和講述是各種各樣的……
有些是迫不及待地在電話裡就立刻講開了：「我記得……一切一切都深深印在我記憶中，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另一些則是久久地拖延見面和談話：「還需要準備呢……我不想再次跌到那個地獄中去了……」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丘達葉娃就是那種長期害怕，而不願意讓別人進入她自己敏感內心的女人。幾個月來我一遍又一遍地打電話給她，有一次我們在電話裡竟然聊了兩個鐘頭，終於決定了見面時間，而且就在第二天。
於是，我就來到她家……
「我們今天要吃餡餅，我從一大早就忙活開了……」女主人在門口高興地擁抱我。「我們來得及給你好好講，不過我又得痛哭一回……我早就和憂傷相伴生活了……不過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做餡餅。櫻桃餡兒的，和我們在西伯利亞時那樣。來，進來吧。
「請原諒我毫不客氣地就稱呼『你』3了，這是我們在前線的叫法：『嗨，姑娘們！你開始吧，姑娘們！』我們全都是這樣子，你已經知道……聽說過了吧。你看，我們沒有雕花玻璃器皿，我和丈夫積攢的東西，都保存在舊糖果盒子裡：就是一對勳章和幾枚獎章。平時它們都擱在小碗櫥裡，過一會兒我拿給你看。」她陪我走進裡屋，「你瞧，我們的傢俱也都是老舊的，我們捨不得換新式的。如果物件和我們一起在家裡待得久了，它們也會產生靈魂的。我相信。」
她又給我介紹了自己的女友亞歷山德拉·費多洛夫娜·詹欽科，她在列寧格勒圍困時期是共青團工作者。
我坐到飯菜豐盛的桌子旁：哈哈，真的是西伯利亞風味的櫻桃餡餅，這是我從來沒有嘗過的。
三個女人和熱騰騰的餡餅。談話馬上開始，當然是關於戰爭。
「你可不要用問題打斷她，」亞歷山德拉·費多洛夫娜預先就提醒我，「如果她停下來，就要開始哭了。流淚之後她就會沉默不語……所以請您不要打斷她……」
我來自西伯利亞……是什麼激勵我這個遠在西伯利亞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線？西伯利亞，可是所謂的天涯海角呀！說起天涯海角，這是一位法國記者在一次採訪中對我提的問題。他在博物館裡不知怎地盯上了我，我起初還很不好意思。他到底想幹什麼？為什麼這樣看著我？最後他走了過來，通過譯員請求丘達葉娃太太接受他的採訪。不用說，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他到底要談什麼呢？他莫非是聽到我在博物館說的話了？而他顯然對這些不感興趣。我是從聽他對我說恭維話開始的：「您如今看上去還那麼年輕……您怎樣能經歷過戰爭呢？」我對他說：「這恰恰證明了，就像您正在瞭解的那樣，我們是在非常小的年紀上前線的。」其實很使他好奇的是另一件事：我怎麼會從西伯利亞趕去了前線，那可是天涯海角啊！「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來，最使您一直感興趣的是，當時是否發出了全民強行徵兵，為什麼我，一個女中學生，也上了前線？」他點了點頭，承認我說對了。「那好吧，」我說，「我這就來回答您這個問題。」我就向他講了我全部的生活經歷，就像我現在對你講的一樣……結果他聽得哭了……那個法國人他竟然哭了……最後他承認：「請不要責備我，丘達葉娃女士。對我們法國人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震撼要厲害得多。我們一直在紀念一次大戰，到處都是墳墓和紀念碑。而關於你們，我們知道得太少了。很多法國人今天還以為只是美國人打敗了希特勒，特別是年輕一代人。而關於蘇聯人為了勝利所付出的代價，四年間付出的兩千萬人的生命，卻鮮有人知。還有你們所遭受的苦難，都是無法計量的。感謝您，因為您震撼了我的心。」
我母親是什麼樣子，我一點都不記得。她早就死了。父親當過新西伯利亞區委負責人，1925年，他被派往自己老家那個村子去徵集糧食。當時國家很需要糧食，而富農們卻把糧食藏起來，寧可讓糧食爛掉。我那時才九個月。母親想和父親一起回老家，父親就帶她一塊兒回來了。媽媽把我和姐姐帶在身邊，因為那時沒地方寄養我們。爸爸曾經為當地一個富農家扛過長活兒，他在晚上召集農民開會，嚇唬他從前的東家：「我們知道糧食藏在什麼地方，如果你們不自動交出來，被我們找出來的話，可就要全部沒收。」這是以革命事業的名義沒收富農的家產。
開完會之後，我家所有親戚聚在一起。爸爸一共兄弟五個，後來他們全都和我爸爸一樣，沒有從衛國戰爭中活著回來。那天晚上，親戚們坐在一起歡宴，吃西伯利亞的傳統餃子。長凳是直著朝窗戶擺放的……母親正好坐在窗前，一邊是窗戶，另一邊是父親。父親這次恰好沒有坐在窗子邊上。那時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亞，這個時節還是很冷的。母親大概覺得身上冷（我是到後來長大以後才明白的），她站起身，披上父親的羊皮襖，解開胸襟給我餵奶。這時，傳來「半截槍」4的槍聲，開槍人瞄準的是我父親的羊皮襖……母親只來得及說了聲「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滾燙的餃子上……那年她才二十四歲……
我爺爺後來當了本村的蘇維埃主席。他是被敵人用毒藥毒死，又扔到河裡的。我保存了一張照片，是安葬爺爺時拍的。在靈柩上方有一個挽幛，上面寫著：他死於階級敵人之手。
父親是國內戰爭的英雄，抗擊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的鐵甲列車指揮員。1931年，他被授予紅旗勳章，那時這種勳章是極少的，尤其是在我們西伯利亞，這是莫大的榮譽和尊貴。父親的身上有十九處傷，簡直沒一塊好肉了。母親曾經說過（當然不是給我講，是給親戚們講的），捷克白匪判處父親二十年苦役時，母親請求與父親見一面，當時她正懷著我姐姐塔夏，還有一個月就要生了。監獄裡有一條很長的走廊，壞蛋們不讓媽媽從這兒走著過去看父親，喝令她：「布爾什維克母狗！爬過去吧……」她再有幾天就要分娩了，就這麼在長長的水泥走廊上朝父親爬去。他們就是這樣安排我父母相會的。媽媽簡直認不出父親來，他的頭髮全白了，就像一個白髮老人，而他那年只有三十歲……
既然我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裡，有這樣一位父親，當敵人又來糟蹋我們的國土時，我怎麼可能無動於衷地在家安坐？我身上流動著父親的血，血脈相傳……父親真是飽經風霜，1937年有人告他的黑狀，誹謗陷害他，把他打成人民敵人。唉，這都是恐怖的斯大林肅反人員……葉若夫5之流乾的……當時斯大林同志說是無風不起浪。宣佈新的階級鬥爭其實是讓整個國家繼續生活在恐懼中，使人人都委曲求全。可是父親設法求見了加裡寧，這才讓他的名譽得到了恢復。我爸爸可是聲名顯赫，無人不知……
這些都是親戚們後來講給我聽的……
就這樣，到了1941年……我還記得最後一次中學下課的鈴聲。那時大家都有自己的計劃和自己的理想，這就叫女孩子啊。開過畢業晚會，我們坐船去鄂畢河上的一座小島，我們當時那麼快樂而幸福……就像俗話所說的，還都是沒被男人吻過的黃花少女呢，我身邊甚至連個男孩子也沒有。回程之前，我們在島上觀看了日出……可此時整個城市都已經沸騰了，人們都在一邊哭著一邊傳著壞消息：「戰爭！戰爭來了！」所有的無線電廣播都開著。我們卻一點也不明白：什麼是戰爭？我們是那麼幸福，醞釀著各自的打算：要麼繼續升學，要麼挑選工作。可是突然冒出個戰爭來！成年人都在哭喊，可我們一點都不害怕，還彼此安慰鼓勵說，要不了一個月，「我們就會敲碎法西斯的腦殼！」——這是戰前大家都愛唱的一支歌。我們的軍隊當然就會越過國境去追殲敵人……沒有一點懷疑……真的，我們絲毫都不懷疑……
一直到家家戶戶都收到陣亡通知書時，我們才開始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我一下就病倒了：「這怎麼回事啊，就是說，上面全都是胡說八道？」德國人已經準備在紅場上閱兵了……
我父親開始沒有被批准上前線，但他一次又一次到兵役委員會去要求，終於如願以償。爸爸身體不好，滿頭白髮，而且還患有慢性肺結核，剛剛好轉一點點。可是對他來說，年齡又算得了什麼？他還是走了，而且參加了鋼鐵師團，就是當時所說的斯大林師團6，師團成員中很多都是西伯利亞人。我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沒有我們，戰爭就打不下去，我們必須參戰。立刻發給我們武器吧！我們整個班級都跑到了兵役委員會。這樣，我2月10日就上了前線。繼母痛哭著說：「瓦麗婭，你不要走……你能做什麼啊？你還這樣小，這樣瘦弱，你算哪門子武士呀？」我從小得過佝僂病，持續了好多年。那是在我親媽被打死後得的，直到五歲我連路都不會走……可是我的勇氣也正是由此而產生的。
我們坐在悶罐車裡行進了兩個月。兩千名姑娘，裝了整整一趟軍列，西伯利亞列車。到達前線後，我們都看到了什麼？我記得有那麼一刻，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在一個被炸爛的火車站站台上，有一批水兵在用手臂撐著跳躍式地走路，他們沒有腿腳也沒有枴杖，就是用手臂在行走……整個站台上全都是……他們還在抽煙……看到我們這些姑娘，他們就笑起來，還和我們打趣開玩笑。看到這情景，我的心跳加快了，撲通撲通地跳……我們會去哪裡？火車要開向何方？為了壯膽，我們就唱歌，唱很多很多歌。
每節車廂裡都有指揮員，指導我們訓練並且鼓舞我們士氣。我們學習的是通信聯絡。列車開到烏克蘭，我們在那兒第一次遇到了轟炸。當時大家正在進行衛生檢疫和洗澡。我們洗澡時，那兒有位大叔在值班照管澡堂。在他面前洗澡真難為情，就是嘛，我們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輕的女孩子。可是轟炸開始後，我們全都奔到那位大叔跟前求救。我們趕緊穿上衣服就往外逃，我用一條毛巾包住頭髮，那條毛巾是紅色的。一奔出澡堂，有一個簡直還是個大男孩的上尉，衝著我就喊起來：「姑娘，快到避彈所裡去！把毛巾扔掉！注意偽裝……」
而我卻從他身邊跑開了：
「我沒什麼好偽裝的！媽媽不許我披著濕頭髮到處跑。」
轟炸過後，他找到了我：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我是你的指揮員。」
我不相信他：
「就你？當我的指揮員，還不夠格吧？……」
我跟他大吵起來，就像女孩和男孩吵嘴。我們年齡不相上下。
發給我們的軍大衣又肥又大，我們穿上這種大衣，臃腫不堪，活像一捆一捆的莊稼，根本走不成路，動不動就摔倒。一開始，我們連穿的靴子都沒有，倒也不是沒有靴子，而是都只有男人的尺碼。後來給我們換了一種靴子——靴頭是紅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穿這樣的鞋子我們才能走路！因為我們身材都很瘦小，男兵的套頭上裝穿在我們身上，簡直就像掛著大袍子。凡是會針線活兒的姑娘，就多少能讓自己穿上合身一點的衣服。我們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呢，畢竟是姑娘家嘛！司務長來給我們量身材，被我們弄得哭笑不得。這時，營長過來問：「怎麼樣，司務長把你們的女性必需品都發了吧？」司務長只好支吾著說：「量過了，會發的。」
我在高炮部隊當通信兵，天天在指揮所值班，搞通信聯絡。如果不是得到父親陣亡的消息，也許一直到戰爭結束我還會當通信兵的。我最心愛的爸爸沒有了，我失去了最親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於是我開始向上級申請：「我要報仇，我要為爸爸的死去向敵人算賬。」我想殺人……想開槍……雖然上級勸我，說炮兵部隊的電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電話聽筒可射不出子彈啊……我向團長寫了申請報告，他拒絕了。我又不假思索地直接給師長寫了信。師長克拉斯內赫上校來到我們團，集合起全體人員，問道：「想當炮長的姑娘是哪一個呀？」我站了出來。我是什麼模樣啊！小小的個子，細溜溜的頸子，而且還掛著一支衝鋒鎗。槍很沉，有七十一發子彈……可以想見，當時我是怎樣一副可憐相，都把師長逗笑了。他又問道：「你想幹什麼？」我對他說：「我想射擊。」我不知道師長在想些什麼。他久久沒有說話，然後猛地轉過身子，走了。「得，」我想，「沒指望了，準得拒絕。」不料過了一會兒，團長跑過來對我說：「上校同意了……」
這些你都理解嗎？現在能夠理解了吧？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感情……沒有仇恨你是不會想去開槍的。這是戰爭，而不是打獵。我記得在政治課上老師給我們讀過一篇伊利亞·愛倫堡的文章《殺了他！》，其中寫道：你見到德國人多少次，就殺他多少回。那時候所有人都讀這篇著名文章，而且倒背如流。它對我的影響十分強烈，整個戰爭期間這本書和爸爸的陣亡通知書都一直在我的包裡……開炮！射擊！我一定要報仇……
我參加了一個速成訓練，時間非常短，只有三個月。學會了射擊，我很快就當上了炮長。確切地說，我被吸收進一三五七高炮團。最初那段時間，炮聲震得我從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腸胃痙攣得厲害……喉嚨乾燥得要嘔吐……夜裡還不怎麼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像飛機就衝著你飛來，直對著你的高射炮飛來。而且緊跟著你不放鬆，頃刻之間，就要把你整個兒地化為烏有。這真不是姑娘們該幹的事……對於女孩子的耳朵和眼睛都很不好……我們先是操縱八十五毫米高射炮，這種炮在莫斯科防空戰中表現出色，後來把它們調去打坦克，又配給我們三十七毫米高射炮。我們當時在爾熱夫一線，戰鬥相當激烈……春天，伏爾加河上的冰在破裂……你猜，我們都瞧見了些什麼？我們看到河上漂浮著一大塊黑紅色的冰，冰塊上有兩三個德國鬼子和一個俄國士兵……他們死的時候還互相緊緊抱在一起，然後在這塊冰上凍住了，這塊冰整個兒地成了血紅色。伏爾加母親河遍體都被血染紅了……
她突然停下了：「讓我歇歇吧……不然我又要會哭出來，破壞我們這次會面……」她轉身面向窗外抑制一下自己，過了一分鐘又露出了笑容，「說實話，我不是個喜歡哭的女人。從小就學會了不要哭……」
「聽瓦麗婭講這些，我想起了被圍困的列寧格勒。」一直默不作聲的亞歷山德拉·費多洛夫娜·詹欽科加入了我們的對話：
特別是其中一件事，讓我們大家極為震驚。我們聽說，有一位老年婦女，每天都打開窗戶，用小勺子向馬路上潑水，一次次地，越潑越遠。起初人們以為：「哦，她大概精神不太正常。」在圍困期間是無奇不有的。可是人們到她家去之後，才弄清是怎麼回事。你們聽聽她是怎麼說的：「如果法西斯進了列寧格勒，走在我們的大街上，我就用開水澆他們。我老了，再不能幹些什麼了，可我能這樣，拿開水來燙死他們。」她這是在演習……日復一日……那時圍困剛剛開始，城市裡還有熱水供應……這是個頗有書卷氣的老婦人。我直到今天還記得她的模樣。
她選擇了她力所能及的抗爭方式。想像一下當時的情形吧……敵人就在眼前，納爾瓦凱旋門一帶正在激戰，基洛夫工廠的車間每天遭到掃射……每個人都在想自己可以為保護城市做些什麼。死是很容易的，但必須要做點什麼，有所行動。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麼想的……
「我想找到一些詞語……我們怎麼才能表達呢？」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問我們，也是問自己。
我從戰場上回來，成了殘廢，一塊彈片擊中了我的脊背。傷口不大，可是我卻一下子被掀到遠處的一個雪堆裡。我本來就一連幾天沒能烤乾自己的氈靴，不是缺少柴火，就是輪不上我烤火。因為爐子太小，而圍著爐子的人又很多。結果等我被人發現時，雙腿已經凍壞了。幸虧我在被雪埋住時，還能呼吸，於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救生犬發現了。它們扒開雪層，把我的棉帽交給了衛生員。我的死亡通知書都填好了——每個人都有這樣一份通知書，上面寫著你的親屬名字，還有寄發通知書的地址。他們把我從雪裡挖了出來，放到帆布擔架上，我穿的一件短皮襖浸滿了血……可誰也沒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醫院裡躺了六個月。醫生想把我的一條腿截去，從膝蓋以上鋸掉，因為我已經開始出現壞疽。這時候我有些驚慌了，我可不想作為一個殘廢人活下來，那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有誰還會娶我？我既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在生活中純粹是個包袱，誰會要我啊，廢料一塊！我就想上吊自殺……我請求衛生員把小毛巾換一條大的……在醫院裡，大家都愛逗我：「這裡有個奶奶啊，老奶奶躺在這兒呢。」因為醫院院長第一次見到我就問：「喲，你多大歲數啦？」我馬上回答他：「十九歲……快滿十九歲了……」他開玩笑說：「噢！不年輕，是不年輕了，已經這麼大把年紀了……」衛生員瑪莎大嬸也常常這樣逗我。聽到我的要求，她就對我說：「我會給你一條大毛巾的，既然你快要上手術台了。不過我還得看住你。姑娘啊，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歡，你是不是在動什麼壞腦筋呀？」我沒話可說……可是，我看到這件事倒是真的：他們要把我送到手術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術台是怎麼回事，因為我一次也沒開過刀，可我卻以為，我的身子將被割得支離破碎。於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頭底下，想等沒人的時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時候自殺。床架是鐵的，我打算把毛巾繫在鐵床上上吊，只要我的力氣夠用……可是，瑪莎大嬸整夜寸步不離，守著我這個年輕姑娘。眼睛都不眨一下……嚴密守護我這個傻姑娘……
我的住院醫生是個年輕中尉，他找到院長請求：「讓我試試吧，請批准我試試看……」院長對他說：「你想試什麼？她腳上的一個指頭已經變黑了，小姑娘才十九歲，可不能因為你我而耽誤她的性命啊。」原來我的住院醫生反對手術，他主張用另一種方法，在當時是一種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製的針把氧氣注入皮下，用氧氣供養肌肉組織……反正我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我又不是學醫的。反正是這位年輕中尉最終說服了院長，他們這才沒有鋸掉我的腿，而是開始用這個辦法給我治療。過了兩個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當然，得拄著枴杖，兩條腿就像軟綿綿的破布條，一點都撐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見兩條好端端的腿，就是沒有絲毫感覺。後來我又學會了不用枴杖走路。別人都祝賀我：你這是撿了一條命啊。從醫院出來，按規定得休養。可是我怎麼休養？到哪兒去休養？去找誰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隊，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兒入了黨，當時只有十九歲……
我是在東普魯士迎接勝利日的。已經連續安靜了兩天，誰都不開一槍。這天深夜，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全都跳了起來。緊接著便聽到人們在歡呼：「我們勝利了！敵人投降了！」其實，敵人投降不投降我們無所謂，撥動我們心弦的是勝利了：「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大家都開始放槍，手上有什麼槍就放什麼槍：衝鋒鎗、手槍……後來連大炮也放起來了……有的人抹淚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聲叫喊：「我活著，我還活著！」還有人臥倒在土地上，捧起泥沙，捧起石頭。一片欣喜若狂……而我就呆呆地站在那兒，大腦中的念頭是：戰爭總算結束了，可是我的爸爸再也不能回家了。戰爭結束了……指揮員卻嚇唬我們說：「這怎麼可以！你們不賠出這些彈藥來，就不許復員回家。你們在胡鬧些什麼啊？給我放掉了多少炮彈啊？」可那時我們覺得，世界上將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沒有人要戰爭了，彈藥應該統統都銷毀，這些東西還有什麼用啊？我們恨也恨累了，打也打累了。
多想回家去呀！雖然爸爸媽媽都不在了。家，這是一種感覺，它比居住在房子裡的人重要，更比房子本身重要。就是那種感覺……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家……我必須要向繼母深深鞠一躬……她就像親媽一樣對待我。我後來就叫她媽媽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雖然院長已經寫信給她，說我的一條腿被截掉了，我得殘廢地回到她身邊，要她有思想準備。院長答應，我在她身邊可以住上一段時間，然後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我能活著回來，這就夠了……
繼母一直在等著我……因為我長得酷似我的爸爸……
我們在十八到二十歲間離家上了前線，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上才回來。起先我們還很高興，後來卻苦悶透了：我們當老百姓能幹些什麼？面對和平生活，我們倒是害怕了……女伴們連大學都畢業了，可我們幹什麼呢？幹什麼都不行，沒有專長。我們懂的只是戰爭，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盡快擺脫戰爭的影響，麻利地用軍大衣改成一件外套，連紐扣也都換了。到市場上把帆布長靴賣掉，買了一雙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連衣裙時，淚水忍不住嘩嘩流。在鏡子裡都認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們穿了四年男人的長褲啊！我本來可以告訴別人，我受過傷，給震壞了。可是如果講出來，誰還會給我工作？誰還會娶我？於是我們都像魚兒一樣沉默，誰都不承認自己在前線打過仗。我們只是在彼此間保持聯繫，書信往來。直到過了三十年後，才開始給我們搞隆重的榮譽活動……邀請我們去採訪……起初我們都躲著藏著，甚至勳章也不敢佩戴。男人可以佩戴勳章、獎章，女人就不行。男人是勝利者，是英雄，是新郎官，他們上過戰場是一份榮譽，但人們卻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們這些女兵。完全異樣的目光……我要對您說，是他們把我們的勝利奪走了，悄悄地換成平凡婦女的幸福。他們不和我們分享勝利，這對我們是一種屈辱……我們不理解……因為在前線時，男人們對待我們非常溫存，很愛護我們。而在和平日子裡我從沒見過他們這樣好地對待過女人。那是我軍撤退的時候，大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禿禿的泥地上。男人們自己穿著軍便服躺著，卻把軍大衣送給我們蓋：「給姑娘們吧……姑娘們得蓋好身體……」要是他們從什麼地方弄來點棉花和繃帶，也送給我們：「喏，拿著吧，你們用最合適……」連最後一點砂糖也要分給我們。那時候，在男人身上除了善良和溫暖，我們看不到還有別的什麼，不知道還有別的什麼。可是戰後呢？我無語了……沒話說了……究竟是什麼妨礙了我們的記憶？回憶令人難以忍受……
我和我丈夫兩人復員回到明斯克時，真是一無所有：鋪的蓋的喝水吃飯的東西都沒有……只有兩件軍大衣和兩件套頭軍裝。我們找到一張大地圖，把它完完整整地粘在厚帆布上，再把地圖用水泡開，這樣就成了一張帆布床單，我們家的第一張床單。後來，女兒出生時，我們又把這張地圖做了她的襁褓……我現在還記得，那是一張世界政區地圖……我們的女兒就睡在箱子裡……是個膠合板的手提箱，是我丈夫從前線帶回來的，代替了搖籃。我可以這樣說，除了愛，那時候家裡什麼都沒有。有一次，丈夫突然回到家裡對我說：「快去，孩子她媽，我發現了一個被人扔掉的舊沙發……」於是我們就摸黑出去抬那舊沙發——深夜去抬，免得被別人看見。這個沙發真使我們欣喜若狂！
我們仍然是幸福的。我有這樣一個好伴侶！時光艱難，但是我們從未灰心沮喪。每次買到配給食品，都要互相打電話：「快回家來，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時我們一貧如洗，真可謂家徒四壁，哪有這些地毯和玻璃器皿什麼的……啥都沒有啊……但我們很幸福。我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為我們到底活了下來。我們仍在說話、歡笑、逛街……我總是那麼自戀，雖然也不知道為何那麼孤芳自賞，周圍都是斷壁殘垣，甚至樹木都毀得面目全非。可是有愛情在溫暖我們。人類總是互相需要的，彼此依存非常需要。雖然後來我們分道揚鑣了，每個人都回到自我，有了自己的新家，自己的新住處，但那時還是親密無間的。肩並肩，就像在前線的戰壕裡……
現在我經常應邀到軍事博物館做報告……人們請求我給他們做解說。現在這樣看重我們了，可已經是四十年之後了，四十年啊！前不久我還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講過話。她們七嘴八舌問我很多問題：我是被哪個醫生治好的？我受了什麼傷？不知怎麼，她們還發現我從來沒有去看過心理醫生。她們還關心我都做過哪些夢，是否夢到過戰爭。就是說，俄羅斯女人拿起武器去作戰，對她們而言簡直就是個謎。不僅救護傷員，包紮傷口，還親自開槍開炮轟炸爆破……去殺死男人……這對於女人意味著什麼？……她們還很有興趣地問我是否結過婚。她們都確信我從未嫁過人，是個獨身女人。我就笑著說：「別人都從戰場上帶回戰利品，而我帶回來一個丈夫。我們有個女兒，現在幾個外孫也長大了。」我沒有給你講過我的愛情……已經不能講了，因為愛情抓不住我的心。另外一次……也是很熱烈的愛！還是一樣的！難道人沒有愛情能過活嗎？能活下去嗎？在前線有一個營長深深愛上了我……整個戰爭期間他都護著我，不讓別人靠近我，復員之後他到醫院來找我，承認了對我的愛情……那，接下來就談他如何愛我……你來吧，他說，一定要來啊，你會有第二個女兒的。當然，我的夢想就是生很多孩子，我愛孩子，可是我只有一個女兒……寶貝女兒……我的體力和精力都不允許了……再上學讀書也不可能了，因為我經常生病。我的這雙腿，全都因為我這雙腿……可把我害苦了……我退休之前在綜合技術學院裡當實驗員，從教授到學生們都喜歡我。因為在我身體內充滿了愛，有很多快樂。我這麼懂得生活，只想在戰後好好生活。上帝創造人不是為了讓他去射殺，祂創造人是為了愛。你怎樣認為？
兩年前，我們當年的參謀長伊萬·米哈依洛維奇·格林科到我們家來做客，他已經退休了。他也坐在這個桌旁，我同樣是烤餡餅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談、回憶……他還能叫出我們那些姑娘的名字……而我就突然大哭大叫出來：「您說什麼榮譽啦、尊重啦。可是那時的姑娘們現在幾乎都是孤獨一人，單身未婚，居住在公共宿舍裡。又有誰可憐過她們？你保護了她們嗎？你們戰後都跑到哪兒去了？都是叛徒！」就這一句話，我把高興的氣氛給破壞了……
參謀長就坐在你現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告訴我，有誰傷害了你。」他用拳頭敲打著桌子，「你只要把他給我指出來！」接著又請求我原諒，「瓦莉婭，除了和你一起流淚，我什麼都不能對你說。」其實沒有必要可憐我們，我們是自豪的人。就讓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改寫歷史吧。史書上有斯大林還是沒有斯大林，都無所謂。但永遠不變的是，我們是勝利者！還有我們經歷過的痛苦也是不會改寫的。這也不是垃圾和灰燼，這是我們的生活。
我沒有別的可說了……
——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丘達葉娃
（中士，高射機槍組長）
在我離開之前，女主人塞給我一包餡餅：「這是西伯利亞的特產啊。在商店裡你買不到的……」我還得到了長長一串地址和電話號碼：「她們一定會高興你去看她們，她們一直都在等你。我清楚地告訴你：回憶是很痛苦的，但是不去回憶，就更加不能忍受。」
現在我理解了，為什麼她們一直要喋喋不休地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