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克的卡霍夫斯克大街上有一幢灰色的石板樓房，我們這座城市有一半都是這種千篇一律的多層樓房，經年累月，變得越發晦暗。但是這座樓卻有其特殊之處，在我推開這樓的大門時，就有人對我說：「在我們這幢樓裡的一個單元中有兩場戰爭呢。」海軍上士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波德維申斯卡雅在波羅的海的海軍部隊打過仗，她的丈夫薩烏爾·亨利霍維奇則當過步兵中士。
一切都重複著……我又是先用一段時間觀看他們的家庭相冊，十分精心而珍惜地裝幀而成的相冊，總是放在最顯眼之處給客人們看，當然也是為了自己經常看看。每一本相冊都取了名字：《我們的家族》《戰爭》《命運》《孩子們》和《孫子們》。我非常喜歡這種對於私人生活的尊重，記錄下對往日經歷和親人們深深的愛。雖然我造訪過幾百個居所，進入過不同的家庭，既有知識分子，又有普通人；既有城裡人，又有鄉下人，卻很少見到這麼有情感的家，他們這麼願意讓人們深入瞭解自己的家族和關係。大概是不斷的戰爭與革命教會我們要保持與過去的聯繫，要精心編織血親的網絡，回首追溯得很遙遠，並且為此而自豪驕傲。人們急於忘記過去，抹掉痕跡，是因為他們積累的大量見證有可能會成為一種罪行，往往會賠上自己的一生作為代價。在祖父母一代之後，沒有人再知道任何當時的事情，也就不會去追根尋源了。人類創造歷史，卻活在眼前。記憶總是短暫的。
但是這裡偏偏就有不同的人……
「難道這就是我嗎？」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笑著說，她和我並排坐在沙發上，雙手捧起一張照片說。在照片上，她身穿水兵服裝，胸前掛滿了戰鬥勳章。
「我每次看到這些照片，總感到十分驚訝。我們的外孫女六歲時，有一次薩烏爾把相片拿給她看，她問我：『外婆，你以前是個男孩子，對嗎？』」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戰爭一開始您就上了前線嗎？」
「沒有，開始我是向後方疏散的……我丟下了我的家，丟下了我的青春。一路上列車不斷遭到掃射轟炸，敵機幾乎是貼著地皮飛。我記得，一群技工學校畢業的男孩子從車廂裡跳出來，他們全都穿著黑色軍大衣，這不是當活靶子嗎？結果他們全被打死了。敵機簡直是擦著地面飛行……當時我只有這樣的感覺，他們是在數著人頭射擊……您能想得到嗎？
「我們在工廠裡幹活，人家管飯，日子過得還行，但是心急如焚哪……我寫信給兵役委員會，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1942年6月我才收到入伍通知書，我們乘著露天駁船，在敵機掃射下，跨越拉多加湖，開進了被圍困的列寧格勒。到達列寧格勒的第一天我記得最清楚：那是一個白夜，一隊隊身穿黑色軍裝的水兵在街上巡邏。我感到形勢很緊張，看不見一個居民，只有探照燈在晃來晃去，水兵們來來往往，他們就像國內戰爭時期一樣，紮著寬腰帶。您能想得到嗎？就跟在電影裡似的……
「城市四周已被團團圍住。敵人的包圍圈離我們非常近。本來乘三路電車可以到基洛夫工廠，而現在那裡已經是前線了。天空只要晴朗，敵人就開始炮轟，而且是有目標地炮轟、炮轟、炮轟……大批軍艦停泊在碼頭邊，雖然都進行了偽裝，可還是難免被擊中。我們負責施放煙幕，是一個專門的煙幕彈部隊，指揮官是前魚雷快艇支隊長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上尉。姑娘們大都受過技術中專或大學一年級教育。我們的任務就是用煙幕來掩蓋和保護軍艦民船。炮轟一開始，水兵們就說：『姑娘們，快放煙幕彈吧，有了煙幕我們就保險了。』我們攜帶專門的混合劑，坐著汽車開來開去，而這時候別人全都躲進了防空洞。只有我們，就像俗話說的，是在引火燒身。德國人呢，就專門對準施放煙幕的地方射擊……
「告訴您，那時我們的給養來源也被封鎖了，但是我們挺住了……首先，因為我們年輕，這是重要的一條；其次，列寧格勒市民感動了我們：我們多少還算有一點供給，雖說是最低水平；而列寧格勒居民常常走著走著就餓倒下了，走著走著就死了。有幾個孩子經常跑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就從自己微薄的口糧中拿出一點給他們吃。他們簡直已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小老頭，小木乃伊。孩子們告訴我們在圍困中他們的食品是什麼，如果還可以稱之為食品的話：皮帶或新皮鞋湯、木膠黏凍、鋸末煎餅……城市中所有的貓狗都被吃掉了，麻雀喜鵲全沒了，甚至大小老鼠都被抓住吃掉了……就那麼活活地燒了吃掉……後來，那些孩子不再來了，我們等了他們好久。大概是餓死了，我這麼想……隆冬季節，列寧格勒沒有燃料，上級就派我們到城裡去拆房子，有的地方還有些木頭建築。我們朝這些木頭房子走去時，心裡真難受啊……一幢房子好端端地聳立在那兒，而住在裡面的人卻死的死，逃的逃，大都是奄奄一息，現在我們又要把房子拆毀。看到留在桌子上的那些食具等家用器皿，那種感覺是怎樣的啊。所以一開始，大概有半個鐘頭，誰也不忍舉起撬槓，你能想像得到嗎？大家都呆呆地佇立著，最後指揮員只好自己走上去把撬槓戳進木房子，我們這才開始動起手來。
「我們還要採伐木材，搬運彈藥箱。我記得，有一次我搬起一個木箱子，那箱子比我人還要重，我咕咚一聲就栽倒在地上……這是一件事情。還有另一樁事（我們遇到多少困難啊，因為我們畢竟是女人）是這樣：我後來當上了區隊長，我這個區隊全都是年輕小伙子。我們整天待在快艇上，那快艇很小，上面沒有廁所。小伙子們需要解手時，可以隔著船舷，就解決問題了。可是我怎麼辦呢？有兩次，我實在憋不住了，就一下越過船舷，跳進水裡游了起來。小伙子們看見了，大叫大喊：『隊長掉到水裡了！』七手八腳拉我上來。當然，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對我一個姑娘來說，這小事是多麼緊要啊！我後來都病了……您能想像得到嗎？您問武器本身的重量？對於女人來說，它可是太重了。剛入伍就發給我們步槍，可步槍比我們人還長。姑娘們走起路來，刺刀高出我們足有半米。
「男兵對一切都比較容易適應。我們女人面對這種苦行僧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很苦惱。我們特別想家，想念媽媽，想念舒適的日子。我們部隊有個莫斯科姑娘叫娜達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獎章，上級還放了她幾天假回家，以示鼓勵。她探家結束返回部隊時，我們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氣味，真的，一個一個排好隊輪流去聞，大家都說她帶回了家鄉的味道。當時我們就是這樣痛苦地思鄉……每一個有著爸爸筆跡的信封都能使我們樂得不行……只要能有片刻休息，我們就坐下來繡點東西，像頭巾、手絹什麼的。公家發給我們的包腳布，我們卻把它改製成圍巾，織上毛茸茸的花邊。真想做點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隊裡女人的事情太少了，簡直讓人受不了。為了能拿拿針線縫點什麼東西，哪怕只有一會兒工夫來顯示我們的天性，我們是不惜找出任何借口的。當然，我們也笑過，也開心過，但誰都沒有真正地能夠像戰前那樣歡笑和快活過。」
錄音機能夠錄下語言，能夠保存語調，有間歇有哭泣也有慌亂。我明白，當一個人說話時，會有一些比留在紙面上更多的東西。總是讓我感到遺憾的是，不能錄下對方的眼神和手勢，不能錄下她們說話時的生活，她們自身的生活、獨特的生活。那些才是她們真正的「原文」所在。
「沒錯，我們好像是兩場戰爭，」薩烏爾·亨利霍維奇加入了我們的對話，「每當我們回憶往事時，我都感到她記得她的戰爭，我記得我的戰爭。她給您講的那些事情我的部隊也有，如何想家啦，如何排隊去嗅探家回來的姑娘啦，等等。不過這些事我都忘掉了……從身邊滑過去了……在那個時候，這樣的事情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她還沒對您講過海軍帽的故事吧，奧莉婭，你怎麼把這個給忘了？」
「當然沒忘，刻骨銘心啊……我總是害怕回憶起這段故事，每次都害怕……事情是這樣的，那天黎明，我軍的快艇出海了，有幾十艘快艇……我們很快就聽到戰鬥打響了，我們側耳傾聽，等待結果……戰鬥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甚至一度打到距離城市很近的地方，最後炮聲漸漸停止了。天黑之前，我走到岸邊：看到在通往入海口的水道上漂浮著很多水兵無簷帽，一個接一個。海軍帽和大片的紅色血跡隨波漂流……還有快艇的碎片……這是我們的人在什麼地方被打落到海裡去了。我在岸邊站了好久，直到無簷帽在水裡漂走為止。開始我還在數有多少頂水兵帽，後來不能數了。而我既不能離開，也不忍看下去。那個入海水道，就是我們戰友的合葬墓……
「薩烏爾，我的手帕呢？我必須要一直拿著手帕才行……它在哪兒？」
「她講的很多故事我都記得，但就像現在常說的，對後代就要『掐頭去尾』了。我常常給孩子們說的，不是我的戰爭，而是她的。我發現，孩子對她的故事更加喜歡些。」薩烏爾·亨利霍維奇繼續他自己的思路說，「我講的故事，具體軍事術語比較多，而她的故事裡，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勝，比實際事情更加感人。其實我們步兵裡也有女兵，只要她們當中有一個來到我們中間，我們就把腰桿挺得筆直筆直。您是想像不出來的……這句話也是我向奧爾佳借用來的。不過，您確實不能想像出，女人的笑聲、女人的聲音在戰場上是多麼動人心魄！
「您問戰場上是否能產生愛情？當然啦！我們在戰場上遇見的女人，個個都是美麗的妻子、忠實的伴侶。在戰爭中結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一對兒。我們倆就是在前線相愛的，在烈火與死神中間。這是一種牢固的聯繫。當然我不否認還有些不太好的事，因為戰爭時間很長，在戰場上有著各種各樣的人。可是我記得最多的是美好、純潔和高貴。
「是戰爭使我變得更好了……這是確定無疑的！戰場上的煎熬，使我作為一個人更成熟了。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幸，我自己也經受過很多苦難。在戰場上，生命裡不重要的東西隨時要拋棄，因為都是多餘的，只有在那裡你才明白這一點。可是戰爭對我們進行報復……只是我們自己害怕承認這一點……戰爭追上了我們……不僅是我們所有人，連我們女兒的命運都定型了。這就是為什麼她們的媽媽，前線的老兵們，總是按她們自己在前線所受的教育，按照戰時的道德標準，來教育女兒們，爸爸們也是這樣。就像我對您說過的，一個人在前線是一目瞭然的：他是怎樣一個人，他的人品如何，都是掩飾不了的。他們的女兒們卻根本不知道，社會生活中的人與她們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沒有人告誡她們世上還有卑鄙行為。於是，這些姑娘在出嫁時就很容易落入騙子之手。他們善於欺騙她們，因為欺騙她們毫不費事。我們許多前線戰友的孩子都遇到了這種事。我們的一個女兒也是……」
「不知為何，我們就是沒有給孩子們講過戰爭。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不忍心。這樣到底對不對呢？」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沉吟著，「我並沒有把勳章綬帶戴在身上回家。因為偶然一次我把它們弄斷了，也沒有再連上它們。戰後我擔任了一個食品廠的廠長，有一次我去參加會議，有一家托拉斯的老總，也是一位女性，看到我掛在身上的勳章綬帶，就當眾大聲嚷道：『你怎麼像男人一樣把戰爭勳章這樣掛起來啊？』那個女人身上只有一枚勞動模範勳章，卻總是掛在她的外套上，不知為何她卻對我那麼多的戰爭勳章不以為然。當只有我們兩人留在房間裡時，我給她講述我在海軍時的所有遭遇，她看來很不舒服，而我也從此失去了佩戴勳章的興趣。現在我已經不佩戴勳章了，雖然我依舊為之驕傲。
「都過了幾十年以後，那位著名的女記者維拉·特卡琴柯在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才寫到我們，提出我們仍然處於戰爭狀態的問題。她說不少前線女兵現在還是獨身一人，沒能成家立業，甚至有許多人到現在連住房都沒有，面對這些神聖的女性，我們是問心有愧的。從那時起，才多少引起了人們對前線女性的關注。長達四五十年之久，她們依然居住在集體宿舍裡。終於，國家開始給她們分配單獨的住房。我有一個女朋友，我不想提她的真實姓名，她卻突然發火了……她曾經是助理軍醫……曾經三次負傷。戰爭結束後，她進了醫學院讀書。她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家人，全都死掉了。她窮得身無分文，靠每天夜裡到處給人擦洗地板維持生活。但她從來不向任何人承認自己是殘廢軍人並享有政府補貼，她把所有文件證明都撕掉了。我問她：『你為啥要撕掉榮軍證明？』她大哭起來說：「那還有誰會娶我啊？」我對她說：「那又怎麼樣？你做了正義的事情。」不料她的哭聲更大了：「也許這些紙張現在對我是很有益的，因為我病得很重。」您能想像她大哭的樣子嗎？
「為首次在俄羅斯海軍光榮城市塞瓦斯托波爾慶祝戰爭勝利三十五週年，當地政府邀請了來自各艦隊的一百名衛國戰爭時期的海軍老兵，包括三位女性。其中有兩位就是我和我的閨密。海軍元帥向我們每個人鞠了一躬，當眾向我們表示感謝並親吻我們的手。這怎麼能忘記啊？！」
「你們想要忘記戰爭嗎？」
「忘記？怎麼忘記呢……」奧爾加又問道。
「我們沒有能力忘記，也沒有權利忘記。」薩烏爾·亨利霍維奇打破了沉默。「奧莉婭，您還記得嗎？每次勝利紀念日，我們總會看到一個年邁的母親，脖頸上掛著一塊跟她本人一樣衰老的招牌，上面寫著：『我找庫爾涅夫·托馬斯·符拉季米洛維奇，他1942年在列寧格勒圍困時失蹤。』從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已八十開外了，她還能尋找多少年？一定會尋找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個小時。我們也是這樣。」
「我倒是想忘記戰爭，很想忘掉……」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緩緩地、喃喃地、彷彿自言自語地說，「我多想過上擺脫掉戰爭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不去回憶戰爭……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我牢牢記住了他們兩人在前線相片上的模樣，他們還贈送了一張照片給我。照片上的他們，是那麼年輕，比現在的我小很多很多。這一切立即使我產生了新的思索，並漸漸清晰起來。我看著這些年輕的照片，似乎從我剛剛傾聽和記錄的採訪中悟出了另一種含義。在我和他們之間，年齡的差別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