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層舊樓房，屬於那種戰後迅速出現的建築群，周圍早已長滿了優雅的茉莉花。從這幢房子開始的尋訪，持續了七年，那是驚愕不斷又肝腸寸斷的七年，是為我自己打開戰爭世界的七年，那是個我們要畢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我體驗痛苦，品味仇恨，經歷誘惑，既有溫情又有困惑……我試圖理解死亡與殺人之間的區別何在，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界限何在。人們怎麼能與如此瘋狂的想法彼此共存：他們竟然有權去殺死同類？而且是理直氣壯的殺戮！我發現，除死亡之外，在戰爭中還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們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戰場上也都有。戰爭，也是一種生活。我和無數的人性真相發生激烈碰撞，疑團重重。我又開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卻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比如我們為何對於惡行毫不奇怪？莫非我們內心本身就缺乏對惡行的驚恐嗎？
路漫漫，跋涉無盡頭。我走遍了全國各地，幾十趟旅行，數百盒錄音帶，幾千米長的磁帶。採訪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計算了。那些面孔逐漸從我的記憶中離去，留下的只是聲音。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和聲，是無數人參加的大合唱，有時幾乎聽不見歌詞，只聽見哭聲。我承認自己經常會猶豫，不知道這條路我能否撐得下去，能否披荊斬棘，但我還是要走到底的。有那麼一些時候確實出現了疑慮和恐懼，想停下來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經無路可退。我已經被憤怒牢牢抓住了，望著那無盡的深淵，就想知道個究竟。現在我似乎已經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越悟出道理，問題就變得越多，答案則更顯缺少。
在踏上這條征途之初，我可絕沒料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把我吸引到這兒來的，是城市報紙上刊登的一條消息，報道不久前在明斯克的「突擊手」載重車輛工廠裡，人們歡送了會計師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退休。報上說，她在戰爭中曾當過狙擊手，十一次榮獲戰鬥獎章，在她的狙擊記錄上，有七十五個敵軍被擊斃。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很難把這個婦女的軍人身份與她在和平環境中的工作聯繫起來。看看今天報紙上的照片，看看她普普通通的相貌，怎麼也想不到她曾經是個槍手。
這是個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樣把長辮子楚楚動人地盤在頭頂上。她坐在一把大圈椅裡，雙手摀住面孔，說：
「不，不！我不想去回憶。再回到那個時候？我不行……至今我還看不得戰爭影片。我那時還完全是個小姑娘，一邊做夢一邊長大，一邊長大一邊做夢。可是就在我做夢的年齡，戰爭爆發了。我甚至都有些捨不得讓你聽……我知道我要講些什麼……你真的想知道這些嗎？我就像對女兒一樣問你……」
接著她反問道：
「幹嗎要來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談嘛，他可愛說往事了。指揮員叫什麼名字，將軍叫什麼名字，部隊的番號是什麼，他全記得。可我不行，我只記得我自己，記得我自己的戰爭。雖然生活在人群中，但總是形單影隻，因為在死亡面前，人永遠是孤獨的。我能記住的就是那種陰森恐怖的孤獨感。」
她請求把錄音機拿開：「我得瞧著你的眼睛才能說，這玩意兒會妨礙我的。」
可是不多一會兒，她就把錄音機的事兒給拋到了腦後。
我的故事太簡單了，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羅斯姑娘的平凡故事，當時這樣的女孩有很多……
我的故鄉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現在莫斯科的普羅列塔爾區。戰爭爆發時，我還不滿十八歲，辮子很長很長，都到了膝蓋……沒有人相信戰爭會打這麼久，人人都在盼望戰爭就快要結束了，我們馬上就會打退敵人。我進了集體農莊，又修完了會計課程，開始了工作。可戰爭還在持續……我的閨密們，那些姑娘都在議論：「我們應該去上前線啊。」
空氣中已經瀰漫著火藥味，我們先報名參加了兵役委員會的訓練班，可能和誰搭伴都不知道。我們在訓練班裡學會了實彈射擊和投擲手雷。起初，我承認槍到了手上都害怕，渾身不自在。無法想像自己是去殺人的，就是簡單地想上前線而已。在四十人組成的班裡，我們村有四個姑娘，全都是密友，鄰村有五人，總之，每個村都有一些人來學習，而且清一色是女孩子，男人們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線了。有時傳令兵會在深更半夜突然到來，給我們集訓兩小時，拉到野外去，甚至經常是我們在地裡勞動時就被拉去訓練。（她沉默了一會兒。）我現在不記得那時我們是不是跳過舞，就算開過舞會，也是姑娘和姑娘跳舞，村裡沒有剩下小伙子。我們村裡是一片沉寂。
不久，共青團中央號召青年們挺身保衛祖國，因為敵人已經逼到莫斯科城下。怎麼能讓希特勒奪取莫斯科？我們不放行！不單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線的願望。我父親已經打仗去了。本來我們還以為，只有我們這樣的人才會積極要求上戰場，我們與眾不同……可是我們來到兵役委員會時，看到已經有很多姑娘在那兒了。我喘著粗氣，心咚咚跳得厲害，都要噴火了。挑選非常嚴格。首先，必須得有健康強壯的身體。我擔心他們不要我，因為我小時候常常鬧病，用媽媽的話說，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經常欺負我這個小不點兒。其次，如果想參軍的姑娘是家裡唯一的孩子，也會被拒絕，因為不能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後方。哦，可憐的媽媽們！她們淚水漣漣……她們又罵我們又求我們……幸虧我還有兩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雖然他們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條件是夠了。最後還有一樁麻煩事：集體農莊主席不同意放我們，如果我們全都離開集體農莊，田里的活兒就沒人干了。總而言之，我們是被拒絕了。我們一起到共青團區委去，在那兒也碰了一鼻子灰。於是我們以本地區代表團的身份去找州團委，大家群情激昂熱血澎湃，結果還是被送回了家。後來我們決定，既然我們在莫斯科，乾脆就到共青團中央去，到最高層，去找第一書記，使命必達！我們當中派誰去報告？誰有這個勇氣？後來我們想，索性大夥兒一齊去吧。可是，我們連團中央走廊都擠不進去，更別說見到書記了。從全國各地來的青年都集中在這裡，其中很多人還是從敵占區來，他們是衝出來為死難親人報仇的。全蘇聯都有人來。是的是的……簡單說吧，我們一時間不知所措了。
到晚上，我們總算見到了書記。他問我們：「怎麼，你們連槍都不會放，就想上前線了？」我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他：「我們已經學會了……」「在哪兒學的？學得怎麼樣？你們會包紮嗎？」「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員會舉辦的那個訓練班，地區醫院的醫生也教過我們包紮。」這下書記他們不說話了，不再小看我們了。我們手裡還有張王牌：我們不僅是這幾個人，還有四十多人呢，全都會射擊，也掌握了急救知識。書記他們就對我們說：「回去等著吧，你們的問題將會妥善解決。」
我們回村時，那高興勁兒就甭提了！永遠不會忘記那時……是啊……
過了整整兩天，通知書到了我們手裡。
我們去兵役委員會報到，在那裡我們被帶進一個門，又被帶進另一個門。我原來有一條非常漂亮的辮子，我一直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員會，它已經不在了……剪了一個女兵頭……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來不及把裙子、辮子給媽媽送去……她多希望在身邊保留一些我的東西啊……我們當場就換上了套頭軍服，戴上了船形帽，領到了背包，然後被裝進了運貨列車……那是運稻草的列車，稻草很新鮮，散發著田野的芬芳。
貨車裡蕩漾著快樂。真不幸，我們還互相逗趣，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笑。
火車載著我們朝哪兒開？不知道。說到底，這對我們才不重要呢，我對於要幹什麼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線就行。大家都在作戰，我們也要作戰。我們開到了謝爾柯沃車站，離它不遠是一所女子射擊培訓班，原來是要把我們派到那兒去。要做狙擊手，大家都樂了，這可是正經事，我們要打槍了。
學習開始了，各種條令我們都得掌握：警衛勤務、紀律條令、地點偽裝、化學防護。姑娘們個個都很努力，我們學會了閉著眼睛裝拆狙擊槍和確定風速，捕捉移動目標、測定距離、挖掩體、匍匐前進等科目我們也全掌握了，只想著快些上前線，向敵人開火……是的，在結業考核中，我的兵器作業和隊列作業都得了「全優」。我記得，最苦惱的是緊急集合，五分鐘內就必須收拾完畢。我們把長筒靴按尺碼排列成一、二、三、四號，好盡快穿上，以免耽誤時間。五分鐘時間裡，必須穿好衣服、皮靴，並且進入隊列。常有這種情況，我們只好光著腳穿上長筒靴就去站隊，有個小丫頭險些把腳凍壞。班長發現後，猛剋了一頓，接著便教我們怎樣裹包腳布。他在我們耳旁嘮嘮叨叨：「丫頭們，我什麼時候才能把你們訓練成戰士，而不是德國鬼子的活靶呢？」丫頭們，丫頭們……所有人都對我們憐香惜玉，這使我們感到很委屈：我們不喜歡別人憐憫。難道我們不是和大家一樣都是戰士嗎？
好了，我們總算上了前線，在奧爾沙一帶。我們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師，我至今還記得師長是波羅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們就火了：「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頭塞給我嗎？難道是女子合唱隊？舞蹈團？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是殘酷的戰爭……」可是接下來就把我們邀到他那兒，招待我們吃飯。我們聽見他問自己的副官：「我們還有配茶水的糖果嗎？」頓時心裡覺得很委屈：把我們當作什麼人啦？！我們是來打仗的，可他不把我們當作戰士，卻拿我們當小丫頭看。當然，在年齡上我們確實可以做他的女兒。「要我拿你們怎麼辦呢，我親愛的們？他們從哪兒招來你們這些小丫頭啊？」——他就是這樣對待我們，這樣歡迎我們的。而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是戰士了……是的，已經上戰場了！
第二天，師長要求我們展現一下射擊技術和原地隱蔽的本領到底怎樣。我們槍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擊手還強，他們從前沿陣地被召回進行兩天訓練，對於我們這些姑娘居然能做他們的工作大為驚訝。他們大概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有女狙擊手。射擊表演之後是原地偽裝……上校走過來了，一邊走一邊觀察草地，然後站在一個土墩上——他一點都沒發覺。可是這時「土墩」卻在他腳底下哀求起來：「哎喲，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笑死人了！上校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偽裝得這麼好。於是他說：「現在我收回原先對姑娘們的評價。」但他還是很為我們擔憂，很長時間不習慣我們的存在……
那是我們第一天去「狩獵」（這是狙擊手們的行話），我的搭檔叫瑪莎·柯茲洛娃。我們偽裝完畢，就趴了下來：我觀察目標，瑪莎持槍準備。突然間瑪莎捅捅我：「開槍，開槍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國人嗎？」
我對她說：「我在觀測，你開槍吧！」
「等我們在這裡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說。
我還是固執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標：哪兒是乾草棚，哪兒是白樺樹……」
「你是在學校裡解方程式吧？我在這裡可不會解難題，我是來射擊的！」
我看出，瑪莎已經對我發火了。
「那好，你就開槍吧，怎麼不開啊？」
我們就這樣拌起嘴來。這時，對面有個德國軍官正在給他手下的士兵們下命令。來了一輛馬車，士兵們在流水作業地卸著貨物。軍官站在那兒又說了幾句什麼，就消失了。而我們還在爭執。我發現那軍官又露面了，如果我們再錯過一次時機，就有可能放跑了他。於是當他第三次露面時——這是短暫的一瞬，因為他立刻會消失——我下決心要開槍了。主意一定，卻突然又閃出一個念頭：這是一個活人哪，雖然是敵人，可畢竟是個活人。於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麼發起抖來，而且渾身都打開了寒戰，產生一種恐懼感。就是現在有時在睡覺時這種感覺也會回來。在打過膠合板靶子以後，要朝活生生的人體開槍，還真不容易。我通過瞄準鏡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麼近……而我內心很糾結，猶豫不決。最後我總算鎮定下來，扣動了扳機……只見那個德國軍官晃了兩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沒死我不知道。可是開槍之後我身上哆嗦得更厲害了，心裡害怕極了：我真的殺死了一個人？！必須習慣於這個想法。是的，簡單說，就是驚心動魄！
永生難忘……
我們回到營地後，女兵排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我的行為。團小組長克拉瓦·伊萬諾娃對我說：「不能憐憫他們，應該憎恨他們……」她的父親就是被法西斯殺死的。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堆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別唱了，姑娘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壞蛋，到那時再唱吧。」
我們並沒有很快適應，真不容易習慣。去仇恨並且去殺人，這確實不是女人應該干的活兒，不是我們的事……所以必須不斷勸說自己、說服自己……
——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
（當時叫伊萬努希金娜，上等兵，狙擊手）
幾天後，瑪麗亞·伊萬諾夫娜打電話給我，約我到她前線的戰友克拉芙季婭·格利戈裡耶夫娜·科羅辛娜家裡去做客。於是，我又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極了……
我們臥倒後，我開始觀測。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兵從戰壕裡站了起來，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結果您知道怎樣？我一個勁兒地哆嗦，渾身發抖，都能聽到自己的骨頭咯咯作響。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可是在這裡，我是怎麼把一個活人給打死了？我，殺死了某個與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對他一無所知，卻把他打死了。
但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已經反攻了。一次，我們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到達那裡時，道路旁邊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築，已經辨認不清了。它剛剛遭到大火焚燒，火苗漸熄，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麼就過去了。在焦炭裡我們發現了人骨，還有燒光了琺琅質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們的傷員或者俘虜在這兒被燒死了。從那兒以後，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於衷了，彷彿看到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髮全白了。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髮的小老太太。我負過重傷，腦袋也震傷了，一隻耳朵聽力很差。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準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呀。」我哥哥已在前線陣亡了。
媽媽痛哭著說：
「無論生兒還是生女，如今全一個樣。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叫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火車。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為是你！後來我也一直為那姑娘禱告。」
我老家在車裡亞賓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種金屬採礦場。不知為啥總是在夜裡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藥一響，我總是剎那間就從床上跳起來，頭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隨便跑到哪兒去都行。這時媽媽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裡，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已經回家了。」我好幾次從床上一個跟頭栽下來，去抓外套……媽媽的聲音讓我恢復意識：「我是你的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嚇著我……
屋子裡暖融融的，可是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裹著一條厚羊毛毯，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她繼續給我講：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麼特別時間去想事情。心裡的感覺，真是冷暖自知……
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個德國軍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陣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腦殼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他說，普通射手是不可能專打腦袋的，那麼準確。「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麼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損失十來個人。」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能指給您看了，那是個年輕的女狙擊手，已經犧牲了。」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由於紅圍巾在雪地裡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偽裝。當這個德國軍官聽到這一切都是一個姑娘幹出來的時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說不出話來……他似乎是一個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有和女人打過仗。你們都是一些美女……我們的宣傳總是說在紅軍裡面是沒有女兵參戰的，都是陰陽兩性人……」他看來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
我們都是兩人一組，從早到晚埋伏在戰位上一動不動，眼睛酸痛流淚，手臂發麻，就連身子也由於緊張而失去知覺，真是難受極了。春天尤其難熬，雪就在你身體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裡。你就好像是在游水，可又經常被凍在土地上。天剛破曉，我們就得出發，直到夜幕降臨才從前沿回來。我們通常臥在雪地裡或爬到樹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毀壞的房屋頂上，一連十二個鐘頭，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在那裡偽裝好，不讓敵人發現我們的觀測位置。我們會盡量靠近敵人選擇監視點，與德軍塹壕的距離只有七百至八百米，還經常只有五百來米。在清晨我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講話和笑聲。
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直到現在也想不通……
我們開始反攻了，推進十分迅速。但我們筋疲力盡，後勤保障又跟不上來，幾乎是彈盡糧絕，連炊事車都被炮彈炸了個稀爛。我們一連三天三夜光吃麵包干，大家舌頭都磨破了，簡直再也嚼不動那玩意兒了。我的搭檔被打死了，於是我又帶上一個新兵到前沿去。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在中間地帶有一匹小公馬。它真漂亮，尾巴特別柔軟……它悠然自得地溜躂著，好像周圍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也根本不存在戰爭。我們聽到德國人已經嚷了起來，原來他們也發現了它。我們的戰士也在吵個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鍋馬肉湯就好了……」
「這麼遠的距離，衝鋒鎗可打不著……」
大家看著我們：
「狙擊手過來了。現在就請她們打吧……快打呀，姑娘們！」
我想都來不及細想，習慣性地先瞄準後開槍。小馬腿一軟，橫倒下來，我似乎聽到它在細聲細氣地嘶鳴，也許是幻覺，但我感覺到了。
事後我才想：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麼漂亮可愛的小馬，而我卻把它殺了，要拿它來熬湯！可是當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在抽噎，回頭一看，是那個新兵女娃。
「你怎麼啦？」我問。
「我可憐那匹小馬……」她眼睛裡噙滿淚水。
「哦喲——喲，好一副軟心腸啊！可我們大家已餓了三天了。你可憐這匹馬，是因為你還沒有親手埋葬過自己的戰友。你去試試吧，一天全副武裝趕三十公里路，而且空著肚子，是啥滋味？首先是要趕走德國鬼子；其次，我們也得活下去。我們是會心軟的，但不是現在……你懂的，心軟是以後的事……」
說完話，我又轉過身看看那幫男兵，他們剛才還在慫恿我，大叫大喊地請求我開槍呢。而現在才過了幾分鐘啊，就誰都不再看我一眼了，好像從來就沒發現我似的，每個人都在埋頭干自己的事。他們在抽煙，在挖戰壕……也有人在磨著什麼東西……至於我怎麼樣，他們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號啕大哭！就好像我是個屠夫，我動刀殺生就那麼輕輕鬆鬆、隨隨便便！其實，我從小就喜歡各種小動物，上小學的時候，我們家的母牛病了，家裡人把它宰了。為這件事我還不停地哭了兩天。可是今天呢，我「叭」的一槍就殺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馬。可以說，那是我兩年多來見過的第一匹小馬……
晚飯送來了。炊事員對我說：「嘿，狙擊手真棒！……今天菜裡見葷啦……」他們把飯盒留下來就走了。但是我們這幾個姑娘坐在那兒，根本沒去碰一下飯盒。我明白是怎麼回事，噙著眼淚走出掩蔽部……姑娘們跟著我出來，異口同聲地安慰我。她們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飯盒，吃了起來……
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啊……我永遠忘不掉……
每天晚上，我們照例都要聊大天。聊些什麼？當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媽媽，聊已開赴前線的父親和兄弟。我們還暢談戰後要幹什麼工作，談我們會嫁給什麼樣的人，丈夫是否會愛我們，等等。我們連長故意逗我們說：
「哎喲，姑娘們！誰都覺得你們可愛。可是打完仗一準沒人敢娶你們。你們打槍打得那麼準，要是摔盤子準會摔中人家的腦門心，還不把丈夫的命給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戰爭中相識的，是一個團裡的戰友。他負過兩次槍傷、一次震傷，從頭至尾整個戰爭他都堅持下來了，後來在部隊幹了一輩子。對他根本不用解釋什麼是戰爭。我的脾氣他心裡完全有數。如果我可著大嗓門說話，他或者毫不在意，或者默不作聲。我也學會對他寬容。我們養大了兩個孩子，兒子和女兒，供他們讀完了大學。
再對您講些什麼呢？……嗯，我復員後到了莫斯科。從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車，步行有幾公里。現在那兒通了地鐵，可當時還是一片連一片的櫻桃園和窪谷。當時那兒有一道很寬的深溝，我得穿過去。等我好不容易趕到那兒時，天已經黑下來了。不用問，我不敢在夜裡過這條深溝。當時我站在溝邊上，不知怎麼辦才好：是返回去等第二天再說，還是鼓起勇氣穿過去？現在想起來，真是太好笑了：前線都過來了，什麼沒見過？死人啦，各種各樣的可怕景象啦。至今我還記得屍體的味道，和煙草氣味混合在一起……可是到頭來還是一個小姑娘的心態。想起我們從德國返回家園時，在途中的列車上，不知誰的旅行袋裡躥出一隻老鼠，一下子我們全車廂的姑娘們都亂了套，睡上鋪的人從高處倒栽下來，吱哇亂叫。跟我們同路的大尉驚訝地說：「你們個個都得過戰鬥勳章，居然還會怕耗子。」
算我走運，這時一輛運貨卡車開了過來。我想，這下有車可以搭了。
汽車剎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聲說。
「我正好也到狄雅柯夫村去。」車上的年輕小伙子打開車門。
我鑽進駕駛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車上，又上路了。他瞧著我的裝束和獎章，問道：「你打死過幾個德國人？」
我告訴他：「七十五個。」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連一個德國人都沒有見過吧？」
我突然認出了這小伙子是誰。
「柯爾卡·契紹夫？真的是你嗎？你還記不記得，我給你系過紅領巾？……」
戰前我在母校當過一個時期的少先隊輔導員。
「你是——瑪露茜卡？」
「是我呀……」
「真的嗎？」他停下了汽車。
「快送我回家吧，幹嗎在半路上停車？」我眼睛裡噙滿了淚水，我看到他也是這樣。多麼意外的相逢！
到了村裡，他提著我的箱子跑進我家，手舞足蹈地對我媽說：
「快，我給您把女兒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麼會忘記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先要學會穿便鞋走路，我們在前線穿了三年長筒靴。我們習慣於扎腰帶，筆挺地站著，而現在的衣服就像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著長裙和連衣裙，已經感到陌生，因為在前線老是穿長褲，晚上把長褲洗乾淨，然後壓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覺，我們把這叫作熨褲子。其實，褲子常常幹不透，就得穿上它到嚴寒中去，結果立刻凍出一層冰殼。怎麼學習穿裙子出門啊？雙腿都邁不動。別看我們回來穿上老百姓的裙子和便鞋，可是一見到軍官，還是不由自主地想舉手敬禮。我們吃慣了軍隊伙食，完全由國家供給吃喝，而回來後得自己到糧店去買麵包，按規定的定量去買。可是我們常常忘了付錢，幸好女售貨員熟悉我們，知道我們是怎麼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們。我們也就不付鈔票，拿起東西就走。過後我們很難為情，第二天趕緊去賠禮道歉，再買上另外一些東西，付清全部錢款。我們需要重新學習所有日常生活，要找回平民生活的記憶，要正常過日子！去和誰學啊？跑去找鄰里街坊，去問媽媽……
您聽我說，我還想到這樣的問題。戰爭打了幾年？四年。這麼久啊……什麼鳥兒啦、花兒啦，我全不記得了。其實，它們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我確實想不起它們來。事情就是這般奇怪，是吧？……為啥要有彩色的戰爭電影啊？戰場上一切都是黑色的。要說有另一種顏色，那就是血色，只有鮮血是紅色的……
我們在不太久之前，七八年前吧，剛剛找到戰友瑪申卡·阿爾希莫娃。一位炮兵連長負了傷，她爬過去救他，一顆炮彈在她前頭爆炸開，連長死了，她幸好還沒來得及靠上去，但兩條腿卻被彈片削掉了，真是受盡折磨，我們全力為她包紮，竭盡所能地救她。等我們用擔架把她送到衛生營時，她卻向我們哀求說：「姑娘們，朝我開一槍吧……我不想這樣活下去……」她就這樣哀求我們……苦苦哀求……她被送往後方醫院後，我們又繼續前進、反攻。等我們回來找她時，她已經音訊全無了。我們誰都不知道她在哪裡，情況如何。許多年過去了……無論往哪兒寫信詢問，都沒有回音。後來還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學幫助了我們。男孩女孩們根據線索查找，在遙遠的阿爾泰的一個殘疾人療養院裡找到了她，當時已經是戰後三十年了。這些年她住過許多殘疾院，漂泊過多家醫院，做過幾十次手術。她躲避所有人，連親生母親都瞞著，不讓她知道女兒還活著……我們接她出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大家都哭成一片。我們後來又安排她與母親見了面……這是她們母女三十多年後的重新相逢啊。媽媽差點就瘋了：「多麼幸運啊，我的心臟早前差點沒痛碎了。有福啊！」瑪申卡反覆嘮叨說：「現在我不怕見人了，我已經老了。」是啊……簡單說吧，這也是一場戰爭……
我記得我在夜裡坐在掩體中，徹夜不眠，外面炮聲隆隆，是我們的炮兵在射擊……勝利在望，沒人願意死……我曾經宣過誓，軍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將會獻出自己的生命，可是現在真的不想去死了。從戰場上，就算你能活著回來，靈魂也是受傷的。現在我常常在想：傷了胳膊或傷了腿腳都沒關係，哪怕整個身子都受了傷也無所謂。但傷了心靈，那就傷害大了。我們離家從軍時，還十分年輕幼稚，都是些小毛丫頭。我是在戰火中長大成人的。媽媽在家裡給我量過身高……我在戰爭中長高了十公分……
——克拉芙季婭·格利戈裡耶夫娜·科羅辛娜
（上士，狙擊手）
採訪後告別，她笨拙地向我伸出滾燙的雙手，擁抱了我，又說了聲：「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