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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我能說「我懷疑」

我當了一輩子軍人,非軍人生活只是從小說裡知道一二。真正軍人的心理與眾不同,對於他來說,戰爭是正義或非正義的,這無關緊要。派我到哪兒去打仗,哪兒進行的就是正義戰爭,就是非打不可的戰爭。這次派我去打仗時,也說這場戰爭是正義的,我們也這樣認為。我本人也站在士兵中間,對他們宣講保衛我國南方邊境的意義,我對他們加強思想教育,一周兩次政治學習。難道我能說「我懷疑」?部隊可不容忍自由思想。你已經被擺在隊伍裡了,從今以後,你的一切行動只能聽從命令。從早晨到晚上都是如此。

命令:「起床!」

大家起床。

命令:「排隊,準備做早操!向左轉,跑步走!」

做完了早操。

「解散,可以到樹林中稍息五分鐘。」

大家解散了。

命令:「排隊!」

……

我在兵營裡從未見過有誰掛過相片,掛誰的呢?……比方說,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33或者列夫·托爾斯泰的相片,我一次也沒有見過。掛的是尼古拉·加斯泰洛、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偉大的衛國戰爭的英雄們……

有一次,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中尉,在自己的房間掛了羅曼·羅蘭的相片(是從某本雜誌上剪下來的)。部隊首長進了屋:「這是什麼人?」

「上校同志,這是羅曼·羅蘭,法國作家。」

「馬上把這個法國人摘掉!難道我們本國的英雄還不夠用嗎?」

「上校同志……」

「向後轉,到倉庫去,帶著卡爾·馬克思像回來!」

「他可是德國人呀!」

「住口!禁閉兩晝夜!」

卡爾·馬克思與這有什麼關係?我對士兵們也說過:這架車床怎麼能使用?這是外國製造的。這輛外國牌子的汽車怎麼能開?它在咱們的道路上會散架的。世界上最好的產品都是我國製造的:我國的機床,我國的汽車,我國的人民。到了現在,我才開始考慮:為什麼日本機床就不能是最好的?為什麼法國的卡普倫長襪就不能是最好的?為什麼中國台灣姑娘就不能是最好的?我已經五十歲了……

我做了一個夢,我殺了一個人,那個人跪著,手腳著地。他沒有抬頭,我看不見他的臉,他們長得都一個模樣……我心安理得地朝他開了一槍,我看見了他的血,我喊了一聲,我醒來時想起了夢裡的事……

這兒已經有人寫文章談論政治錯誤,說這場戰爭是「勃列日涅夫的冒險行動」,是「罪行」。可是我們當時不能不作戰,不能不去死,也不能不殺人。這兒寫文章,那邊死人。請你們不要評論,你們評論不了!我們保衛了什麼?革命?不,我已經不這麼想了,我心裡已經開始另有想法了。但,我硬是說服自己,我們是在保衛自己的軍事城鎮,保衛我國人民。

稻田在燃燒,稻田是用曳光彈燒起來的。稻田滋滋作響,火蔓延得很快,炎熱也助長了戰火……農民奔來奔去,從田里搶救燒焦了的稻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阿富汗孩子哭,孩子們又瘦又小,猜不出他們有幾歲。他們穿著肥大的褲子,下邊露著兩隻小腳丫。

我總有一種感覺,好像有人想把我打死……鉛彈沒有頭腦……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能習慣這種現象……那邊的西瓜、香瓜足有板凳那麼大,用刺刀一捅就碎。死很簡單,殺人則要難得多……誰也不談死人的事……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那是一種遊戲規則……收拾行裝,準備出擊,背包底下留一封寫給妻子的信——告別的信。我寫道:「把我的手槍鑽個孔,留給兒子。」

戰鬥打響了,錄音機還在叫,忘記把它關掉,是弗拉基米爾·維索茨基的聲音:

在黃色的炎熱的非洲,

在它的中心地帶,

突然超出工作的安排,

發生了不幸的意外。

「看來要發大水!」

大象說沒有弄清青紅皂白。

總之是這麼一件事,

有個長頸鹿在向羚羊求愛。

「杜什曼」也聽維索茨基的歌……夜間,我們埋伏在地,聽他們那邊在唱:

請脫帽,請脫帽!

我的朋友去了馬加丹,

他是自願去的,自願去的,

沒有押解,不是囚犯。

他們在山裡看我國的影片……關於科托夫斯基,關於科夫帕克……房間裡有一台電視機、一台錄音機……他們向我們學習,以便跟我們作戰……

我從我們那些被打死的娃娃兵的衣袋裡掏出一些信件……照片……契爾尼戈夫的塔尼婭……普斯科夫的馬申卡……這些都是在省城照相館拍的,樣式相同……相片下邊是一些幼稚的題詞:「我像夜鶯盼望夏天,盼望你的回信」,「飛吧,帶著我的問候飛去,再帶著你的回信飛來!」這些相片像一摞紙牌擺在我的辦公桌上……一張張漂亮的俄羅斯姑娘的面孔……

我回不到那個世界了……我做過努力,但毫無結果……我的血壓高了,缺少工作壓力……血中的腎上腺素在鬧騰,缺乏尖銳的刺激,對生活的藐視……醫生診斷說:血管狹窄……我需要一種節奏,一種能使我廝殺打架的節奏……我現在也想到那邊去,但不知到了那邊我會有什麼感覺……大道上扔著一些被摧毀,被燒壞的軍車、坦克、裝甲輸送車……難道我們在那邊只能留下這些玩意兒?

我去了公墓……我想圍著「阿富汗人」的墳轉一圈……我遇到某人的母親……

「你走開吧,指揮官。你已經有了白髮,你還活著,可是我的好兒子躺在這裡……我的好兒子還沒有刮過一次鬍鬚……」

不久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去世了,他曾在埃塞俄比亞打過仗。在那炎熱的地方,他換了一個腎,他所知道的一切與他一起消失了。另外一位同志講他怎樣去了越南……我也見過去安哥拉、埃及的人,見過1956年到過匈牙利、1978年到過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我們在一起交談,在別墅院裡一起種小蘿蔔,釣魚……我現在是領取養老金的人……我在喀布爾軍醫院割掉了一個肺……赫梅裡尼茨基郊區有個軍醫院,那裡住著被家人拒絕接受的人,也有自己不願意回家的人……有個小伙子從那個軍醫院給我寫信說:「我沒有胳膊沒有腿,早晨醒來,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是人還是動物?有時真想『喵喵』叫兩聲或者『汪汪』狂吠一陣,但我咬緊了牙關……」

我需要一種節奏,一種能夠讓我廝殺打架的節奏。可是我不知道,我該和誰打架。我已經不能站在自己的娃娃兵當中宣傳「我們是最優秀的,我們是最正義的」了。但我堅持認為,我們曾經想當那樣的人,可惜沒有當成,為什麼?

——一位少校營長